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代化发展与社会治理创新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几经起伏，危机与机遇并存，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如何克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生态风险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如何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中恢复社会经济并寻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项重大议题。

首先，中国的国情发生了变化，走向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亟须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的和谐稳定。社会领域的建设与经济领域的建设有很大区别，经济领域的建设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可以参考国际上发达经济体的体制机制，企业运营也要参照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而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机制则比较特殊，它是在各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它更多的是要适应本地文化习俗、适应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很难将其他国家的社区生活模式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社区生活之中。社会治理虽然不排斥学习其他国家社区治理的一些成功经验，但是，这种参照系的情况极其复杂，很多基础性要素都不一样，根本不可能简单模仿。(1)

其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面临资源不平衡、不充分、不匹配的难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深远影响，社会治理面临新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四五”规划指出，“我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比较突出的还是“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前者包括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新城与老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后者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和收入不充分、城市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加速推进，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其三，国家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人口高度聚集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是，大城市持续巨型化的趋势往往导致“大城市病”，给城市的发展和治理、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定带来了负面影响，也给党和政府的领导、执政、治理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很多大城市，由于创新人才云集、要素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迅速、就业市场巨大、文化活力旺盛等诸多优势，而吸引了大量异质性、流动性人口的聚集，但持续巨型化的大城市往往引发人口无序聚集、生态环境恶化、能源资源紧张、交通拥堵严重、安全形势严峻以及贫富分化严重等“超大城市病”。段进军认为，“摊大饼”般的城市化扩张，是典型的“中心—外围”空间形态，城市空间结构是刚性的不是柔性的；空间集聚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集聚效应是巨大的，但是导致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爆发的概率和传播速度也明显增大；高密度的人口聚集，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短；高频率的商务活动、大范围的人口流动，使得全社会工作生活节奏显著加快，一旦遇到疫情等突发事件会促使其极快传播。(2)

其四，中国基层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传统治理体系明显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城乡人口状况和城乡管理体制机制也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城乡有一整套依托党政行政体制和单位体制的传统治理方式，这套体制曾经是非常有效的，但迄今既有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已不适应新形势、新局面的要求，所以只能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结合每个社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创新。(3)伴随着未来可预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复杂性风险加大，政府“大包大揽”促发展的治理模式难以为继。社区发展治理存在缺乏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的问题，缺乏一个统筹社区、激发活力、高效整合多方资源的体制机制，社会治理的创新已成为当务之急。

根据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当城镇化率处于50%上下的时候，是现代化转型最为艰巨的时期。2021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6.7%。社会治理的困难之处在于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任务比较艰巨的时期，因此，我国社会学者的一大任务就是探索一条使我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秩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