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时间胶囊

遗址不是像片，而是电影胶片。

当我第一次看到古遗址时，我的内心没有任何准备。那是1999年的一个下午，我搭乘航班前往开罗。可能是运气使然，也可能是上天的安排，我坐在机舱左侧。当飞机低空飞过吉萨金字塔时，我望向窗外，一时间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曾梦想的一切，以风化的淡黄色石灰石的形态呈现在我的眼前。沐浴在阳光下，这些有着4 500年历史的遗迹向我发出了邀请——对我余生的邀请。即便是在今天，我已经参观过吉萨金字塔很多次，每到现场，我还是会感受到全身心的震撼。作为一名埃及古物学家，我了解古埃及人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和因何种原因为第四王朝的伟大国王建造陵墓的，而整个工程算下来，估计动用劳工多达2万人。但熟知详情，也丝毫不减我的惊讶之情。

我那次去埃及出差，是为参加当地的发掘工作，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这类项目。在发掘开始前的两周，我独自一人在埃及各地旅行。（我想问一问20岁的自己：“你到底在想什么？”）这是一次大冒险，其间也有许多奇妙的偶遇。比如，在阿斯旺的菲莱，我遇到了一群来自中国台湾的老年游客，并在他们的邀请下，参加了为期4天的尼罗河豪华游轮之旅。整个行程中，旅游团领队只收了我200美元的费用，并告诉我，我将来可以当“考古大使”。而要说出力最多的一次经历，则是在一家以装饰艺术和经典艺术混搭为主题的迪斯科舞厅，教几位老奶奶跳赛前舞。

尽管考古有着超乎寻常的魅力，但我的工作经常会让我远离那些迷人的高光时刻。在任何一个旁观者看来，校园附近的现代足球场之下，可能不会藏有值得登上全球新闻头条的考古发现，但我就是在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地方发掘古老的答案的。虽然它们不像吉萨金字塔那样耀眼，亦未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但职责所系，我要通过文字或模型来重建这被时间摧毁的一切。

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也不存在典型的古遗址，而且各地遗址的保存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吉萨金字塔以南仅20千米处，你可以看到高耸的错落有致的泥砖筑“丘陵”。这是一些内部已经坍塌的金字塔，它们的建造时间比吉萨金字塔更晚，却更早地屈服于人为的劫掠和时间的摧残。同样，考古遗址的规模也不尽相同，从占地面积庞大的聚落到沙漠中极小的营地，不一而足。

让我们先微调一下遗址的定义。穿行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丛林中，尤其是在靠近湖泊或溪流的地方，你可能会发现成堆的箭头或其他石制工具。这些集聚地都可被称为遗址。1在美国西南部的沙漠地带，情况亦是如此。你可能会碰到占地面积更大的未测绘遗迹，比如建筑物乃至村庄的遗迹，但更多的是小堆的陶器、石器或小型营地的遗迹。

遗址不是像片，而是电影胶片

从遗址的种种暗示来看，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消亡的前景是显而易见的。在英语中，我们称遗址为“ruin”，与其说这个单词暗示着摧毁、毁灭，带有消极意义，不如说它指那种正常的或不可避免的消亡。另一方面，在阿拉伯语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单词是“athar”，大致可以理解为“考古学”。但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来看，更准确的义项是“遗迹”，即古代事物遗留下来的痕迹，它暗示着一种隐秘的结束。当你说“Ana doctora athar farony”（“我是古埃及考古学博士”）时，人们会知道你的职业是埃及古物学家。因此，考古学家可以说是职业的“遗迹学专家”，专门处理有待拼接完整的陶器碎片、护身符碎片和象形文字文本的随机片段等。

位于古代东西方分界线边缘的巴尔米拉，是叙利亚的一座多元文化重镇。围绕“遗址”一词的不同解读，这座城市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现代论战。2015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1]）炸毁了巴尔米拉的贝尔神庙，包括成排的优美圆柱。“伊斯兰国”不仅在建于古罗马时期的保存完好的竞技场处决受害者，还将受害者的尸体置于遗址中展示，将这一原本用于举办音乐会和游客野营的场所变成了梦魇之地，而受害者中就包括巴尔米拉古城研究专家、考古学界泰斗哈立德·阿萨德博士。2

在是否利用档案像片重建神庙的问题上，考古学界展开了激烈辩论。有人认为，在原址重建神庙，使之重现往日壮丽风采是合适的。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巴尔米拉经历了各种不同文化的洗礼，并在女王芝诺比娅统治时期达到鼎盛。公元272年，芝诺比娅统治结束。公元273年，罗马皇帝奥勒良的军队将巴尔米拉洗劫一空。到了1400年，这座城市又遭到了帖木儿帝国军队的洗劫，然后一步步衰败，并沦落为小镇。3

我们今天看到的巴尔米拉，是层层叠加的毁灭物的复合体，同时也是全球权力斗争和不断变化的政治联盟的遗存，其中当然也包括“伊斯兰国”的占领。有人认为，重建贝尔神庙，反而抹杀了“伊斯兰国”的暴行，所以应该保留遗迹，以让我们永久铭记这一残暴时刻。

遗址并不是静态的。它们像是穿越时空的电影胶片，兴建与破坏交替，有时还并行。我们会尽力捕捉这些看起来颇为模糊的影像，进而在脑海中形成关于这些遗址的想象，无论这些遗址是完好的还是残缺的。当我们首次置身于遗址之中时，这些想象就会被激发出来。在同一时间，我们既面对过去，也面对现在。

单帧投射

抓拍特定时刻甚或特定时期的影像是很难的，原因之一就是世界上罕有保存完好的古城，而其中最知名的例子，当数被火山灰掩埋的庞贝古城。在庞贝古城，当看到游客惊讶于妓院附近的生殖器浮雕时，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会会心一笑。4尽管时间相隔2 000年，但面对浮雕，古罗马的庞贝人和瞪大眼睛的现代人的反应是一样的。

但即便是在保存完好的庞贝，你也会发现它缺了些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缺了人——缺了很多人。

古遗址是不折不扣的“鬼城”。如果有个来自古代的人碰巧出现在那里……你还是快逃吧。就生活在数千年之前的社群而言，重现他们的动机和愿望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没了人的存在，遗址就会变成纪念场所，而不再是活动场所。他们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的背景，隐藏在所有的物件之中。所以，我们通过深入了解物件的用法、用途，去了解它们背后的人。在仔细搜集证据之后，我们研究这些证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和洞见。

有人认为，遗址中包含着先前居民的“回声”。暂且抛开信仰不谈，我们来看看代尔麦地那——埃及新王国时代的一个村庄，早前在帝王谷修筑陵墓的工人就住在这里。5透过存留至今的1米多高的灰泥墙，你还可以看出这个村庄的大致轮廓。置身其中，你会禁不住想，在3 500年前，这些两层住房中发生过什么。由于附近肥沃的尼罗河洪泛区并不在你的视野之内，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神秘的圣地，而居住于此的杰出匠师的作品，已然激起了时下的考古热潮。

死人也会“说话”

如果足够仔细地观察和研究陶器上的指纹、石头上的凿痕，以及早前供人们使用的各种精美物件的方方面面，那么考古学家还是可以找出古人的生活迹象的。

要寻找古人实实在在的遗存，墓地自然是最佳选择。一般来说，墓地会设在一个远离人们生活空间的特定区域；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也会建在宗教圣地附近，比如紧挨教堂的墓区等。

通过人体遗骸来了解一个真实的人并非易事：这是体质人类学家的专业工作。顺便说一句，体质人类学家还有一个颇为科幻的称呼——生物考古学家。骨骼中包含着关于人类的丰富数据。如果出土的遗骸足够多且保存完好，那么专业人员通常就能够确定这个人的性别、身高、营养状况和大致年龄，有时候也能确定其所罹患的疾病——这可能就是其死因。即便是牙齿也有故事可讲。旧石器时代饮食法的拥趸可能并不热衷于旧石器时代的牙科方案，其中就包括用燧石工具来治疗蛀牙。6

此外，通过研究出土的骨骼的整体健康状况、墓葬环境以及各种随葬品，考古学家还可以推测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人持续一生的重复性动作会留下印记，人类学家可以据此揭示相关信息，比如他们生前的职业。在开罗东北部约两个小时车程的特比拉台形遗址7，我丈夫格雷戈里·芒福德带领的发掘团队，就碰巧遇到过一个通过考古证据赋予艺术生命的案例。

我们发掘了一处墓地，在出土的女性尸骨的左肩部位，可以看出发达的肌肉附着。这原本可能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件馆藏文物揭示了其中的原因。8这件木雕作品描绘的是一名年轻女子，她身着绚丽的缀有串珠饰品的裙装，左手扶着顶在头上的供品。在特比拉台形遗址出土的那具女性尸骸，显然生前也都以类似的方式头顶重物，因而左二头肌的肌肉附着异于常人，看起来更为强健。顺便说一句，在现代社会，埃及女性仍采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偶尔会发现，古人也会罹患一些我们通常以为现代人才会罹患的疾病。在对埃及博物馆的22具木乃伊进行分析之后，体质人类学家在超过半数的样品中发现了动脉粥样硬化的证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吃了太多的牛肉。9

通过收集整理同一时期各遗址中的死者数据，并找出模型，我们就可以获得与人口相关的洞见，进而推断该文化中某些事情的起因。或许是疾病席卷了整个社会，影响了特定的群体。或许是发生了饥荒，所有人都被饿死。如果出土的是大量身强体健的年轻男子的骨骼，则很有可能是因为当地发生了战争。

讽刺的是，死亡年龄可被用来推断整体人口的健康状况。体质人类学家会告诉你，从整体上看，墓葬中死者的年龄应呈现一个相对均衡的分布状态，而如果死者太年轻，那么很可能是当时发生了重大事件，导致大量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年纪轻轻就死去。

DNA研究等方法为我们了解过去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比如从我们祖先相互缠绕的双螺旋结构中拼凑出家庭关系。2018年发布的一项关于木乃伊的研究非常有趣，足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该研究涉及两具被认为是兄弟的木乃伊。他们分别叫赫纳姆-纳赫特和纳赫特-安赫，时间可追溯到约公元前1800年的埃及中王国时代。现保存于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的他们的石棺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人面像。10

利用DNA测序，研究人员发现这两具木乃伊都属于线粒体单倍型M1a1，也就是说他们是一母所生，但Y染色体的不同又表明他们有不同的生父。11对此，我有很多疑问。是因为哥哥的生父去世，母亲才改嫁的吗？作为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她面临什么样的艰难处境？我们无从得知，但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各种可能性，也会让我们更具同理心。

走近历史

再现过去需要“信念的飞跃”，也需要科学的合理运用。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看人们如何炼铜或制作木乃伊，但我们可以利用实验考古学再现过去的技术。12根据考古发现及其相关的燃料来源，我们可以重建熔炉或窑炉等遗迹，并重制日常工具，包括陶器和刀剑。13过去，人们是如何制作物件的？他们又为何制作这些物件？考古学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突破。当然，有些技术至今仍难以再现，比如古代珠宝的复杂镶嵌工艺。

我们来看库马尔·阿基列什和尚蒂·帕普的一项研究。在印度北部的阿提拉姆帕卡姆遗址，通过考察当地石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他们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在这处可以追溯到阿舍利文化时期——距今13万到176万年的遗址，他们发现了制作数千件石制工具的证据。他们通过模拟打制方法进一步了解古代的技术，而且该项研究也有助于他们理解古人在开采石材和制作石器过程中的种种决策。14

我的埃及古物学家同行甚至还利用自然死亡的动物来制作木乃伊。在一档电视节目中，他们还受邀制作真人木乃伊——死者生前表达了这一意愿。15在录制完这档节目的时候，他们或许会说“包裹”完毕，杀青！

考古学的另一个分支是民族考古学16，其着重研究当今文化与早前居住在同一地区的群体之间的关系。现代埃及三角洲的那些陶器作坊同古遗址中的陶器作坊存在明显不同之处，然而在去参观的时候，我发现陶工在陶轮前工作的样子，跟古埃及壁画中描绘的那些陶工并无二致。现代陶工会在陶土中加入麦秆或谷糠来增加其硬度以便烧制，就像古埃及人做的那样；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古代陶器碎片的边缘，你会看到明显的谷糠痕迹。17

认知考古学18的研究则更进一步，试图解构古人的行为和思想以及他们如何体验自己的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取洞见：一是研究他们的物质文化包括建筑，二是研究他们的语言以及给他们带来启发的景观。

有时候我们会通过偶然获得的书信去了解古人的思想。我们可以想象写信人奋笔疾书或在遣词造句上小心翼翼的样子。我最喜欢的古代信件之一来自埃及的奥克西林库斯遗址，时间可追溯到1 800～1 900年前。在这封信中，一个名叫西昂的小男孩宣泄自己的不满，因为父亲不带他去亚历山大港。他写道，他不会再跟父亲说话，还要绝食，除非父亲重新考虑带他去那个大城市。19你可以想象他生闷气、拒不吃饭以及稍后又偷偷溜进厨房的样子。现在的青少年不也会因不让他们插手大人的事而大发脾气吗？

应用与进展

要把研究领域从家庭关系扩展到遗址与周围景观的关系上，我们则需要更多的视角。各种空间影像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应的数据。虽然我们无法看到所有事物的原貌，但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足够的线索，并据此确定河流（包括运河）和湖泊的位置以及遗址可能的规模，进而进行合理的重建。卫星数据和航测数据只能提供相对有限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需要实地验证：我们可以用太空影像进行推测，但我们并不知道每个像素下面都隐藏着什么。

意想不到的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了新发现，而这也正说明我们掌握的信息何其少。2004年，阿卜杜拉·萨伊德带领的一支业余考古队在沙特阿拉伯西部的熔岩区发现了神秘遗迹。20然而，直到4年后，通过谷歌地球和必应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他才搞清楚这些“神秘之门”——一种新的考古遗址类型——的范围和规模。

萨伊德将卫星影像资料发送给西澳大学的戴维·肯尼迪，后者以在约旦开展一系列航空考古调查而闻名。根据收到的资料，肯尼迪找出了400处类似的遗迹，其中最长的可达1 600英尺[2]，年代则可追溯到7 000年前。这些集中分布的石结构可能是某个湿润时期的大规模景观设计，功能类似于引水系统或洪水管理系统。接下来，专家团队将组织田野调查活动，对这些遗迹做进一步研究。这个故事表明，今天看来不适宜居住和生存的地方同样有可能开启新的考古篇章，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一个让民间考古爱好者大惑不解的石结构。

这一考古发现讲述的是历史长河中普遍的人与景观互动的故事，但重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场景，是要有附加说明的。任何考古报告中都包含隐而不宣的字眼——“很久很久以前”。即便是重建自己过去一周的生活，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困难重重，而考古学家试图重建的是整个古代的生活，其难度可想而知。我们总是不断改进我们的叙事手法，将各种长篇故事改编成更适合发表或会议演示的内容。这是科学和虚构之间的一种平衡行为。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故事。它的灵感来自太空考古的一个意外发现，而地点正是特比拉台形遗址。故事讲的是2 000多年前的事，那时埃及法老时代已经进入尾声。

时间是公元前343年。焦虑不安的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乘船沿着尼罗河的一条支流向西南方向航行。他在历史课上可能学过，这里原本是沼泽地，栖息于浓稠沼泽中的鳄鱼群将异邦人阻挡在境外。此时，在两个芦苇岛之间，一个宽阔的入河口赫然出现，直通一座被称为“美丽之口”的城市，即当地语言中的罗尼费尔（Ro-nefer）。

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乘坐的指挥舰是一艘长达40米、载有200人的桨帆船，两翼是遂行作战任务的大规模舰队，舰上士兵对即将打响的战斗充满信心，亦想趁机洗劫全城。这座城是不会让他们失望的。早前派出的密探已经探明了它的财富情况：来自努比亚的黄金和香料、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及来自希腊群岛的高端红酒等。毕竟，这里是古埃及最北部的贸易港口。21

战舰绕过河里的一个弯道，只见芦苇滩对面矗立着密密麻麻的三层楼房。这是当地富商的住宅。还能隐约看到一座神庙屹立于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外墙高大坚固。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已经做了充分的战略部署，他知道只要攻破神庙外墙、摧毁神像，就可以征服这座城市的子民。在晨雾的掩护下，士兵轻轻划桨。这位国王此时可能面带微笑。不用一个上午，罗尼费尔就会陷落。

时至今日，特比拉台形遗址看起来就是一个褐色土墩，突兀地矗立在翠绿的稻田中。驱车来到遗址，你会看到几口厚重的石灰石棺椁，就摆放在一座由粉红色砖砌成的现已废弃的水处理厂附近，而这也是该处遗址表面唯一可见的古老遗迹。如今坐落在遗址周围的是一个名叫提尔的村庄，总人口约为1 000人。它与村民脚下的那个古代大都市可谓相去甚远。大约200年前，这还是一个长宽各约1 000米的土墩，而现在的面积只剩那时的1/10。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富含磷的土壤，即当地人所说的“塞巴赫”（sebakh），已经被村民当作肥料挖走了。

特比拉台形遗址的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初，起因是法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可追溯到约公元前600年的书记员坐像。2220世纪90年代末，我丈夫格雷戈里向埃及当时的最高文物委员会提交了一项关于在埃及独立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的计划，而在该委员会提及的备选遗址中，就包括特比拉台形遗址。23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没有人发表过有关该遗址的论文。

发掘“美丽之口”

根据在水处理厂附近发现的建筑物碎片，我们展开了初步调查，并确定了神庙的位置。该处理厂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修建的，旨在帮助解决当地饮用水不卫生的问题。类似的处理厂遍布埃及各地，而它们的存在，往往又会让台形遗址成为下一步开发的对象，比如就地建设学校。这种令人遗憾的选址，给城市考古研究带来了巨大损失。

在特比拉台形遗址，由于水处理厂的建设破坏了神庙建筑的地基，我们只能猜测它原来的样貌。我们调查该处遗址有两个目标，一是对遗址进行测绘，二是深入了解古城罗尼费尔以及生活在这座古城里的人。

从前，尼罗河的支流之一门德斯河——以该地区首府门德斯命名，位于门德斯西南约40千米处——流经这里，但从遗址表面上看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我们决定先对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取土层样本，以便了解它先前的规模以及古河道的位置。我们的地质考古学家（或者说地质专家）叫拉里·帕夫利什（Larry Pavlish），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蓄着胡子的、精力充沛的顽童。他负责取土层样本和磁力测定工作，以便掌握地下建筑物隐藏的泥砖筑地基的情况。

取土层样本就像是用苹果去核器去取多层蛋糕：将细长的螺旋钻钻到地下，这样一来，考古学家无须挖掘就可以看到地下土层样本。这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小切口手术”，操作简单，但非常有价值。磁力测定的技术含量略微高。利用便携式地磁仪扫描遗址表面，就可以看到地下城墙或其他遗迹的磁性差异，进而推断地下遗迹的大致形状。说到底，取土层样本和磁力测定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确定发掘位置。

等拉里绘制出土墩最高处的详细地图之后，我们便选择发掘的关键区域。

我们的团队就像是一个小联合国，成员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和埃及。我们住在遗址附近的曼苏拉市的马歇尔酒店。曼苏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以河畔步行道和出美女著称。酒店更是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炎炎烈日下工作一天之后，那里制作的芒果味的水牛奶冰激凌就成了我们最大的期待。我们每次穿着肮脏的考古工作服穿过酒店大堂时，都会让其他客人感到困惑；还有一次，我们运来了一台定制的附带古董厕纸架的户外用木制马桶，更令人瞠目结舌。

为避开白天的高温，我们会在凌晨4点半起床，然后到酒店大堂喝一杯速溶咖啡，再吃一些饼干，然后咒骂自己为什么当初选择考古工作。在这个时刻保持神志清醒简直要命，然而，对我们这些要在中东的炎炎夏日下连续工作几个月的人来说，这种咒骂是合乎社交礼节的。在埃及三角洲，我们的通勤用车是两辆20世纪60年代产的标致，其中一辆尾部还载有一个丙烷罐，固定在车外。早上6点，我们会开车到土墩的最高点，迎接穿过晨雾的第一缕粉红色阳光。当地的工作人员会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握手，他们显然比我们清醒得多。

那个夏天，我们努力破除了一个长期以来的神话：由于三角洲地区比上埃及地区的气候更为湿润，所以就遗址内有机物质的保存情况来看，前者差于后者。凡是埃及古物学家都知道，沙漠遗址的保存情况较好，因为那里气候太干燥，不会出现有机物质分解的情况。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在一个发掘区，我们往下挖了7米多深，发现一栋已有2 600年历史的三层住宅。该住宅被后来的埃及人用作陵墓。我们沿着两架高度均为4米的梯子，摇摇晃晃地爬到底部。在测绘住宅的土质部分时，其500年来先被用于居住后又被荒置的历史，就在我们的标绘纸上展开了。

此外，还有大发现！该遗址出土了来自希腊的陶器、来自埃及东部沙漠的红玉髓、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和来自努比亚的黄金，这些都表明这里曾是一个繁荣的国际港口。根据土层样本数据和景观重建，我们得知古代的特比拉一年之中有9个月周围环水。除此之外，它还毗邻曼宰莱湖。基于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成为古埃及国内外奢侈品进出口的重要集散地。

对后期埃及的一座港口重镇来说，如果当地没有富丽堂皇的神庙，没有享有特权的祭司阶层，那是很不正常的。顺便说一句，电视或考古报道很少提及后期埃及这一时期，但如果你正在寻找与现代城市相对应的、以国际化和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古代城市，那么这一时期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这一时期，艺术和科技蓬勃发展，铁器、骑兵和三桨座战船均有创新，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古埃及文字形式——通俗体。古埃及各地新建了无数神庙，其中就包括特比拉的神庙。

一些历史背景

简要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这一问题：在经历了新王国时代的对外扩张和第三中间期（公元前1069——前525年）[3]祭司阶层的崛起之后，来自埃及西方的利比亚人于公元前945年统治埃及。接下来是来自埃及南方的努比亚人建立的埃及第二十五王朝，时间从公元前760年到公元前656年。24约于公元前664年建立的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是我们所知的埃及法老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

第二十六王朝的首任统治者普萨美提克一世利用希腊雇佣兵赶走了亚述占领者，稳定了国家局势，并将首都迁到了埃及三角洲西部的塞易斯（亦译为“赛斯”），距特比拉台形遗址仅75千米。25

此后，古埃及国内一度保持稳定，第二十六王朝的统治者在地中海和非洲东部地区广结盟。26尽管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但在后期埃及，各地区势力纷纷登台，古埃及手中的筹码越来越少，直至最后用无可用。

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占领了埃及。公元前404年，埃及人将波斯势力赶下台，并在接下来的60年里，一直对抗盘踞在三角洲地区的波斯人，防止他们卷土重来。27

因此，特比拉的发展迎来了契机。公元前398年，埃及首都从塞易斯迁到了特比拉西南方的大城市门德斯。在门德斯成为首都之后的19年里，特比拉的影响力和财富水平可能都出现了大幅提升，商人们纷纷涌入这座城市，在动荡起伏的帝国之间交易各种货物。至古埃及再次迁都，即把首都从门德斯迁到三角洲中部地区之时，神庙必然已经积聚了巨额财富。之后，古埃及又经历了四个王朝的兴起与衰败，但在特比拉，当港口的货物堆积成山时，又有谁会在意呢？在大约2 400年前那个多雾的早晨，他们不曾想到会遭受外来军队的袭击。

特比拉的毁灭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阿尔塔薛西斯三世是一位“伟大的勇士”，他的确是执着和坚韧不拔的。他一次又一次地攻打古埃及：先是在公元前359年以军队统帅和王位继承人的身份出征，后继承王位，又以波斯国王的身份出征，而在此次出征之前，为巩固国内统治，80名最亲近的王室宗亲被清洗。28

公元前343年，由于古埃及一再拒绝投降，失去了耐心的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亲率30多万大军出征。在三角洲一带的尼罗河支流，他的军队与奈科坦尼布二世率领的海军展开决战。29作为古埃及本土最后一位统治者，战败的奈科坦尼布二世如丧家之犬，仓皇逃到孟斐斯，抛下特比拉等驻兵重镇和港口，任其自生自灭。

特比拉的居民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落得好下场。在2003年7月湿热的一天，我们团队根据40年前从太空拍摄的像片，发现了尘封已久的阿尔塔薛西斯三世获胜的遗迹。

这些像片来自美国为应对冷战而启动的一项秘密计划，即日冕计划（CORONA）。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该计划搜集了世界各国成千上万张影像，目的就是在大规模景观变化之前，及时记录当地的地形地貌。大规模景观变化的原因，包括大坝的建设、城市化、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幸运的是，对准北非和中东的摄影机记录下了现在已被破坏或不复存在的遗址。从考古学上讲，这些影像对我们了解古埃及为何衰败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日冕计划1972年拍摄的特比拉台形遗址影像进行分析研究之后，我发现遗址的中北部和中南部区域存在大规模的线形遗迹（见图1-1）。这会不会就是我们想要找的神庙围墙呢？30

通过磁力测定以及相关的发掘工作，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个城镇的布局31，但要从地面确定围墙的具体位置，并非易事。一般来说，遥感专家会获取航摄像片并进行地理参照（georeference）；换言之，就是将早前的像片同当前的卫星影像进行比对，然后在地图上标出每一个像素的x、y坐标。在地理参照过程中，你需要在航摄像片中找出至少6个可辨识的未发生变化的坐标点。对于那些年代久远、像素较低的非数字化影像，拉伸放大后，也可以与现代影像比对，亦能实现同样的地图标记效果。这种方法被称作“橡皮拉伸”（rubber sheeting）。顺便说一句，这个名称可不是我编造的。

不过，由于现代景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很难对那些年代久远的影像进行精确的地理参照。比如，我用的1972年的日冕计划影像，就缺少足够的比对点。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使用“橡皮拉伸”造成的影像失真。仅凭这些影像就想找到地面围墙的具体位置，显然是不可能的。

最初的磁力测定工作涵盖多个20米见方的单元，重点是寻找地下的泥砖结构。但测定数据并没有显示地下存在大规模的围墙结构。我们知道神庙的围墙有好几米厚，而且长度超过100米。在发掘季剩余的一个月里找出它的位置，突然间似乎成了一个重大挑战。

格雷戈里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刮掉遗址表层10厘米厚的粉土，以便让埋在下面的泥砖层的顶部露出来。但要把整处遗址刮掉一层，将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为此，他转变思路，按照卫星影像给出的围墙的大致位置，把整个土墩划分成多个10米见方的单元。然后，我们在每两个单元之间刮出一个小窗口（见图1-2）。这就像是在地砖间探索，看看底下有什么，而不是把整个平台上的地砖一一撬开。

每隔一段固定距离，被埋建筑物的轮廓就会显现出来。神庙的围墙应当呈现出致密的泥砖结构，且中间不存在断层。在找到一个符合该特征的区域后，我们便一直挖下去，最终挖到墙的两个边缘，彼此相距约8米。大规模的泥砖围墙就在这里，而且它跟日冕计划卫星影像观测到的围墙厚度是一致的。成功搞定！

历史长河中的围墙

我们继续向南挖了近100米，碰到一个90度的转弯，然后向西。在古代建筑的拐角处，往往会发现各种有趣的物件：地基沉积物和可确定年代的材料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深挖。

哪位团队成员被分派到哪个发掘单元，向来都是靠运气的。这一次，幸运之神降临到了我头上。我负责东南角一个2米见方的单元，开始挖掘表层的密实粉土。出人意料的是，在我往下挖了10厘米、20厘米甚至30厘米后，粉土的密实度或颜色仍未发生变化。其间也没有挖到任何物件。

就在我感叹运气不佳而准备放弃这个发掘单元时，我却突然挖到了一块几近破碎的奇特红砖。然后又挖到一块。紧接着又是一块。这些红砖并不是墙体的一部分，它们被堆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很陡的斜坡。随着越来越多遗迹的出现，我们发现这几十块红砖似乎是被人堆到角落，后又点火焚烧的。

在做完规划、测绘和拍照记录之后，我开始移除砖层。但突然出现的一道金光，让我立刻停下了手——在定居环境遗迹中，黄金的稀有程度堪称凤毛麟角。紧接着又发现了一个长约5厘米的青铜物件。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在筛挖出的泥土时，发现了更多金箔，它们粘在看起来像是木炭的东西上。之后，出土的物件越来越多：青铜、青金石、宝珠、红玉髓，以及筛出来的近四分之一三明治袋的金箔。这让我们团队困惑不已：在距离地面超过80厘米的地方，为什么会有火烧的痕迹，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宝物？

在特比拉台形遗址另一侧搭建的帐篷区内，考古绘图师、登记员沙基拉·克里斯托杜卢一边清理和绘制出土的物件，一边梳理这些物件所代表的意义。从尘封已久的泥土中，我们挖出了精美的青铜铸件-各式各样的王冠、编成辫子的假胡须和公羊角等。这些铸件都有榫头，便于将它们榫接在木雕上。

但这些铸件所榫接的并不是普通雕像，而是神像。只不过这些神像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了金箔和青铜铸件。特比拉的诸神已然葬身火海。黄金是诸神的肉身，而青铜物件则是其永恒权力的象征。这些神像与其说代表神祇，倒不如说是具象化的神祇。匠师用半宝石来装饰神像的眉毛和眼睛，从而赋予它们生命。祭司每天为它们清洁、涂油并装饰打扮，跟时下印度神庙里的诸神供奉仪式并无二致。

我们很难想象，罗尼费尔人在看到神像被摧毁时，心里会有什么感受。

当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和他的军队从河边码头上岸，蜂拥入城大开杀戒、大肆劫掠时，神庙的毁灭可以说是传递了一个可怕的信息。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锋利的铁质短刀，砍杀睡意未消的平民，随后撞开神庙巨大的双扇门。当值的祭司也许想过抵抗或躲藏，但围墙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来势汹汹的士兵沿着石砌路冲向神庙圣殿，荡平了至圣所，而神殿中的奥西里斯、阿蒙和其他神祇亦毫无还击之力。

在摧毁神像时，可能是那些士兵掠走了上面的半宝石，据为己有。在离开之前，他们又将诸神像付之一炬。也可能是他们爬上了墙头，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神像摧毁殆尽，然后又把碎片扔到了墙下，因为我们发现围墙的基槽就在这些碎片下面。在古代，这种朝地上摔碎神像的破坏活动时有发生。大火把泥砖烧成了红色，围墙坍塌之后掩埋了神像的碎片。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碎片在地下沉睡了2 000多年。

在波斯人占领埃及之后，那天在神庙乃至城镇中可能发生的种种事情就凭空消失了；大屠杀场景如同电影胶片中的一帧，过去的就过去了。神庙不仅是一个宗教中心，也是经济引擎和政治机器。此外，它还可能是一个显眼的攻击目标——若是跟卢克索的神庙相似，那么它的围墙会有10米乃至更高。在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夺取埃及控制权的过程中，埃及各地被摧毁的神庙还有很多，远不止这一座。

河流导致城市毁灭

古埃及人本应对来自水路的入侵做好充分准备，但他们太平日子过得太久了，总以为自己是安全的。

而这背后的原因，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那条河流的年度泛滥周期。在尼罗河上游数百英里处，季风降雨导致两条支流——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水位上涨，尼罗河河水随之泛滥。在每年夏季的几个月里，尼罗河肥沃的淤泥就会在原野上沉积下来。古埃及成了一个建在群岛之上的民族国家，全国各城镇的居民无一不在等待洪水退去。

平均来看，尼罗河每年可以给整个洪泛区带来1毫米厚的淤泥，当然，有的年份会多一些，有的年份会少一些。这样算下来，淤泥每1 000年就会增厚1米。32在古都孟斐斯附近，也就是靠近三角洲顶端的地方，尼罗河分成七条支流以及无数条运河，注入地中海。河流中未及沉积在洪泛区的淤泥会在入海口再次沉积，慢慢形成陆块，并不断扩张。

久而久之，三角洲东部原本完全不能通行的沼泽地就渐渐变成了宜居区，而自古王国时代就有人定居的小城镇如特比拉，也一步步兴旺起来。如果沼泽地依然存在，古埃及将无懈可击，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的入侵也将会以失败告终。然而，当这位波斯国王率军从水路出征古埃及时，后者已经开通了河运。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淤泥的不断沉积，古埃及在不知不觉中踏上了被征服的道路。

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太空。在如今的三角洲地区，卫星影像显示，尼罗河的七条支流中现仅存两条。特比拉台形遗址已经成为内陆遗址，距离地中海超过60千米。你很难想象，这处遗址曾经紧邻一条通往地中海的大河。事实上，特比拉已经所剩无几，现代人年复一年的侵占和掠夺，使得这处遗址的规模越来越小。三角洲地区的其他很多遗址，也都面临着相同的命运。早期的游客曾评论说，目之所及，三角洲地区的土墩就像蚁冢一样密密麻麻。如今，从一个台形遗址到另一个，开车都得半个小时乃至更长时间。

我们的运气很好，历史记载了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对罗尼费尔开展的毁灭行动，而且日冕计划也拍到了该遗址的一处重要遗迹的影像——要知道，在之后的卫星数据中，已经看不到这处遗迹的踪迹。虽然我们对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发起的这场战争不甚了解，但发掘工作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有助于解开谜团的拼图资料。

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对世界各地遗址的不断破坏，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拼图会彻底消失。

好消息是，得益于卫星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在更广阔的区域以及我们先前认为不可能存在遗迹的区域，都取得了新的发现，而且发现的速度越来越快。那里埋藏着成千上万不为人知的故事——古文明的兴盛、衰败和重生。而要进一步了解这些文明，我们首先需要深入探究太空考古学这个领域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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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SIL”是西方政治家和媒体称呼该极端组织时所使用的英文首字母缩略词，而阿拉伯地区一律使用“ISIS”，全称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简称“伊斯兰国”。——编者注

[2]1英尺=0.304 8米。——编者注

[3]第三中间期，国内一般指公元前1085——前656年，古埃及历史上第三个混乱时期，包括第二十一王朝至第二十五王朝。——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