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继统
康熙即位，关键在孝庄太后的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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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丁巳午夜，清世祖因患痘疹驾崩，留下的一份遗诏指定了继承者：“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清史稿·世祖本纪二》）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
康熙朝纂修的《清世祖实录》所载遗诏，因避帝王讳而缺“玄烨”，但交代了幼主的年龄：“年八岁。”（《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八龄童登基，又一次让清政权面临主少国疑的境地。
此前的顺治帝，就因六岁登基，而惶恐地生活在代行皇权的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独专跋扈的阴影里，“惟拱手以承祭祀”（《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顺治十二年正月戊戌），近似傀儡。
凡天下国家之事，他既不能过问，也没有人向他禀告，极尽屈辱。
故而，顺治的遗诏，在指定嗣君的同时，规定了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辅政，没有从皇家宗室中选择王公作为顾命大臣留给新君。
顺治帝不想自己的儿子重蹈受辱的历史。
然而，从所谓顺治遗诏的内容来看，不论是指定嗣君，还是安排辅臣，都写在一份历数顺治罪行的文件里，其中只有顺治的十四款罪行，而没有只言片语谈及他的历史功绩。
对于一个曾有不少政治作为的早逝帝王而言，顺治遗诏是不客观、有失公允的。
它最有可能是顺治帝的生母孝庄太后与四辅臣炮制出来的。顺治帝从发病到驾崩，前后仅一周时间，病势迅猛，几近昏迷。
有人指出，这份遗诏是顺治临终的前一天，召集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和内阁学士麻勒吉草拟，分三次进呈顺治帝裁定的。
《清史稿》王熙、麻勒吉本传中都有提及，但是《清世祖实录》没有谈到。
难道是顺治帝大限将近，回光返照，对自己背叛祖制导致的纲纪废弛、法度纷乱，有着条分缕析的深度思考？
他不曾谈及多尔衮摄政时期的维艰，也不曾说到进剿南明的成功，而是直接历数“亲政以来”的种种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未必善得把自己想做一个有为帝王的努力，否定得干干净净。若真如此，则是旷代的心伤加速了他的死亡。
因此，这份遗诏最大的可能是有人授意王熙、麻勒吉写的，把昏迷中的顺治帝的沉默当作了默认。授意者，除了四辅臣，还有孝庄太后。
一个母亲，从她允许这份遗诏颁示天下的举动来看，也算是隐痛到了极致。
但是，她却在与顺治帝长达十年的较量中，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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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英年早逝，顺治帝迅速亲政，重用汉官，改善民族关系，却在迎娶蒙古科尔沁舅舅家的女儿为皇后的同时，试图打破太宗强化、孝庄延续的满蒙贵族联姻制度。
这，直接威胁到孝庄太后娘家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利益。同时，孝庄太后因为反对顺治帝“崇汉抑满”的政治表现，得到了以两黄旗大臣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支持。
顺治与孝庄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顺治帝为了摆脱以孝庄太后为首的老一辈大臣的干预和掣肘：宠任背叛故主、没有原则的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命其为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宠幸正白旗内大臣之女董鄂妃，入宫不到一年便晋升其为皇贵妃，并试图第二次废后，立董鄂妃为后。顺治帝在董鄂妃诞育皇四子后，称皇四子为“朕第一子”（《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卷，顺治十四年十月），派人告祭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即将册立储君。
这种尊崇新晋上三旗之正白旗的做法，直接威胁到固属皇帝自将的两黄旗的根本利益。
当初，两黄旗大臣面对强势的多尔衮，在代表蒙古利益的孝庄的劝说下，迅速改旗易帜，誓立的皇子由原来支持的太宗皇长子、正蓝旗旗主、和硕肃亲王豪格，改为未领旗务的皇九子福临，最后成功使之成为顺治帝。
两黄旗大臣力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不希望其他旗跃然其上，分割或者占据他们的上旗势力。经历多尔衮的多番打压，以索尼、鳌拜、遏必隆为首的两黄旗大臣挺了过来，原想在顺治亲政后扬眉吐气，不意顺治母子的权力之争，导致正白旗迅速发展，有可能后来居上。
两黄旗大臣抱团防御，站到了失望的孝庄太后一边。
孝庄太后在顺治诸蒙古后妃无生育的情势下，毅然早早地选择了汉军正蓝旗都统佟图赖之女佟氏庶妃所生的皇三子玄烨精心培育，并安排自己从科尔沁娘家带来的心腹侍女苏麻喇姑做他的启蒙老师，教授国书。
后来，成为康熙帝的玄烨回忆道：“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圣祖御制文二集》卷四十《庭训》）康熙帝把自己的成就，归结为“圣祖母”孝庄太后从他一两岁起的教养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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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太后的深谋远虑，为玄烨以庶子的身份顺利即位开道铺路。
至于顺治帝已明确属意的储君人选——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数月而殇，是感染了当时京师冬春季节流行的痘疹。在皇四子死前，孝庄染患痘疹，董鄂妃为了改善婆媳关系，或是为赢得孝庄的好感与谅解，在新生儿刚满月时忍痛前往南苑为孝庄侍疾，成就了后来被顺治帝为之御制《孝献皇后行状》时说“十四年冬，往南苑，皇太后圣体违和，后朝夕侍奉，废寝食”的孝道与贤德。孝庄病好了，“皇太后安之”（《清史稿·孝献皇后传》），但，顺治属意的皇四子却无命富贵。顺治帝哀痛不已，追封皇四子为荣亲王，修建新地宫，而且对于没有按时安葬的礼部官员处以拟斩监候的重罚。本想学习汉人继承制——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顺治帝，心烦意乱，没有再从剩余的诸皇子中择取储嗣，这是因为：
一、他还很年轻，二十岁左右。即便他如后人乾隆所神化的那样，亲自为自己选好了陵寝之地，但他还年富力强，无须储君来分割正在集中和强化的皇权。
二、他还期待心爱的董鄂妃为之再次生育。却不意董鄂妃痛子心切，一病不起，很快病逝。虽然董鄂妃的病重没有使之禁欲，但董鄂妃的死却给了他致命的打击。
顺治帝的等待计划落空，而其继承者康熙帝，以及传教士汤若望，却各有说法。
《清圣祖实录》卷一开篇记载：顺治十六年，玄烨“六龄时，尝偕世祖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宁问安宫中，世祖各问其志。皇五子甫三龄未对，皇二子以愿为贤王对”。玄烨回答：“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于是，“世祖皇帝于是遂属意焉”。
六龄童志向远大，主动求取皇位，表现了他人小胆大的帝王志业。童言无忌，他真如此胆大吗？有可能，但未必如此理直气壮。唯有他梦想成真后，后继之君为粉饰非常之志，不惜纂修实录，为之勾画天生皇命。
可是，与顺治帝有过不少往来的德国人汤若望，却留下资料，说顺治帝弥留之际，准备传位给堂兄、安亲王岳乐，是他汤若望进宫，力劝顺治帝传位于熬过天花的玄烨的。
一个外国人，匡正了中国人的皇位传承。这却忽视了孝庄太后的存在。
与孝庄太后有着长期的激烈冲突与权力争斗的顺治帝，难免想选择一个理想而成熟的继承者，将自己为之奋斗而不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实现。
顺治帝希望给自己未竟的帝业选择一个理想的继承者，这未可厚非。
毕竟岳乐为顺治朝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贵族，更是支持顺治帝改革的优秀代表。
论军功，他在顺治三年随肃亲王豪格出征四川，作战英勇，富于谋略，参与阵斩张献忠，后来又任宣威大将军，独立领兵进剿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迫使蒙古喀尔喀部投降入贡。
论理政，他在顺治八年袭爵封多罗安郡王，分管工部事务，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四年后任宗人府左宗正，管理皇家事务，晋升和硕安亲王。
在顺治后期，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领袖人物，一个是简亲王济度，另一个就为安亲王岳乐。顺治十七年七月，济度英年早逝，岳乐独掌议政王大臣会议。
岳乐虽然也被安排与蒙古贵族联姻，但积极支持顺治帝改善关系，重用汉臣，停止圈地，进一步安抚和团结汉族臣僚、地主阶级士大夫，夯实清朝的统治基础。
他不但自己喜欢汉文化，还延请了不少汉族名士入邸谈论学问、教授诸子。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有一篇《红兰主人》，写道：“崇德癸未年，饶余王曾率兵伐明，南略地至海州而返，其邸中多文学之士，盖即当时所延致者。安王因以命教其诸子弟，故康熙间宗室文风以安邸为最盛。”
崇德癸未年，即1643年。饶余王则为顺治元年晋爵多罗饶余郡王的阿巴泰，即岳乐的父亲。是年十月，阿巴泰率军攻明，从黄崖口进入明境，在蓟州击败明将白腾蛟，在兖州擒斩鲁王朱以派，在山东分兵攻略多地，一直打到海州，即今天江苏连云港的海州区，带回了不少南方学人。
当年十九岁的岳乐，应该随父从征，受了汉文化影响，也从老爸阿巴泰那里接管了汉族学士，并熏染了自己的儿子。
“红兰主人”即岳乐第十七子蕴端（《啸亭杂录》作“岳端”）。文中的“安王”，则指岳乐。岳乐请汉人教授儿子，很有影响，《啸亭杂录》不但写蕴端以结交名士闻名，且专门谈论岳乐第十五子玛尔浑袭爵后，也以“好文学”传世。
诸子如此，乃父功莫大焉。岳乐的远见卓识，功高望重，不免会使未捷先死的顺治帝认为，岳乐能够继续实施其帝王战略。
然而，亲政后深入学习汉文化的顺治绝对知道，弟兄传承皇位，除了会改变自己的皇位传承世系外，还容易给自己的子孙带来杀身之祸，更有可能遭到他所重任的汉官们的极力反对。
更何况，他的弟终兄及，选择的还是堂兄，必然会带给根基未稳的清王朝更大的内部纷争。
太宗皇太极曾费时十年，大力削弱八旗旗主权势，才将皇帝与旗主的关系成功变为君臣、主仆关系，全面废止太祖末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也使汗位推选制名存实亡。
顺治帝想传位岳乐，对形成皇帝权威、保持皇嗣正统，存在着严重的危害性，必然会在第一时间受到握有实权的孝庄太后与两黄旗大臣的阻挠和抵制。
一、孝庄已在精心培育皇三子玄烨。她早已舍弃了年长玄烨一岁的皇次子福全，理由是“向以损一目不得立”（萧奭《永宪录》卷三），而其他庶妃生子皆比玄烨小，更没有经历过不知何时要命的痘疹。
二、岳乐即位，孝庄太后就成了叔母，即便有太后之尊，面对的也是一个只小自己十岁的成年皇帝，干政的可能性极大下降。经历了多次宫廷争斗的孝庄太后，已成为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是不甘心退出权力中枢，使皇位旁落其他世系的。
三、岳乐即位，他所在的正蓝旗必将鸡犬升天，越过两黄旗和正白旗，两黄旗和正白旗即将面临重新洗牌。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上三旗大臣，即便宿怨日深，但在固有的集团利益受到威胁时，也会抱团抵御。
而汤若望的出面进谏，有可能代表了孝庄。毕竟他是孝庄的干爹。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离年满七周岁还差两个多月的玄烨即皇帝位，派人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四天后，孝庄太后谕告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尚书及文武官员等：“尔等思报朕子皇帝之恩，偕四大臣同心协力，以辅幼主，则名垂万世矣。”（《清圣祖实录》卷一，顺治十八年正月癸亥）
孝庄以皇太后谕，告诫群臣，要以报答顺治之恩，辅佐少年康熙。
值得注意的是，她自称“朕”，这是皇帝专有的自我称谓。作为大清王朝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太皇太后，她也是不在其位的皇帝。
这，得到了康熙及后世之君的认同。
或者说，在康熙及后世之君心里，孝庄太皇太后就是一个未称帝的皇帝。
两朝大将军王为何死后遭削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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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圣祖本纪二》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十二月丁未，裕亲王福全、庄亲王博果铎、惠郡王博翁果诺、温郡王孟峨疏辞议政。允之。……己未，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疏辞议政。不许。”
此事发生在康熙十一年（1672），正是圣祖终止辅臣执政、恢复皇帝亲政后的集权初期，两拨王公要辞去议政权位。
早已展现铁腕弄权之术的康熙，却展现了两种态度：他答应了亲兄福全和三位太宗之孙的请求，却驳回了关系较远的另两位太祖后裔的辞呈。
他和福全同父，与博果铎、博翁果诺、孟峨（猛峨）共祖父太宗，而杰书的祖父代善、岳乐的父亲阿巴泰与他的祖父太宗才是兄弟。
圣祖如此安排，算是一种回报。康熙八年五月，圣祖扳倒“妄称顾命大臣，窃弄威权”的鳌拜，杰书等王大臣给鳌拜整出罪状三十条，称“鳌拜系国家大臣，背负先帝重托，任意横行，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九，康熙八年五月庚申）。
岳乐在其列，奉命清洗了鳌拜余党。
岳乐是顺治帝留给康熙的重臣，顺治六年（1649）进封多罗郡王，改号为安，为此后岳乐称安郡王、安亲王之始也。好一个“安”字，该寓有辅佐圣君、安定天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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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乐没有辜负堂弟顺治帝“改号曰安”（《清史列传·岳乐传》）的深意。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吴三桂起兵造反，耿精忠、尚可喜响应。第二年六月，康熙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进军岳州，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奔袭浙江，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前往四川。三藩联手，手下都是刚刚帮八旗军覆灭前明大军和农民义军的精兵强将，又被大清朝廷丰厚的军饷豢养了二十余年，外搭上陕甘强悍的王辅臣趁火打劫，实力足以与朝廷抗衡，逼得志在平定三藩的青年康熙派出多路大将。
电视剧《康熙王朝》，虽没按史料所载的那样派出多个王公贝勒挂帅，但屡战屡败的战报，让老成持重的康熙帝如坐针毡，急躁得要下罪己诏退位。孝庄出手，仓促拼出数万虎狼之师，将一个在史上并不著名的周培公，设计得文韬武略，成了著名武将图海的主帅。电视剧在把图海黑得很惨的基础上，让一个小幕僚变成了大将军。而在这场持久战中战功卓著的大将军岳乐，却被虚构的泡泡湮没了。
康熙十三年九月，年届五旬的老将岳乐被封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师讨伐吴三桂。他是一个战斗经验丰富且智勇双全的战将，二十出头便随堂兄、肃亲王豪格进剿盘踞四川的大西王张献忠。他作战英勇，颇具谋略，率部击斩张献忠。此后，他又多次随叔叔、英亲王阿济格出征，大胜而归。久在名将之下历练受教，自然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当时，吴三桂与耿精忠两路叛军进犯江西。岳乐仔细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如果先攻湖南，与吴正面交锋，即使胜利，所得的土地也不容易保住，不如先攻江西稳定后方，切断吴、耿的联系。大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但是清军的最高统帅还是皇帝，战略部署必须征得皇帝的同意。康熙帝“令速定江西”。事实证明岳乐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率师很快占领整个江西，并乘胜直捣湖南。康熙十七年八月，在衡州做了五个多月大周皇帝的吴三桂，突患“中风噎嗝”，又添“下痢”病症，医治无效而逝。
岳乐征战湖南，攻下长沙，与大将军察尼分兵平叛，又历时一年多，胜利在望。
康熙十九年，圣祖下诏褒奖岳乐身历艰险、不辞辛劳的功绩：“王连年以来，远莅岩疆，亲历百战，栉风沐雨，历暑逾寒，竞扬貔虎之雄。克清枭獍之孽。湖湘诸处，已见荡平；滇黔余氛，俱成坐困；更体朕轸念穷荒之心，广示招徕，深加抚恤。王师所至，遐迩来归。捷奏屡宣，中外称庆。”（《清圣祖实录》卷八十八，康熙十九年正月辛亥）
康熙在诏书中不忌用肉麻的字句：“朕既嘉硕画，益笃亲亲”，并亲自到卢沟桥南二十里迎接，还专门为皇堂伯岳乐写了两首歌功颂德的御诗：
“大开册府纪元功，伐罪安民将略雄。伫见天潢蒙上赏，明光高宴赋彤弓。”
“洞庭南岳尽提封，九伐勋名勒景钟。眼底穷荒皆赤子，早销金甲劝三农。”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道：“三藩同叛，而岳乐、穆占、赵良栋、梁化凤、王进宝之将才出。”康熙平定三藩，岳乐当为首功，同时带回了前明皇子朱慈灿。大胜在即，康熙派人迎接岳乐回京，将军队暂交他人。
岳乐班师，是为康熙十九年三月。
《清史稿·岳乐传》记载：“二十年十二月，命王仍掌宗人府事。”也就是说，岳乐回京后有一年半多闲置，康熙帝并没有授予实职。
岳乐是重返旧岗位。他初授宗人府左宗正掌印，是在顺治十二年，此次出征前被拿掉了这一职务（康熙十一年九月，代善曾孙、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掌宗人府事）。康熙如此做，不无防岳乐功高震主或擅权自立之意。
岳乐为康熙帝建了大功奇勋，却并未被赋予重任，既不在议政王大臣之列，也不分管六部事务。康熙二十七年七月，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与喀尔喀部构衅兴兵。岳乐与简亲王雅布受命各带兵丁五百人，远赴塞外高原上的苏尼特边界驻防，直至天寒的十月，才奉命从草原撤还京师。这时的他，已是近六十五岁的老人了。
第二年二月，岳乐病逝。是死于京师还是回师军中，《清史稿》没有明确记载。这样一位对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建有最大功勋的大将军王辞世，康熙帝除了给一个“和”的追谥外，并无超规格的辍朝、哭奠的举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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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九年二月，已亲政一年的顺治帝，命年长其十三岁的堂兄岳乐掌理工部事务，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第二年，岳乐奉命出任宣威大将军，驻军归化城，进讨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使喀尔喀投降入贡。顺治十四年，岳乐晋封和硕安亲王。
岳乐是清初皇家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全力支持顺治帝的一系列改革，大胆起用汉人，缓解与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停止圈地，使人们能正常从事生产活动。
顺治末年，岳乐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决策军国大政，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顺治死后，他和杰书率领诸王公贝勒大臣，拥立玄烨继位。岳乐长期执掌宗人府事务，为完备皇族管理制度、编修谱牒做了大量工作。
按理，岳乐是顺治亲政之后的主要重臣，军功卓著，治绩突出，但顺治帝驾崩前，并未安排他入列嗣君辅臣。
其中有原因：
一、顺治帝鉴于自己亲政前，长期遭受以摄政睿亲王为首的皇叔亲王的欺凌，心有阴影，故而不给嗣君留下新的父辈亲王辅政。
二、孝庄与四辅臣达成了某种默契，不使王公贝勒干政，故而主持议政王会议的岳乐，只能明哲保身，并无实际作为。
三、四辅臣对岳乐也做了安抚。早在康熙元月正月，岳乐就晋和硕亲王，赠阿巴泰如其爵，此举当是四辅臣合议后报孝庄定夺，因为八岁的少年康熙是无权决定的。很有能力和威望的岳乐不抵制四辅臣，尤其是鳌拜，无疑是一种沉默的回报。
在后来康熙清算鳌拜一党时，岳乐并没有像杰书那样突出，未免在康熙心里记下一笔账。康熙打响平藩大战，过了一年多，事态恶化才起用老将岳乐，历时五年多啃下最难啃的吴三桂之后，又及时命他交出兵权。这明显是一种权力设防，以免岳乐有机会在完胜归来时恃功尊大，或因权坐大。
岳乐病逝第二年，家族攻讦战开始了！
礼亲王代善的曾孙、原封贝勒诺尼，控告岳乐于康熙四年主管宗人府时，偏听诺尼姑母谗言，审案不公，枉判诺尼不孝死罪、革爵下狱，后又释放。案发二十五年后，对于这种死无对证的事情，仅凭诺尼一家之言，康熙帝认定岳乐“诬陷无辜，理应反坐”（《清史列传·阿巴泰附岳乐传》），将其追降郡王，夺谥，其子经希、吴尔占分别革去郡王、贝子，授为镇国公。
岳乐之父阿巴泰、兄博洛都以贝勒受任大将军出征，而岳乐先后两次出任大将军王，都立下汗马功劳。
康熙帝为何要严惩为他击败吴三桂的岳乐呢？
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有一道诏书给出了答案：“安郡王岳乐谄附辅政大臣，每触忤皇考，蒙恩始终宽宥。”（《清史稿·岳乐传》）
雍正帝进一步下旨：“安郡王爵不准承袭。”
岳乐诬陷之事，康熙帝早有交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份记为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的满文档案，为康熙帝与明珠、马尔汉等四位老臣的密谈记录。其中康熙帝回忆，时为安亲王的岳乐带头力言要杀苏克萨哈，并像鳌拜一样强行具奏：“苏克萨哈一贯欺瞒主子，罪过断不可赦。”并称苏克萨哈曾向人言，康熙帝某次前往天坛，问他“猪为何物”。貌似苏克萨哈把少年康熙当作只吃过猪肉而没见过猪跑的无知孩童。康熙直接否了岳乐的检举揭发，称自己幼时出宫出痘，对“民间之事无论官兵生养、人情教化、牲畜繁殖等，朕无所不知。朕见识之广博胜于苏克萨哈，岂会问伊猪为何物？”康熙斥责岳乐“岂可以此全无踪影之事，诬告苏克萨哈而治罪乎？”于是，康熙“自此不再倚重安王。伊子未得承袭亲王，仅袭封郡王，乃源于此”。
虽是几十年后的回忆，但足见康熙帝对这位皇堂伯的恨，耿耿于怀，挥之不去，丝毫不念及岳乐在平定三藩中的巨大功勋。
至于雍正所言“安郡王爵不准承袭”，主要还是由于允禩（胤禩）娶了岳乐外孙女郭络罗氏为嫡福晋，同时以第二任安郡王马尔浑为首的岳乐家人，都是允禩的支持者。雍正不过是借着康熙打压岳乐世系的幌子，对其进行严厉的报复。当然，此事还需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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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康熙秘史》中，苏克萨哈乔装深夜求见岳乐，想和他联手对付鳌拜，取消辅臣，归政皇上，但遭拒绝。故岳乐死后，康熙对明珠说，鳌拜擅政，岳乐迎合，方便其绑架议政王大臣会议，弄权欺主。
电视剧渲染岳乐觊觎帝位。
岳乐是真有图谋吗？
德国人魏特写的《汤若望传》记载：顺治帝去世前，考虑继位人选时，“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的见解，都是愿意皇帝从皇子中选择一位继位者。皇帝使人问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完全立于皇太后一方面，而认为被皇太后选择的一位太子为最合适的继位者。皇帝最后受到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岁的皇子为帝位之继承者”。顺治帝舍弃福全，改立玄烨，“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
顺治帝亲政后，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当时，顺治帝因得天花，而满朝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承大统，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帝。
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上奏废明《大统历》，用《西洋新法历书》。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先后撰《群邪论》《辟谬论》以反对，嘲笑传教士带来的地球说不合理，天主教荒诞无稽，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中夏”即指中国。
杨光先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信奉伊斯兰教，反对西方历法。早年他做过前明新安卫千户，于崇祯十年（1637）四月抬棺死劾刑科给事中陈启新及首辅大学士温体仁，被崇祯帝“怒其恣臆乱政，廷杖，戍辽东”（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三《杨光先参陈启新》）。
杨光先大难不死，也不怕死，到了康熙三年，已经六十八岁的杨光先在鳌拜的支持下，复上《请诛邪教状》。经议政王大臣会议，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汤若望因身患瘫痪，说话困难，且身系桎梏，跪地受审，已无力为自己申辩。若非另一位来自西属尼德兰（今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不避凶险、挺身而出、细心照顾，年过古稀的汤若望或许早熬不住了。
后因京师地震，时人纷纷传闻，这是上天示警。
索尼提议，汤若望罪案事关重大，必须奏请太皇太后定夺。
于是，四辅臣一同面见孝庄，请她拿主意。
孝庄身在深宫，不是不知宫外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发展到又要使朝廷官员一大批人头落地的态势。天子还只有十岁，少不更事，她早已在慈宁宫坐不住了！
但是，她不能见面就责备四辅臣，还是先将他们呈上的折子阅览。
看完后，她可以发作了。
先是愁眉紧锁，脸色陡变，大为不悦，吓得四辅臣赶紧跪地顿首；继而将折子直接扔掷给四辅臣，丝毫不给年长自己十多岁的索尼、鳌拜，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苏克萨哈、遏必隆面子。
孝庄申饬道：“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岂俱已忘却，而欲置之死耶？”（黄伯禄《正教奉褒》）
顺治帝信任的人？
他信任的太监吴良辅，已在康熙即位的那一年被处死。
他信任的亲王岳乐，权力已经大大地被削弱。
这都是孝庄与四辅臣达成共识所实现的。
孝庄抬出顺治帝信任汤若望，只是托词，但鳌拜等四辅臣若强行杀了先帝信任的人，就是忤逆大罪，是背负皇恩。
这，使他们惶恐万分，使他们想起了顺治帝驾崩后，他们“誓告于皇天上帝、大行皇帝灵位前……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清圣祖实录》卷一，顺治十八年正月）的誓言。“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更何况，四辅臣也明白，汤若望原本就是孝庄看重的大臣，当初劝奏顺治册立皇子玄烨也是孝庄授意的。有孝庄的首肯，他们可以指责先帝“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的十四宗罪，可以“率循祖制、咸复旧制”地推行自己的逆天“新政”：如将顺治帝生前设置的内廷十三衙门革除，规定永不倚用内官；如裁汰内阁、翰林院，复设内三院，于乡试、会试取消八股文取士；如规定陈奏折子不得超过三百字，强调简约真切，禁止浮饰虚华……但是，孝庄不同意，甚至雷霆震怒，四辅臣是杀不得“洋和尚”汤若望的。
汤若望遇赦，只有李祖白等五名钦天监官员被杀。《时宪历》废止。
孝庄抬出先帝顺治，只是保住了汤若望。汤若望被免除钦天监监正，改由鳌拜推荐的杨光先出任。这样的安排，无疑是孝庄与辅臣之间的妥协。至于汤若望，于康熙五年死于寓所。南怀仁等传教士与杨光先继续论争，斗智斗法，于康熙七年底以事实证明新法胜于旧法，杨光先被革职，南怀仁接掌钦天监，推行《时宪历》，则为后话。
汤若望险遭大难，是否因谏阻岳乐继位而被秋后算账呢？
史料未载，不好乱说。
至于岳乐继位说有几分真实，也未必如汤若望所言。
但是，顺康之际，议政王大臣会议由安亲王岳乐、康亲王杰书领衔。他们曾在康熙即位数日后，领着王公大臣在大光明殿设誓，愿为幼主竭忠效力。
这个由皇室、宗室成员领衔的权力中枢特殊机构，本来可以成为制衡四辅臣的重要设置，但作为首席议政王的岳乐（另一位议政王杰书，论年龄、辈分、军功和执政能力，都得让位于这位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堂伯），却不再是顺治朝积极中坚的改革派，而是对四辅臣，尤其是鳌拜，多为谄媚迎合、言听计从，使议政处沦为了对四辅臣已决的大小事务皆以上谕、谕旨和敕等形式发布政令通知的执行团队。
毕竟，四辅臣给顺治帝议罪十四宗，称顺治崇汉抑满、背叛祖制，昭告天下，对岳乐不啻一次严厉的警告。
毕竟，四辅臣代行皇权，裁决庶务，将他排挤在辅政之外，他自知稍有不慎便会接受最无奈的惩罚。
毕竟，顺治帝拟传位于他，欲将改良运动进行到底，这让他在此时只能噤若寒蝉，结果最后还是遭到了康熙帝的鄙视和抑制。
康熙汉军生母诋毁董鄂妃为汉女人
1
《康熙王朝》开演，董鄂妃病重，顺治帝慰问。董鄂妃遗憾没给顺治生育，希望怀上皇子，顺治脑筋一转，认子冲喜！
剧中，顺治说：佟贵妃有两个儿子，皇二子和皇三子，就让皇三子过继给董鄂妃吧。
玄烨生母佟贵妃，自然不肯儿子过继给情敌，更嫉妒顺治帝偏爱董鄂妃，将顺治引进僧人做法事，归罪为董鄂妃“这汉女人的罪过”。
董鄂妃即孝献皇后，是顺治帝最钟爱的妃子。她不是没为顺治生育过，而是生育过第四子，遗憾的是此子只活了三个多月便夭折了。
顺治为安慰董鄂妃，追封这个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的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还在京东蓟县的黄花山下专门修建了一处荣亲王园寝。顺治十五年（1658），于昌瑞山西部的黄花山下恭葬荣亲王，添设守备一员、千总二员、守兵一百名巡护防守。
在荣亲王的地宫中，有一块墓碣石，上面刻有：“和硕荣亲王，朕嫡一子也……”
如果此子不早夭，未必有后来的玄烨继位成康熙。这个“数月而殇”的婴儿，是顺治诸子中唯一在顺治生前就被追封的皇子，而且是清朝的最高等级，还有专修的规模不小的陵寝，足见顺治对董鄂妃钟爱的程度如何。
那个被顺治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董鄂妃，是一个苦命的女人，然而她真的是汉女人吗？
《清后妃传》记载：“孝献皇后董鄂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鄂硕女也。幼颖慧，年十八以选入掖庭，婗静循礼。能谨侍皇太后，独为帝所宠。顺治十三年立为贤妃，未及册进为皇贵妃……知书尤笃信佛，生和硕荣亲王殇。”
董鄂妃的死，与其子幼殇有关。痛子心切，忧伤成疾。
剧中安排顺治要她认子冲喜，说佟贵妃有二子，让小的玄烨过继。这样的设计，虽没有多大意义，但也是改变史实来增加戏份。
2
玄烨生母佟佳氏，才是一个真正的汉女子。
其曾祖父佟让原为明朝军官，其祖父即康熙的太姥爷佟养正子承父业，为明朝副总兵，随明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抗倭援朝，大败倭寇。天命四年（1619），后金攻破抚顺城，佟养正兵败，便和弟弟佟养性投降努尔哈赤，编入汉军。天命六年，佟养正从征辽阳，以军功授游击世职，奉命守朝鲜界城镇江，七月十四日，明朝游击毛文龙率一百九十七人奇袭镇江，擒获佟养正，押送京师，被斩。同被处决的有其子丰年、其侄松年等。康熙的外公佟图赖，为佟养正的次子。
《清史稿·后妃传》云：“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后家佟氏，本汉军，上命改佟佳氏，入满洲。后族抬旗自此始。”这段文字是说康熙帝玄烨的母亲，本姓佟，原属汉军正蓝旗，康熙时抬旗入满洲镶黄旗，改姓佟佳氏。
虽然佟氏家族一直称自己的祖上是明初投奔明廷的女真商人，世居抚顺，汉化后改姓佟，但是太祖、太宗以及多尔衮、顺治帝仍以其隶属汉军。即便佟养性娶了太祖第三子阿拜之女，成了天命汗家族的额驸，即便他们称与太祖元妃佟佳氏（褚英、代善生母）是一个家族，也始终改变不了佟氏家族的旗属关系。
当然，不仅太祖对佟氏兄弟青眼有加，太宗在天聪五年（1631）初命佟养性出任汉军总管，与其约定：“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又谕众汉官，“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尔众官不得违其节制。如有势豪嫉妒、藐视不遵者，非仅藐视养性，是轻国体而玩法令也。”（《清太宗实录》卷八，天聪五年正月乙未）佟养性被视为投效后金的首席汉官，受命组建金国炮营，同时肩负汉军创旗重任，出力建功，荫及家族，但始终只是汉军镶黄旗旗人，与女真最显贵的满洲旗人还是有些区别的。
康熙帝虽然高喊“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但也不否认其血管里有一半汉人血统。
女人争宠打口水仗，在皇帝的后宫是最为表面的。而电视剧助兴，玩起了张冠李戴的闹剧，更改了佟贵妃和董鄂妃的民族属性。佟贵妃要以满洲旗人自居，那还得等几年。她儿子康熙登基之后，对她和她的家族专门创造了一个抬旗的概念。
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康熙生母佟妃母家，初为汉军，但“汉军”是八旗的一个分支，与“汉人”有别。八旗细分，又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三大旗组织，虽然太宗在即位之初就倡导“满汉一体”，在法令、分摊差徭公务上同等对待，甚至在改汗称帝的前夕为强化满蒙汉贵族联盟关系，说：“朕于满洲、蒙古、汉人不分新旧，视之如一。”（《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四，天聪九年七月癸酉）但其“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始终不变。乾隆四年（1739）刊印、鄂尔泰等纂修的《八旗通志》卷首序云：“我国家受天景命，太祖高皇帝龙兴东土，创造鸿基，肇建八旗，以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规模宏远，立极万世。太宗文皇帝继绪膺图，遐迩率服，输诚归附者，云集景从，咸隶旗籍。”
汉军，也在旗人之列。
民间传说“满不点元，汉不选妃”，纯为市井的讹传。清朝前中期确实没有满人中状元，直至同治四年（1865），蒙古正蓝旗人崇绮在殿试中夺魁，被慈禧太后定为一甲第一名。崇绮不出名，但其父为文华殿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赛尚阿，因镇压太平军失利而被革职论斩，牵连崇绮被革除工部主事官职。崇绮发奋读书，苦练书法，以文采出众、书法优秀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安排侍奉少年同治做日讲起居注官。同治十一年，两宫皇太后为皇帝选妃，崇绮的女儿被慈安太后钦定为皇后（即孝哲毅皇后），崇绮的妹妹则被册封为珣嫔。崇绮留在清史上最有名的一笔，则是其为有清一代唯一的旗人状元。有趣的是，崇绮的岳父，即同治皇后的外公，竟然是慈禧在辛酉政变中赐死的郑亲王端华。
坊间传闻“满不点元”，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人士大夫而在科举取士上推行的特别政策；“汉不选妃”，又是统治者为保证血统纯正而玩的策略。其实，“满不点元，汉不选妃”只是前后矛盾的无稽之谈。满人靠荫生入仕，扶摇直上，远比汉人子弟幸运。
更何况，顺治宫闱中有多名出身汉人或汉军的妃嫔，除了康熙生母佟妃出身汉军外，皇五子常宁的生母庶妃陈氏，就是汉人。
康熙的后妃中，亦有多名妃嫔贵人为汉人女子，如康熙中期备受宠爱的顺懿密妃王氏（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皇十八子胤祄的生母）、皇十七子胤礼的生母纯裕勤妃陈氏。
3
佟贵妃真的给顺治生育了皇二子和皇三子吗？
《清史稿·后妃传》说：佟贵妃“子一，圣祖”。即佟贵妃只生了玄烨一人。潜台词：玄烨并无顺治口中的胞兄皇二子。
顺治帝的哪个妃子生了几个皇子，哪个皇子的母亲是谁，都被电视剧搞错了，实属不该。
顺治帝的皇长子早夭，皇二子福全顺次是皇长子。《清史稿·诸王五》记载：“世祖八子：孝康章皇后生圣祖，孝献皇后董鄂氏生荣亲王，宁悫妃董鄂氏生裕宪亲王福全……”
福全的母亲也称董鄂氏，但这个董鄂氏却非顺治的最爱，只是一个不受宠的庶妃。
福全是一个聪明人，母不得宠，他也不争储。幼时，世祖问其志，他对曰：“愿为贤王。”世祖异之。
康熙六年（1667），封福全为裕亲王。康熙对这个非一母同胞却畏远权势的大哥，一直礼遇有加。福全死后，康熙帝特命画工精绘一张像，为康熙帝与福全并坐于桐荫之下，示手足同老之意。康熙帝以此图寄以衷肠，表示了对福全的思念之情。
此事非野乘。《清史稿》福全本传有记载：“福全畏远权势，上友爱綦笃，尝命画工写御容与并坐桐荫，示同老意也。有目耕园，礼接士大夫。”
至于顺治帝最终是死于任期，还是出家做了和尚，那是另外的话题，此处不述。
《康熙王朝》拍得很严肃，很具有历史性，打出了大型历史电视连续剧的旗号，但是借着艺术创造，却改变了很多不宜篡改的历史。
我不反对对历史性文艺作品进行艺术加工、虚构提炼，严肃的题材以轻松的方式道出，但在基本的历史常识上，还是应该是非分明，以免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完全改变历史。
康熙数十年不葬孝庄的隐情知多少？
1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二十五日，昭圣太皇太后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昭圣太皇太后，就是著名的孝庄太后。
昭圣是顺治即位后，为活着的生母尊上的徽号。
她驾鹤西去，悲痛万分的康熙给祖母尊谥孝庄。
孝庄太后之名，影响至今，但始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拟定。孝庄的梓宫送至暂安奉殿，四日后由康熙帝行三跪九叩礼，正式“谨奉册宝，上尊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七，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乙卯）。
也就是说，孝庄之名，在其死后十个月才有。影视剧《康熙王朝》中的自称“我孝庄”，纯属编剧将谥号当徽号的张冠李戴。
孝庄太皇太后临终前，嘱咐康熙帝：“太宗文皇帝梓宫，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我心无憾矣。”（《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二，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
孝庄交代安葬之事，并未写进昭告天下的诰谕，但不是秘事。康熙帝专门给内阁大学士和内务府总管下达了谕旨，安排将孝庄生前曾经居住也很喜欢的慈宁宫之东新建的五间宫殿拆除，在孝陵附近选择吉地修建暂安奉殿。
孝庄的梓宫，没有被送至盛京，与其丈夫、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昭陵。
此后，康熙继续在位三十五年，孝庄的梓宫一直在暂安奉殿，直至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十日才葬入昭西陵地宫。
《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九记载：“壬申，奉移孝庄文皇后梓宫于昭西陵庐殿，遣诚亲王允祉行祭奠礼。癸酉，奉孝庄文皇后梓宫于宝床，陈册宝于石案毕。恭毕元宫石门。”
昭西陵始建于雍正三年二月初三日，雍正帝还特地命人赴康熙景陵告祭一番，说明自己“即暂安奉殿建为昭西陵，以定万年之宅兆”，乃是完成皇父未竟的事业：“孝庄文皇后躬备圣德，贻庆垂庥，隆两朝之孝养，开万世之鸿基。及大渐之际，面谕皇考以昭陵奉安年久，不宜轻动。建造兆域，必近孝陵，丁宁再三。我皇考恭奉慈旨，择地于孝陵之南，为暂安奉殿，历三十余年。”（《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九，雍正三年二月辛巳）
当然，雍正也对康熙的成就歌颂一番，以了却孝庄心系子孙的愿望：“我皇考历数绵长，子孙蕃衍，且海内升平，兆人康阜。”康熙“子孙蕃衍”，雍正却在安葬康熙、孝庄后，即开始大刀阔斧地开展清理兄弟子侄的宗籍运动，或者直接使兄弟子侄死于非命。
雍正的寡情冷酷，那是后话。但是，孝庄与康熙的祖孙情深，也是真实感人的。
孝庄病重时，康熙正忙于指导与沙俄的边界谈判，且开始谋划抗击西北蠢蠢欲动的准噶尔首领噶尔丹事务。
百忙中，康熙仍每天都去侍疾。《康熙起居注》中曾有十余日，只记载了康熙在慈宁宫侍疾，不御乾清门听政。“自太皇太后圣躬违豫以来，上日在慈宁宫恭侍。徧检方书，亲调药饵，昼夜席地而坐，衣不解带，寝食俱废。”（《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孝庄去世当日，康熙哀号，捶胸跳脚，呼天抢地，哭声不断，三天不进饮食，全然失去了平日里威严示下的皇帝形象。
康熙的哀号痛切，是真情流露的感念，是对孝庄力挺他即位的感激，更是对孝庄鞠育扶持他三十余年的感恩。
孝庄的真情付出，得到了康熙的真切回报。
天命十年（1625）二月，不到十三岁的蒙古科尔沁格格博尔济吉特氏布木布泰（孝庄本名），嫁给妻妾成群的皇太极。皇太极继汗称帝，孝庄却一直是老公政治权谋的牺牲品，与入主中宫的姑姑（即孝端文皇后）无法媲美，就是寡居的姐姐、孀居的察哈尔太后来了，她也是不断地被迫纡尊降贵。太宗遽然暴卒，孝庄在姑姑孝端文皇后的支持下，联合满洲两黄旗大臣，将年仅六岁的独子福临推上帝位，然孤儿寡母也遭受了威福自专的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的百般凌辱。好不容易待到多尔衮死于非命，亲政后的顺治帝，为了独断乾纲，又与孝庄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满蒙政治联姻关系濒临破裂。
顺治英年早逝时年仅二十四岁。此时的孝庄已经在长期的宫廷斗争中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再次承担起抚育孙皇帝康熙的重任。
主少国疑。四辅臣虽然在大行皇帝灵前起誓，不拉帮结派，要翊护幼主，但时间久了，各有盘算。鳌拜自恃军功巨大，无视康熙的皇帝天威。
少年天子与鳌拜集团争衡，孝庄只能在调停中暗助孙儿。
康熙擒鳌成功，处死了阴谋篡位的皇室长辈班布尔善。孝庄也由最高决策者退居幕后，当皇帝的顾问。
没有孝庄，也就没有康熙。
孝庄的隐忍和睿智，成就了康熙帝。
尤其在康熙七年正月，康熙帝在鳌拜独专权柄、权倾朝野的情势下，营建“孝陵神功神德碑”，强调顺治帝“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重轻”（《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五，康熙七年正月庚戌），为四辅臣为顺治帝弄出的“罪己诏”翻案，褒扬顺治帝的丰功伟绩，间接指责四辅臣崇满抑汉、重武轻文等做法。
这无疑得到了孝庄太后的鼎力支持。
最初的孝庄，也是与汉文化格格不入，禁抑儿孙学习汉人习俗。而最后，却在康熙夺权运动中，毅然抛弃了“汉俗盛而胡运衰”（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显宗七年九月改修实录）的成见与短视。
孝庄不愿在死后与太宗合葬，给康熙留下了一道难题。
不运回合葬，不合礼制；运回合葬，又不合孝道。
康熙最后遵从了孝庄的心愿，除了舍不得祖母离去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太宗遗体已遵满人旧俗火化。《清世祖实录》卷八记载，顺治帝入关前夕，即元年八月甲子日，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陪着顺治帝、皇太后，率王公大臣、公主福晋，“恭捧宝宫安奉”，两日后，“恭奉大行皇帝宝宫安葬昭陵”。
宝宫，就是一个骨灰罐。
顺治帝去世后，也是采取的火葬。
但是，康熙却学习汉人，以土葬安置了自己的后妃。
康熙不将孝庄葬入昭陵地宫，不免因为有两难之处：如果留其全尸去陪一罐骨灰，需备一个偌大的棺椁彰显新式规制，却让太宗的小型宝宫相形见绌；如果将其焚烧再送入地宫，匹配先人丧葬方式，最尊贵的太皇太后在下葬规格方面却不如普通的嫔妃。
这，于孝于礼，都让对孝庄最有情感的康熙选择了自己不葬、留待后人的方式。后人却猜测其中有隐情：孝庄曾以皇太后之尊下嫁给小叔子、摄政王多尔衮，无颜与太宗相逢于地宫。
猜测归猜测，提出猜测的人们却严重忽视了一件事：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将孝庄太皇太后升祔太庙、奉先殿，孝庄照样进入了太宗之庙。
不相见于地下，却相伴于宗庙。
难道康熙有意要让历代祖先都欣赏敬爱的皇祖母赧颜，愧对太宗？
地下有知愧共眠，庙享无灵常相伴？
著名的抗清将领张煌言，以《建夷宫词》渲染孝庄与多尔衮的情事，真假虚实相掩映，却让无数人对皇家丑闻捕风捉影。
2
孝庄不愿死后与有二十年夫妻情分的太宗皇太极同穴，康熙长达三十五年不下葬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祖母，这貌似为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一说，平添了皇家无可奈何的默认。
孝庄本是蒙古科尔沁部与后金女真政权进行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嫁给大自己二十二岁的皇太极时是肩负任务的。即便此后，她做过天聪大汗的西宫福晋、崇德皇帝的永福宫庄妃，但是，称汗称帝的姑父兼丈夫皇太极一旦要进行新的政治联姻，便会一再降黜她的地位。
天聪六年（1632）二月，蒙古扎鲁特部巴雅尔戴青之女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嫁皇太极，为东宫福晋，孝庄在后宫地位降到第三位。两年后，皇太极征服察哈尔，林丹汗的遗孀窦土门福晋、囊囊大福晋，以及孝庄的二十六岁的亲姐姐海兰珠，相继来归，孝庄的地位一降再降。
崇德元年（1636）定五宫后妃，曾经的首席侧福晋永福宫庄妃被排在末位。
皇太极对庄妃，是很不尊重的。
她生下的皇九子，从皇太极那里获得的崇隆与珍爱，也远不及姐姐、关雎宫宸妃海兰珠所生的皇八子。
人们因此猜想：老公不爱自己，不免让幽怨的女人移情别恋。
于是乎，孝庄与多尔衮之间的情事被不断演绎，甚至成了敌国进行舆论战的充分素材。
南明遗老、兵部尚书张煌言写了一组《建夷宫词》，共十首，其中有云：“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太后再嫁，皇帝敬酒。
小叔娶寡嫂，并不悖满人旧俗，太祖继妃富察氏就原为堂兄遗孀。即便崇德元年，太宗改国号为大清，议定《会典》，重申“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并说：“汉人、高丽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清太宗实录稿本》）但，后世为了政治联姻，还是不为禁止。
抗清名臣按明朝礼制，嘲笑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大嫂嫁小叔，下臣娶太后，违背和亵渎伦常的行为。
也有人认为清军入关，搬来了八旗的政治统治，征战之时营造高压态势，民间自然不敢妄传宫闱秘事。
但是，张煌言虽为儒将，也该有北京密探，传来新朝敌情，为了对敌军进行攻心战，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打造最有力度的宣传书，哪怕是捕风捉影。他未必还考虑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是写谤书也要震慑敌心。
无独有偶。
顺治八年（1651）二月，世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死后追封成宗义皇帝的多尔衮反戈一击，整出十四款大罪，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云云，似乎坐实了摄政睿亲王逼太后下嫁，故而有了他皇父摄政王的身份，他可以随意出入太后居处。
多尔衮留宿后宫有可能，但未必是让孝庄陪床。倘若有其事，就是借一万个胆给重获权力的济尔哈朗，他也不敢借题发挥。
欲盖弥彰，也会使大臣们大做文章。
济尔哈朗要对曾长期打击和压制自己的政敌多尔衮秋后算账，拉出的权力清单亦难免夸大其词，罗织罪名。
但，造假，他不敢直戳皇太后和顺治帝的痛处。
只有绕过了皇太后，济尔哈朗的别有用心才能符合顺治帝的政治需要。
至于同顺治帝和多尔衮都有些交情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曾在《鞑靼战纪》中写道：世祖“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这种惩罚，被中国人认为是最严厉的，因为根据宗教的规定，死人的坟墓是备受尊重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这个阿玛王，即多尔衮。
多尔衮死后，该按满洲旧俗火葬，唯有一个小小的骨灰罐，哪来的尸体让顺治帝、济尔哈朗们“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
当然，也有可能多尔衮的遗体还未来得及火化，一场暴风骤雨的清算运动就来了。
世祖严惩死了的多尔衮，真因太后下嫁吗？
孝庄的灵柩浮厝于“暂安奉殿”近四十年，直至雍正三年才在暂安奉殿原处就地起建陵园，葬入地宫。其陵在昭陵西，故称昭西陵，与昭陵遥相呼应，实乃一而二。昭西陵碑文上刻有“念太宗之山陵已久，卑不动尊，惟世祖之兆域非遥，母宜从子”。
得不到正常夫爱的女人，或许想在曾怨恨自己的儿子那里，得到一些心灵上的慰藉吧。
3
孝庄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一事，同时代人张煌言的《建夷宫词》被后人作为一大证据。
以此为据者，忽视了几个关键性问题：
一、张煌言的政治立场
浙江宁波人张煌言，为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爱读兵书，擅长骑射，但在混乱的明末，时运不济，取得会试资格却没有机会登龙门，又遇到李自成大军攻陷京师，明王朝灭亡。
随之，清军入关，入主中原。外族入侵，张煌言投笔从戎，响应前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举事，恭请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多次组织军队，三入长江，抗击清军。
永历帝封其为兵部左侍郎。他是永历朝的联郑抗清、联闯抗清的主战派代表人物。后来被封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与延平郡王兼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几番联手，成为清朝统一大业的拦路虎。
二、战乱中的情报真伪
张煌言的抗清大业，主要活动在浙江一带，远在紫禁城的千里之外。即便有间谍传递情报，也未必对宫闱秘闻了若指掌，难免捕风捉影而臆断成说。
两国交兵，两军博弈，张煌言针对最恨的敌人，不免酒后起兴，口占一绝，即便是误传而来，也可一泄心中巨大的憎恨，进行礼教的挞伐。
谤诗也能让遭受清军武力征服和民族压迫的广大汉人产生共鸣，集体对清朝统治者的行为更加不齿。多尔衮强势推出的剃发、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恶政，已严重损害了人们的感情，即便是已被迫降清的前明官员和士大夫，也遭受着无颜见先人的礼教侮辱。
三、舆论战的政治需要
南明军队人数众多（如左良玉曾纠集近百万兵力），但是鱼龙混杂，各自为政，内部倾轧。李自成、张献忠留下的大顺军、大西军，试图联合南明抗清。而对于“联合抗清”的义军，南明阵营采取联而排挤的政策，结果导致南明联合军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中节节败退。
张煌言虽然执掌兵部，但主要兵权在郑成功和大西军李定国、孙可望等人手中，张煌言不免要借汉人的礼教观念攻击清朝统治者。于是，此诗一出，真假难辨，但通俗易懂，正好流传。
今日流行的营销炒作术，虚实掩映，又何尝不是从古代这样的攻心术、舆论战中学来的呢？
更何况，多尔衮自太宗暴卒夺位不得，以退为进做了摄政王，却不满足于皇叔父的荣耀，而要过把皇父瘾。于是乎，他发明了皇父摄政王的称谓，貌似顺治帝因为叔父做了继父，要以正式的文书昭告天下：年轻的太后为他找了新的皇父。
不管是皇叔父摄政王，还是皇父摄政王，都不只是皇帝一人的，即便是宗室王公、文武大臣，也要恭敬称呼。
乾隆年间国史馆纂修蒋良骐在《东华录》中写到多尔衮的罪状，并未将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与擅到皇宫内院弄做一款，而是列为两款，一是“自称皇父摄政王”，二是“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
多尔衮到皇宫内院，并非夜宿太后居住的慈宁宫，而是散播太宗继位不合法的言论，重提太祖遗言要传位给自己，故而危及顺治帝承袭父位而父位不正的帝位。
对于多尔衮的能力，卫匡国的评价是：“他具有超人的谋略和精明，并以勇武和忠实著称。他的聪明才智使最有学识的中国人都钦佩不已，他的公正仁慈赢得平民百姓的爱戴。”而对其身后荣辱巨变很是同情：“阿玛王使鞑靼获得了中国，由于他的贤明公正仁慈和军事才能，鞑靼人和中国人都对他很敬畏。这个当权者的死给朝廷带来很大的麻烦。”（《鞑靼战纪》）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英年早逝，迅速亲政的顺治帝追尊其为成宗义皇帝，且将其夫妇升祔太庙。
他打着“开国承家，道莫先于立爱正名定位，礼莫大于尊亲，子有至情”（《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顺治八年二月戊子）的旗号，将生母孝庄尊为昭圣皇太后，继而又对多尔衮展开了彻底的清算。
重新进入权力中枢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联合主管六部事务的敬谨亲王尼堪、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联合给多尔衮罗织诸多罪状，其中一条云：“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时，诸王贝勒大臣等同心翊戴，共矢忠诚，扶立皇上。彼时臣等，并无欲立摄政王多尔衮之议，惟伊弟豫郡王多铎，唆调劝进。皇上因在冲年，曾将朝政付伊与郑亲王共理。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顺治八年正月己亥）
所谓多尔衮“妄自尊大”，无非是给自己强行戴上皇父摄政王的帽子，比辅政叔王再高一个等级，并且所用仪仗、音乐、侍卫、府第等，“僭拟至尊”。
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最主要的原因是称帝不成，心中有怨。为了高居在诸和硕亲王，甚至两位辅政叔王济尔哈朗、多铎之上，造出了清初宗室爵位的最高级别，以示显贵至极。
多尔衮原为叔父摄政王，按顺治帝的称呼，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多铎皆为皇叔父，同等称呼，并无区别。多尔衮将济尔哈朗排挤出局，另择胞弟多铎为辅政叔王，但他自知多铎对他不是真正的顺承，反而多有争权的拆台，因此自然要高多铎一等。
他唯有改加法为减法，厚着脸皮去掉“叔”字，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李朝仁祖实录》记载：顺治六年二月，朝鲜国王李倧见清使前来递交的国书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于是问负责联络对清外交事务的领议政金自点：“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也。’”（《李朝实录》第三十五册）
“与皇帝一体”，这样的政治意图，未必不是一种实情。
多尔衮强迫顺治帝下旨，承认他是皇父摄政王，俨然以“二帝”之一自居，或直接凌驾于顺治帝之上，把玉玺搬回睿王府，命大臣到睿王府朝会，而不是做名义上的太上皇。
他要站在儿皇帝之上，做一个不是皇帝而高于皇帝称号的皇帝。
多尔衮何其聪明，难道不知道太上皇只是称呼上显贵，而未必是皇帝？
汉高祖称帝后，就给了其父太公一顶太上皇的帽子。唐高祖禅位太宗后，由皇帝变为太上皇，也是过得很郁闷。
精通权谋的多尔衮，定鼎中原独揽大权后，要的是诸王与天下臣民对他的臣服，而非象征性的尊崇。
这，与他到皇宫内院散播太宗继位不正的事情吻合，他对帝位还是有热热的欲望的。
4
世祖被迫下旨，封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是在顺治五年十一月。
有诏为证：“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蒋良骐《东华录》卷六）
这是要表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是“部院诸大臣集议具奏”的最后决定。（《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顺治五年十一月冬至日）
论功劳，清军入关，多尔衮总调度，先后肃清崇祯帝的大明军、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只剩下南明小政权在强大的八旗大军与明朝降军的重围下，危于累卵，垂死挣扎。
多尔衮为首功，厥功至伟，诚如后来乾隆帝所言：“睿亲王多尔衮，当开国时，首先统众入关，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清高宗实录》卷一千〇四十八，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辛未）
值得注意的是，多尔衮晋级皇父摄政王，始于顺治五年十一月。是时，多尔衮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还健在，她于顺治六年十二月病逝，还被“以册宝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清史稿·多尔衮传》）。
若以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作为太后下嫁的一大证据，那么太后下嫁之后，是给多尔衮做妾？即便多尔衮与太后两情相悦，不计名分，或只做露水夫妻，但顺治帝与清朝皇族即使再庸懦，也断然不会答应圣母皇太后纡尊降贵，居于多尔衮原配大福晋之下做个有实无名的侧福晋。
大福晋过世，多尔衮授意朝廷“以册宝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这是昭告天下这个博尔济吉特氏尊大，自然不是以障眼法去扇那个下嫁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一个大大的耳光。
如果太后还是太后，只是拔高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来匹配成婚，那又何来“太后下嫁”一说？
即使多尔衮与太后玩了不合法的婚外情，那太后也还是太宗的妻子，而多尔衮有自己的正宫元妃，何来“嫁娶”之说？
宫闱秘史，多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清史稿·多尔衮传》还记载：“七年正月，王纳肃王福金，福金，妃女弟也。复征女朝鲜……五月，率诸王贝勒猎于山海关，朝鲜送女至，王迎于连山，成婚。”这句话，暴露了多尔衮好色的本性。原配刚死不到一个月，多尔衮就从已故侄儿、肃亲王豪格的遗孀中，将自己的姨妹强娶过来，同时派人到朝鲜王族征集秀女。五月，多尔衮在外行猎，闻讯朝鲜女到，急不可耐地迎上去，当夜成婚。
如果这段史料属实，那么置下嫁的太后于何地？太后如果真的下嫁多尔衮，不论情爱所系，还是情势所迫，多尔衮都未必敢在顺治帝已蓄势争权、诸王贝勒也虎视眈眈的情形下，如此疯狂妄为。要么，这段史料是为了掩盖太后下嫁多尔衮丑闻而弄出的烟幕弹，让后世读者甚至研究者因为多尔衮的极度好色而不理会太后下嫁一说。要么，太后下嫁为子虚之事，而这段史料正说明了多尔衮风流成性的本色。
5
至于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时，孝庄太后还只有三十五岁，从情欲和身心上都有对异性的需要，若其真的下嫁，断然不会容许多尔衮再接连强娶、征调其他年轻女人进入王府。
从孝庄成功地辅佐顺治、康熙两任明君的事功来看，她是一个懂得隐忍的伟大女性。她不愿意与太宗合葬，而遗言另葬于北京，未必不是因为哀痛独子英年早逝、牵挂孙儿独撑大厦的真实情结。一位在长期激烈权斗下历练出来的成熟的政治家，绝不会自缚于小我情长不得脱。她在支持顺治帝主动接触中原文化的同时，自然受过汉人礼制的一些影响。至于接受了多少，只有天知道，只能从顺治、康熙的政治事业中渗透出的点点滴滴中表现出来。但，从服侍了她一辈子的侍女苏麻喇姑终身不嫁、终年不浴、终生不服药等奇特事来看，作为主子的她，也该更有常人不可比却少为人知的历史。否则，她怎会容忍一个怪女子，并倚为第一心腹呢？毕竟，历史给她的记载，也不是很详细。
当然，她也知道，在太宗的后妃之中，她虽是少女初嫁，但从丈夫那里得到的疼爱和尊重却还不如几个半路杀入的寡妇。虽然当时满人礼教观念还很粗糙，但清朝皇家初入关内，正在考虑如何置身汉人世俗，构建新的威仪，未必容许她去追爱其他非子孙的男人。她在面对多尔衮的淫威委曲自守时，守护得更多的，当是她儿子顺治帝的帝位和江山，甚至是皇帝的尊严和声誉，而不是自己的情爱和欲望。
文史大家金性尧在《太后下嫁案》中，强调“朝鲜《李朝实录》于康熙二十七年正月，记朝鲜闻孝庄逝世，却秘不发丧，朝鲜大臣感到奇怪”，认为“这是因为圣祖已感染汉化，越发感到其祖母下嫁之不光彩，故有秘不发丧、灵柩浮厝等措施”。康熙帝接受汉文化，重用汉文人，甚至他的血管里也流着一半汉人的血液，但是他的骨子里还是有自己的坚守的，以“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贯串康熙盛世及其帝王心术。
圣祖为了彰显其母身份，用政治手段玩了一回抬旗的族群修饰。他虽生于关内，受了中原礼教观念的影响，但不深切。他妻妾成群，其中有四对亲姐妹，还有一人即慧妃为其远房表姑。他深得祖母孝庄宠爱和扶持，对其只有强烈的感恩之情，“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便其祖母有下嫁史，他也未必心怀芥蒂，而会打出更加堂皇的幌子。
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七年正月，朝鲜才知孝庄逝世，认为秘不发丧；而《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庄病重，圣祖“亲制祝文，步行祷于天坛”。
《康熙起居注》记载得更感人，称圣祖“亲制祭文，词意恳篇，字字皆天性至情，极其真切”，祷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连十余日，康熙都是在孝庄所居的慈宁宫，《康熙起居注》都只有简短的“上在慈宁宫侍疾”的记载。但是，上苍并未因康熙的虔诚，而增加孝庄的寿命。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病逝。康熙倒地，捶足哀号，呼天抢地，苦无停声，饮食无法入口。天子的真性情，表露无遗。“上哭踊视裣，割辫服衰，居慈宁宫庐次。甲戌除夕，群臣请上还宫。不允！”（《清史稿·圣祖本纪》）情深意切，真情流露，无须遮掩。如朝鲜官方史料为实，接到信息迟缓的原因是有隐情而秘不发丧，那么清朝官方记载还有多少是没有被修饰诿过的呢？
当然，史料哪怕是实录，也未必是史实，所以数千里之外的朝鲜记载，也未必没有水分。
祖孙情深背后的家族利益绑架惊世骇俗
1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七十六岁的太皇太后孝庄病危，三十四岁的康熙亲自撰写祝文，从深宫步行至天坛，祷告上苍：“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位已威服四方、权倾朝野的皇帝，竟然请求老天爷折损自己的生命，以增延祖母的寿数，也足见其“亲制祭文，词意恳篇，字字皆天性至情，极其真切”，并非冠冕堂皇的皇家程式。
同样是冲龄践祚，同样是经历了许多磨难，康熙虽然没有像其父顺治那样碰到多尔衮存在代立的强悍摄政，但是，他即位时年纪太小，顾命辅政的四内臣都想把他操纵如傀儡。尤其是辅政后期，若非少年天子及时联手已故首辅家的索额图，以及两大汉臣黄锡衮、王弘祚，采取分解势力、突然袭击等招数，给了“一时威福，尽出其门”（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的鳌拜致命一击，或许康熙和鳌拜都中了阴谋篡位的宗室成员、领侍卫内大臣兼内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的一箭双雕之计。
班布尔善被依律处死，鳌拜被拘禁幽所，索额图逆袭为内阁首辅，黄锡衮与王弘祚也成了朝廷重臣。他们的主子康熙帝，真正开始了亲政的权力人生。
而完成这一切，站在康熙背后的老谋深算的孝庄，自是厥功甚伟。
康熙帝深得祖母孝庄宠爱和扶持，对其怀有满满的感恩之情，“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病逝。康熙捶足哀号，呼天抢地，哭无停声，不进饮食。“上哭踊视裣，割辫服衰，居慈宁宫庐次。甲戌除夕，群臣请上还宫。不允！”（《清史稿·圣祖本纪》）
天子的真性情，表露无遗。
2
孝庄成就了康熙的成功，此言非虚。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年仅八岁的玄烨登基，顺治帝同时给他留下了四大辅政大臣。
他八岁丧父，十岁丧母，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四辅臣时期，他艰难地熬过了八年。若非祖母孝庄宠爱和扶持，他的政治命运甚至人生都会是另一番模样。
按照顺治最初的设计，四辅臣必须忠于幼主，不得结党营私，但是他们很快背弃了当初的誓言，各怀鬼胎。尤其是排名最末的鳌拜，自恃军功巨大，日见骄横张狂，根本不把小皇帝当回事。鳌拜为了置换圈地，公然矫诏绞杀国史院大学士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进而将排名第二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磔杀于市。
康熙提出反对意见无效，鳌拜攘臂强制用玺。鳌拜已然威胁到康熙的帝位和性命，但最后还是被少年老成的康熙反戈一击。
康熙帝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而在其身后的则是祖母孝庄。孝庄经历过顺治即位、与摄政王争权、严惩多尔衮等大风大浪，虽然年龄不及四辅臣，但她的斗争经验丰富，身份尊贵特殊。
她最初力挺玄烨登基，与以四辅臣为首的保守势力妥协，弄出一份所谓“顺治罪己诏”，严责世祖崇汉抑满，违背祖制，但也因她的支持和影响，少年天子康熙帝先后经历了战胜鳌拜、提前亲政、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政治大事件。
孝庄的隐忍、坚定、顽强与顾全大局，对康熙的影响最大。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婚姻上、思想上，康熙帝都听从了孝庄的设计和安排。
孝庄生于蒙古。顺治帝继承多尔衮在摄政期间制定的大政方略，缓和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却受到了以孝庄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新旧势力对弈，顺治帝虽有少数少壮派如安亲王岳乐的支持，但仍然无法抵御孝庄联合两黄旗大臣等勋旧的围攻。
绝望的顺治帝，极力笼络正白旗势力无济于事，被逼得为前明亡国之君崇祯帝哭陵，哀叹自身命运不济，甚至命内阁学士麻勒吉祭奠陪崇祯自缢的太监王承恩，并“命立故明殉难太监王承恩碑”，称“独承恩目击艰危，从容就义，从死愍帝之旁。其岳岳之风节，即古之忠臣烈士”（《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一，顺治十七年十月庚戌），以排解自己对推行新政孤立无援和备受打压的巨大怨怒。
一个不乏权力的帝王竟然不惜抬出前朝殉主太监，浓墨重彩地将其树为忠臣典型，足见顺治因身边缺乏知己而悲歌伤怀的心情。
3
顺治朝的孝庄，是强悍的保守势力首席代表。
她不但反对顺治崇汉抑满的举措，而且对皇族成员接近汉文化都是极其反感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记载孝庄“太后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二，显宗改修实录七年九月）。
儿子顺治想有作为，她却不惜与之针锋相对。其中既有源自出身家庭的民族局限意识，也有对顺治破坏，甚至断裂满蒙政治联姻关系的强烈反击。
孝庄指定侄女为后，顺治找了一个借口将其废黜。孝庄继立侄孙女入主中宫，顺治意欲再废，改立来自正白旗的董鄂妃为后。董鄂妃生育皇四子后，顺治以此为“朕第一子”告祭天地、社稷与太庙，大有立储的征兆。母凭子贵，顺治在玩废后新立的政治把戏。孝庄极力维护的满蒙政治联姻关系再次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孝庄要维护家族的政治利益，于是早早地扶持出身汉军的佟妃所生的皇三子玄烨，而舍弃另一个来自正黄旗的董鄂妃（宁悫妃）所生的皇二子福全，就是为了继续选择娘家女子为大清的女主人，而从娃娃教育抓起，豢养一个不涉旗属利益而对自己听话感恩的嗣君。
这，是娘家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家族赋予她的政治使命。
她虽然不是太宗朝的国君福晋，只是位号一降再降的永福宫庄妃、西侧福晋，然而，太宗朝的女主人为其姑姑，崇德五妃也都是博尔济吉特氏女人。顺治朝的两位正式的皇后（不算被追封的孝献皇后董鄂妃）都是孝庄家族成员。终顺治一朝，真正的女主人位置则属于孝庄。
她要将博尔济吉特氏女人入主大清中宫的荣耀延续到底。她在成功扶立玄烨登基成为康熙帝之初，就从娘家选择了一个几岁的少女，养在大清后宫，待其长成。
这个女子，就是后来康熙后妃序列中的慧妃。
慧妃博尔济吉特氏幼年入宫，可以说是童养媳，是孝庄堂叔额德的孙女，与顺治帝是同辈表亲。在娘家，同样来自科尔沁的康熙嫡母孝惠皇太后和皇考淑惠妃，还得尊称慧妃为堂姑。为了稳固满蒙联姻以保障科尔沁家族利益，孝庄是不择手段的。
若非为了斗鳌拜而须与首辅索尼的赫舍里氏家族联姻，孝庄定然会安排其成为康熙的皇后，以赓续家族女子作为大清女主人的荣耀传统的。
事与愿违。虽然赫舍里氏皇后后来也早逝，但那也是康熙十三年五月的事情了。而博尔济吉特氏没有熬到那个时节，于康熙九年芳华早逝。
更奇怪的是，命浅福薄的博尔济吉特氏，入宫最久，却至死也没来得及成婚。康熙将其追封为慧妃，并辍朝三日，还做出了诸多高规格的丧仪规定，可见他们虽无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实。
孝庄在等待一个时机，可以再续博尔济吉特氏的皇后梦。
论辈分，慧妃当是康熙的远房表姑。他们的故事，即后来所说的“康熙纳姑”。满洲旧俗，婚姻不遵行辈，康熙没有其父顺治迎娶隔代亲戚的乱伦羞愧。康熙帝陵寝建好后，慧妃金棺首个奉安入景陵妃园寝。后来，乾隆帝定康熙诸妃神位次序，慧妃的地位仅次于温僖贵妃，在其他诸妃之首，再次强调慧妃在康熙时期的分量。
他草拟顺治十四宗罪，却被康熙重用四十年
1
对于王熙这个人，大家只要想到那道顺治罪己诏，就不陌生了。
《清史稿·王熙传》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世祖病危，特召王熙至养心殿撰写遗诏。王熙伏地饮泣，不能下笔，世祖勉励他抑制哀痛，就在御榻前草拟第一条进呈。后来，王熙奏请移到乾清门撰拟，进呈余文，皆报可。当晚，世祖驾崩。
王熙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加礼部尚书衔。他能够一挥而就，证明他很明白顺治和情势的政治需要。他是顺治四年进士，入选世祖第一批日讲官，很得皇帝欢心。他于顺治十四年七月晋升弘文院学士。其父王崇简，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被举荐仕清后不断升迁，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此时正为国史院学士。
父子双学士，堪为佳话。
顺治帝高兴地说“父子同官，古今所罕”（《清史稿·王熙传》），命其为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充武会试正考官，擢礼部右侍郎。
顺治十七年六月，王熙到景运门内值班。太宗天聪三年（1629），清代词臣始有“入承儤直”之制，顺治亲政后多次命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更番入直。
王熙入直前，顺治特谕：“翰林院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直宿，以备顾问，往代原有成例。今欲于景运门内建造直房，令翰林官直宿，朕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翰林院职掌》）
五个月后，王熙加礼部尚书，再次与其父同官。
此时的王熙，刚过而立之年。他勤于职任，成了顺治帝晚年最赏识的汉臣。
他所代笔的顺治罪己诏，究竟是顺治帝的临终遗言，还是四辅臣授意而为之？当存疑。毕竟皇帝死了，按最新约定的政治规定，四辅臣要集体商议出一个章程，报孝庄太后拍板。
要直指大行皇帝的是是非非，非皇家最高身份孝庄太后签字不成，否则，四辅臣想治顺治一个崇汉抑满的原则性大罪，就是谋逆。
孝庄丧子心痛，但顺治毕竟早已触犯了以她为首的权贵阶层的根本利益。于是乎，王熙只能奉命直书，亦是泣血而书，在所谓顺治罪己诏（亦是遗诏）中大肆责备大行皇帝“渐习汉俗”（《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不遵旧制，重用汉臣而“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对明朝“偏用文臣”“委用宦寺”亡国而“不以为戒”……林林总总的十四宗大罪，历数他背叛祖宗崇满抑汉的既定国策，险些葬送太祖太宗创立的基业，没有一条涉及他的历史功绩和政治作为。自责的文字很刻薄！
王熙奉谕书写遗诏一事，《清世祖实录》不曾提及，只是强调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为辅臣，“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倒是《王熙自订年谱》中，对此次受命草诏之事，写得很详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夜三鼓，王熙奉诏见驾，来到养心殿请安。顺治帝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命王熙在榻前书写。
当时的内阁有十一名大学士，即中和殿大学士巴哈纳、金之俊、冯铨，保和殿大学士额色黑、成克巩，武英殿大学士洪承畴、傅以渐、胡世安，文渊阁大学士卫周祚，东阁大学士李霨，以及管户部尚书事的原秘书院大学士车克。车克奉命与安南将军宗室罗托率师驻福建，防郑成功；金之俊在吴江老家、傅以渐在聊城老家休假，洪承畴目疾加剧在家调理。其他七人，都在内阁办差。然而，顺治却只召了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
顺治帝的解释是：“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王熙自订年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百一十四册）
王熙“泣不能止，奏对时不能成语”，临终前夕的顺治帝还在安慰他“君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王熙与满臣麻勒吉，“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于初七日“日入时始完”。（《王熙自订年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百一十四册）
顺治帝还在弥留之际，“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丙辰）。
这真让人奇怪啊！
顺治帝竟然有这样清醒！
顺治帝患痘，高度昏迷，即便回光返照，亦不免昏沉浑噩，怎么那样条理清晰地归纳十四宗罪名，并全部归罪于自己。
遗诏有孝庄太后妥协、四大辅臣造作之嫌。王熙迫于权势，也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力证顺治临终前十分清醒，还知道怎样去安慰哀伤的他。
除了这些，作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的王熙，别无他法。
他在当时的清政府，职级太低。
清廷问鼎中原后，迅速承明旧制，设立一批中央机构，其中就有顺治元年设立的翰林院。是年十一月，降清以大学士原衔入阁佐理机务的冯铨，奏请将翰林院由前明的五品衙门改为正三品，定掌院学士为专官，置汉员一人，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很快又降为五品，归入内三院，印章也改为铜印（六部二品，使用银印）。直至顺治十五年七月，裁内三院为内阁，翰林院复设单立衙门，置掌院学士一人，秩正五品，兼三品礼部侍郎衔。
王熙幸运，因为顺治倚用，因为考满优等，获加礼部尚书衔，但只是待遇得到了提高。
因为兼职加衔，王熙才跻身二品序列。然他主要职务还是正五品的翰林院掌院学士，所职掌任务，主要是经筵日讲、撰写文书、培育人才之类的文职工作。
虽有侍直、侍班、扈从之便利，但在满人统治下，他也是位卑权轻。
他能够为顺治帝草拟临终遗言，主要还是顺治帝最后的看重。
而草拟大行皇帝的罪己诏，容不得他半点懈怠，唯有遵从孝庄懿旨和辅臣指令，方可完成政治任务。
他没有一点话语权。
他只是一个遵循致仕草拟文案的捉刀者，遣词造句来不得半点马虎，而且这是要昭告天下的官宣，只能使天下人在哀悼之余惋惜，而不得留下半点让人质疑的地方。
这是国家最高机密，涉及对大行皇帝盖棺论定的评价，不容日后荣辱翻覆时另置一词。毕竟，让一个皇帝活得明白，死得清醒，也是一个做臣子的本分。
他不能越界。
但是，四辅臣很快越界了。
四辅臣上任伊始，在顺治十八年六月，便打着尊重大行皇帝遗命的旗帜，裁撤顺治设置不久的六殿阁制内阁、翰林院等，恢复为关外旧制内三院。保守势力重新抬头，抛弃了多尔衮、顺治帝承袭明制制定的新政策。
王熙掌管的翰林院，在一片“率循祖制，咸复旧章”（《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的呼声中，被撤销了。
本享有礼部尚书加衔待遇的王熙，被安排回弘文院任学士，不久转任礼部左侍郎。后来，他因失察钱粮举人参加考试，被削尚书衔，降一级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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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辅臣有意考验王熙的政治纪律。
王熙忍受了这一切，直至康熙五年（1666）十一月，才被擢升为左都御史。这时是四辅臣摄政，康熙帝还是龙椅上无话语权的傀儡。
王熙恪尽职守，直言陈弊，弹劾各地督抚搞近亲繁殖，纵容不法，贪婪者侵害百姓，懒惰者贻误地方。他对六部官员不作为、乱作为，进行了有效的监督。
吴三桂驻云南，尚可喜驻广东，耿精忠驻福建，三大藩王拥兵自重，逾越礼制。吴三桂发展最快，骄纵为最，擅任官吏，无视朝廷。其子吴应熊，以公主额驸居京师，散尽巨资交结大臣。三藩不断坐大，又不断向朝廷要钱，扩大自己的军队。
王熙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对三藩裁兵减饷。这断了三藩养兵的财路和建制，无疑要激起藩王们的强烈不满。但他的建议，则是提醒朝廷不要大干养虎为患的蠢事。
胆大的王熙，猛打三藩要钱的手，且在康熙与鳌拜斗争白热化的时刻，还大胆地提请名义上亲政的康熙帝下旨颁发条例，详细建议：王公、将军、督抚、提镇大小官员，如果仗着自己有钱有势，与民争利，或放纵奸商欺行霸市，都必须严加治罪。
此前，鳌拜为了换一块地，就能矫旨绞杀大学士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但在康熙七年五月，王熙借天象说事：世祖“精勤图治，诸曹政务，皆经详定。数年来有因言官条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题请更张者，有会议兴革者，则例繁多，官吏奉行，任意轻重。请敕部院诸司详察现行事例，有因变法而滋弊者，悉遵旧制更正。其有从新例便者，亦条晰不得不然之故，裁定画一”（《清史稿·王熙传》）。
这是不点名的批评，王熙采取了正评反批的方式，充分肯定了顺治帝的政治作为，谴责四辅臣背叛故主，“变法而滋弊”，将顺治帝的制度悉数推翻。
索尼已死，苏克萨哈被杀，遏必隆作壁上观，鳌拜擅权自专。康熙帝暗自积蓄力量，剑拔弩张，终于有了一个不怕死的汉臣，抬出顺治帝的政治功绩，大肆挞伐鳌拜四辅臣的胡乱作为。康熙命各院部遵旧制，删繁例，涉及数十项行政事务。
王熙由四辅臣的替罪羊，变成了康熙帝的利器，在鳌拜倒台前迁工部尚书。王熙向康熙举荐能干的黄锡衮，助力铲除鳌拜，后来又极力推荐黄锡衮入阁，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左侍郎、武英殿总裁官，转任武英殿大学士管兵部事。
一个尚书，能向皇帝进言举荐阁臣，足见康熙帝对先帝师傅王熙是非常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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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五月，圣祖欲撤藩时，特地将王熙调任兵部尚书。当年底，吴三桂起兵造反，朝廷震动，吴应熊的党羽在京城制造火灾。王熙及时请奏砍了吴应熊，传首湖南、四川，虽不能彻底震慑吴三桂，但激发了康熙帝唯有一战到底的决心。
康熙帝对王熙是绝对信任的，命他专管密本。“汉臣与闻军机自熙始。”
康熙十七年，王熙丁父忧，康熙并未要他夺情，而是密切关心，待其守孝三年期满，“即家拜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清史稿·王熙传》）。
清初，汉臣大学士极少能够出席议政王大臣会议，出席会议已是一份恩宠，故而他们于诸王面前跪着对答已成一种惯例。康熙帝接受汉臣的反对意见，规定自王熙起，与诸王会议公事，不必行跪拜之礼。议政王大臣会议，“非大臣跪诸王之地，亦非诸王受跪之时”（《清史列传·王熙传》）。即便见到康亲王杰书这样平定耿精忠、击溃郑经退守台湾、建功巨丰的少壮派军事权贵，也不例外。
康熙三十年，王熙以足疾请辞，康熙不准，强调他是仅存的先帝老臣，虽精力衰颓，但老成练达，常伴左右，也使皇帝殊有裨益。直至康熙四十年八月，王熙在阁拜相已整整二十年，才获准致仕。康熙帝特加王熙少傅，于新年上元节宴请他全家，并派侍卫送去“耆老旧德”匾额及楹联，称自己没有哪天不想他，就是他人求赐御书时，康熙帝也感念王熙荣休在家，心里却时刻记挂着朝廷和皇帝。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王熙病逝，圣祖正南巡，特派皇长子、直郡王胤禔和内阁领班大学士马齐前往祭奠茶酒，并特令胤禔行祭拜礼，举哀致奠。康熙说，大臣过世，皇子前往慰问，“从未施拜之礼”（《清史列传·王熙传》），但王熙是先帝留下的老臣，必须要胤禔代替他行拜礼。
十年过去了，康熙帝追念数十年来的大臣，对王熙的评价甚高，说：“服官最久，尽力矢忠，保全名节。”（《清史列传·王熙传》）
盖棺再论定，是汉臣难得的荣耀。
那份顺治罪己诏，不论是世祖授意而书，还是四辅臣强奸帝意，皆是王熙不得不写的代笔。无论主使者是谁，都是给先帝的脸上抹黑，使之身后无功留骂名。但，康熙帝破天荒地对这个捉刀者，给了顶级礼遇和赞誉。
被迫代笔，情有可原。
康熙为了打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的政治理想，以另一种修史争正统的方式沿袭了四辅臣对顺治民族政策的彻底背叛，同时极力诬陷前左都御史、刑部尚书魏象枢反对出兵平藩，诬陷魏象枢背主、误国。
王熙挺身而出，直言不讳：“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蔚州语，告者截去首尾，随失其本意。然若如其言，岂不是误国！汉官移家故有之，亦多有否者，日久何从分别，岂不是背主！汉官负此两大罪之名，复何颜立于朝乎？”（《碑传集》卷十二，韩菼《文靖王公熙行状》）
康熙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
在康熙明确绝对权力意志的独专时代，内阁大学士只是佐君理事之人，大都不敢去触犯康熙帝“我欲去则竟去之”（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四《本朝时事》）的底线，但王熙大声说出：不。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王大胆！草拟顺治帝的十四宗罪行昭告天下，他虽是临危受命，也要担不少被秋后算账的政治风险。他指责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鳌拜及四辅臣背叛故主，反对康熙帝为争清朝政权为天下最正而制造的政治污蔑，更是一种冒险。
然而，他在大臣不能侵犯皇帝绝对权威的时代，却被康熙重用了近四十年，死后还被康熙多次追忆，更被后继之君雍正帝入祀贤良祠，也算是汉臣一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