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的半部诗史
（代前言）
算起来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朱周斌从王一川教授那里获得博士学位，来我这里做博士后。一开门，一个青年学者，微笑着进来，谦和诚恳，热情扑面。我很喜欢。他是研究诗歌的，自己也写诗。我虽然喜欢诗，偶尔也关注诗，但不研究诗。照理说，路数不合。可谁让我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个谦和诚恳的小伙子呢，所以，愉快地答应：“合作”一把吧。
十年后的今天，远在重庆高校谋职的朱周斌寄来一部《当代汉语新诗类型》书稿。打开，啊，十年磨一剑，磨出了一部有新意的好书，令我刮目相看。
周斌嘱我作序。正好，这半年多，因新冠疫魔，宅居无事，翻阅百年新诗，有了些感想，脑子发痒，给好友、老诗人邵燕祥先生写了10余万言的书信，交流看法（部分篇章已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这一次，周斌的研究题目算是与我当前的兴趣“合辙”了。于是，对周斌的要求，我又一次愉快地应允。
读周斌书稿，眼前不断有亮光闪耀。受益匪浅。虽然不能说这是一部完美无缺的著作；而且，也许是所谓“代沟”作怪，我们两人的某些观念有时会发生矛盾。但是，周斌的许多新观念和新思想，对我的老脑筋、旧观念是一次有力的冲击。我向来主张以老年人为师、以同年人为师、以青年人为师。老有所为，老有所学。从年轻人那里学习新观念，是像我这样的耄耋学者有所长进的重要途径。因此，我认为此书不但对当前的新诗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我等仍想进步的学界老朽，也很有益处。
周斌此书，考察范围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朦胧诗”兴起至今的新诗状况，差不多半个世纪。虽然周斌不以“史”名，但我看来就是用特殊形式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代新诗写史。因此我称之为百年新诗的“半部诗史”。这是百年新诗的后半部。前半部，已经论述得很多了；后半部，零散的篇什不少，也有很好的成绩；但系统的诗史论著，似乎不是很多——或许尚在酝酿之中。
周斌的这百年新诗的“半部诗史”，写出了新意，写出了自己的特点。
新意在哪里？特点是什么？
首先，周斌声言：他要打破固有的“诗歌政治学”旧框架，努力“返回”“诗歌文本学”自身的场域之中（鄙意：何言“返回”？中国原来存在“诗歌文本学”吗？确切点儿说，或许可称为“建设”中国的“诗歌文本学”）。
最近这四五十年的诗歌，人们总是以“朦胧诗”“第三代”“70后”“80后”“90年代”等名之。周斌虽然也沿用这些名称和术语，但并不受限于这些名称和术语，而是有意识地突破和超越这些旧术语、旧观念、旧框架。他认为，这些术语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诗歌政治学”意义上的发明——即以“政治学”的观念和目光看待和划分近半个世纪以来汉语新诗的发展阶段，归类各个时段的诗人。周斌努力打破这些旧观念、旧术语的限制，把“朦胧诗”以来数十年当代汉语新诗看成一个多侧面、多层次、多维度但又在差异中能够相互比较和对话的整体；并且把以往划分为不同时段的诗人放置在一个共时的平面上加以考察。
大家知道，以往数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我们总是百般强调突出政治，认为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例如“文艺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已经以文件的形式或领导人讲话的形式纠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学术研究中，政治也要涵盖一切，政治意识形态也要代替一切。受这种政治思维模式的影响，有些诗歌创作者喜好发明出各种口号和观念，相互区别乃至于相互讨伐和攻讦，在诗歌圈内构成一种类似于政治派别的圈子；其实许多时候，这些口号和观念实际上与创作实绩的成果有差距。然而，后来的研究者又常常囿于这些口号，根据诗人这些类似于政治性的诗歌口号和观念分析他们的诗歌，以至于无法依据文本自身的真实形态，正确地评价他们的作品。这就是本书所谓的“诗歌政治学”在诗歌研究内部的状况。
政治当然很重要，政治意识形态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政治并不就是一切，政治意识形态也不就是一切。生活中，吃喝拉撒睡，都是政治吗？爱情、亲情都是政治吗？艺术中，山水诗、花鸟画、情诗……都是政治吗？非也。现实和艺术中存在着不是政治的大片空间。把不是政治的东西也硬要关在政治的笼子里，就要遮蔽许多本来不是政治的那部分生活和艺术，甚至扼杀了它们的生机。在当代汉语新诗研究中，用“诗歌政治学”的目光看待一切，就是长期以来政治涵盖一切的产物，或者说是其余绪，它必然遮蔽其他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阻碍它们发光。今天是学术多元化多样化的时代，“诗歌政治学”当然可以存在，但它不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也不应该取代其他一切。各种视角、各种方法应该共存共管、协调“作战”，共同把握当代汉语新诗的全貌。朱周斌打破“诗歌政治学”旧框架，努力“返回”（或称“建立”）“诗歌文本学”，这是当代汉语新诗研究中的创新之举。至少，“诗歌文本学”是当代汉语新诗研究中的重要一维，必须努力建设它。
周斌是如何操作的呢？他提出自己的考察模式。周斌认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代汉语新诗，实际上都处于语言与历史观念互动的内在结构之中。借助于这一内在结构，我们不必再依据“年代话语”（这背后是政治意识形态操纵而形成的所谓“诗歌政治学”）来区分诗歌，而是可以依据诗歌语言同历史观念及其精神取向的不同关系，来厘清不同种类的诗歌，即：对当代汉语新诗的具体分类，要看它们在语言与意识形态的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来划分、来把捉。依此，周斌把当代汉语新诗看成一个不分年代的整体，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当代汉语新诗与主流观念相互缠绕类型”，“当代汉语新诗与主流观念反思和对话类型”，“当代汉语新诗重塑诗学本体类型”，“当代汉语新诗回归个体日常生活与精神建构的类型”。周斌的具体论述是否完备或完全科学，可以进一步研究和推敲，但他的努力方向没错，他的探索精神应予点赞。
其次，周斌的学术眼界相当宽阔、细致和深入。在这“半部诗史”中，周斌不但对“朦胧诗”以来人们容易看到的诗人，例如所谓“朦胧诗”三巨头北岛、舒婷、顾城，例如食指、岳重、多多，例如海子、西川、欧阳江河、张枣、柏桦，还有韩东、李亚伟、余怒、孙文波、宋炜、仲尚敏……给予关注，并进行了中肯的富有周斌自己特色的评述，有许多解析达到精细入微的程度。而且，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周斌还特别关注当代汉语新诗的某些特殊人物，例如打工诗人郑小琼。在本书中，周斌特辟一节“来自底层精神的寻找与探索：郑小琼诗歌中揭示的现实图景”来评述郑小琼。
郑小琼是从四川到广东谋生、一直挣扎在底层的打工妹。本世纪头十年开始，她用诗歌向世界呐喊，描写和展示她以及他们这些底层人群滴血滴泪的生活，声张他们的述求。她的诗歌一经面世，便让世界吃惊。周斌在这“半部诗史”中把目光投向她，表现了一位诗论家的卓识。周斌对郑小琼作了深入考察，论述了她诗歌的发展变化。起初，郑小琼只是用诗歌“虚化和减轻现实世界的痛苦”。她唱道：“我在我们这一代人群中行走我在楼群的城市饥饿的人群中生活我看见我们在同自己的影子对话我们的身体在与寒冷交朋友我的肠胃跟饥饿相伴我们的血液里还流着高贵的诗歌。”又唱道：“黑夜正拖着楼群的阴冷降临大地我们无处可躲寄居在广东我们又仰天长叹我们又在租居的房间吟着古来圣贤皆寂寞我们都是圣贤但是工业时代的广东容不下我们的诗歌它容纳的是机器流水线。”（见郑小琼《自叙者（之一）》）这时的郑小琼虽然苦痛，但仍然乐观，诗歌给了她理想主义情结的空间。十年后，生活的沉痛和磨难赋予了郑小琼一种更加严肃乃至沉重的责任感，使她具有了更自觉的意识，使她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写作的意义。近年，她那部滴着打工妹血泪的长诗《女工记》，直面自己所生存的这个底层世界，用更深刻的目光去看待这个底层世界，并且也试图理解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女工记》使我想起了夏衍于1935年创作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在那里，夏衍以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真实地描述了“包身工”（当年上海纱厂工头从农村“包”来打工、订有“包身文字契约”的女孩子）的苦难生活。但是，夏衍写《包身工》，是以作家或工人运动工作者的身份去观察、体验，写的是他之外的工人的苦难；而郑小琼写《女工记》，则是亲历，是“个中人”自己的体验，是“个中人”自己的自我观察和自我记录，具有更加无可置疑的真实性和深刻感染力。如果说郑小琼初期诗歌中所描写的饥饿、阴冷、疲倦……曾经在十年前的诗歌中被她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些不过是以词语的名义出现的“意象”；那么，在十年后的《女工记》中，处于最底层的打工者们的血泪生活，已经成为她诗歌的中心，成为她全力去探寻、描绘、倾泄的全部内容。
把郑小琼写入《当代汉语新诗类型》这“半部诗史”，让人们关注并记住这位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的打工诗人，让她以及她所代表的诗歌力量在当代汉语新诗历史上留下一席位置，这是周斌的善举。周斌让人们知道，对郑小琼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在关注作为个体的郑小琼，而是要借此来传递出对一个时代中被遮蔽的、但却构成了我们生活运转基石的劳动者的关注和尊敬。
此外，周斌还特别关注目前诗坛上还不那么受到关注的人群，如70后、80后的杨晓芸、赵四以及更年轻的青鸟等。周斌用一节的篇幅对她们进行评论，予以推扬。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周斌还以锐利和深邃的眼光，也是用了整整一节的文字特别介绍了“边缘诗人”冯新伟，题曰：“挖掘机旁的皱纹：边缘诗人冯新伟诗歌中的精神建构”。可以说，周斌把近半个世纪当代汉语新诗的边边角角旮旮旯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进行了发掘。
冯新伟生于1963年，1980年开始写诗，曾获《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奖赛奖。但之后少有人关注。他曾当过工人，卖过书、时装、酒。周斌说：“冯新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诗人的形象：他蛰居在这个时代的旁边，被这个时代所弃置，但是他却没有放弃这个时代。他长期失业，以打工仔的身份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作为一个诗人，除了在年轻时发表过一些作品并参加民刊编辑，他长期被同行的诗人们无视，更从未进入过诗歌批评家们的视野。可以说他是一个双重的边缘人身份，但他却在这一困境中一直坚持着写作与体验。”
冯新伟，也确实是值得发掘的一位诗人。周斌全文引述了冯新伟的短诗《一副旧窗帘》。诗中，冯新伟描绘了他与母亲调整一幅旧窗帘的情景和其中饱含的温暖，于平易中寓母子深情，十分感人。同时，冯新伟还述说自己“是怎样艰难的取得汉语的信任，三十年如一日／一笔一划地让自己移居，并毫不费力地／一再读出窗帘上繁复、凌乱的幻象”。这可视为冯新伟的自画像。令人感慨、唏嘘。这的确是一首好诗。
周斌还解读了冯新伟的另一首诗《挖掘机》：
它蹲在洛河滩上
固执，怪异；还有点慵懒
长长的手臂、身躯，油着
黄漆，像一只独臂螳螂
我发现它时，它正机械地
转身，放屁，把独臂
插入浑黄的水底，捉鱼
周斌说“这台挖掘机，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轰隆隆的时代的象征吧”；其实，“诗无达诂”，读者还可以读出许许多多不同的蕴含。
这首诗的结尾是：
冲着河流的脏蓝色翻斗车内
吓得白鹭惊叫着飞起——
没有沙，没有树林
只有挖掘机旁的皱纹，含着泪
这个“挖掘机旁的皱纹，含着泪”的形象，是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写照吗？也许可以说，是诗人那“含着泪”的眼睛，凝视和打量着这个挖掘机所代表的滚滚时代，对它的未来和方向提出思考。这首《挖掘机》，给人们留下了足够量的想象空间。
周斌毫不吝啬对冯新伟的赞赏：“冯新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一个为我们树立了即使身处边缘，也仍然坚持精神建构的诗人。在这最后一点意义上，我希望并且相信，冯新伟有一天不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而且会是我们所有时代的诗人。”
也许是吧。
再次，周斌的“细读”值得提倡。
文本细读，本是西方“新批评”的方法，特别是兰色姆关于文本细读的理论和解析诗歌作品的实践，对于文学研究特别是诗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不是把文本细读绝对化、特别是不要陷于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那些不怎么科学的绝对化的观念之中，那么，借鉴文本细读的方法，对中国当代汉语新诗的研究，将是非常有益的。
周斌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以往在“诗歌政治学”影响下的研究得失。他说：“讨论当代汉语新诗史，肯定无法绕过诗歌政治学的存在，它很大程度上既源于重建一种诗歌秩序的渴望，但它同时又建立在一种轮廓清晰、细节模糊的文本写作基础上。”我认为，“轮廓清晰、细节模糊”，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以往的诗歌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如果说有缺欠的话，虽然“轮廓清晰”，然其大而化之、“细节模糊”是最重要的缺欠之一。不对诗歌文本进行科学地细读，就不能得到诗歌文本的真髓。
如果能够把文本细读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结合起来，将更加有益。这需要专门论述。
周斌在《当代汉语新诗类型》这“半部诗史”中，借鉴文本细读方法，做得不错。他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详细地解析了23位诗人的作品，总地说，周斌的细读是有效的，他的解析是到位的。他把以往某些人大而化之的诗歌评论所漏掉的许多精华部分和精细内容，通过细读，发掘出来了。
例如，对岳重的细读。
岳重，据说是岳飞的三十三代孙，笔名根子，1951年出生，1968年底到河北白洋淀插队。据称，1971至1972年，他写了《三月与末日》《白洋淀》《橘红色的雾》《深渊上的桥》等八首长诗。后来却不写诗了，进了中央乐团，出人意外地成为一名男低音歌唱家。他可能在“朦胧诗”派中，写诗的篇数是最少的；可是，就是篇数有限的这数首诗，足以使他在当代汉语新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一般人看重的是岳重的《三月与末日》。这确实是首好诗。但周斌独具慧眼，特别细读了岳重的《致生活》和《白洋淀》，并且读出了人们不易觉察的诗中特有的意味。《致生活》，诗中用“狗”比喻自己的大脑，用“狼”比喻自己的眼睛。“我”遵循固定的、被内化了的教导模式，听从了“狗”的话，而“狼”（“眼睛”）扮演不停反对、不断提醒的角色。但最终不听规劝、不听提醒、不听反对的意见，导致“狗”的牺牲。这首诗写于文革期间。明眼人应该体味出，“狗”（“大脑”）被内化了的顺从，“狼”（“眼睛”）的反对和提醒，这两个比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通过这种象征，诗人展示了人为挣脱被驯化并且被“内化”的思想模式的控制，付出了牺牲。但通过牺牲，人觉悟了。诗人说：“我倒要试一试，这样做／是不是可以稍微制服一下／你对我的愚弄，你将会不会／有所忌惮。”周斌的解析是：在充满谎言的环境里，穿透这些理论及其精心掩饰的谎言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再听从已经被驯化过的大脑（“狗”）（思想、知识、信仰……）的指挥，而是跟随着那看起来似乎是不可靠的、难以令人置信的眼睛（“狼”）（体验、直观、怀疑……），去观察正在发生的一切，由此去判断那被允诺的未来到底是“真实的岛屿”还是彻底的幻影。
周斌还以“《白洋淀》，最美好的文字写的最美好的生活”为题，对岳重长诗《白洋淀》进行了颇具特色的细读，限于篇幅，兹不多说。对本书中其他22位诗人作品的细读，也都很有意思，只好请读者阅读本书。
诗是多义的。正如兰色姆所说：“散文只有‘单一价值’，诗则有‘多种价值’。”中国古人所谓“诗无达诂”，的确是真理。如此，对诗歌的细读，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环境氛围，也会读出不同的意味来。在本书中，周斌展示了他的细读；而其他的读者，也可以有着不同的细读。
周斌只细读了23位诗人的作品，对一部半个世纪的如此丰富的诗史来说，只细读这23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他的某些细读，是否处处准确，也可以讨论；但，细读方法，无疑是应该借鉴的。
祝贺周斌《当代汉语新诗类型》的研究成绩。
杜书瀛
2020年9月3日于北京安华桥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