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企混改总体良好

2007年至2012年9月，央企通过改制上市，从境内外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约9157.5亿元。所以，上市公司成为央企混改的主要载体。至2013年12月，央企下属各级企业38423家（2014年47699家），同比增加24.14%。其中，改为公司制的占比89%，混改企业占比52%（2014年66.15%），有385家控股境内外上市公司。2014年，在央企混改企业中，国资占比43.89%。同年12月，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占全部央企的54.49%、59.89%、66.05%。也就是说，央企优质资产通过改制上市，与非公资本融合，已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6)但是，中央及地方国企集团绝大多数仍是国有独资。特别是，行业龙头央企和地方骨干国企还有50%未实行公司制改革，也未建立治理结构。当然，剩余的50%虽已实行公司制股份制革，但股权结构普遍表现为国资“一股独大”，既没有真正形成规范的治理机制，(7)也还没有完全确立市场化经营体制。虽然不少国企已实现多元化股权结构，也建立了形式完整的治理结构，但治理行为与经营管理依然沿袭混改前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国资委统计数据显示，至2016年12月，央企及下属子公司混改数量占比达68.9%，而且，50%以上国资集中在上市公司，省级国资委出资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47%。在央企混改户数中，商业一类（充分竞争领域）占比73.6%，多元化程度最高；商业二类（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承担重大专项）占比62.6%；公益类占比31.1%。从地方的角度看，国企混改数量占比47%。其中，上海、广东、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河南等省（市）的混改工作涉及面更广泛。城市重要性越高，混改政策要求的压力就越大。地市级政府对下属国企混改有更多自主权，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缺少战略性产品的生产加工，更少受到中央混改计划约束。然而，我国沿海地区比内陆的民企多，非公资本实力强，所以，当地国企混改程度会更高。相应地，东北、西南地区国企混改少。出于军工国企的历史发展原因，其资产体量大且高度集中，而且，民企非公资本未得到充分发展，混改交易成本较高。从产业类别看，房地产、建筑、建材、通信、矿业的国企混改户数占比分别为88.3%、86.3%、78.3%、77.9%和76.8%。简单标准制造行业实施国企混改的交易成本低，所以比复杂非标契约行业的混改程度更高。前者包括建材、纺织、家电等，后者包括高端制造、金融保险等。截至2018年1月，央企一级子公司混改户数占比22.5%，二级子公司混改占比超50%，并逐级提高，而四级以下子公司混改占比已超90%。即央企或地方国企级别不同，面临的政策改革压力对混改的影响也会有差异，即表现为“层级越低，混改程度越高”。

国企混改转换治理机制和经营体系，更好地融入市场经济，以此提高国资效率，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及抗风险能力。同时，会提高社会服务功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尽可能做到“一企一策”，具体要以行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国家要不要控制等作为判断基准，(8)既不是要国资完全退出，也不是完成“一混就灵”的政治指标，而是合理配置国有股权（或净资产比例）。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共同富裕，既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又要扩大国资国企控制非公资本的影响范围（如避免财富两极分化）。为此，要坚决制止国资无下限退出或国企无底线私有化的思想取向，同时要鼓励各地公益性中小型国企发展壮大，而非“一卖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