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徐、金交游实迹

在邬国平大作发表之前，人们只知根据《鱼庭闻贯》中的《与徐子能增》、《答徐子能》两封信及《说唐诗》卷首与同学书中的一些评论来分析徐增与金圣叹的关系。是邬文首次从《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和“赠言”中，钩稽出金圣叹《怀感诗序》和《读瀑悬先生诗毕吟此（子能丙戌梦游匡山，看瀑布，曾改名匡杖，字瀑悬）》、《看梅思知至先生在病（子能法号知至）》、《岁暮怀瀑悬先生兼寄圣默法师》，不仅头尾文、诗为珍稀佚作，中间两诗亦能校补《沉吟楼诗选》抄讹或所无文字，如第一首诗题，在金诗中作“冬夜读徐悬瀑诗”159，无题注，可知“悬瀑”为“瀑悬”倒文；第二首诗题，在金诗中作“看梅思知止先生”160，亦无题注，可知“知止”为“知至”之误161。邬文在考订《岁暮怀瀑悬先生兼寄圣默法师》写作时间时，根据第四句“仲尼落职遂删诗”，认为“删诗”是指徐增著《诗论》或评选《而庵说唐诗》，时间在“顺治十四年以后，故此诗或作于顺治十四年至十七年之间”。所论不无道理，只是末句“春来只问雪塘师”却无意中规定了一个时间下限：圣叹有诗《丁酉深秋重观雪塘法师遗笔》，首句为“雪塘已归雪山久”162，可见此僧顺治十四年便“久”已去世，故“岁暮”诗不太可能作于此年及以后。金氏这些诗文，诚如邬文所云：“或肯定徐增诗歌的悲苦声调，或赞赏他的诗人才华，或与徐增共同切磋诗歌批评，或表达对徐增不顾疾病缠身，努力评诗、著书精神的敬佩。”

邬文的贡献还在于，从《九诰堂集》中首次找出“五题六篇作品直接与金圣叹有关”：诗《读第六才子书》（七绝二首）、《夜怀圣叹》，文《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唱经子赞》，并高度评价有关作品之于认识金圣叹的意义：“这些诗文贯穿着一个鲜明而突出的主题，就是大力肯定金圣叹人格、学识、才华，对当时众多文人雅士强加给金圣叹的各种苛责作了严正驳斥。可以说，金圣叹生前死后，徐增是为他洗刷‘坏名声’的第一‘辩护律师’。”徐增诗歌，是按照时间排序的，邬文认为“其中《读第六才子书》、《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作于金圣叹生前，《夜怀圣叹》诗也以作于金圣叹生前的可能性为大，其他两篇则作于金圣叹被害后不久”，稍嫌笼统，亦不够准确；仅据《九诰堂集》上述数篇研究两人关系，亦略显取材不够广泛，且有疏漏。以下以《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这篇被邬文视作“全面为金圣叹辩诬”的文章为核心，结合两人现存著述，考述彼此交往的史实历程。

明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秋，圣默和尚欲介绍徐增认识圣叹，“二十年人尽骂圣叹为魔，如是者数年。至壬午秋遇圣默法师，欲导余见圣叹，才说圣叹，余急掩耳曰：‘怕人，怕人！’后遇圣默几次，渐疑之”163。时年徐增三十一岁，圣叹三十五岁。徐增以自己“掩耳不听”之举，形象地说明了在晚明金圣叹已被“妖魔化”到何种程度。

明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春，“同圣默见圣叹于慧庆寺西房，听其说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尚惴惴焉，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慧庆寺，即慧庆禅寺，“在阊门外白莲泾西”164，位在徐增家宅附近165，徐、金二人初交于此。圣叹此年撰《徐庆公生日》：

城中岂有甲申年，叹绝先生独断然。天上岁星真妙士，山中宰相是神仙。二方兄弟予同学，两海文章世异传。便欲执经来就正，青芝紫气若函关。166

徐庆公此人向无考证，末句“青芝”，即青芝山，“在邓尉西南”167，位于苏州西南六十里处光福镇，简称芝山、芝坞，由此可知徐庆公与金俊明《送徐庆翁赴芝山隐居，并以为寿，时甲申中秋》168中“徐庆翁”为同一人。徐增此年撰《送家大人赴青芝山居……》（卷二），可见居青芝山之徐庆公（翁）即徐增之父，金圣叹、金俊明祝寿诗约撰于该年八月。徐增《五十自寿》诗自序“壬午岁，余年三十有一，先君是年五十有八……戊戌先君见背”（卷十九）。可知其父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卒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此人家有“九诰”，为进士黄元勋之婿，却本名无考、事迹不详，徐增文集卷首“诸名公旧序”及传记亦从来不涉及其家世父祖，实为怪事。圣叹诗句“二方兄弟予同学”，典出后汉陈寔长子元方、四子季方，二人均有高名，是说自己与徐增兄弟的关系。169足见两人自春天相识后，至秋季交谊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顺治五年（1648），“又五年戊子，再同圣默见圣叹于贯华堂，而始信圣叹之非魔也。不禁齿颊津津向诸君子辨其非魔”（《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蒋寅据此认为：“戊子即顺治五年，这是徐增一改对金圣叹的态度、转而信奉其学说的开始。”170这是顺治十七年（1660）徐增回忆旧事所云，撇开圣叹寿其父诗已云彼此为同学不说，五年前之听其说法的精神状态即听课感受，已说明徐增态度早已开始转变并接受其学说了。无论如何，从此徐增成为圣叹最积极的辩护人。金圣叹《读瀑悬先生诗毕吟此》、《岁暮怀瀑悬先生兼寄圣默法师》两诗当撰于此际。

顺治九年（1652）“壬辰仲春”，徐增撰《怀感诗》四百二十首怀念友人，其中《唱经先生》为：“千年绝学自分明，佛海儒天出大声。掩耳不听真怪事，却从饮酒看先生。”（卷五）检讨了当年自己的偏见，盛赞圣叹如海似天的儒佛造诣。诗成后，请圣叹为撰《怀感诗序》，圣叹如此写下自己的读后感：

是时三月上旬，花事正繁，风燠日长，鸟鸣不歇。乃余读之，如在凉秋暮雨，窗昏虫叫之候；如病中彻夜不得睡，听远邻哭声，呜呜不歇；如五更从客店晓发，长途渺然，不知前期；如对白发老寡妇，讯其女儿时、新妇时一切密事；如看腊月卅日傍晚，阛阓南北，行人渐少渐歇：一何凄清切骨、坏人欢乐也！171

在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大好春光的背景下，以一连串令人凄怆悲凉感伤落寞的比喻，形象地表达了对徐增创作《怀感诗》复杂而独特心境的深刻体悟，正如邬文所云，“笔墨间流露出他对徐增生理的病痛极为同情，对他精神的苦闷也极为理解”。

顺治十三年（1656）丙申夏，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贯华堂原刻本卷七有“顺治丙申四月初三日辰时阁笔”）问世。五月，徐增撰《答王道树》：

弟愚昧，又宿业为祟，病日益深，向安之，今则反有大不安者。此无它，为不得随逐同学诸公，以致虚度日时，故辄思无故得数十金，为举讲场一两次，以阅《私钞》，总不及身提面命之为快，而道树以为《私钞》妙处尽传，不必听讲。在道树久学能然，而弟则未敢遽以为然也。弟迩来又大闷，同学兄弟不知何故，反多参差。窃以为所说有未尽欤？今既决当矣。窃以为所学有未至欤？今既证修矣。然则结习不可除，而反于道成之日发露耶？弟不免大疑。愚汲汲欲建讲场者，良为此也。弟不到唱经堂十年矣，茫茫大海，未知适从。敢请道树明以教我两日，买得《第六才子书》，寝食与俱。（文卷三）

中间一段，似乎说明友人对圣叹学说产生疑问和非议，徐增欲建讲场以正视听。此信末尾有“前委史沅草两先人诗，弟几忘之。昨宵灯下草一通请正”，即诗歌《书史沅草职方所撰其尊人钟奇先生暨蔡夫人朱夫人行略后》，诗序曰：“余与同学王子道树尝品量当世人物……丙申春，王子以先生所著其先人行略见示，余展读卒业”（卷八），亦可佐证《答王道树》写作时间。王道树名学伊，昆曲大师王季烈九世祖，王瀚（号斫山）胞弟，圣叹挚友。所谓“私钞”，当即“圣叹内书”所载《大易义例私钞》、《大易讲场私钞》、《涅槃讲场私钞》、《□〔法〕华讲场私钞》、《法华三昧私钞》、《宝镜三昧私钞》、《一代时教私钞》、《第四佛事私钞》、《圣自觉三昧私钞》、《内界私钞》之类172，是徐增最看重的体现金圣叹哲学和宗教思想的论著。徐增向道树表示希望能够为圣叹设立讲堂，亲听圣叹讲座，而不愿仅仅阅读其讲稿，既见徐增服膺之深，亦见圣叹讲学感染力之强（如上“百家讲坛”，必是好手）。该月即购得新出金批《西厢记》，撰《读〈第六才子书〉》：“薄命书生欲老时，石榴花下忽相思。六时工课无多子，一卷双文窈窕词”；“才子应须才子知，美人千载有心期。彩云一朵层层现，爱杀先生下笔时”（卷十，此诗下第三题为《淮上舟社赋百年一闰端阳，杜湘草属和》，顺治十三年闰五月）。

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徐增撰《访圣叹先生》诗：“恐冷灵均梦，来登杜甫堂（家有杜甫堂）。菊花秋正好，兰叶晚愈芳。学道多生幸，为诗一世忙。蛩声凉露下，唧唧月苍苍。”（卷十一）这是两人分别九年后再次会面。《答王道树》上年云：“弟不到唱经堂十年矣”，乃夸张凑数之词，《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余既病痼，见圣叹不数数，曾逾八年得一相见”（文卷一），顺治五年至今，恰逾八年。

顺治十五年（1658）夏，撰《私评〈会真记〉》：“苏州近日有《西厢》，侬喜看他字字香。应是双文重得度，世间才子好心肠。”（卷十三《和沈紫房艳诗》之四）此诗赞扬圣叹通过评点，为《西厢记》淫书说翻案。沈紫房名约，苏州人173，弱冠有《玉林诗草》，徐增为之序（文卷六）。

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春仲”，为友人聂先撰《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赞美圣叹无处不在：

譬今之桃花如是红，李花如是白，山如是青，水如是绿，光如是放，声如是响而已。圣叹既无一处不现身，则无一处不可见。吾尝于清早被头，仰观帐顶，圣叹宛然；尝于黄昏灯畔，回看壁影，圣叹宛然；尝于梁溪柳岸，见少妇艳妆，圣叹宛然；尝于灵岩雨窗，闻古塔鸟声，圣叹宛然；乃至风行水活，日暖虫游，圣叹无不宛然者：此吾之见圣叹法也。

此段文字语言清丽雅致，以大量充满了生命律动的生动意象，比喻金圣叹思想精神的巨大感召力。“三耳生”乃聂先别号，字晋人，号乐读，编撰《续指月录》，卷首江湘序曰：“吴门聂子乐读者，研穷经史，复沉酣于宗门家言。继瞿公幻寄《指月录》，辑宋南渡后上下五百余年宗乘微言，钩索源流，详核世脉，汇为一书，名《续指月录》。”吴绮《募刻续指月录弁语》曰：“近今复有三耳生，赋诗铭物多能声。续成此录在患难，猿槛鸡笼浑不惊。”是书卷首及各卷大题下署“庐陵聂先乐读编集”，另编《百名家词》行世。174苏州方志载：“聂先《十二家诗钞》四册、《西湖三太守诗钞》一卷、《西湖六君子诗钞》二卷。字晋人，吴县人。”175当是祖籍江西庐陵而寓居吴门以编书为业者。杭州三知府之一之刘廷玑记其人云：“聂晋人先，吴人，才学颇富，手眼亦高，但性情冷僻。吕文兆狂士，犹呼之曰‘聂怪’，其为人可知矣。”176吕文兆即吕熊，《女仙外史》作者。春夏之际177，圣叹与徐增就《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的评选有多封书信往还：

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解”之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以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謋然其已解也。知比日选诗甚勤，必能力用此法。近来接引后贤，老婆心热，无逾先生者，故更切切相望。—《与徐子能增》

承谕欲来看弟分解，弟今垒塞前户，未可得入。先曾有王摩诘十二首在道树许，或可索看。……今如索得，看有不当处，便宜直直见示。此自是唐人之事，至公至正，勿以为弟一人之事而代之忌讳也。—《答徐子能》178

第一封对“唐律诗分解”的解释，或有助于理解彼此诗学的互动。徐增因看过圣叹此稿及其评杜诗，以致自己后来《说唐诗》时几欲回避：“七言律，已经圣叹选批，尽此体之胜，余说唐诗，初欲空此一体，故止说三十五首；杜少陵作，居二十五首，其余十首，不过是凑成帙而已，总不能出圣叹范围中也。”179

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七月十三日，圣叹因哭庙案被斩首于江宁，徐增现存诗集中此年无涉及圣叹者。文集卷四有《唱经子赞》：

末法将兴，先生出世；千圣微言，晰如掌示。是为前知，斯文在兹；岂其法运，尚非其时？口唱大易，乃至明夷；文昌有厄，先生当之。仲尼心伤，释迦掩泣；麟生徒然，凤死何急。力破象法，其身何有；法破身存，亦先生疚。无我之学，喻如虚空；三千大千，奚处不逢？天上天下，浩浩苍苍；千秋万年，先生不亡。

这当是现存唯一悼念圣叹的文字，或即撰于该年。“口唱大易，乃至明夷”云云，与时人所谓“讲《易》至‘明夷’而止”180相吻合。《明夷》卦为“利艰贞”，《周易》“彖”的解释是：“‘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作为“利艰贞”之卦，“明夷”的卦象是“日入地中，隐晦其光明”，正像贤人那样，“内难而能正其志”，即“处于艰难之境，然能秉中持正，不降志辱身”，箕子就是这样的人，退隐守正，其光辉形象千古不灭。宋人刘克庄云：“读《书》至‘殷诰’，然后知微子遁去之意，否则宗祀绝矣；读《易》至‘明夷’，然后知箕子养晦之义，否则彝伦矣。”181尤其是在清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记载着某人“讲《易》至‘明夷’”而止，更是有其深刻的含义。顺治十四年（1657）去世的兴化遗民李长科，晚年撰《读〈易〉至“明夷”》诗云：“明夷悲故国，芦管沸烟霄。遁尾豺狼逼，同心鹿豕遥。尚余车马客，孰问水云瓢。片石青山路，弹棋对古樵。”182同样表达了坚定艰贞的隐逸精神。

康熙二年（1663）癸卯，周亮工在南京刊刻金圣叹评点历代古文，“岁暮”由长子周在濬“不远数百里驰书”向徐增请序，徐增撰《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以余为知圣叹，非余不能序圣叹之书”。该文与《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可并称为时人所撰研究金圣叹生平思想的最重要文献。与此二文相比，无论是史实价值还是评价力度，廖燕《金圣叹先生传》都不值得受到过高评价。如果说《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侧重于从整体上高度肯定金圣叹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风范，并尖锐抨击正统人士对圣叹的恶意诋毁，《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则侧重于介绍六部才子书的生成特点和评点者的艺术才华，对圣叹的性格亦有更加具体的描述，如：

圣叹固非浅识寡学者之能窥其涯岸者也，圣叹异人也，学最博，识最超，才最大，笔最快。凡书一经其眼，如明镜出匣，隐微必照；经其手，如庖丁解牛，腠理剨然；经其口，又如悬河翻澜，人人快意。不啻冬日之向火，通身暖热；夏日之饮冰，肺腑清凉也……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师，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迎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者，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文卷一）

无论是写于圣叹生前，还是圣叹死于钦案不久后成稿，相同的是，两文都洋溢着徐增对金圣叹无限的敬仰之情，不吝给予无以复加的赞美之词。

康熙四年（1665）乙巳春，徐增《过慧庆禅院同大音、解脱诸法师话旧》（卷二十二）诗曰：

桑田今变海，佛刹只依然。水绕莲花地，经开龙马年。舣舟循旧路，入室忆前贤。犹是木猴岁，三春礼法筵。

为数来游处，看看过廿年。是时余未老，今日各苍然。学道多生事，论交历劫缘。唱经人去后，血泪不唐捐。

法王遗广厦，末劫费撑持。七圣弥天力，双轮特地奇。人亡琴在此，树老岁难知。连日更连夜，深谈只是伊。

同题三首，首首都是回忆自己在慧庆寺与圣叹的交往，句句都在追思不幸遇难的先哲。“犹是木猴岁，三春礼法筵”，是指自己服膺“前贤”圣叹起始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佛教木猴年）春日；“唱经人去后，血泪不唐捐”，更是点明白圣叹逝世后自己的悲愤和感伤的持续力度；“七圣弥天力，双轮特地奇”，是以七圣人赞扬圣叹的佛学造诣，双轮当是指圣叹说法时所用的法器。对于令徐增深为叹服的甲申春日佛学讲座，圣叹在《赠顾君猷》中有所介绍：

今年甲申方初春，雨雪净洗街道新。西城由来好风俗，清筵法众无四邻。圣叹端坐秉双轮，风雷辊掷孰敢亲。譬如强秦负函谷，六国欲战犹逡巡。183

正是那段时间在慧庆寺的频繁说法，令徐增从此顶礼膜拜。康熙四年（1665）秋冬，徐增撰《夜怀圣叹》（后七首作于“丙午”岁，即1666年）：“圣叹分身无不在，虫之臂与鼠之肝。我今寒夜挑灯坐，只此灯光是圣叹。”（卷二十三）分身无不在，是徐增对圣叹的一贯评价；虫臂鼠肝，金圣叹临难前《绝命词》即“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184，典出《庄子·大宗师》：“以汝为汝肝乎？以汝为虫臂乎？”言人死后随缘而化为微小之物。金诗显勘破生死的达观之意，徐诗寓颂扬逝者的怀念之思。这可能是《九诰堂集》中涉及圣叹时间可考的最晚的文字了。

此外，徐增还在多篇文字中表彰圣叹。如为嵇永仁撰《葭秋堂五言律诗序》，云其“所至辄友，其人之贤者，若圣叹、山期、于一诸君子，皆其莫逆友也”（文卷一，亦见雍正刻本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四《杂诗》之首，惟无“于一诸君子”五字），山期为苏州姚佺，于一指南昌王猷定，序当写于圣叹生时。再如评董汉策《寄怀倚杜少陵韵》“鸣琴方在床”诗句，曰：“金圣叹酷爱杜少陵，嫌其不能兼王摩诘，帷儒其兼之矣；圣叹谈庄子其学同于孔子，扫开世人理障，帷儒其无理障矣。惜圣叹已兵解，不得与之同论帷儒诗。”185此则评语必写于圣叹身后。董汉策字帷儒，董说从侄，浙江乌程人，清初廪贡生，著有《榴龛居士集》传世。徐增《而庵说唐诗》卷首《与同学论诗》又云：“圣叹《唐才子书》，其论律分前解后解，截然不可假借。圣叹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彻，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胆识。但世间多见为常，少见为怪，便做无数议论。究其故，不过是极论起承转合诸法耳。然当世已有鉴之者，余不敢复赘一辞也。”写于康熙七年（1668）之前。大约此时，金昌为圣叹整理评杜诗遗稿。因系圣叹生前未完之作，故多处以徐增《说唐诗》补之，如在杜甫《秋兴八首》解题末尾注曰：“唱经批《秋兴》诗，止存五首，中多脱落处，酌取而庵说补之。”在《宾至》结尾注曰：“此下五首，从《说唐诗》录入，因《唐才子书》无杜律。凡而庵所批，皆为分解存之。杜诗单行全稿，不欲混于四唐之内，此唱经意也。今既不可得，而七律所缺过半，而庵其有意乎？矍斋识。”186可见《宾至》、《客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黑鹰》、《燕子来舟中作》五首七律皆出自徐增《说唐诗》。金昌知道两人的学术关系以及徐增《说唐诗》与圣叹风格方法的相似处，并希望他能完成圣叹的未竟之业。后人在研究相关诗作时，应注意徐增《说唐诗》被金昌采入圣叹遗作中的这一现象187。如果认为《宾至》也承金圣叹之说，解作不耐烦留客之意，属于以市侩心肠度君子之腹，未免有损于为人厚道的杜甫形象，至少在承续关系上是不够准确的。

康熙十年（1671）夏六月望日，六十岁的徐增为重修《武林灵隐寺志》撰序，引金圣叹话曰：“圣叹尝言之，适幸作得一篇文字，可惜早间欲作，而为他事所夺，失却一篇文字；假今不作明日作，当更另有一篇文字。”188该序是他在世的最后痕迹，自甲申服膺圣叹之学后，他以自己坚持不懈的扬誉，使两人从此共同生活在这个对彼此都甚为艰难的世界上。即便在哭庙案后，只要徐增还在世，圣叹就会鲜活地存在于他的笔墨中，真可谓处处“现身”、“可见”，处处“无不宛然者”（《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