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物传类

在关涉安南事件和人物生平仕履、事迹功业的明人文集文体中，人物传记类是其间的一大宗，值得单独梳理和揭示。本类在明人文集中，除了以“传”为名的人物传记之外，还有黄宗羲辑《明文海》中的碑、墓文、哀文等。也即，它实际包含三类：

（一）传体文

此所谓传体文，是包含以“传、行状、年谱、遗事”等为名而都具有人物“传”记性质的文章。

本类中自传甚少，绝大多数都是传主死后由其子孙或亲友请当代或当地闻人写作，目的自然是为了传布传主重要事迹和美好品格以不朽。在涉安南人物传记中，以“传”为名的甚多。如王直在为明前期台阁重臣杨士奇所作传中，即重点记叙了杨士奇在宣德二年十月放弃安南这一重大决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为皇帝决策放弃安南找到了各种冠冕堂皇和现实的理由，由此“上意遂决”[49]。然事实上，放弃安南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引起了极大争议，其影响力和重要程度都毋庸置疑，成为杨士奇一生中的标志性事件。而有关外夷的处理，自然是重中之重，需要作者在维护传主的基本立场下，还是要交代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传主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在此，甚至作者的个人看法可能都要有所隐忍。而这也提醒我们，在利用这一类以及其他传记文献时，都要注意到其本来就有的立场和倾向性。

与杨士奇放弃安南之议重要程度不相上下的，还有永乐时期长期征战并留镇安南七年的大将军李彬，嘉靖前期为促降莫登庸而具体经手、立下大功的广东翁万达，以及苦心孤诣，渴望在莫登庸事件中一展平生立功边塞志向而积极主张武力占领安南的福建林希元等人，他们的传文都会将这些事迹作重点叙述和突出揭示。而如果传主的志向和贡献在生前被曲解和埋没，则传文作者一般还要为其辩诬和表功，如蔡献臣为林希元所作传记即有如此用意。其言：“时安南莫登庸篡其主而自立，东宫建，上怪无安南表，差官往诘，得其状。而先生尤力主必讨之议，凡六上疏，请正天诛。诸所为建学修廨、储蓄守御，无非百年石画。久之，擢佥事，备兵海北。然朝议竟惮用兵。辛丑，遂用拾遗罢先生，而钦人建生祠祀之，迄于今不绝。……独征交之议与当事意见不同。然其后尽复四峒旧地，莫登庸削王爵降为都统，先生力也。”[50]其代传主愤愤不平和竭力表功的态度表露无遗。

再有如果传主原本是安南人，却因为永乐五年始的郡县安南而迁移内地，做了明朝的官员和太监，由此关系到古人甚为重视的宗藩关系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则为他们而作的传文自然会大书特书。这方面的代表性传记是杨守陈（1425—1489）的《阮大河传》。在正文中，杨守陈除了点明阮河（字大河）的交趾人身份外，还揭示了古代越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同源性，以及古代越南人对于作为母体的中华文化的向往：“惇笃有智，涉儒家言。闻中国衣冠礼乐之盛，有向慕意。”故有了永乐五年明军到来时“首谒军门，倡众开道”的主动投诚和宣德初年的自觉国籍选择：“宁归中国死，不从黎氏生。”与此相应，符合传记体例的“太史氏曰”，也再次表彰其“出幽迁乔，险艰不渝”，即对于中华宗主文化和礼仪“万折必东”的志向：“享荣流庆，有以夫。余是以录之，无使其无闻焉。”[51]正是为传不朽的用意表现。

另外如果传主有出使安南和永乐四年至宣德二年间任职、充军、从军甚至战死交趾郡县经历，或者做了有关明安两国边疆和朝贡等重要事务的处理，则这些情形也会成为传主的重要事迹而被详略不等地记载下来，或作重点的补充说明。

在明朝不同时期执行不同出使任务的林弼、余福、潘希曾，传文都记录了他们的出使事迹、经过，以表彰传主“专对四方”的使臣素质、维护大国体面的使臣尊严和清廉不染的使臣品格等。如对洪武三年、九年两度出使安南的林弼（1325—1381），张燮（1573—1640）《林登州传》详前略后，重点记录了第一次林弼对于安南巨额赠金的峻拒，目的是为了说明明安宗藩体制关系下“王礼中国使，宜赆；中国使不贪为宝，使遥屿知汉官威仪，宜却赆。可谓两全”[52]的明初官方要求，而明朝使臣的清廉品质正是实现“汉官威仪”的宗主国文明和大国体面的人格基础。至于张岳（1492—1553）所记永乐皇帝对余福所讲的可以接受安南赠金的对答：“使还入对，具述使事及却金，上曰：‘馈赆之金可受也，何故却之？’先生顿首曰：‘臣受命出疆，国家荣辱攸系，而以货易守，彼谓使臣可货也，国家何赖焉？臣恐死无解四夷之侮笑也，故不敢受。’上由是深嘉之。”[53]表面看似乎是在说永乐时期以皇帝为代表的明朝官方对使臣“辞金”要求的松动，而实际或许应该看作是张岳的文笔曲折。他是为了表现作为传主的余福对使臣清廉品格的自觉遵守，以至达到了皇帝可以灵活地体贴下情，而臣子却必须站在“国家荣辱攸系”的政治原则高度来约束自己不能“以货易守”，否则“恐死无解四夷之侮笑”，结果得到了“上由是深嘉之”的良好回应。与上二文不同，程文德对于潘希曾出使安南的记载，却采用了概括叙述和评判的方式来处理，一笔完成[54]，把出使安南当成潘氏生平一大事来叙议，这也是传文的一种写法。

至于明安边疆问题进入传文写作之中，可以李东阳（1447—1516）所写朱英（1417—1485），程敏政（1445—1499）所写陆容（1436—1494），王世贞（1526—1590）所写刘大夏（1437—1517）等三人的事迹和识见为例。其中，朱英是看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左右安南国与老挝连年征战的实质，只是弱小国家之间的“争隙地耳”，明朝对此不必紧张地在边境备战，而只需要遣一介之使诏谕即可，用不着大动干戈，骚扰边民。结果也证明了朱英的识见卓越：“上用公言，交人感畏，修职贡不弛。”[55]程敏政《参政陆公传》则说陆容在任职兵部职方郎中期间，“而于沮征安南及罢剿盐贼刘通两事尤伟”[56]。至于王世贞所写刘大夏：“安南黎灏破侵占城地，西略诸土夷，败于老挝。中贵人汪直欲乘间讨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牍，大夏匿弗予。尚书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尚书悟，乃已。”[57]则在于通过藏匿之前英国公张辅征讨安南公牍的方式，巧妙地消除了阴谋家太监汪直膨胀的攻打安南的个人欲望，而不想看到“西南立糜烂”的糟糕结果。以上三人都是在成化年间先后成功消弭了一些可能发生的明安边界和战争问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和平稳定，在作传实质也就是作史的人看来，功莫大焉，善莫大焉，故予以或详或略的记载。

至于杨士奇为战死安南的刘子辅所作传，则可以说是此类人物传记的代表。其重点就在于传主刘子辅一家如何殉国和作为史官的议论。其“太史氏曰”借鉴了《史记》以来的论赞传统，首先说明人不可貌相，一个平日少言寡交、看起来像没有什么长处的人，其实到真正的死亡和家国荣辱考验关头，往往比常人有更大魄力自刭。其次批判了王通这样弃城而逃的大将军，蔡福这样的“甘心从贼”之徒，与刘子辅这样的忠勇之士相比，“盖冰炭薰莸之不相同矣”。最后再扩展到其他如刘子辅一般勇于死难的明朝官员群体，说明“世曷尝乏正人君子哉？顾系于用之者何如也”的用人道理[58]，以为作传的更为宏远的书写意图。

传类文中常见的还有行状和年谱、遗事等。行状或简作“状”，又称“事状”“行实”“行略”“行述”等。它们都是叙述死者世系、乡贯、生卒年月、生平事迹等最为原始的文章，常由最为知悉死者的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以作墓文撰写、史官立传和朝廷议谥等活动的基础依据。与其它传类文和传记文相比，这是较为原始和详实的人物传记资料。

以“行状”为名而又事涉永乐时期任官交趾的，有黎恬，他因为在永乐十九年（1421）奉天殿火灾求直言之际，以监察御史与同僚上疏议论时政得失，“言多剀切激直，归咎时政。尚书李庆等衔之，谋欲中伤之，赖文皇帝仁圣，不加言者罪，俱擢州守，君得交阯南灵州”[59]。直到宣德二年（1427）才随王通大军归国。而刘履节则是在交趾任官期间死亡的。他大约在永乐七年至八年间，以太常寺博士擢御史巡按交趾，结果永乐九年之后不久即死于交趾。此事之能流传下来，是因为被当成真正的传主李时勉乐于助人的典型事件而附载于李时勉行状之中，才得以留存[60]。这也是行状载人功能的延伸，不仅可以载录传主本人的事迹，还可以因为要记叙和表彰传主的功德而载录相关人物的事迹。

当然，永乐时期贬官交趾最有名的，当属在民间极有才子声望的解缙（1369—1415）。对此，曾棨（1372—1432）所作行状虽有载录，但因为距离解缙贬官未久和死因避忌等缘故，却只是用“岁丙戌，以事出为广西布政司参议。未几，复调交趾。公至，以夷人新附，抚绥安辑，不失其宜，南夷安之。乙未正月卒于北京，享年四十有七”[61]等几乎不见个人感情的叙述文字，将实际非常复杂诡谲的贬斥和死亡结果交待了事，内中因由却讳莫如深。相较而言，在解缙安葬二十二载后，即正统二年（1437）左右，其老乡兼同僚杨士奇所作的墓碣铭就清晰一些，将解缙贬官安南的矛头指向了李至刚。其原因一是禁忌的气氛已经松动，前一年正统元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下诏赦还所抄家产，不再当作罪人；二是杨士奇所依赖的材料更多：“解公没，光大（胡广）约余各为文字，未及为而光大殁。余初为解公传，去年得周恂如所录公洪武奏对稿，近得祯亮将来世谱，又改传为此文。”[62]而这也说明，并非所有的行状都比后出的墓文、传文更准确详实。

毛伯温（1482—1545）在嘉靖前期促降安南莫登庸的事迹，自然成为罗洪先（1504—1564）所作行状的重点[63]。成化时期上疏阻止朝廷遣官责问安南侵扰邻国占城罪行的徐溥（1428—1499），台阁作家吴俨（1457—1519）为其所作行状也清楚载明此事[64]。至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侵扰广西钦州的莫氏势力被明朝边防有效地打击和处置，这一情形载于黄光升的行状，是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份文献资料：“交南莫正中与土舍莫浤翼争立，败而来归，逆酋围钦州，索正中甚亟，公密授俞都阃（俞大猷）方略，伏兵海岛，连战大挫之。莫浤翼款关听命，卒定其承袭，交南以安。”[65]它关系到在莫登庸死后，安南事实上形成了南北纷争格局，而北方莫氏内部也是四分五裂，莫氏残部被中兴黎朝追打，于明朝广西等地流窜、骚扰和破坏。这里还涉及到著名的抗倭将领俞大猷，他还是保卫明朝与安南接壤边疆的大功臣。

而以“行实”为名的，则有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奉诏往安南颁孝宗皇帝即位诏书的副使刑科给事中吕献，其传记即名“行实”[66]。李贤在为原安南籍太监阮浪所作墓表中说：“司设监丞贾公安犹虑公之行实未尽暴于世，属予为表，刻石墓道，以示不朽云。”[67]说明了墓表和行实的关系，“行实未尽暴于世”，而“表”则“刻石墓道”，昭然可见。表，露也，可以与石不朽。

亦有名“行略”的，如黄居中为万历年间曾处理安南入侵钦州事务的李春熙所作墓表云：“甲子孟秋，公殁已五稔，季子嗣玄撰次公行略，乞董少司空志而以状属余……夫司空铭其幽而余表其明。”[68]还有名“行述”的，如李堂《自叙堇山居士行述》还是自作。

年谱则是按年月载录谱主事迹，兼有传统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优长，年月为经，事件和事迹为纬，可以很清楚地反映谱主的行事轨迹。在涉安南人物中，有毛栋为其父伯温所作的《先公年谱》，相当清晰地反映了毛伯温在促降莫登庸这一大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和作用。当然，由于是亲生儿子所作，故不免有隐讳过失和夸饰个人功绩的主观立场。更重要的是，本谱还有神化谱主、编造故事的嫌疑。譬如莫登庸与毛伯温的“浮萍”倡和诗，以浮萍为喻针锋相对，即是民间思维造作故事的结果[69]。

至于“遗事”作为一种人物传记文体，可以有两个意涵：一是人物生前事迹的婉词，如墓志铭之类，二是为世间所较少记载而遗漏的事迹。明代涉安南人物中，有夏廷章（名崇文）为其祖夏原吉所作的《夏忠靖公遗事》，其间即记载了安南平定之后，时任户部尚书的夏原吉回答永乐皇帝如何升赏的问题：“交趾平，上问公升赏孰便。公对曰：‘赏费于一时，有限；升费于后日，无穷。臣愚，多升不如重赏。’上从之，惟升尤功，余皆班赉有差，省军职之半。”[70]这实在是思虑长远，不愧是长年任职户部尚书。而这件事情，也为后来李东阳和丘濬各自作的《夏忠靖传》以及清人所撰《明史》的《夏原吉传》所采纳，成为体现传主风采的几件重要事情之一。

（二）墓碑祭文

本类墓碑祭文实际上包含三个部分：一是以“墓志铭、圹志、墓铭、寿塔铭、神道碑、神道碑铭、墓碑铭、墓碣铭、墓表”等为名的墓文，以“碑、庙碑、世德碑”等为名的碑文，再加上以“哀文、祭文、诔”为名的祭文，总归为一类，称墓碑祭文。

1.碑文

明代涉安南的碑文中主要有功德碑和庙碑两种。而功德碑又有国家层面和个人功德之别。在国家层面上的功德碑，事实上就是纪功碑。如在明永乐占领安南时期和嘉靖前期莫登庸投降之时，都曾出现记录歌颂明朝平定安南的纪功碑，成为与诗、赋、颂并列的四大歌颂文体。永乐时期有胡广《平安南碑》，前为散体之序，叙述平定安南黎季犛的前因后果和出兵作战的详细经过，指责安南的暴政，肯定明王朝出兵的正义，歌颂皇帝的威严，赞扬明王朝军队的勇猛，后为韵语之铭，以四言写成，再次重现上述不同的论调[71]。嘉靖时期有田汝成《征南碑》、罗钦顺《平定安南碑》等作。田汝成《征南碑》为其在福建任官时所作，后来立石于广西分茅岭镇南关上，为真正的刻石之作，非徒文也。其结构与胡广《平安南碑》相同，也分为散体之序和四言韵语之铭两部分，只是在铭之前明确以“乃述而铭之曰”一句提起下文。其散体序全用对话写成，凸显了明皇帝的威严若神、明朝官员的高高在上和莫登庸的战战兢兢、恭顺知命，体现出投降仪式的戏剧化和象征性特征。而铭文则更是歌颂当今皇帝，表现出比汉朝马援和永乐用武征服安南的更为高明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曾不遗镞”特征[72]。罗钦顺《平定安南碑》亦复如是。

个人的功德碑，则有顾璘所作《张氏世德碑》，其中记录了张氏先祖张贵“洪武三十四年升山东大嵩卫正千户。永乐九年乃从英国张公南征交趾……进大嵩卫指挥佥事。居英国幕中，来往交趾，拨乱解纷……宣德六年奏迁温州卫”，跟随张辅征战交趾而升职的经历[73]。

庙碑则有王直记录永乐时期征战安南的云南镇守总兵沐晟的《定远忠敬王庙碑》[74]。

2.墓文

明代涉安南的墓志铭、墓碑、墓碣、墓表、神道碑、圹志及铭等墓文甚多，内容也非常多样。大致可分如下几类：

（1）曾出使安南的传主，有洪武年间的张以宁（洪武二年六月正使）、叶见泰（洪武二年）[75]、刘夏（洪武三年）[76]、林弼（洪武三年、九年两次）、陈诚（洪武二十九年诏谕安南还所侵广西地），永乐年间的刘必荣（永乐九年诏谕反叛的陈季扩）[77]，宣德初年的黄骥（宣德二年副使）、罗汝敬（宣德二年、三年两次正使）、徐永达（宣德二年、三年、四年，三次以鸿胪寺为副使）、章敞（宣德六年六月、九年四月，两度以行在礼部右侍郎充正使）、徐琦（宣德六年六月、八年闰八月两次，前为副使，后为正使，向安南讨索岁贡金和失陷明军）、侯琎（宣德九年十月以行人副章敞，锡封黎麟权署国事，撤安南“狗窦关”）、谢泾（宣德十年五月以行人副正使行人朱弼颁明英宗即位诏和太皇太后加尊号诏，训诫安南守礼）[78]，景泰时期的边永（景泰二年六月以行人充正使颁景帝登极诏，斥令安南君臣阶下拜伏。景泰三年以行人充副使吊祭故占城国王摩诃贲来，并封其弟摩诃贲由为王），天顺时期的薛远（天顺元年以户部郎中使安南，还，升本部右侍郎）、尹旻（天顺四年八月正使）、王豫（天顺四年、六年两次以礼科给事中充副使出使安南，前次正使为尹旻，后次正使为钱溥）、钱溥（天顺六年正月正使），成化时期的刘戬（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正使），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以翰林院编修充正使封黎谊为安南国王的沈焘，正德七年二月以刑科右给事中副正使翰林院编修湛若水封黎睭为安南国王的潘希曾等二十一人。

其中值得指出的有这样几点：

第一，出使安南达三次的有徐永达，两次的有林弼、罗汝敬、章敞、徐琦、边永、王豫等六人，有的是间隔数年如林弼、章敞，有的则是紧锣密鼓、前后相继如罗汝敬等人，表明宣德初年是一个与安南黎利的紧张时期，事务纷繁，情况复杂，涉及到册封、岁金和明朝失陷士卒等问题。

第二，其中还有像陈诚、黄骥这样的著名外交家，他们不止是出使安南解决边疆问题和册封国王等，还多次出使西域和其他地区。陈诚是“一使安南，三诣西域”[79]，留下了著名的《西域行程记》。黄骥也是除后来宣德二年一使安南外，还在之前的十余年中，三次往返西域各国，“所以宣德意，振国威，致夷貊款服，朝贡相望，当时称出使之贤者，必曰黄公”[80]，赢得了外交家的声誉。

第三，其中有的还死于出使途中或安南，如张以宁，或广西等边地如刘夏等。

最后，叶见泰、刘必荣、谢泾等三人的出使记录仅见于他们的墓志铭，不见载于《明实录》等史料，而刘夏的出使时间则与《殊域周咨录》等的记载不同，其他人的出使记录也比一般文献更为详细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记载和文学描写价值。比如侯琎的撤“狗窦关”行为[81]，体现了明朝使节对于天朝体面的重视，而刘戬的入关明志诗[82]，则又体现了明朝使节对于清廉品格的重视，以至在出使安南书写中经常呈现的“辞金”传统。

（2）永乐时期以不同身份与安南发生关系的传主，又可分如下几类：

第一，永乐时期征战交趾的传主或与传主密切相关的先人或亲人。计有总兵大将军朱能、沐晟和镇守交趾最高武官李彬；从征的各级武官，有柴英（永乐四年随张辅征讨安南）、于兴（永乐四年以五十夫长从征交趾而在第二次从征时殁于柳州）、江聪（永乐中从下交趾、积勋至锦衣卫头目）、蒋义（早年追随永乐的靖难大军而后又从征交趾）等人；从征的各级文官，如陈皞（永乐四年以掾吏随丰城侯李彬南征交阯）、王常（永乐四年从军征战，次年六月病殁，享年三十有五）、邹济（永乐五年、七年两度随张辅出征安南、掌书记）、程原泰（永乐四年起以布衣随黄福出征和镇守交趾，司文告，宣德初仅授尤溪典史）、林兴祖（永乐五年郡县安南，由广西右参议调交阯，分守盘滩成，次年朝京师，至广西藤县卒）、王偁（永乐五年从大将军英国公张辅征交阯，掌书记）、彭诩（永乐中以儒学训导从英国张辅征交阯，军中文案多出其手，宣德初授国子监典籍）、李循（永乐十四年前，由平凉卫指挥佥事谪交南，征战有功，复职，殁于化州。无子）、史安（宣德二年春，交阯复叛，以礼部仪制郎中随安远侯柳升、兵部尚书李庆出征，死难）等人。其中，柴英曾有俘虏安南女人而嫁与明朝军人的经历：“征安南时，部曲有得妇女者择以献公，公闭之一室，使治女事，及归，皆以给无妻者，不留一人。”[83]是安南妇女移民明朝的一种特殊现象。而这让人联想起永乐四年以掾吏身份随李彬出征安南的陈皞，他有一个来自交趾的侧室夏氏[84]，有可能也是战俘；要不然，也可能是如夏时中这样从交趾诏选而来的人才的家属[85]。

第二，永乐中任官交趾者。镇守交趾的最高文官是黄福，下级文官则如万璞，“始以进士知交阯靖安州。黎蛮叛，能不污其伪。擢靖江王府长史”。后官终广西田州府同知[86]。这里的“黎蛮”，就是举兵反叛明朝郡县安南、开创了安南黎朝的太祖黎利。还有陶成（永乐中以广西举人任交阯某县典史，改凤山县，转谅江府教授，升交阯按察司检校，后成为抗倭名将）、张佥（永乐十年进士，观政都察院，奉诏使交阯）、黄宗载（永乐十四年以监察御史巡按交阯）、任时（永乐十六年授交阯古藤县知县）、许廓（永乐十七年以工部右侍郎往理交阯人户田赋）、黎恬（永乐十九年以监察御史调任交阯南灵州，尤僻远。后黎利反，随王通北撤大军回国）、胡廙（洪熙元年工部给事中九年任满，升交阯按察佥事）等人。

第三，永乐中贬官交趾的，有张本（永乐五年为工部左侍郎，坐累谪交阯，还为刑部右侍郎）[87]、宣嗣宗（永乐中坐累由翰林官员谪交阯。在交阯九年始归，授中书舍人）[88]、罗亨信（永乐十一年坐累，由吏科右给事中谪交阯为吏，至二十一年用荐拜山西道监察御史，在交阯凡十年）[89]、孙子良（永乐中坐谗言谪交阯古螺城八年。升交阯参议，宣德二年交阯陷没，未赴，改山东参议）。

最后，永乐中充军交趾者，有陈简（永乐中“娶未数月，代父戍交阯。时交阯不庭，道梗遂止，寓广西梧州北流”[90]。后“还籍京师，营一室，只能蔽风雨”[91]）和衡乐（永乐十年以朝觐言事忤旨，由西安知府谪戍交阯，至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仁宗即位，方起为南城令。凡十二年[92]）等人。

（3）处置与安南有关的各项事务，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有关明安边疆事务，有程用元、沐琮、朱英、陆容、刘大夏、闵珪、李春熙等人。程用元成化七年擢广西右参政，时“安南以地界不定，数近边，用元冒险往定之，乃已”[93]。通过划定广西与安南的边界达成了边疆稳定。沐琮在“甲午（成化十年），安南遣陪臣何瑄至边，以假道为名窥觇虚实，公逆知其情，拒不许，诈不得骋，则侵老挝以启衅。公具以闻，请敕切责，复命各夷酋长整搠军马，慎固封守，以防不虞。交人知我有备，不敢肆侮，遣使诣阙谢罪云”[94]。阻止了安南对云南边境的窥伺，保障了边境安全。朱英，成化十一年，“交趾侵老挝，连岁战争，众疑其谋入寇，敕询公处之之宜，公奏曰：‘交趾蕞尔小国，不过与老挝争地耳。遣使谕之，彼当悔悟，不可轻用兵。’上用公言。交人感愧，上表谢罪，且贡方物。”[95]化解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体现了朱英对于安南等国国情的洞见卓识。而陆容和刘大夏，则都是在他们任职兵部职方郎中时，各用自己的方式阻止了朝中用兵安南的动议，其中刘大夏阻止的还是太监汪直的好大喜功，消除了莫大的潜在祸端。李春熙，万历三十五年安南莫氏武永祯部入侵广西钦州，时任广东端州司理，担任的核对功劳的工作，严戒妄杀，交人大服[96]。

第二，明安作战期间和之后担任后勤筹备、管理工作者，有冯诚、曾翚等人。冯诚，永乐二十年任广东香山知县，“时用兵交趾，檄君备饷甚急。役夫感君恩信，无后期者”[97]。可见邻近安南边界的广东，也在用兵交趾的时期需要做好粮饷的准备和运输工作。曾翚在任广西太平知府期间，“太平府与交趾邻，永乐中运盐以饷征交之师。及兵罢，盐留太平者，岁拨民丁看守。公具奏以盐折俸，而罢遣守者，民皆欢呼。”[98]他创造了一种“以盐折俸”的方法，解决了永乐中征战交趾所留下的食盐看守问题。

第三，处理有关安南的朝贡事务。曾鲁在洪武初年任礼部祠祭司主事时，通过安南所上奏表副本，察觉安南国王名字与之前不同，究诘之下，方知安南阴谋篡位的悖逆事实。最后，朝廷处理的意见是“却其贡”，以作惩罚。“安南来贡，主客曹已受其表，将入见，公取其副览之，其王乃陈叔明。公曰：‘前王陈日熞尔，今骤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书诘之。使者不敢讳。盖日熞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怀惧，故托修贡以觇朝廷之意。上闻之曰：‘岛夷何狡狯若此！’却其贡不受。”[99]据《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二，时间在洪武五年二月。而闵珪则是调解安南贡臣与广西边地土司的关系。他在弘治四年，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时，“安南使臣奏：‘入贡道凭祥、龙州，辄为所梗。’诏下公处分。公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行安南，毋得挟私货，行凭祥，毋得阻贡物，二夷争遂息。”[100]调解安南贡臣与广西凭祥、龙州土司的争执。而且闵珪的母亲严氏，还是洪武初年出使安南、官至工部尚书的严震直的孙女。

第四，原安南人，则有阮窦和阮浪两人。阮窦原是交趾慈廉县人，永乐五年简为明朝内臣[101]，罗亨信为其所作名“寿塔铭”。“塔”是佛教人物或信仰佛教的居士的墓地，“寿”则是生前所为，“铭”语为四言体韵文，从中可见原安南籍人士对于佛教的信仰。而且作者罗亨信也曾长期贬官交趾为吏，为其预作寿塔铭，也算是颇有渊源。与阮窦一样，阮浪也是一位累官至御用太监的原交趾人，他也是在永乐中被选入明朝内廷的，还曾在内馆读书，掌理尚衣监事。宣德初掌宝钞司，宣德三年被委派到广东处理西洋诸国进贡事务，五年又扈从御驾亲征，有功，升御用监右丞。正统改元，升左少监。卒于多事之秋的景泰三年。李贤为其所作的是墓表，故无铭[102]。

另外，还有一些不能归类但很重要的现象。一是广西边地人员出入交趾的现象。如江西泰和人刘允中的家僮刘四，在其主人死于广西凭祥巡检任上、葬于当地之后，即“转入”与凭祥接壤的交趾。“既数日”，又能回到内地[103]。藉此可见在安南与广西交界的地区，其双方人员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入往返。而据王直为刘镐所作墓志铭所述，其时间当在洪武十七年至永乐十六年间。二是死于交趾的明朝官员，其遗体由官方递送，却可能出现中途丢失的现象。如王直为黄须所作墓志铭，即记叙一个叫赵鼎的工部员外郎死于交趾，“有司递传归其骨，至万安失之。越数年，其子求之不得，诉之官，无可奈何”。而时任万安教谕的黄须“百方求得之，加赙遣焉”[104]。据黄须卒于宣德八年（1433）来看，赵鼎之卒当在永乐和宣德初年。

3.以“哀辞（哀文）、祭文、诔”等为名的祭文

这些都是哀悼、吊唁死者的文字。

明代涉安南的哀辞有李时勉《胡参政哀辞》，胡廙洪熙元年升交阯按察佥事。

明朝涉安南的祭文比较多，有朱元璋《祭安南国王陈煓文》等。金幼孜《祭兵部尚书陈洽文》自注云：“镇交阯，殁于战阵，赠少师，谥愍节”，全用四言句写成。李时勉祭悼章敞的《祭章侍郎文》提到其出使交趾：“皇念交阯，夷氓蚩蚩，宜付其酋，为我抚之。公乃奉使，覃敷恩泽，远人詟服，一心归德。”张岳《祭大司马毛东塘文》则重点表彰毛伯温平定莫登庸之乱的功绩：“既乎晚节，复遇圣明。南平交夷，长缨系衔璧之酋；北经塞垣，千里息暮烟之燧。”而以林希元最多，有《祭毛东塘司马文》《安南归四峒地祭告朱简庵都宪文》《至钦祭城隍庙文》《过乌蛮滩祭马伏波将军文》《祭汉马伏波将军文》《失官过乌蛮滩祭马伏波将军文》等六篇之多。其中三篇都是祭祀东汉平定交趾征侧姊妹之乱的伏波将军马援，显现了林希元对于再现马援征服安南的渴望以及现实中却遭受失官打击的愤懑之情，很显然是自浇块垒。而最有特点的，还是他的祭毛伯温文。其结尾所言：“爰托简素，聊表衷肠。杯酒瓣香，临风一荐。往日之书，亦并以献。公神在天，得而读之，得无怀羞而追悔也耶？”[105]至毛伯温死仍不忘与之算安南账，可见其执念和痛恨之情。本文可谓古代祭文中之最奇特者，乃声讨的檄文，非哀悼之祭文也。由此亦可见林希元心中失落的安南情结。

明代涉安南的诔，目前只发现王偁《自述诔》。在此，他将自己的从征交趾经历写得非常的潇洒浪漫：“大将军英公辅征交阯，辟居幕下。于是泛洞庭，浮沅湘，历九疑，吊苍梧，征兵南海。既而穷象桂，道五管，观师于日南、九真之交。时有赞勴，大将军待以为揖客，归仍守其旧官。”[106]有一种文人从军的自豪感和洒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