第二节
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特征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
对数字经济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数字经济”一词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加拿大学者唐·塔普斯科特首次提出，他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承诺与危险》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1999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将数字经济划分为电子商务与信息技术产业两部分，指出信息技术作为助推器可以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实现经济变革。2012年，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所著的《利用大数据衡量数字经济》一书中，把数字经济视作包含数字技术、数字软硬件、数字中间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所有经济效益。近年来有关数字经济的论述逐渐增多，数字经济的概念也在不断丰富，目前学术界及产业界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表述。
参考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关于数字经济的表述，我们对数字经济做出以下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为重要推动力的新经济形态。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由狭义的数字产业化转向广义的产业数字化，涉及的行业由传统的基础电信、电子信息制造、软件服务、互联网等信息产业延伸至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其他非信息行业。
（二）数字经济的内涵
对于数字经济的内涵，本书主要从要素、载体、技术、边界4个角度进行阐述。
1.数据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依靠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依靠的关键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依靠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据。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蓬勃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得以实现，数据量呈爆发式增长，奠定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结构改善的坚实基础。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把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一并视为生产要素。数据资源逐渐成为企业和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战略资产，被视为“未来的新石油”。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能提升社会生产力，持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2.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依托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基础和保障。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活动的开展是以“铁公基”（铁路、公路和机场等）为代表的物理基础设施。现代信息网络为数据的存储与传输提供了必要条件，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加强了人、机、物的互联与融合，并提供了数据源和交互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的概念变得更广泛，既包括宽带、无线网络、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也包括对传统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例如电网、公路、铁路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等。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由5G、人工智能、区块链、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依托。
3.数字技术的创新与融合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
5G、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增强/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持续突破，并从单点创新向交叉创新转变，促进形成多技术群相互支撑、齐头并进的链式创新，不断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应用，为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支撑。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率也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产业的创新发展，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拓宽了数字经济的领域。
4.数字化推动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边界日益模糊
随着数字化进程推进，泛互联网生态逐渐发展到数字生态，与实体产业、现实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世界不再仅是物理世界的虚拟映像，而是真正进化为人类社会活动的新天地，成为新的生存空间。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快速融合，改变了人类和物理世界的交互方式，更强调人机互动，强调机器和人类的有机协作，也使得现实物理世界的发展方向向数字世界靠近。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同人类社会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制造和服务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为利用现代科技实现更加高效和环境友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
（三）数字经济的特征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在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生产模式、发展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四大转变：
（1）组织方式：从传统的线下经营生产转变为线上线下相融合经营生产；从传统的基于产业链的分工与集聚模式转变为基于互联网全球资源与服务协同模式。
（2）生产要素：数据资源正在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一同融入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
（3）生产模式：产品生产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自动化生产将转向智能化生产；二是标准化生产将转向个性化生产；三是集中化工厂生产将转向分布式生产。
（4）发展方式：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方式都是线性、递进式的发展，并且受限于生产工具、技术水平等因素。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网络连接数量、数据要素、渠道裂变、传播裂变、生态扩张等方面，都呈现出数量级的增长。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工业经济的独有特征，具体如下：
（1）万物互联化：人、机器、数据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形成“万物互联”。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物流、车流等在经济的各个层面形成网状结构。单向、封闭的经济状态向开放、自由、共享的互联互通状态发展。
（2）知识智能化：人工智能正引导链式突破，推动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网络、信息、数据、知识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深刻改变了生产要素结构。与传统经济相比，知识、数据等要素的价值创造占比持续增加，经济形态呈现出智能型、知识型的特征。
（3）资产数字化：国际社会把数字经济作为开辟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人类拥有的资产形态正在发生改变，数字货币、数据资产等数字形态的资产登上“舞台”，无形资产与货币兑换的路径被打通。资产价值开始与人们可占据或可支配信息、知识和智力的数量和能力相关联。
（4）利益普惠化：互联网革命使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人类的协作活动进一步打破了空间的界限和羁绊，让跨空间的大规模协同治理成为可能。在多方共建的基础上，参与经济活动的门槛逐渐降低，各行业将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分享产业成本降低、效率提升和终端用户体验升级带来的增量价值。
二、数字经济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数字经济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孕育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活动，并对传统经济进行了渗透补充和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不仅是对原有经济体系的补充和融合，更是从经济体系底层进行的深刻变革，重塑全球经济图景，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数字经济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数字经济在生产资料层面实现包括生产要素、产品、服务形态的数字化；在生产力层面推动劳动工具数字化、劳动对象服务化、劳动机会大众化；在生产关系层面促进资源共享化、组织平台化等。将带动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再造、经济结构的重组和生活方式的巨变。
数字经济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量。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以数字化丰富要素供给、以网络化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以智能化提升产出效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有助于加快培育增长新动能，催生了极具活力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
数字经济能提升社会经济效率。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减少了数字经济活动中信息和价值流动的障碍，有助于实现数字资源的共创、共治和共享，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数字经济是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共赢的重大机遇。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许多国家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期待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中继续保持竞争优势，更有效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在全球范围内，跨越发展的新路径正在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和经济格局正在孕育，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显现。发展数字经济已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为促进加深各国务实合作，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大机遇。
三、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
我国数字经济早期发展得益于先天优势的人口红利，网民数量的高速增长为互联网行业的崛起提供了天然的优质土壤。2012年以后，网民数量增速趋于平缓，移动端时代的到来，促使我国数字经济进入成熟发展期。总体而言，我国数字经济的主要商业模式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演变，从信息传播到电子商务，从网络服务到智能决策，新模式和新企业不断涌现，商业模式重心向用户端倾斜，技术成为行业核心的驱动力，但争夺流量和积累用户规模仍然是商业模式成功的关键要素。
1.数字经济初步形成
我国数字经济于1994年至2002年初步形成。
我国互联网行业龙头企业的创立。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进入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行业崛起为显著特征，伴随互联网用户数量的高速增长，一大批业内的先锋企业相继成立。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先后被创立；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子商务网站进入初创阶段；百度、腾讯等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得到空前发展。这一阶段，我国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仍较为单一，业态以新闻门户、邮箱业务、搜索引擎为主，增值服务以信息传播和获取为中心。
初创企业因创新不足陷入低迷。我国的初创企业效仿国外成功商业模式的现象极为普遍，技术创新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流量争夺和用户积累仍是竞争的核心内容。2000年前后，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NASDAQ）股市[2]崩盘，国内互联网产业受到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经历了2～3年的低迷阶段。其间，网易在纳斯达克股市的每股股价曾连续9个月跌破1美元，导致2002年被停牌[3]。
2.数字经济高速发展
经历短暂的低迷阶段后，我国数字经济于2003年至2012年间步入高速增长期。
电子商务助推数字经济发展。随着互联网用户数量持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趋势，以网络零售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带动数字经济由初步形成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3年上半年，阿里巴巴推出个人电子商务网站“淘宝网”，以成功的本土化商业模式迫使易贝网（eBay）退出中国市场，并在此后发展为全球最大的C2C电子商务平台；2003年下半年，阿里巴巴推出支付宝业务，进入第三方支付领域；2006年，阿里巴巴的网络零售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2012年，阿里巴巴的网络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大关，其间增速一直保持在50%以上。2007年，我国发布《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将电子商务服务业确定为国家重要的新兴产业。
新业态提高公民在数字经济中的参与度。新业态不断涌现，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使网民个体能够对社会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社交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ite, SNS）的普及，使人际联络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社交网络与社交关系间形成了紧密联系。2005年，“博客”的兴起成为互联网最具革命意义的变化之一，网民能以个人身份深度参与到互联网中。美国《时代》周刊曾评论，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2005年，腾讯的注册用户过亿，即时聊天工具成为网民的标配。2009年，以社交网站为基础的虚拟社区游戏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腾讯开心农场类游戏成为大众时尚；2009年，“微博”正式上线，这种单帖字数限制在140字符以内的微型博客，借助即时分享的强大优势迅速传播，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逐渐增加。2012年，我国网民数量增速下降至9.92%，结束了近十年10%以上的增长态势，互联网行业依靠网民数量高速增长形成的发展和盈利模式面临挑战。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发布的报告，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手机网民数量达到4.2亿人，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首次超过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的网民，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3.数字经济发展成熟
自手机网民数量规模化以来，互联网行业迎来移动端时代，我国数字经济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2013年至2020年，数字经济迈入发展成熟期。以信息互通为基础，智能手机全面连接起人们的线上和线下生活，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双向影响。
在成熟阶段，数字经济业态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传统行业互联网化。以网络零售为基础，生活服务的各个方面逐渐向线上转移，“滴滴打车”“饿了么”“美团外卖”等业务兴起，洗衣、家政等服务也能够通过互联网预约解决。然而，互联网化不是传统行业转型的必然，在经历短暂发展后，以互联网医疗为代表的一批互联网化行业进入“幻灭期”。二是基于互联网的模式创新不断涌现。共享出行业态突破了原有共享单车的“有桩”模式，通过以模式创新为核心的方式，为我国数字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网络直播模式的崛起也具有一定代表性，自淘宝直播上线后，网络直播模式与网购、海淘进一步融合，使直播经济真正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变现模式。
腾讯研究院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数字白皮书》指出，“数字经济”中的“数字”根据数字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数字转型。其中，数字转型是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指数字化不仅能扩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整个社会的转型发展。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在各行业所处的阶段不尽相同，工业4.0、新零售等趋势仍在发展，在线视频、网络营销、网络购物等已经步入成熟期。互联网行业成为数字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二）我国数字经济政策不断完善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电子商务系列政策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和行动，着力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数字经济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数字经济的基础是大数据的发展。我国的大数据研究从2012年开始启动，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为首的互联网企业及传统运营商企业纷纷开始启动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研究。2014年，我国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大数据”的概念，提出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国家，引领未来产业发展。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这是我国首次提出推行国家大数据战略。大数据作为重要战略资产的意义，已经被国家和企业所广泛认识、发掘，国家大数据战略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十四大战略之一，也已经被写进国家发展规划之中，在数字经济领域，大数据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互联网+”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互联网+”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指的是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通过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务体系、重构商业模式等途径，完成经济转型和升级。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签批《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旨在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发展，带动现代制造业的升级改造，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ITFIN）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2020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早期国家数字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一是信息化建设。早期阶段，互联网进入我国之初，国家数字经济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包括对移动通信网络、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软件产业等信息化基础设施、服务和行业的构建和扶持。二是鼓励电子商务发展。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信息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国家在信息资源共享和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均做出重要规划，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发布，标志着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经济发展逐步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一是各部委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指导意见。以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为重要开端，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数字经济相关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同时各部委密集出台了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提出数字经济的含义。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我国将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通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设信息经济示范区等，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这是继我国提出“互联网+”行动方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对数字经济发展发表重要论述。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共识、原则和关键领域，并在该倡议中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三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数字经济发展政策。201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36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6年11月，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新增了数字创意产业。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了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等一系列举措。数字经济政策相继提出，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在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的高度关注，同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部分重点省市出台数字经济配套政策。一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出台数字经济相关发展规划，加强数字经济的战略引导。2018年4月，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了《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征求意见稿），要求构建数据驱动发展新方式，增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级，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新体系，探索制造业数字化新路径，激发服务业数字化新活力，培育数字经济融合新动能，打造政府数字治理新模式，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2019年2月，山东省政府发布《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年）》，规划中提出夯实数字山东基础新支撑，培植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打造政府数字治理新模式，实施重点突破行动等举措，旨在全面提升数字经济时代山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力争在融入和服务数字中国战略中走在前列。2020年9月，北京市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1+3”政策，加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发布《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北京市关于打造数字贸易试验区的实施方案》《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工作实施方案》，北京市从打造数字贸易试验区、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试点、设立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3个方面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和突破口。二是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打造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标杆。2019年10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会召开，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6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接受授牌，启动试验区建设工作。各试验区着力打造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标杆，做强做大数字经济，有力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的来说，我国数字经济政策在早期以信息化建设和鼓励电子商务发展为主，自2015年起“互联网+”相关政策呈现爆发式增长，2017年“数字经济”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为关键节点，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均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旨在促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中率先建立数字经济规则。就政策内容而言，以产业规划和指导意见为主，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
（三）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背景下，我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增长，各领域数字经济稳步推进，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大、增速快，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突出。在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上，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2005年的2.6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数字经济体量位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年提升，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05—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4.2%提升至36.2%。在数字经济发展增速上，我国数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我国数字经济增长全球领先。数字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提升，从2014年至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始终保持50%以上的贡献率，2019年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7%，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数字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2019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较为稳健的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内部结构持续优化。从规模上看，2019年，我国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达7.1万亿元，同比增长11.1%。从结构上看，我国数字产业结构持续软化，软件业和互联网行业占比持续小幅度提升。数字产业化代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最新成果，伴随着技术的创新突破，新理论、新硬件、新软件、新算法层出不穷，软件定义、数据驱动的新型数字产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即传统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数字化转型由单点应用向连续协同演进，数据集成、平台赋能成为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关键。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约为28.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9.0%。其中，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37.8%、19.5%和8.2%。产业数字化加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产业数字化推动实体经济发生深刻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广泛深度融合，开放式创新体系不断普及，智能化新生产方式加快到来，平台化产业新生态迅速崛起，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方兴未艾，产业转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迎来增长全新动能。
我国数字消费持续增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7.10亿，占整体网民人数的78.6%，较2018年12月增长16.4%。2019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0.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5%，中国连续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到8.52万亿元，同比增长19.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20.7%。
我国网络消费助力扩大内需。一是新电商模式创新发展，释放潜在内需消费。截至2020年3月，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2.65亿人次，占直播用户的47.3%。电商通过直播介绍商品、实时互动激活用户感性消费，提升顾客的购买转化率。二是网络零售加速渗透下沉市场，不断激活农村消费。截至2020年3月，三线及以下城市的网购用户占该地区网民比例较2018年12月提升了3.9%。农村网购用户规模达1.71亿人次，占我国网购用户的24.1%。三是在线生活服务市场保持快速增长，持续推动服务消费。移动支付带动在线餐饮、在线旅游、在线家政等网络服务蓬勃发展。
数字贸易不断转型升级。2019年，通过中国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的总额为1862.1亿元，与2018年相比增长38.3%，政策和出口模式不断优化带动跨境电商出口的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范围进一步扩大，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发展土壤，跨境出口政策、模式不断完善，降低跨境出口运营成本。
数字企业领跑全球。中国和美国拥有的数字平台企业占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截至2019年12月，我国境内外互联网上市企业总数为135家，较2018年增长12.5%；网信独角兽企业187家，较2018年增加74家。平台经济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持续赋能。需求端平台企业推动商业模式创新、赋能商家和品牌发展、消费数字化；供给端平台通过数据驱动优化商品供给、提升供应链数字化水平等方式，为推动商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生产制造效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