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扑朔迷离的真相：兄弟弑亲案
1989年夏天，也就是在我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那个暑假，我到叔叔家的小型保险公司打工，按时计酬，地点是新泽西州的朗布兰奇。那是一份单调乏味的工作：把电话簿上成千上万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录入台式电脑，然后创建数据库，以便通过邮件推广公司的保险业务。对一个致力于追求卓越职业生涯的法律人来说，这显然不是最吉祥的征兆，所以我很庆幸自己可以在新泽西那个炎热的夏天因患上腕管综合征而得到片刻的喘息。
8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高中时代最好的朋友杰茜卡·戈德史密斯·巴尔齐莱（Jessica Goldsmith Barzilay）的电话，那时她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SUNY Binghamton），即将步入大学三年级，也正在放暑假。办公室前台的接线员恰好是我婶婶，她把电话转接到了离我最近的分机上。杰茜卡是我认识的性格最开朗和最乐观的人，她总能很快地笑起来，甚至能在更短的时间里让别人也笑起来。她的脸上永远都挂着笑容。
1989年8月20日的那个下午，杰茜卡却没有在电话里发出笑声。那是她打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电话，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她又陆续给我打过几次这样的电话。在这次通话中，她试图告诉我一些事情，但我听不清她说的是什么，因为她一直在哭着说。从她的哭声中，你感觉得出那不是因为发生了一般的悲伤事件，而是人们在遭遇重大悲痛时才会有的表现。在她竭力向我传递那个难以名状的坏消息时，我先想是不是她的父母出事了。每年感恩节，我和我弟弟都会去她家吃甜点，这是一个延续很久的传统。然后我又想是不是她的两个姐妹出事了，我也和她们一同上过高中。
过了一两分钟后，杰茜卡冷静了下来。这个消息是关于她父母的老朋友的。“乔斯和姬蒂死了。”她说。他们死了，还是被谋杀的，是被恶意杀害的。在他们自己家的起居室，被人用霰弹枪近距离射杀，现场惨不忍睹。案发时，他们就坐在沙发上，一边吃草莓和冰激凌，一边看《007之海底城》（The Spy Who Loved Me）。我们后来得知，现场极为血腥，乔斯的头几乎从身体上断了。
我很早就听杰茜卡说过乔斯和姬蒂的故事。杰茜卡的父母曾经和这对夫妇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那时他们都还年轻，也没什么钱，竭尽全力想在皇后区取得成功。他们两家租了小型公寓，彼此相邻，像其他年轻夫妇一样打拼生活。他们努力工作，设法做到量入为出，且怀抱着远大的理想。作为一个形影不离的四人组，他们两家一起度假，一起过周末，一起打网球，一起玩《大富翁》游戏。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从古巴移民到美国的乔斯终于摆脱了最初的卑微生活，在好莱坞建立了非常成功的事业，并举家搬到了贝弗利山庄。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他都已实现了美国梦。乔斯和姬蒂育有两个儿子。我也听说过这俩兄弟，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杰茜卡喜欢上了那个年长的哥哥，后者后来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这两兄弟相貌英俊、体格健硕。而今，他们成了孤儿。
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警方接到了一个电话，报警者是他们兄弟中的一个，情绪异常激动，说他偶然发现了自己父母的尸体。警察迅速赶到案发现场，那是一栋价值500万美元的豪宅，之前曾是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住宅，而更早之前则属于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警察在室外草坪上看到了这家人的小儿子，他整个人蜷缩成婴儿状，室内则是血流成河。
我从未见过这家人，但通过杰茜卡多年来的讲述，我自认为是了解他们的。在听朋友啜泣着诉说令人惊悚的细节时，我也间接感受到了那沉重的悲痛。杰茜卡平静下来后，我觉得我可以多了解一下相关事实了。有嫌疑人吗？她说目前还没有嫌疑人，不过从残暴程度来看，警方认为这或许与黑手党有关。可能是为了复仇，但她想不出谁会对乔斯和姬蒂下此狠手。这段时间以来，警方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这起谋杀疑案最终成为20世纪90年代第二起最耸人听闻的刑事案件，仅次于O.J.辛普森（O.J.Simpson）审判。姬蒂和乔斯是莱尔·梅嫩德斯（Lyle Menendez）和埃里克·梅嫩德斯（Erik Menendez）的父母，他们死于自己的亲生儿子之手。不过，直到很久之后，这个可怕的事实才为人知晓，而杰茜卡和她的家人则用了更久的时间才接受这一现实。
由于开学的缘故，杰茜卡未能参加在普林斯顿召开的追悼会。她的父母参加了——不得不闭棺举行，并表示在现场，埃里克看起来特别悲伤。他们说，这两个孩子在谈及乔斯和姬蒂时滔滔不绝，言语中充满了爱。
几个月后，在1990年3月，我再一次接到杰茜卡的电话。我记得她是哭着打给我的。当时我坐在大学狭小的宿舍那坚硬的双人床垫上，开着一盏可调节台灯，毕业论文的最后期限已经临近，而我一如既往地拖着。她的声音中带着悲痛，但较8月那次平静得多。她说：“他们错抓了那两个男孩。”她一直用男孩来指代莱尔和埃里克。即便是近30年后的今天，这两个因弑亲而被判终身监禁且早已步入中年的男人，在她看来仍是“男孩”。时间被冻结在了谋杀案发生之前。
“警察怎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呢？”她问。这并不只是一句反问。那时，我已准备当年秋天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书，所以我觉得她哀伤地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想让我给她一些法律方面的意见，解释一下为什么警方会犯如此大的错误（以及如何改正这个错误）。
我刚开始退缩了，然后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杰茜卡，是他们干的吗？”
她给出了坚定的回答：“不是。百分之百不是。”
我说：“你确定吗？”
“我知道不是他们干的，”杰茜卡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相信了她。
在他们两兄弟被逮捕几个月后，杰茜卡又一次给我打来电话。她刚刚和这两个男孩的一个女性长辈交谈过。莱尔和埃里克已经招供了，他们称自己杀死父母是为了自卫，还说他们多年来一直遭受乔斯的精神虐待和身体虐待。那为什么要杀姬蒂呢？根据莱尔和他精神病医生的谈话录音，他杀死母亲是帮她“摆脱痛苦”。在供词和变更了的抗辩内容公之于众之前，梅嫩德斯家的这个女性长辈事先把相关情况告诉了杰茜卡一家。我问杰茜卡她父亲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这比失去姬蒂和乔斯还要糟糕。”他告诉她。
接下来是长达六年的漫长拉锯战，关于精神病医生录音证据的可采性——一场史诗般的官司：关于自卫原则的多回合交锋，上诉至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California Supreme Court），以及多次无效审判；1996年，两兄弟最终被判谋杀罪名成立。所有这一切都在国内公开上演，举国震惊。后来，这起极具戏剧性的案件还被写成了多本书，并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在第一次和第三次审判时，杰茜卡甚至出庭做过证。
在他们兄弟招供时，我已经是法学院的学生了。但在杰茜卡第一次听闻真相的那个晚上，我们没有谈论刑法，没有推想法律辩护的可行性，也没有推测若罪名成立，莱尔和埃里克可能面临的判决。杰茜卡讲的是这些年来她自己的轻信，她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她失去了什么。哪些是她没有看到或选择视而不见的，哪些悲伤和痛苦是她未曾注意到的。要知道，这起枪杀案并不是一时冲动。整个犯罪行为都是被精心策划和实施的，并仔细进行了掩盖。在继承遗产之后，莱尔开始疯狂购物。他买了一辆保时捷、一款劳力士腕表，以及普林斯顿的一家餐馆。
杰茜卡忽视了哪些极其反常的迹象呢？那两个男孩的父母被杀令人心痛，那两个男孩在谋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令人难以忍受。但让杰茜卡深感苦恼的是她错信了人以及她对可能的事实视而不见。我们谈了整整一夜，直到太阳升起。那两个男孩是凶手，杰茜卡认为他们不是，但事实上他们就是。她想搞清楚这件事。我们想一起搞清楚这件事。
很久以后，杰茜卡和她的家人开始回过头来寻找那些看起来怪异，甚至可怕的事情，这或许可以帮助他们了解隐藏在完美的美国梦之下，这家人不为外人所知的紧张关系。乔斯是一个性情强硬的父亲，轻易不会妥协，对待孩子非常严厉。有一天晚上，他开车把12岁的埃里克拉到了墓地，留他在墓碑间哭泣，以让他坚强起来。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杰茜卡一直在讲与这个故事类似的其他故事。但两个男孩表现得很好，以至于在谋杀发生之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他们两兄弟招供之前，所有人都认为那些小插曲已经被遗忘或烟消云散。
我们那次的彻夜长谈并没有产生什么顿悟，但得出了一个结论：你不可能了解一个人的所有。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了解别人的内心或想法，你也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了解别人能做什么。我说的是真正了解。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显而易见却也令人沮丧的事实，可对当时尚未踏入社会并开始工作的22岁的兄弟俩来说，这个道理还远不是那么明显。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意识到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这一点让我感到震惊，不过震惊的同时也受到了启发。直到今天，每当有人告诉我说他们知道某个人不会做某件事时，我都会想起莱尔和埃里克。在特定行当中，这是一种悲哀的反应，却也是一种必要的反应，因为有些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与你的信仰、信念和本能相悖，比如那两个生活优渥的百万富翁的儿子就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我和杰茜卡的这些对话谈论的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一个丧失纯真的故事，但同时，这也对我今后作为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不仅对任何嫌疑人的任何潜在的犯罪行为持有一种合理的怀疑态度，还对任何人的清白持有这样一种态度。无罪推定，作为一个与审判有关的重要法律术语，人们在法庭上谈论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无罪推定这一神圣原则的运用确保了刑事审判的公平性，所以在做出判决前，陪审团可以评估所有证据并保留自己的判断。
调查阶段则不同。无罪推定对调查人员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标准。对于每一个人的潜在罪行，调查人员都必须保持开放心态——无论这个人是受害者的好友还是血亲，乃至生活富裕、家境优渥的儿子也不例外。
在谈及偏见时，人们通常指的是负面偏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即人们可能会对某一种族、民族或性别的人持有偏见，而这种偏见又可能会导致他们过度怀疑某一特定群体的犯罪行为。但梅嫩德斯兄弟弑亲案以及很多其他案件也提醒我们要对正面偏见保持警惕。所谓正面偏见，就是人们认为那些外表看起来正直的公民或那些非常成功和富有的人士不会犯欺骗、欺诈、施暴或弑亲等罪行。正面偏见不仅会导致执法部门漏掉嫌疑人，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反而会导致某些深思熟虑的人成为受害者。
夜间赶路时，如果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看到一个身着连帽衫的年轻非洲裔美国人迎面走来，那么他可能会走到街对面去，但这个白人也可能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给一个颇为有名、衣着考究却缺乏诚信的白人投资顾问来打理，而他所有的朋友都给予了这个顾问无限的信任。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人们该如何生活呢？在雇请照看小孩的保姆、聘请律师或选择投资顾问时，让普通公民把这些人往最坏处想，或让普通公民花费大量时间去调查他们的背景似乎是不现实的。这会让你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陷入瘫痪。但是银行职员、老师、学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或许应该保持足够的怀疑精神，以便在发现明显的危险信号时敲响警钟。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总是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