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黑白红

大宋王朝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实在是一个让人品味不尽的王朝；

是一个可以从无数不同向度审视的王朝；

是产生“溪上青山三百叠”般巨公名贤的王朝，也是滋生一大把遗臭万年的巨奸小丑的王朝；

士人精神极度张扬的大纛与滴答着污水的抹布，不协和地缠绕在这个王朝的殿柱上；

没有哪个王朝像宋王朝拥有星河般璀璨的诗文大家，也没有哪个王朝像宋王朝让人感到特别地“窝心”“糟心”“痛心”；

……

这个王朝的特殊性在于，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巨大阐释空间。

说“宋王朝之后再无宋王朝”，此言无毛病。但这是一个中性的说法，不含褒贬。至少对于我。

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出版传播出现了与以往相比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革命性变化，并不亚于今天从传统纸质出版向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印刷传播的便捷，使得从这个王朝开始，文人书写留存的文字变得丰富、多元、芜杂起来，给后人研究这个王朝的人物和事件，提供了大量史料；也笼罩了许许多多遮蔽真相的迷雾。有宫廷主修的正史，也有民间文人记载各种亲历和传闻的野史。据学者考证，苏东坡可能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出版个人诗集的诗人。

要论文化之兴盛，能与大宋王朝并列的，此前只有诸子百家是另一座高峰，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又一座高峰。虽如此，历史学家们也不认为大宋王朝的文化繁荣与欧洲文艺复兴可以等而言之。因两者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不同。更重要的是，两宋文人并无整体性的文化创造自觉。他们的主要兴趣点还在从政，文和艺皆为“政”之余（小道）。宋王朝长期宽“文”抑“武”的治国氛围，使得大多文人误以为应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谁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理想常常化作一缕青烟。宋代文人就在这样一种志不得伸、情不能扬的坎坷、跌宕的命运中，将文化创造作为情感密集宣泄的最佳喷发口。一座座耸入云霄的文化高峰，由此在集体无意识中得以矗立。

那些写于困厄、磨难乃至绝望中的精美绝伦的诗文，犹如冰雪中绽放的花朵。读宋词，常常让我联想到川藏边境铺满山坡的雪梨花。迎风颤悠的柔嫩花瓣上托着雪粒。当然，也常让我联想到铁匠铺里，经过烈火冶炼的铁段，在重锤敲击下喷溅的火星。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之谓也！

近年来书写这个王朝的文字，似呈一种“井喷”现象，虚构和非虚构、普及性的通俗叙事和精英研究成果，皆可堆积如山，这给新的书写带来了便利，也制造了障碍。仅仅从研究的角度审视，胡编乱造、误判臆断的不靠谱文字与严谨考证、有一说一的诚实书写并存，常常需要我们花费很多精力去辨识。为此不知浪费了我几许银子，很多书籍买来后，随手翻几页，便发现毫无阅读和参照价值，便只得弃之一侧，作垃圾清理。

新的书写者，还面临一重难度，那就是某些充满诱惑的书写对象或事件已经被他人反复“嚼”过多遍，诸如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柳永、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都可以搜罗到多种版本的传记。当然，真正专业、权威，能够经受时光淘洗的精品也还是匮乏。即便如苏东坡传，前有林语堂的版本，继有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近有当代学者所写的多种著述，各有优长，也各有明显瑕疵和局限，一部理想的苏东坡传记，仍在期待中……

尽管就拥有史料的丰富、全面而言，笔者也曾有过写一部苏传的冲动，但三思而后放弃。因为苏东坡的那点事，已经被无数写作者嚼烂了。我明白，要找到一片未开垦过的“处女地”，才能多少遮掩笔力的不足。

近几年，在阅览宋史史料时，将断断续续迸发出的感受，整理成短篇文字，汇集在《何谈风雅》随笔集中。接下来，在反复斟酌后，决定选择在北宋末期有过轰轰烈烈表演史，名噪一时的人物蔡京，作为笔者聚焦的对象。这位被很多宋史写作者忽略的特殊人物，如海水中的礁石，一次次地在我心中激发出为之画像的冲动。对于为何要选择蔡京作为书写、解剖对象，笔者在序言中已有简略表述。

说到蔡京，稍通历史者都会说，他不是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几乎被人们唾沫淹没的“巨奸”吗？不但是“巨奸”，还是“六贼”之首。明代宰相张居正曾为小皇帝编著了一部通俗有趣、文图搭配的教科书，名曰：《帝鉴图说》。书中分两部分，上部为“圣哲芳规”，下部为“狂愚覆辙”，从史料记载中引入两种相反的典型案例，共117例。前者皆是可作楷模效仿的正面案例，后者则是要作前车之鉴的反面案例。下部的最后一则故事：“任用六贼”，说的主要就是蔡京如何做“贼”，其文字引录自《宋史》。

宋史纪：徽宗在位，承平日久，帑庾盈溢。蔡京为相，始倡为“丰、亨、豫、大”之说，劝上以太平为娱。上尝大宴，出五盏玉卮以示辅臣曰：“此器似太华。”京曰：“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上曰：“先帝作一小台，言者甚众。”京曰：“事苟当理，人言不足畏也。”由是上心日侈，谏者俱不听。京又求羡财以助供费，广宫室以备游幸。兴延福宫、景龙江、艮岳等工役，海内骚然思乱，而京宠愈固，权震海内。是时梁师成、李彦，以聚敛幸，朱勔以花石幸，王黼、童贯以开边幸，而京为之首，天下号为“六贼”。终致靖康之祸。[1]

尽管在后人研究“靖康之难”的文字中，已有一些较客观的分析，认为将蔡京视作“靖康之难”祸首有欠公正、客观，但要彻底洗刷掉蔡京“奸”和“贼”的污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笔者在搜罗有关蔡京的史料时，偶然获得一部蔡京故里莆田市政协主编的《蔡京史论选编》，其中不少文章为我们客观认识蔡京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成果。[2]其中有文称：“他功大于过，应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对此很难做定论，其人的“功”与“过”应作三七开，五五开，还是四六开？恐怕神仙也说不清楚，即使应用今日之计算机，也难做精准的统计。曾有历史学家感叹，“历史决不能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者人类学一样，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因为人类历史的现象异常复杂，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它们，更不必说我们对史事做人为的分析和试验了。”但写完蔡京，我倒是觉得蔡京的某些历史贡献，或许真的大过与徽宗联手埋葬北宋的罪恶。北宋迟早是要灭亡的，没有蔡京，也会有另一个蔡京式的掘墓人出现。

因此，我不喜欢对历史人物做贴标签式的简单评说。有很多“饱学之士”在干这样的勾当，不需要再添鄙人一个。我感兴趣的是蔡京人格的复杂性。此人人格形象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官场人格”，这样的人格，也只有在一种特殊的土壤和场域中才能滋生和形成，将这样一种特殊人格当作典型的标本来解剖，是一件具有挑战意义的事情，是驱动笔者为蔡京写一本书的最原始也是最核心的动力源。

文学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文学是人学。

好吧！我的兴趣点正是在于研究人。

千万不要以为，笔者解剖“官场人格”，意在彻底否定这样一种人格。错，错，错！

笔者完全以一种中性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种人格，既非轻易地褒扬，亦非轻易地鞭挞。

诸如，我认为在合格线以上的“官场人格”，起码应该根据层级不同，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和管理能力，否则不适合成为官场中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千古一相，柳永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婉约派词人，假如让柳永也坐到宰相的位置上，诸位读家觉得合适吗？很简单，柳永不具备宰辅的“专业”才干。

“官场人格”有多种类别、层级，并非人人皆能具备。蔡京是具有典型的“官场人格”的官员，所以他能四次入相，任相长达十八年又六个月。在官场长袖善舞，正是“官场人格”的标识之一，值得我们来细细玩味。

在写作中，我发现，我的笔墨已经远远偏离了最初的构想。蔡京的人生轨迹、仕宦沉浮，仅仅是本著的一根藤蔓，用这根藤蔓可以牵出更多令人或惊诧、或唏嘘、或瞩目、或仰望、或垂泪的甜果、苦果、恶果、毒果、烂果……

注释

[1] 〔明〕张居正《帝鉴图说》第28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6月版。

[2] 杨鹏飞主编《蔡京史论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