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preface
作为思想和文化桥梁的“剑桥批评”

文学凭借意识和记忆保持并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情感结构；大学作为文化传承的重镇和殿堂，担负着传播价值、再造文明的文化使命——这是经由瑞恰慈开创、燕卜荪发展、利维斯改造、威廉斯超越的剑桥英文（Cambridge English），以及与其同步发展的剑桥批评（Cambridge Criticism）的起点和目标。在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时间里，剑桥批评家们凭借坚定的文学信念和文化洞见，通过大量的教育教学和批评实践，将文学及其批评推至广阔的文化思想领域，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创造性地把“剑桥英文”建设成一个思想的学科，一个培养心智、传承文化、甄别价值、审视文明的学科。他们通过毕生的努力，以各自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雄辩地证明：“文学是一个关于思想的学科”，“文学是关于生活的批评”。而来自“剑桥批评”内部的张力和矛盾，几位代表人物在思想信念和目标方法上的接近与相左，在文化立场和情感认同方面的一致和背离，则从事物的反面更加鲜活地说明文学是思想的疆场，批评是进步的源泉。

与“剑桥英文”共时发展的“剑桥批评”始于剑桥，但并不止于剑桥。1917年“剑桥英文”独立建制以来，就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渗透到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中学和大学，直到远在东方的中国、日本、印度和马来西亚。如伊格尔顿所言，“在本世纪头几十年，英文研究在面对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挑战时，以昔日帝国的国际主义作为回应，以全球为驰骋的疆域，以本土为安全的中心。英文文牍在（爱尔兰的）克雷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之间的广大地域畅行无阻”。对中国而言，在1929年至1952年长达20余年的岁月里，“剑桥批评”的前两位代表人物瑞恰慈和燕卜荪先后几次远涉重洋来华授课讲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传道授业直接影响了远居东方的一批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学和批评的认知与实践。无论是批评理论、阅读方法，还是批评实践、新诗创作，瑞恰慈和燕卜荪在中国的言传身教直接启发和激励了后来成为新中国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杨周翰、袁可嘉、穆旦、郑敏等当时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国学者对现代文学批评和诗歌创作的集体想象。如果说瑞恰慈等人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曾在三四十年代被急于救亡图存而拥抱科学民主的中国学者“不加阻挡”地接受，那么，经过几十年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考验与洗礼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对其文学批评、文化理论和教育理念的辨析及研究正有望化作融中西古今于一体的文化自觉和学术理想。

与瑞恰慈和燕卜荪不同，“剑桥批评”后来者利维斯和威廉斯从未到访过中国，中国学界与他们的接触是通过当代学者的译介和研究来进行的。二者作为20世纪开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时代新风的先驱人物，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被引介到国内，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兴趣，一批改革开放之后负笈剑桥的中国学人先后发挥了应有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利维斯和威廉斯由于其思想体系与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现实有较大相关性，很快成为中国从事文学批评特别是文化研究的一批学者研究学习和参考借鉴的对象。利维斯倡导的“有机社会观”和“以文学为中心”的大学教育理念、威廉斯提出的“情感结构”“共同文化”“关键词”研究等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思想与方法被中国学者反思性、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和教育实践当中，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成果。

我对“剑桥批评”的研究是从剑桥回国之后。在剑桥读书期间，我在清华最为景仰和钦佩的前辈学者，原中文系系主任徐葆耕老师托我查找瑞恰慈在中国讲学期间的书信和文稿，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瑞恰慈。彼时，我正忙于博士论文关于文学再现和历史书写的既定选题，对瑞恰慈等剑桥批评家以及他们与中国、与清华的那段传奇因缘虽然感到好奇和兴奋，但却无暇顾及。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2004年夏天，由田祥斌、聂珍钊等几位剑桥学人筹划召集，在三峡大学召开了首次“剑桥学术传统与批评方法”学术研讨会。会上聂珍钊和陆建德两位资深学者分别就利维斯的“道德批评”和瑞恰慈的“实用批评”做了大会发言，我也印象式地介绍了剑桥英文专业的学科布局和课程设置。这次会议本来是针对国内学界普遍风行的为理论而理论、轻视文学文本研究的现象而对症设计的，但却成为国内语言文学界开始系统关注剑桥批评和利维斯等批评家的一个新开端。此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散见于陆建德为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中译本写的序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前言、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徐葆耕主编的《瑞恰慈：科学与诗》以及王佐良、赵瑞蕻、李赋宁等人关于燕卜荪的学术随笔和回忆文章。将“剑桥批评”及其与中国的联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对比和考察是在三峡会议之后。

在三峡会议后，特别是在清华和剑桥的学习与工作经历的启发和激励下，我先后主持了由国家社科基金和清华文科专项基金分别资助的《剑桥批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和意义》《清华人文传统与现代学术气象——以20世纪上半叶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例》的专题研究，以期从思想史、学术史、学科发展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几个方面来探寻和阐明剑桥批评传统的来龙去脉与内部张力以及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从而揭示剑桥批评的思想文化内涵以及对当下中国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和大学人文教育的参考价值与现实意义。

国内剑桥批评研究的升温无疑与几位先行者的带动和21世纪中国学术的空前繁荣密切相关，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从瑞恰慈、利维斯等人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和大学教育理念中看到了与当代中国文化和教育问题的相关性。无论是“大众的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还是“两种文化之争”，无论是文学批评回归文本，还是“反理论”的价值判断，无论是从狭隘的专业教育走向专通结合的跨学科博雅教育，还是反思大众传媒对“公共空间”的霸权控制以及社会大众的媒体素养，抑或是新时代人文交流的新丝绸之路，瑞恰慈、利维斯等人的一系列远见卓识和坚定主张对于任何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新旧冲突和问题的国家都具有现实针对性。无论是实用批评还是价值批评，无论是回归传统还是针对当下，无论是文化批评还是文明细察，无论是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都可以在剑桥批评的清晰脉络里找到样本和范例。20世纪下半叶，蔚然成风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也是先从以“细察”为旨归的文学批评出发，经由威廉斯、霍加特和霍尔等人的推广，成为一门融文学、文化、政治和社会于一体的跨学科、反体制的显学，并经历了世界的旅行。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审美和艺术独立性的形式重新登录中国学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审美主义等一系列西方价值观念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瑞恰慈、利维斯等人的文化批判和文学教育理念以及他们对现代文明、技术功利主义负作用的高度警惕开始走进中国学者的视野。9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人文价值、文化操守、教育质量受到严峻挑战。近几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消费主义、经济实用主义、技术功利主义、大众拜金主义乘机而入，社会道德有机体面临严峻挑战。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大众文化的空前扩张，使具有舶来特征的文化市场化、文化去魅化（disenchantment）、教育大众化、教育产业化成为中国社会的本土化现实，在中国这一古老文明的土地上，文化与文明、富强与文雅、经济先行而文化滞后、物质丰富而精神沉沦等过去曾经困扰、今天依然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现代性问题和矛盾如今也成为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

目前，中国是英语国家之外，研究剑桥批评最具声势的国家，这从近年来硕博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中可见一斑。中国学者对剑桥批评的系统性研究，引起了海外同行和剑桥大学的关注。2008年5月，在我的导师Mary Jacobus的推动下，剑桥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中心（CRASSH）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举办了“Transl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China，Modernity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的国际研讨会，我在会上宣读了“Translating Literature：The Cambridge Critic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China”的论文，引起了国外同行和《剑桥季刊》（The Cambridge Quarterly）的关注。2009年，恰逢剑桥大学诞生800周年，《三联生活周刊》的编辑对我进行了采访，采访内容与其他几位剑桥学者的访谈录一起刊发于当年的封面文章《剑桥：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2010年春，我收到了《剑桥季刊》主编Richard Gooder先生热情洋溢的来信，他希望能在剑桥举办关于“剑桥批评与中国”的研讨会。于是，经过近一年的准备，2011年7月，《剑桥季刊》联合剑桥大学英文系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举办了“剑桥英文与中国”（Cambridge English and China：A Conversation）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论文于2012年3月由《剑桥季刊》以特刊形式出版，其中8篇由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撰写，内容涵盖剑桥批评家的思想体系研究、与中国的渊源和联系、在中国的接受和意义等，引起国内外学界的进一步关注和兴趣。2012年9月27至28日“利维斯学会”与“英国维特根斯坦学会”联合举办了“第四届利维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张瑞卿学友应利维斯学会创会会长克里斯·乔伊斯（Chris Joyce）的邀请赴剑桥参会。我们分别以“The Relevance of Leavis to China at the Present Time”和“Leavis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为题做了大会发言。与会的国际学者对中国的利维斯研究表现出由衷的兴奋和浓厚的兴趣，他们尤其关心利维斯的著作和思想与当下中国的联系，认为中国学者对利维斯的认同和关注是中国历代文人所遵循的“文以载道”“诗可以怨”的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延续。2013年10月，我应邀参加在英国约克大学举办的“Leavis at York 2013”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了“Why Does Leavis Matter to Us Today?”的大会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共鸣，会议期间商定在中国举办下一届剑桥批评国际会议。

2017年6月29日至30日，剑桥批评国际研讨会以“‘Cambridge Criticism’beyond Cambridge：F. R. Leavis and Others”为题在清华大学如期举行。中外学者围绕“剑桥批评与中国”“剑桥批评与世界”“剑桥人文传统与文学批评”“瑞恰慈：实用批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燕卜荪：语义批评、现代诗歌、西南联大”“利维斯：人文情怀和批评原则”“威廉斯：文学、文化与社会”“剑桥批评传统的当下意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剑桥大学利维斯学会创会会长克里斯·乔伊斯、现任会长比德·夏若克（Peter Sharrock）向大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的书面致辞，他们对中国学者在中英学术交流和利维斯研究方面发挥的推动作用与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赞赏，对中国学者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表示祝贺，希望通过更多的交流和出版使此项研究更上一层楼。

这部《剑桥批评：中国与世界》文集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编辑而成，它起源于但并不局限于2017年的清华会议。从2004年三峡会议开始，相同主题的会议先后于2008年5月、2010年7月和2017年6月分别在剑桥和清华举行，在此过程中，一批中外学者包括年轻的研究生们，出于对剑桥批评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批评学养、教育理念和社会关切的认同与对话兴趣，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成为学术和思想的同道。心仪文学，潜心学术，奉献教育，服务社会，中外学人在不同的国度，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和学术背景将剑桥批评和自己的学术生涯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瑞恰慈的“实用批评”还是燕卜荪的“语义批评”（歧义批评）抑或是利维斯的“价值批评”（道德批评）和威廉斯的“文化政治批评”，都源于批评家们对英国乃至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深刻理解，源于他们将文学看作是一种生活的批评而使其得以介入公共生活并成为毕生追求。这份追求除了其自身的学术价值外，自有一份特殊的精神感召力。“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文学作为思想的学科，批评作为价值的判断，经由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业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同追求。

“剑桥批评”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和学术现象，经历了兴衰曲折、传承裂变的发展历程，它在中国和世界的接受与讨论说明，剑桥文学研究与批评方法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本土经验和学术关切，不同的文化使命和学科愿景决定了“剑桥批评”及其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价值内涵和发展轨迹，其在20世纪及当下的回声和影响值得探究，而对话中国、沟通世界正是当年瑞恰慈和燕卜荪的追求与梦想。

为了方便中外学者共同参与和进一步交流，本文集由中文卷和英文卷两部分组成，所有论文均附有中英文摘要，书后附有中英文作者简介。若能从学术一隅助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增进国际学界对当代中国学术和人文学科的了解和对话，那将是本文集编者和全体作者的荣幸。特此致谢所有作者以及熊净雅、姜慧玲、熊文苑、毛琬鑫等同学对部分文稿以及中英文摘要的翻译和整理；衷心感谢责任编辑纪海虹女士的美意和辛劳。

谨以此序献给我亲爱的母亲高明女士。

曹莉

2020年3月20日于荷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