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是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的文学创作为英国当代小说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莱辛极富文学才华，勤奋而高产，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著有长篇小说27部，短篇小说百余篇，自传两部，此外还有回忆录、散文、戏剧、诗歌等作品。莱辛的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精神，这里的现实，并不单指作为小说写作方法的现实主义艺术，而是指一种文学态度，即那种贴近人类生活现实，对社会现象和人的思想轨迹始终保持关注和探索兴趣的深入现实的态度，意识形态冲突、殖民主义政治、社会历史进程、女性主义诉求和文化思潮流变，这些在当代引起广泛讨论，攸关人们的当下和未来的现实性话题构成她的小说写作的重要内容。同时，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也推动了莱辛在小说艺术上的不断探索，她寻求变化和创新，突破固有的形式界限，形成不拘一格、多元化的小说叙事风格，而这往往也是契合于她对小说主题的构思的。要想对莱辛丰富而复杂的小说创作现象予以分类和概括并非易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主导了她的小说创作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动机便是对现实的深入反思，对人性经验的深入探索，正如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言：“莱辛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即使她不具有这个时代的风格，也具有一种时代精神。”[1]
莱辛初登文坛就显示出对社会政治问题和女性生活经验的写作兴趣。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描写南部非洲殖民地穷白人的生活处境，揭露种族主义和性别压迫对人性的摧残，对白人社会的价值观发出质疑和批评。这部小说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也奠定了莱辛严肃小说家的文学声誉，评论界认为，在“当代英国青年作家中，多丽丝·莱辛是最为热心致力于说服他人进行社会改革的”[2]。以这部作品为发端，在此后数十年的小说创作中，种族、政治、殖民地和女性生活成为重要选题，艺术风格则以现实主义为主，并融合了心理分析艺术和半自传性写作的特征。然而，1962年《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的出版突破了她在这一时期的总体艺术风貌，这部作品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和元小说（metafiction）色彩体现出莱辛挑战传统现实主义美学方法的艺术转向，成为莱辛小说创作历程中几次关键的自我突破之一。这部作品使评论界看到，莱辛不仅关注社会问题，谋求小说的社会介入功能，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探求精神、富有革新意识的小说文体家，她要寻求一种与传统小说不同的叙事文学形式，使之能容纳她所关注的内容。[3]
在《金色笔记》之后，莱辛在60年代中后期又相继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壅域之中》（Landlocked，1965）和《四门城》（The Four-Gated City，1969），为“暴力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of Violence）五部曲画上了句号。“五部曲”的终结意味着莱辛50—7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探索告一段落，也为她从非洲到英国这30余年来经历的这段理想主义政治信仰的人生追求画上终曲的音符，回望一段历史潮流如何降下帷幕，而她自己曾热切地置身其中。此后，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今津巴布韦）的风土人情、半自传色彩的写作以及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政治和情感经历，这些构成了她早期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色彩的创作元素从她的虚构类作品中消失，一段新的小说艺术征程在70年代后开启。
不可否认，1950—1970年的小说写作在莱辛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不仅佳作迭出，而且清晰地体现了作家的艺术追求和个性。作为精神上的现实主义者，莱辛赞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理念，主张文学介入现实的功能和意义，她试图将思想领域的变动、政治生活的冲突、个体灵魂的探索和女性经验的内在感受这些源自现实与精神层面的复杂思考和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索相结合，“深入反映20世纪以来人类在思想、情感以及文化上的转变”，“弗洛伊德和荣格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神秘主义、生物社会学，以及科学理论，这些令她感兴趣的内容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她的创作成为时代气候转变的记录”[4]。对现实的关切也驱动了艺术的自觉追求。莱辛意识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的背后是思想领域的价值重估，意义生成机制的再造，文学要继续发挥影响力必须借助于小说艺术创新，因此，从传统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一时期莱辛的小说因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而显示出丰盈多变的风格，为她此后的文学创新奠定了基调。进入70年代后，莱辛的小说转向追踪心理经验的深度写作，作家的真情实感，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隐匿在抽象的神秘主义思维背后，对现实话题的疏离使得这些小说显得晦涩而深奥。而80年代以后，现实题材几乎让位给科幻、寓言和冒险小说，多元化的创作体现了戴维·洛奇（David Lodge）所说的当代小说“寓言编纂”（fabulation）的趋势，“悬置了现实主义的幻象”，“倾向于从某种通俗文学或者亚文学形式中汲取灵感”[5]。这些小说的题材和内容令人耳目一新，显示出作者不愿固守文学窠臼、追求创新的精神，但是，它们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定位一直存在争议[6]，这些小说在阅读上是令人惊奇的，但在美学上又令人失望，黄梅所指出的莱辛科幻小说的隔膜感在她80年代后的作品中是普遍现象，而当下学术界的研究者则将莱辛后期小说的叙事策略解读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曲折的政治批评，“莱辛从内部打乱了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进而转向其他体裁，继续寻找表达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法”，并认为小说“次要”文学体裁的一些叙事特征，反映了她对隐蔽的种族主义文化结构的挑战，这些文化问题在20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依然重要。[7]
2007年，莱辛以黑马之姿斩获诺贝尔文学奖，比起其他炙手可热的候选人来说，她是早已淡出大众视野的老作家，诺奖殊荣是对她半个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高度肯定。纵观莱辛漫长的作家生涯，她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越界”特征（border crossing），跨越思想主题、艺术风格和体裁类型的各种界限，从而拓展文学的想象力，激发新的思想经验和社会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在小说叙事艺术上的创新和超越，似乎是在“不断”远离早期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莱辛晚期的一些小说作品与早期创作有紧密联系，显示出对既往的艺术构思的“再造”与“重塑”，在主题上伴随着对现实主义的“永恒（部分）的回归”，是对她早年的殖民地生活和政治经历的深层回应。莱辛和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反复接触所形成的流动的小说艺术显示了作家试图通过小说艺术探索来实现文学介入现实、审视时代的功能。这彰显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正如莱辛所言：“作家一旦认识到自己对于他人所负有的责任，在我看来，他一定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必须意识到自己在变好或变坏中所负有的关键作用。”[8]作家的经历总有起伏，艺术的道路也是崎岖艰难，小说创作又何尝能始终以从容的步履跋山涉水、轻盈前行，然而，探索艰深的思考、超越个体的限度和庸常精神、轻视世俗奖赏、憎恨模式化的成功，不正是文学家最吸引世人的动人所在！
一
优秀作家的经典化之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其间往往充满了争论与辩驳的声音。在20世纪50年代初登英国文坛时，多丽丝·莱辛被视为致力于写作种族与政治问题的作家，是“抗议小说”[9]的代表人物，她的作品常被贴上“生活自传”“早年党内生活的记录”“莱辛的忏悔录”或“性别之战”之类的标签。但是，随着作家著述的增多，写作视野的开拓，创作主题的推陈出新和风格的多变，英美文学批评界对莱辛的小说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认识并渐趋系统、丰富的过程。
多萝西·布鲁斯特（Dorothy Brewster）的《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65）是最早的一部莱辛小说研究专著，对莱辛的生平经历、早期创作和《金色笔记》做了介绍。布鲁斯特尤其注意到了《金色笔记》在小说形式上的创新价值，认为作品反映了作家对当代社会问题和精神现象的综合思考。她将莱辛的创作置于现代小说发展的体系中予以观照，指出《金色笔记》与《追忆似水年华》《伪币制造者》《芬尼根的守灵夜》在艺术上的交叉与共鸣[10]；布鲁斯特还就莱辛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对女性地位和女性自由的不同思考进行了分析。布鲁斯特的研究以介绍性的内容居多，谈不上深刻全面，但她对莱辛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特征的认识是准确的，这部作品不失为莱辛研究史上的一部奠基之作。进入70年代后，英美学界对莱辛小说的研究迸发出积极的热情，学术成果密集增长，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学术论文集和研究专著的不断涌现，以及刊载于各类学术期刊的难以胜数的大量评论文章。[11]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侧面体现出作为小说家的莱辛，其创作实绩在当代西方学界日益受到重视，并获得广泛认可。考虑到《金色笔记》在莱辛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亦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因此，关于英美学术界的莱辛小说研究考察将以《金色笔记》为主要的述评对象，择取学术成果较为集中的几个研究领域，对一些重要的学术专著、论文集及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进行梳理，以期尽可能勾勒出莱辛小说研究在英美学界的发展脉络，展现一些具有启发性和思考价值的研究话题。
（一）《金色笔记》的思想主题研究
在多丽丝·莱辛的早期小说中，意识形态冲突、冷战历史、殖民主义政治和女性经验的表述是重要的写作内容，它们反映了作家对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生活的观察，这些显在的主题也是莱辛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重点，就《金色笔记》而言，“小说艺术”“政治信仰”“女性的自由”“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都是研究者们反复讨论的对象。
约翰·L.凯里（John L.Carey）认为《金色笔记》的主题是关于小说理论中艺术与虚构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他指出这部作品的错综复杂的结构与情节体现了作家关于文学创作“虚构”与“真实”的关系的思考，论证了小说是真实与虚构的复合体，“生活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12]。凯里的观点是对《金色笔记》问世后所遭遇的过度的自传性批评的纠正，一些研究者倾向于将小说中主人公面临的写作焦虑看作是莱辛本人的创作瓶颈的经历再现[13]。琼·皮克林（Jean Pickering）在《解读多丽丝·莱辛》（Understanding Doris Lessing，1990）中，也对小说中关于经验和艺术之间关系的思考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色笔记》是关于艺术的本质以及艺术与经验之间的联系的最为复杂的表述”[14]。
关于女性主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直是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的重点。《金色笔记》出版正值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之际，而这部小说又以女性经验的深入书写见长，作品和女性文学写作传统的承续关系，其中所具有的时代先声的艺术特征，促使研究者对小说的女性主义思想和形式实验做出一种“互释”的解读。有趣的是，这部作品是否具有明确的女性主义命题，反倒成了作者与批评家们的论战核心。莱辛向来反感将自己的创作与女权主义运动挂钩，否认《金色笔记》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号角”[15]，或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倾向。她不看好女权主义运动的前景，怀疑它在促进妇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莱辛认为，大众应该把对时代与生活的关注投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比起政治冲突、战争暴力、恐怖主义和道德责任这类攸关人类未来命运的重要命题来说，女权主义的视野太过狭隘了，当今社会有着比性别矛盾更为重要和急迫的任务。
不过，作家的个人观点和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效果达成总是存在距离。《金色笔记》围绕女性的命运、思想与生存状态展开，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妇女生活，它的女性视角，先天的女性思维和经验，以及对于当代女性生活的反思和探索，使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色彩。评论者们认为《金色笔记》是反映了“女性主义意识的先锋之作”，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金色笔记》是关于妇女的解放的。”[16]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在为《纽约时报》所写的评论中认为：“《金色笔记》是多丽丝·莱辛最为重要的作品，它在整整一代妇女的观念与情感上都留下了印记。”[17]
对于莱辛小说及《金色笔记》的女性主义主题研究有一个渐进过程。《金色笔记》对两性关系中的怨恨、愤怒和压迫等情节的描写曾被女权主义者视为向父权制社会进行挑战的宣战书。但是在70年代后，学者们不再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男性和父权制社会的批判，鼓吹权力争夺，而是将作品中的两性关系描写和性别文化、女性情感、女性文学的传统相联系，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释作品的主题意蕴，探讨莱辛在女性主义思考中的贡献和得失。
《金色笔记》对女性生活与心理做了大量细致描写，小说中“自由女性”的标题颇具讽刺意味，一些学者以“女性的自由”为切入点，就作品中描绘的当代“自由”女性的不自由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做出分析。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思（Patricia Meyer Spacks）从“自由”这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出发，分析了《金色笔记》中的女主人公在生存中遭遇的现实的与心理的不“自由”，以及“自由”的两难处境，指出“女性取得自由的困难与女性经验的现状是分不开的”[18]。爱拉·摩根（Ella Morgan）则在《〈金色笔记〉中异化的女作家》 （“Alienation of Woman Writer in The Golden Notebook”，1973）一文中指出：《金色笔记》中女性作家的“异化”反映了文化与环境的影响，女性的判断总是在轻视、拒绝、扭曲自己的经验，并抹去她的天然感觉，因此，女性恐惧自身具有的女性主义色彩的感受，因为这是非法的，不被她所坚信的广义的人道主义所承认。的确，通过《金色笔记》，莱辛向我们表明：父权制文化中具有结构性、系统性的性别偏见、性别压迫导致了女性的精神异化与自我的分裂。女性在心理上受到性别传统的驯化，当她们在两性关系和母子关系中形成多元身份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和主体性，成为自己的“陌生人”。玛格丽特·莫昂·罗（Margaret Moan Rowe）认为，多丽丝·莱辛在《金色笔记》中杀死了“家庭天使的身体”，最为接近伍尔夫所说的“诉说了作为身体的我们的真实经验”[19]。在作品中，安娜记录了自己的身体经验并分析了女性作家写作性的困难，揭示了女性作家遭遇的特殊问题：她们在一种并不支持女性明确性的环境中写作。作品正通过女主人公的精神崩溃表现了女作家处在两难的夹角中：女性意识到自身所存在的那种不被文化秩序所认可的女性主义的潜在的政治意识，但又不自觉地去压制与否定它。雪梨·布德霍斯（Shirly Budhos）的《多丽丝·莱辛小说中的禁闭主题》（The Theme of Enclosure in Selected Works of Doris Lessing，1987）对莱辛小说中的空间描写和禁闭意象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她指出，妇女一直被各种有形的边界、空间所隔离，受困于无形的心理空间，在《金色笔记》中，安娜和摩莉把自己定义为“自由女性”，但小说中对于婚姻主题的强调，却使自由具有了反讽意味。尽管这两位妇女都已离异，经济及两性关系都是独立的，但是她们的言论焦点却是关乎对男性的忠诚。[20]盖尔·格林（Gayle Greene）的《多丽丝·莱辛：变化的诗学》（Doris Lessing：The Poetics of Change，1994）对莱辛的10部长篇小说进行了系统研究，她认为《金色笔记》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文本，并从人物形象、叙事策略、形式结构和各种意识形态的交织方式等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
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认为，莱辛不仅继承了具有性别自觉的妇女写作意识，而且还将这种书写的方式、范围与风格加以拓展与改革。“《金色笔记》中莱辛的见解——男性缺乏爱的能力，男性和女性在使用语言方面的差异——强有力地扩充了理查森和伍尔夫的女性美学理论。尽管女主人公安娜（Anna）坚持认为她和朋友莫莉（Molly）是完全新型的女性，但是她们的经验、情感和价值观同以往独立艺术女性的‘伟大谱系’之间仍然存在着或隐或显的连续性。”[21]将莱辛的创作和前辈、同辈女作家进行比较，探讨她与女性文学传统的关联是女性主义研究的延伸。比如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的《昨日的女主人公：重读莱辛与波伏娃》（“Yesterday's Heroines：on Rereading Lessing and de Beauvoir”，1982）。在论文集《伍尔夫和莱辛：打破模式》（Woolf and Lessing：Breaking the Mold，1994）中，论者们从主体性问题、轮唱式叙事、女性创造力等研究角度出发，对伍尔夫和莱辛的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
虽然莱辛一直质疑女权主义运动的社会价值和女性主义在思维方式、理论方法上的软肋，但是，她写作中的那种“女性经验的史诗”的品格确实鲜活而醒目的存在着。莱辛真诚坦率地书写妇女的生存经验，她不仅关注两性关系，更加重视妇女在当代生活中的矛盾处境，以及妇女如何超越自身获得精神成长与独立；她关注女性，但又不局限于性别冲突，她有强烈的性别意识，但又不是为了讨伐另一个性别，而是由女性的生存处境看取人类社会的当下生活状态与未来的发展。
随着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建构的逐渐成熟，研究者视野的拓宽，对《金色笔记》和莱辛的女性主义观念的认识更加具有思辨色彩。研究者们肯定了作品对当代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将女性主人公在心理与精神上的压抑与分裂以及潜意识中的人格冲突与妇女在传统父权制文化语境中的地位与处境相联系，对其背后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和性别语境进行深入讨论，超越了浮于表面的两性冲突的论述。
（二）心理学与宗教哲学视角的研究
迈克尔·索普（Michael Thorpe）在评价莱辛的非洲小说时说：“她对非洲充满热情的身心感受促成了浪漫的道德良知，这种良知与她写作中的社会分析和心理现实主义相融合，在现代作家中是很不寻常的。”[22]莱辛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艺术，明显体现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学、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集体无意识学说、R.D.莱恩（R.D.Laing）的心理学以及苏非主义（Sufism）的影响痕迹，这一思想特征也引起了莱辛小说研究者的关注。
大约在60年代，莱辛开始接触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教派——苏非派，跟随苏非派学者伊德里斯·沙赫（Idries Shah）[23]研习苏非哲学，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莱辛对伊德里斯·沙赫充满敬意，她说：“他是我的挚友，我的老师。要想总结这三十多年来跟随苏非教义老师所学到的东西，实在不易，因为，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旅程，是一个摆脱幻灭与偏见的过程。”[24]她认为沙赫撰写的《苏非》（The Sufis，1964）“将苏非主义道路中的新的一面介绍到西方来”[25]，“好像我的一生都是在等待它的出现去阅读它”[26]。莱辛推崇苏非主义哲学不动感情的苏非式审视生命的方式[27]，在写作中较为明显地融合了苏非哲学所提倡的以冥想、回忆等非理性思维方式进行自我精神超越的理念，其作品也显示出与教谕故事的某种联系。南希·希尔斯·哈丁（Nancy Shields Hardin）在70年代先后撰写了《多丽丝·莱辛与苏非之路》（“Doris Lessing and the Sufi Way”，1973）、《苏非派教义故事与多丽丝·莱辛》（“The Sufi Teaching Story and Doris Lessing”，1977），考察莱辛的小说创作与苏非主义之间的关系，揭示苏非哲学、苏非故事对莱辛小说创作的影响。沙迪亚·S.法希姆（Shadia S.Fahim）则在论著《多丽丝·莱辛：苏非平衡和小说形式》（Doris Lessing：Sufi Equilibrium and the Form of the Novel，1994）中讨论了荣格心理学、R.D.莱恩的生存论心理学以及苏非主义哲学与莱辛小说创作的复杂关系，对《金色笔记》中女性主人公寻求身体和心灵的内外平衡过程进行了分析，就人物的梦幻、心理治疗、意识活动等内容进行了阐释，认为“莱辛一直在寻找精神的平衡之道，这促使她探析了荣格与莱恩的心理学说，并进一步寻求到苏非教”[28]。
自70年代以来，从心理学、苏非哲学的角度探讨莱辛小说的不乏其人，也出现了一批论文论著，但是，其中的扛鼎之作当属罗伯塔·鲁宾斯坦（Roberta Rubenstein）的《多丽丝·莱辛的小说视野：打破意识的形式》（The Novelistic Vision of Doris Lessing：Breaking the Forms of Consciousness，1979）。论者结合荣格心理学、R.D.莱恩心理学、苏非哲学，对莱辛在心理意识描写和小说艺术结构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做出整体考察和系统性解读。鲁宾斯坦认为，经验意识是莱辛小说虚构艺术的核心，它实现了对客观现实的主观转译，她注意到莱辛将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和精神意识的变化与艺术形式相联系，认为文本的结构、组织、叙述技巧成为人物思想意识的客观对应物，“分裂”在《金色笔记》中不仅是一种心理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形式上的现象。[29]此外，林恩·苏尼克（Lynn Sukenick）对莱辛小说的心理描写艺术也做出富有启发的解读，论者并未刻意关联心理学理论对作家思想的影响，而是从其小说美学特质出发，认为莱辛小说的心理描写回避“情感”和“情绪”，注重“理性”和“抽象”，这和她倾向政治和道德主题，刻意远离女性主义美学的心态有关。[30]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伊莱恩·肖瓦尔特的认同。
心理学、宗教哲学角度的研究注重考察作家在思想领域的兴趣是如何延伸到作品，并影响了小说的人物心理刻画、主题呈现和艺术结构的，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莱辛小说在表达人类经验与意识领域的丰富性上的认识与理解，呈现出莱辛小说在政治意识领域外对心理意识领域的深入开掘和艺术贡献。
（三）小说形式和艺术技巧研究
关于多丽丝·莱辛小说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一直存在争议，即便对她赞誉有加的评论者也认为她的小说太过拘泥于历史环境，有时缺乏艺术想象力，语言直白、风格笨拙。詹姆斯·金丁（James Gindin）认为：“多丽丝·莱辛强烈的政治和社会责任感被充分地融入了特定历史情境中。但积极的信念可能会变得生硬，具体的情景会变得像新闻报道，而对时间和地点的严格忠实可能会限制对人的认知范围。莱辛女士的那种强烈的政治和社会责任感，既是她最大的特点，也是她的主要缺点。……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她缺乏多重意识、喜剧感，对人类经验中无法进行分类或明确定位的那部分缺乏洞察力，缺乏人性和智力的深度。对于社会与政治的责任感的高度投入使她无法全方位地展示人类的经验”，这“暗示着莱辛女士小说中美学不足的缺陷”[31]。金丁的观点不乏支持者。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莱辛的小说在艺术上不如同时代的英国女作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包括以艺术形式著称的《金色笔记》都存在一定的审美缺憾。
在《金色笔记》再版“前言”（“Preface”to The Golden Notebook，1971）中，莱辛曾对文学批评界对她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所表现出的普遍的、显而易见的漠视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她声称对这部小说的形式特点“几乎没有人进行研究”。即便有研究者论及小说的艺术创新，也认为并非是作品的主要价值所在。弗雷德里克·R.卡尔 （Frederick R.Karl）便认为：“（《金色笔记》）是一部结构严谨但却冗长，几乎是有些笨拙的小说，如果单从美学上来评析它，我们将可能失去这部作品的分量所在。这部小说的力量不在于构成作品叙述的几部笔记的安排，也不在于作品中纯文学写作的质量，而是在于作品中体现出的莱辛女士的广博兴趣，特别是她试图诚实地写作妇女生活的尝试。”[32]卡尔的观点侧面反映了莱辛小说研究中一度是注重主题和人物形象的研究，对小说的美学机制、叙事艺术特点并未予以更多重视。
60年代之后，小说文体学和叙事理论的迅速发展为小说的艺术形式研究提供了学科理论的支撑，这对70年代之后莱辛小说研究的新转向也产生影响，在进入80年代后，出现了多部关于莱辛小说的艺术形式和叙事技巧研究的专著，而作为最具形式实验色彩的《金色笔记》自然也成了关注重点。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贝茜·德雷恩（Betsy Draine）的《压力下的实质：多丽丝·莱辛小说的艺术连贯性与形式演变》（Substance Under Pressure：Artistic Coherence and Evolving Form in the Novels of Doris Lessing，1983）、克莱尔·斯普拉格（Claire Sprague）的《重读多丽丝·莱辛：双重和重复叙事模式》（Rereading Doris Lessing：Narrative Patterns of Doubling and Repetition，1987）。斯普拉格对多丽丝·莱辛小说中惯常使用的“重复”（Repetition）、“双重”（Doubling）的叙述技巧进行了分析，梳理了莱辛的不同作品中相似人物的重复出现，同一作品中具有相似性格特征的人物的复现，不同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双重对应”在莱辛的作品中所营造出的叙述上的重复特点。斯普拉格指出：“《金色笔记》中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成双对应的关系层面，这包括了同性之间与异性之间的对应。”[33]女性人物之间、男性人物之间、女性与男性人物之间都存在对应关系，是主人公的性格、身份的分身或延伸。她还分析了《金色笔记》中人物的命名技巧，指出作者或使用谐音，或采用相同的首字母[34]，或通过血缘关系的暗示来区分、组合人物之间的关系，或形成具有对应关系的人物群组。人物之间的对应、重复对于作品主题的表达是有深意的，作者探讨的依然是当代社会的生存状态以及小说形式的革新。另外，珍妮特·金（Jeannette King）的《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 g，1989）对《金色笔记》中人物的话语、关系以及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这部作品是读者型文本，读者积极地参与建构文本的意义而非被动地消费文本。[35]
莱辛小说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个性很多时候在于艺术形式的成长和自我革新的意识。进入21世纪后，超小说理论、语言学分析、生态批评、后殖民理论等批评方法开始出现于莱辛小说研究，丰富多元的理论视角促进和深化了人们对莱辛小说思想价值的认识，关于小说的政治批评、历史写作、女性主义思想、自传性特征、后现代主义倾向等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不少颇具创见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一些具有学术含金量的专著、论文集相继出版，比如艾丽斯·里德奥特（Alice Ridout）和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主编的《多丽丝·莱辛：跨越界限》（Doris Lessing：Border Crossings，2009），德布拉·拉施克（Debrah Raschke）等学者编辑出版的《多丽丝·莱辛：审问时代》（Doris Lessing：Interrogating the Times，2010），凯文·巴西（Kevin Brazil）和大卫·谢尔盖（David Sergeant）等学者编辑出版的《多丽丝·莱辛与历史的形成》（Doris Lessing and the Forming of History，2016）。
罗伯塔·鲁宾斯坦的《多丽丝·莱辛、克兰西·西格尔和影射小说》（Literary Half-Lives：Doris Lessing，Clancy Sigal，and Roman à Clef，2014）从自传性写作的角度对《金色笔记》做出有新意的释读。她从自传素材与艺术虚构的张力关系这一角度，结合传记、日记、信件等资料进行分析，认为莱辛和美国作家克兰西·西格尔（Clancy Sigal）的恋爱关系对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产生微妙影响。论者对《金色笔记》的小说情节和作家情感生活细节的相互影射之处予以仔细梳理，比如虚构人物和生活原型的互映，克兰西·西格尔是索尔·格林的性格原型，索尔这一人物既具有真实因素又有虚构再转化。但是，鲁宾斯坦的研究目的却不是验证文学现象的事实考据，而是探讨了在历史真实和虚构真实的模糊边界中，情感关系和私人经历的不同艺术转化方式所带来的美学目的和艺术伦理的差异、冲突。
2015年出版的《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出版50年纪念文集》（Doris Lessing's The Golden Notebook After Fifty，2015）是对《金色笔记》出版半个世纪的纪念与回顾，文集中的论文撰写者既有莱辛研究领域的老一辈资深学者，又有学术新秀，他们的论文成果展现了当下《金色笔记》研究领域的新观点、新路径和新资料：1.探讨《金色笔记》中的非洲书写、冷战历史和核战争危机在当下地缘政治冲突、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新意义，小说的政治幻灭与后现代主义文体转喻、冷战叙事的关联。2.重新审视《金色笔记》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运用巴赫金（Bakhtin）的小说话语理论分析《金色笔记》的复调叙事、元小说叙事艺术。3.对《金色笔记》的自传性书写研究；考察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和50年代英国新左翼政治、左翼文学的关联。4.保罗·施吕特（Paul Schlueter）、乔纳·拉斯金（Jonah Raskin）、弗洛伦斯·豪（Florence Howe） 等人回顾了在60年代接触《金色笔记》的契机，最初的阅读体验，以及与作家的交往细节等，这些“独家回忆”不仅为莱辛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也见证了作者莱辛和《金色笔记》在当时和此后岁月中不断发酵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正如索菲亚·巴恩斯（Sophia Barnes）所说，“长久以来，这部小说的批评重要性与其说来自它对特定政治或社会现象的表达方式（尽管这一直是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学术研究的主题），不如说来自它对作者的功能及其与阅读阐释的关系的元批评”[36]。
《金色笔记》出版已有50多个年头，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不仅可以观照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也成为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尺度。英美学界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理论思潮和文学气候的影响，各阶段的研究重点、批评方法和切入视角有所差异，但总体趋势是不断走向深化与系统，这也符合了莱辛小说研究的整体发展状态，即在尽可能向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贴近、回归的同时，也兼顾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政治现象、艺术潮流在文本解读中的扩张与回应，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品的潜在价值。《金色笔记》所包含的一些重要话题，比如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思考、自传性写作、潜意识心理研究、元小说批评，以及小说文本形式的原创性和开放性，对于今时今日的广大读者与研究者依然具有先锋性与吸引力，是一部“生动、有力、丰富，能够促进思考与讨论的”[37]小说，也从侧面印证了韦勒克和沃伦关于杰出作品的重要表征在于其思想内容的“包容性”“多义性”[38]的观点。
二
多丽丝·莱辛小说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分别是《渴望》（解步武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野草在歌唱》（王蕾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和《高原牛的家》（董秋斯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当时，尚没有国内学者对其人其作进行评价，只有一篇来自苏联学者的评论《小说家多丽丝·莱辛》附在《渴望》的中译本里，这篇评论称赞莱辛的非洲小说抛弃了吉卜林的传统，认为“她的诚恳和乐观，和她那种想把她的艺术为社会进步、国际的友谊与和平服务的愿望，必然会使她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敬爱”[39]。从当时选译的作品及这篇评述来看，莱辛创作被纳入国人视野主要在于其左翼作家的身份，在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下，其小说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倾向倒也符合国内文艺在政治进步上的要求。不过，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莱辛小说的译介工作一度暂停。
20世纪80年代，国内思想文化界重新开启了面对西方世界的大门，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也迎来了“解冻”。莱辛小说的翻译作品陆续见诸各类文学期刊，长篇小说《金色笔记》也以《女性的危机》（辽宁人民出版社，顾涛等译）[40]为名在1988年出版，国内学界对于莱辛的研究介绍由此正式展开。孙宗白的《真诚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对莱辛的创作现状和文学地位做了介绍，指出非洲生活对作家影响颇深，并认为反对种族歧视与争取妇女的平等自由权利是莱辛创作中的两个重要主题，而“现实主义扎根在她的思想中，渗透在她的作品中”。王家湘的《多丽丝·莱辛》（《外国文学》1987年第5期）则对莱辛50至80年代的小说进行了介绍。黄梅的《女人的危机和小说的危机》（《读书》1988年第1期）对《金色笔记》的女性生活描写、小说独特的形式布局做出了精彩分析，论者指出，女性的“自由有多重的原由和多重的含义”，作家对女性生活的认识，不仅关涉女性，同时也指向了人的普遍生存际遇。
在20世纪90年代，莱辛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范文美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又来了，爱情》（瞿世镜、杨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再版（一蕾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1993年，多丽丝·莱辛来华访问，与她同行的还有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传记作家麦克·霍洛伊德（Michael Holroyd）。他们先后到访了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中国翻译界、学术研究界、文学创作界的学者和作家座谈。在这次访问活动中，更令人们感兴趣的是德拉布尔，她是《牛津英国文学词典》的主编，大多数时候的莱辛则较为沉默。[41]
在这一时期，莱辛的小说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瞩目，出现了一些针对作家创作的总体现状、写作风格发展和主题类别，以及具体作品进行研究与分析的学术论文。张鄂民的《多丽丝·莱辛的创作倾向》（《暨南学报》1998年第4期）总结了莱辛小说中的三个主要视点走向，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个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到“人类与宇宙的关系”，勾画出“外部—内心—宇宙这种宏观—微观—宏观的转换”。李福祥是较早关注莱辛并对她的小说进行集中研究的学者，他在90年代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莱辛小说的主题特征，科幻小说创作以及80至90年代的文学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梳理。[42]对莱辛小说艺术形式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金色笔记》：刘雪岚的《分裂与整合——试论〈金色笔记〉的主题与结构》（《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2期）、陈才宇的《形式也是内容：〈金色笔记〉释读》（《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徐燕的《从“间离效果”看莱辛的〈金色笔记本〉》（《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均体现出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金色笔记》艺术形式独特性的关注，尝试对小说形式结构和主题意蕴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探讨。
总体来看，80至90年代对莱辛小说的研究以宏观描述与阶段性特征的梳理居多，研究者们追溯作家的创作轨迹，探讨其小说中较为突出的主题倾向和艺术特征，使国内学界对莱辛在当代英国文学中的创作地位有了初步认识和印象，这为此后莱辛小说的系统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提供了必要的资料积累。
进入21世纪，莱辛小说的译介在国内渐趋繁荣。2000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了《金色笔记》（陈才宇、刘新民译）中译本。2003年，短篇小说集《另外那个女人》（傅惟慈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莱辛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有力推动了莱辛小说在国内的大规模译介。曾有人诙谐地评论是诺贝尔奖拯救了莱辛的小说《裂缝》（The Cleft，2007），否则这部小说定将夭折而无法获得出版机会。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莱辛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命运。[43]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知名度高，号召力强，是出版市场的风向标。译林出版社早在1999年就购得了《玛拉和丹恩历险记》（Mara and Dann，1999）的版权，却迟迟未出版，直到2007年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后才于当年推出。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新闻效应令莱辛的名字在一夜之间成了传媒笔下的头条，进入公众的聚光灯下，她的小说读者也从学院派的小众爱好者、研究者群体走向大众市场，而随着她在国内知名度的陡升，她的众多作品相继在国内翻译出版。[44]
对于国内的莱辛小说译介和研究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聚光灯效应确实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扩张。诺奖高度肯定了莱辛小说创作的成就和她对当代西方文学的贡献，这也激励了国内学者对于莱辛小说研究的热情和信心。进入21世纪后，国内莱辛小说研究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研究规模的扩大，论文的数量快速增长，除了刊载于学术期刊上的大量论文，还有为数不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二是研究板块逐渐清晰，主题视域集中，理论批评丰富多元，研究视野得到拓宽和深化，出现了多部有分量的学术研究专著。
莱辛与苏非主义思想的渊源，以及苏非主义如何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成为2000之后在国内研究界讨论较多的话题。学者陈东风的《多丽丝·莱辛与苏非思想》（《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从苏非主义哲学视角对《四门城》中女主人公的精神探索历程做了细致的考察，揭示莱辛如何从苏非哲学的遁世思想中找到了“社会认识价值和对现实的启示意义”。但该文结尾指出，“在探寻人类生存之路的同时，莱辛过分强调人的精神作用，忽视了社会实践与社会斗争，以至于在作品中流露出逃避现实，遁入虚幻的困惑”。这未免过于强调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斗争意义和现实批判功能，这与当时的文学研究界尚未完全摆脱批判现实主义思想的束缚有关，也是时代印痕的一斑。苏忱的《多丽丝·莱辛与当代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哲学》（《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以《幸存者回忆录》为蓝本，对其叙写中的“回忆”手法进行具体分析，指出苏非哲学认识论对莱辛寻求超越精神的束缚起到了指引作用。此外，胡勤的《多重的苏菲主义：对“多丽丝·莱辛与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哲学”——与苏忱商榷》（《贵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对苏非主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内涵进行分析，指出莱辛所接收的是西方语境中的苏非主义；夏琼的《与东方的对话：论多丽丝·莱辛对苏非主义的跨文化接受》（《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则从文化接受的角度看待莱辛与苏非主义的关系，指出莱辛对苏非哲学的吸收既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跨越和融合，但也是在西方视野主导下的有条件吸收和改造，这些看法无疑具有辩证色彩。
女性主义研究也是目前莱辛研究中成果相对集中的一个研究领域，在莱辛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类型的小说中，对女性生活的关注始终是一个显在主题。90年代后，英美女性主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带来的女性主义批评的活跃态势正好与女作家研究的热点效应不谋而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阐释与思考的相互促进，前者所提供的理论范式促进了文本解读，而优秀的文学范本亦可以检验理论自身的价值。《金色笔记》的女性主义研究一般有两个侧重方向，一类是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探讨作家在女性生存描写中所表现出的矛盾与困惑，揭示作者对人类整体存在的思考，而没有将批评的视点放在对男性的批判和挑战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另一类则是通过叙事策略的考察揭示莱辛的女性主义观念，辨析作家如何运用写作机制解构与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秩序，将女性写作的模式与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反抗精神结合起来。
如刘颖探讨了作者如何在叙述者、叙述结构以及叙述视角的运用中突破男权文化的限制，建构女性经验主体[45]；黎会华认为，莱辛揭示了菲勒斯中心主义对于女性生存的压制，而作家通过瓦解二元对立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颠覆、消解了女性所处的客体与他者地位，“这正是女性主义者所强调构建的新型女性主体：脱离中心的、散乱的、不依附男女两性的僵化关系的流动的主体”[46]；白艾贤则从作品中对女性困境的表达，提炼莱辛寻求独立与自由的独特女权思想[47]；夏琼则从文本中的两性关系分析出发，认为莱辛的女性主义思想体现为努力建构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机制。[48]另外，苏忱的论文《多丽丝·莱辛的女性观点新探》颇有思辨色彩。论者以莱辛的四部代表作为例，从作品中一系列具有受虐情结与遭受感情之苦的女性主人公形象“探讨莱辛在对待女性问题上的悖论，即女性必要经历受虐的过程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49]。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女性主义理论进入我国时已经相对成熟，国内学者在对莱辛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倾向进行发掘和论述时，没有像英美批评界在早期研究中刻意强调其中的两性对抗色彩，而是将性别冲突、女性的生存困境的讨论放入文化心理结构与伦理道德的语境中，从性别问题上升到人的精神危机、分裂和孤独等普遍问题。但是，国内对于《金色笔记》和莱辛的女性思想的研究大多是强调莱辛在女性写作上取得的成就，而甚少注意到莱辛的创作作为英国女性小说写作中的一环，必然也承继了女性文学的传统，莱辛的反思和批评也必然建立在与前辈女作家的联系上。
《金色笔记》研究始终是国内莱辛小说研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和形式研究在2000年后都有继续推进。比如，姜红对小说形式和主题认知关联的论证，认为《金色笔记》是一部以认识为主题的小说，其中贯穿着秩序与混乱的矛盾冲突，而对小说形式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作品的认识主题。[50]徐燕从超小说理论来阐释文本的叙述特点和结构艺术。[51]白艾贤则认为作者有意识地去打破读者的传统阅读期待心理，调动读者参与作品建构。[52]王丽丽还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叙事的角度审视了作者如何在文本中建构话语权，认为这是对于人与命运抗争主题的呼应。[53]肖锦龙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人性观、弗洛伊德的本质主义人性观对小说中传统的人性主题做出富有新意的批评与解读。[54]对《金色笔记》的小说形式研究中，学者们注重发掘作品的美学效果与艺术价值，考察作者在具体叙述中表现出的对于现实社会与形而上思想的批判意识，加深了人们对于这部作品的认识。[55]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莱辛小说研究的繁荣还体现在研究视域不再局限于她的早期长篇小说和现实题材作品，进一步扩展到内心空间小说、科幻小说、寓言小说和非虚构类文学等，理论方法也日趋多元、研究视角多样化，原型批评、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生态批评、空间理论等被应用于莱辛创作的阐释，显示出研究者们尽可能在传统批评范式之外寻求对作品更深层次的艺术素质与内涵的发掘。理论话语在莱辛研究中的活跃不仅反映了当下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日益融合的发展态势，也标志着莱辛小说研究系统化的形成。此间，莱辛小说研究专著的相继问世也成为学术研究成果繁荣的重要指征，如肖庆华的《都市空间与文学空间——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2008），蒋花的《压抑的自我，异化的人生——多丽丝·莱辛非洲小说研究》（2009），胡勤的《审视分裂的文明：多丽丝·莱辛小说艺术研究》（2012）和王丽丽的《多丽丝·莱辛研究》（2014）。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莱辛小说和《金色笔记》研究，呈现出几个侧重：1.注重对作家创作的政治主题、女性主义思考和精神分析的讨论，这和莱辛早期小说创作倾向现实主义的艺术态度相关，她的个人经历、所受外部思想资源的影响和敏锐的女性意识，成为其小说构思的重要来源。2.从小说叙事艺术和文体学的角度考察作品艺术形式和主题内涵的关联，发掘她作为小说家的艺术思考。3.近年来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导下对莱辛小说的文化批评，80年代之后，莱辛从现实主义转向科幻、寓言等纯虚构文学，通俗小说亚文类的跨界写作和隐蔽的政治态度为文化批评的介入提供了张力空间。4.作为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金色笔记》的文学价值依然被广泛讨论。《金色笔记》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不纯粹在于某些技巧上的先锋或实验色彩，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小说艺术实践，各种不同的艺术技巧被融合进文本中，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表达。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生命经历的个人，莱辛的小说中除了普遍性的社会历史内容之外，还有灌注于作品之中的个人独特生命体悟。莱辛追求理想与信仰、关注人类的普遍生存境遇，她将置于社会和集体冲突中的个体精神的发展作为小说结构的中心，勾画女性经验意识的内在复杂体验，反思世界政治、性政治和时代乌托邦的幻灭，这主导了小说叙事的艺术想象，赋予小说结构以象征色彩。也许，对于21世纪以后的读者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远离了这部后现代“史诗”所植根的20世纪中叶的非洲反殖民主义斗争历史、冷战历史、女权主义运动等，但是文学想象的建构能力正在于突破时空的封锁，提供人性经验的共通启示和作出系统性的道德反思。作为一部拥有丰富的历史、政治、心理学和伦理道德见解的作品，《金色笔记》以复杂、矛盾、多样性的叙事策略挑战传统美学原则、解构作者权威，要求读者直面现代生活的碎片化和偶然性，崩溃和分裂也许是当代人不可避免的现实和精神危机，但也更具有冲击保守的价值观和一成不变的模式化思维方式的力量；从“崩溃”到“整合”并不意味着取消多样性或独立性，而是摆脱僵化的思想、单一的理念，通过对话与思考，克服精神危机，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1] Harold Bloom，ed., Doris Lessing，New York：Chelsea House，1986，p.7.
[2] James Gindin，“Doris Lessing's Intense Commitment”，in Doris Lessing，ed.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 House，1986，p.9.
[3] Dorothy Brewster，Doris Lessing，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65，p.161.
[4] Jean Pickering，Understanding Doris Lessing，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0，p.6.
[5] David Lodge，“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The Novel Today，ed.Malcolm Bradbur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102.
[6] 多丽丝·莱辛在20世纪末出版的几部小说，特别是《第五个孩子》（1988）、《玛拉和丹恩历险记》（1999）和《浮世畸零人》（2000）一直备受争议，原因在于小说中对少数族裔、原始人、返祖现象和民族国家的描写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刻板印象，令读者感到不安。See Susan Watkins，“Writing in a Minor Key：Doris Lessing's Late-Twentieth-Century Fiction”，Doris Lessing：Interrogating the Times，edited by Debrah Raschke，Phyllis Sternberg Perrakis，and Sandra Singer，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p.149.
[7] Susan Watkins，“Writing in a Minor Key：Doris Lessing's Late-Twentieth-Century Fiction”，Doris Lessing：Interrogating the Times，edited by Debrah Raschke，Phyllis Sternberg Perrakis，and Sandra Singer，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58-159.
[8] Doris Lessing，“The Small Personal Voice”，A Small Personal Voice：Essays，Reviews，Interviews，ed.Paul Schlueter，New York：Alfred A.Knopf，1974，p.6.
[9] Harry Blamires，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London：Macmillan，1982，p.222.
[10] Dorothy Brewster，Doris Lessing，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65，p.143.
[11] 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多丽丝·莱辛协会（The Doris Lessing Society）网站所提供的数据资料，目前已出版的莱辛小说研究英文学术专著和论文集约有56部，各类英文文献更是汗牛充栋，难以计数。https：//dorislessingsociety.wordpress.com.
[12] John L.Carey，“Art and Reality in The Golden Notebook”，Doris Lessing：Critical Studies，edited by Annis Pratt and L.S.Dembo，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4，p.24.
[13] John L.Carey，“Art and Reality in The Golden Notebook”，Doris Lessing：Critical Studies，edited by Annis Pratt and L.S.Dembo，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4，p.22.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列举了从1962—1963年至少有7位评论者是从自传角度解读《金色笔记》的。
[14] Jean Pickering，Understanding Doris Lessing，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0，p.122.
[15] Doris Lessing，“Preface to The Golden Notebook”，in A Small Personal Voice：Essays，Reviews，Interviews，ed.Paul Schlueter，New York：Alfred A.Knopf，1974，p.25.
[16] Margaret Drabble，“Doris Lessing：Cassandra in a World under Siege”，Ramparts，10 Feb.1972，pp.50-64.
[17] Margaret Moan Rowe，Doris Lessing，Basingstoke：Macmillan，1994，p.36.
[18] Patricia Meyer Spacks，“Free Women”，Doris Lessing，ed.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 House，1986，p.101.
[19] Margaret Moan Rowe，Doris Lessing，Basingstoke：Macmillan，1994，p.42.
[20] Shirley Budhos，The Theme of Enclosure in Selected Works of Doris Lessing，Troy，NY：Whitston，1987，p.102.
[21] [美]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韩敏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页。
[22] Michael Thorpe，Doris Lessing's Africa，London：Evans Brothers，1978，p.104.
[23] 伊德里斯·沙赫用英语写作了大量有关苏非教义和理论的书籍，将苏非主义的理念向西方普及，多丽丝·莱辛称赞他是沟通了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消除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偏见与无知。沙赫对于物质、生活、世界与自我的独特认知方式与思考方法吸引了莱辛，她自认为从中获益颇多。
[24] Doris Lessing，“On the Death of Idries Shah”，The Daily Telegraph，http：//www.dorislessing.org/on.html.
[25] Doris Lessing，“On Sufism and Idries Shah's The Commanding Self”，Sufis Org，1994，http：//www.sufis.org/lessing_commandingself.html .
[26] Doris Lessing，“On the Death of Idries Shah”，The Daily Telegraph，http：//www.dorislessing.org/on.html.
[27] Doris Lessing，“On Sufism and Idries Shah's The Commanding Self”，Sufis Org，1994，http：//www.sufis.org/lessing_commandingself.html.
[28] Shadia S.Fahim，Sufi Equilibrium and the Form of the Novel，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9.
[29] Roberta Rubenstein，The Novelistic Vision of Doris Lessing：Breaking the Forms of Consciousnes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p.76.
[30] Lynn Sukenick，“Feeling and Reason in Doris Lessing's Fiction”，Doris Lessing：Critical Studies，edited by Annis Pratt and L.S.Dembo，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4，pp.98-118.
[31] James Gindin，“Doris Lessing's Intense Commitment”，Doris Lessing，ed.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 House，1986，pp.23-26.
[32] Frederick R.Karl，“Doris Lessing in the Sixties：The New Anatomy of Melancholy”，Doris Lessing，ed.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 House，1986，p.77.
[33] Claire Sprague，Rereading Doris Lessing：Narrative Patterns of Doubling and Repetitio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7，p.68.
[34] 斯普拉格分析了莱辛小说中人物命名的策略，指出在《玛莎·奎斯特》中作家减少了男性采用A系列的名字而女性采用M系列的名字，而在《金色笔记》中又被保留下来，摩莉（Molly）、爱拉（Ella）、马莉恩（Marjorie）、玛丽罗丝（Maryrose）、穆莱尔（Muriel）、马克斯太太（Mrs.Marks）这些名字继续了女性的命名方式。男性的命名或延续女性的命名方式——迈克尔（Michael）、马克思（Max）、米尔特（Milt）——或者超越这种A/M的命名方式——保罗（Paul）、索尔（Saul）、汤姆（Tommy）。See Claire Sprague，Rereading Doris Lessing：Narrative Patterns of Doubling and Repetitio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7，p.72.
[35] Jeannette King，Doris Lessin g，London：Edward Arnold，1989，p.54.
[36] Sophia Barnes，“‘So Why Write Novels？’The Golden Notebook，Mikhail Bakhtin，and the Politics of Authorship”，in Doris Lessing's The Golden Notebook After Fifty，edited by Alice Ridout，Roberta Rubenstein，and Sandra Singer，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p.135.
[37] Doris Lessing，“Preface to The Golden Notebook”，in A Small Personal Voice：Essays，Reviews，Interviews，ed.Paul Schlueter，New York：Alfred A.Knopf，1974，p.43.
[38]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39] [俄]维·弗拉第米罗娃：《小说家多丽丝·莱辛》，[英]莱辛《渴望》，解步武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40] 这个译本的知名度较低，据《金色笔记》的译者陈才宇回忆，莱辛对小说译名并不满意。陈才宇：《在莱辛家做客》，《南方周末》2007年10月18日。
[41] 杨芳：《多丽丝·莱辛：诺奖得主的两幅肖像》，《中国青年报》2007年10月17日。
[42] 李福祥：《多丽丝·莱辛笔下的政治与妇女主题》，《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李福祥、钟清兰：《从动情写实到理性陈述——D.莱辛文学创作的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特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李福祥：《试论多丽丝·莱辛的“太空小说”》，《成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李福祥：《八九十年代多丽丝·莱辛的文学创作》，《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43] 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曾说：“获奖之前只有一些文学爱好者知道她，现在普通读者可能会对她产生兴趣，但买了她的书也不一定看得下去。《金色笔记》和《野草在歌唱》当年都只印了五六千册，因为市场不好，并没有再版。”《诺贝尔商业奖？》，《南方周末》2007年10月18日。
[44] 这里对2007年后翻译出版的莱辛作品做简要整理。200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多部小说译作：《玛莎·奎斯特》（郑冉然译）、《壅域之中》（王雪飞译）、《风暴的余波》（仲召明译）、《三四五区间的联姻》（俞婷译）、《第五个孩子》（何颖怡译）、《浮世畸零人》（朱恩伶译）、《裂缝》（朱丽田、吴兰香译）。非洲短篇故事二集：《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非洲故事一集》（陈星译）、《抟日记：非洲故事二集》（范浩译）。2009年，南海出版公司推出小说译作：《幸存者回忆录》（朱子仪译）、《天黑前的夏天》（邱益鸿译）。此后，《好人恐怖分子》（王睿译，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短篇小说集《祖母》（周小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我的父亲母亲》（匡咏梅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相继出版。2016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两部小说译作：《简·萨默斯日记——好邻居日记》（陈星译）、《简·萨默斯日记——岁月无情》（赖小婵译）。此外，莱辛的回忆录、自传、散文等也陆续有翻译出版：《特别的猫》（彭倩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非洲的笑声》（叶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时光噬痕》（龙飞译，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画地为牢》（田奥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2016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两部莱辛自传译作：《刻骨铭心：莱辛自传，1919—1949》（宝静雅译）、《影中独行：莱辛自传，1949—1962》（翟鹏霄译）。
[45] 刘颖：《建构女性的主体性话语——评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46] 黎会华：《解构菲勒斯中心：构建新型女性主义主体——〈金色笔记〉的女性主义阅读》，《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7] 白艾贤：《〈金色笔记〉与莱辛的女权主义思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48] 夏琼：《论〈金色笔记〉的女性主义》，《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49] 苏忱：《多丽丝·莱辛的女性观点新探》，《江淮论坛》2005年第5期。
[50] 姜红：《有意味的形式——莱辛〈金色笔记〉中的认识主题与形式分析》，《外国文学》2003年第4期。
[51] 徐燕：《〈金色笔记本〉的超小说艺术》，《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3期。
[52] 白艾贤：《读者的积极建构与〈金色笔记〉的解读》，《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53] 王丽丽：《后现代碎片中的“话语”重构——〈金色笔记〉的再思考》，《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
[54] 肖锦龙：《拷问人性——再论〈金色笔记〉的主题》，《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
[55] 陈红梅：《〈金色笔记〉的空间叙事与后现代主题演绎》，《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蒋花：《整合与对话——论〈金色笔记〉中的戏仿》，《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颜文洁：《双声部结构的变奏曲：〈金色笔记〉的文本意义生成机制》，《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