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厚黑为人处世
所谓处人，就是与人打交道，处理人际关系。
蒋介石的处世经，其实就是蒋氏的经世之术。
1.有仇必报，从不心怯气虚
蒋介石在老师面前从来不心怯气虚，这是他的一贯所为。
在他儿时，塾师们曾想改造他的顽梗不羁，可是毫无效果。一天上课，轮到蒋介石背书，他又结结巴巴，背不出课文，结果，被先生揪了一下耳朵。第二天早上，先生进教室上课，坐在椅子上讲了半个时辰，当他站起身来时，只听“嘶”的一声，旧竹布长衫被撕出一个大洞。原来是椅子上涂了一层厚厚的生漆。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就是蒋介石所为。
【点悟】虽然这是蒋介石儿时的一件小事，但是，在蒋介石的为人处事中，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却是他一贯的本性。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与上司斗，与同事斗，与政敌斗，与人民斗，从来都是得饶人处不饶人，全然一副好斗士的面目，或暗中使黑手，公开动刀枪，一生都是演绎拼命三郎的闹剧。
有仇必报，从不心怯气虚，是蒋介石处人经的第一条“真经”。
2.记仇记恨，永不释怀
蒋介石与毛福梅结婚成亲后，按照奉化风俗，男女成亲之后，开春正月初二那天，新女婿必须到岳父家拜岁，岳父家族里照例请新女婿吃饭。这一礼节男女双方家族都十分重视。
正月初二一大早，母亲和妻子为蒋介石准备了一担礼物，让一个佃户挑着，送蒋介石去岳父家拜岁。这一天，岳父家毛老夫妇也忙得不亦乐乎，杀鸡宰鹅、做汤圆、炒花生，准备了一大堆好吃的，等待新女婿上门。可是，等呀等呀，老半天不见新女婿的影子。
溪口到岩头的路不是很远，一般两三个小时也就走到了。可是，毛家等到太阳快落山了，却还是不见女婿的身影，亲友陪客只好陆续告辞了。这弄得有头有脸的毛家老夫妇十分尴尬，有苦难言。
当客人全走光了，毛鼎和一个人回房生闷气时，毛福梅的堂弟毛鸿芳气喘吁吁地来报告，说：“新女婿早已来了！”
毛鼎和顿时“呼”地站起来：“在哪？”
“在毛家祠堂里跟着别人在串花灯呢！”
老丈人毛鼎和一听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参与农村“串花灯”的人，一般都是经济比较贫困的下九流人。毛家在岩头村也是有头有脸的上等人家，蒋介石又是上了9年学的读书人，怎么与下九流人混在一起“串花灯”呢？正在老丈人气得胸口发闷的时候，只听门外锣声大作，爆竹三响，一条花灯队迎门而来，打头的是一个十五六岁少年，崭新黑缎袍，襟上泥渍斑斑，西瓜皮帽下那条大辫子也快散架了。他走到大门前站住，从怀里取出一枚七寸头大爆竹，呼一下吹旺火线，“吱”地引线放炮。
“啪——”一个大爆竹在毛鼎和窗前炸响，定睛一看，扔爆竹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新女婿蒋介石。
这一下可把老丈人气得够呛！毛鼎和怒气冲冲地走到大门外，用白铜长烟管指着新女婿大骂一顿：
“你，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有脸上门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给你败光了！”
蒋介石突然之间挨了老丈人的一顿臭骂，瞪了老丈人一眼，一句话也不说，突然扭转身子，花灯也不要了，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老丈母娘为了挽回僵局，赶快派毛鸿芳去追蒋介石回来。毛鸿芳追了5里路才追上蒋介石，然后恳请他回驾岳父家。可是，犟脾气的蒋介石一声不吭，忽然，从地上拣起一块断砖，扬手投进路边小溪，发狠地说：“要我回去，除非这块砖头浮起来。”
在毛鸿芳再三跪请下，最后，蒋介石虽然还是回去见了岳父母，但是，自此，翁婿失和。以后，双方虽然面上还一直保持着客套，但蒋介石在心底里对老丈人这顿责骂一直不曾释怀。蒋介石发迹之后，有一次回家乡，在雪窦山妙高台别墅休养，毛鼎和曾坐轿去探视，蒋介石却推故不见，只吩咐侍卫官转告毛福梅送2000块银元作答。
【点悟】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双方家长做主包办的旧式婚姻，毛氏又是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年纪还比他大，又不是秀外慧中。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二人的感情极其一般，蒋介石对她很淡漠，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夫妻感情的。然而，此次拜年老丈人一句话却永远得罪了女婿，这虽与蒋氏夫妻关系不好有关，但是，事过境迁，几十年之后，蒋氏仍然耿耿于怀。这不能不说蒋氏记仇记恨之心太强烈了！
3.扳倒对手，巧搞联合
1903年蒋介石来到奉化凤麓学堂读书，结果又闹出事来了。
原来凤麓学堂虽是新办的，但课程设置还很古板，还是《春秋》、《周礼》之类为主课，英文、数学等不过点缀而已。这些古文，蒋介石差不多已经嚼烂了，他是抱着“学真本领”、“求实用知识”的目的入这所学校的，再加上当时在凤麓学堂的还有许多热血青年，如周日宣、陈泉卿、俞镇臣等，他们对校务也很有意见，于是，蒋介石和大家凑在一起拟了个提纲，然后自为代表，去向校董谈判，要求改革讲授新学。
蒋介石大模大样走到校董林某面前，先深深一躬，然后挺起胸脯滔滔地演说起来，他列举各地洋学堂如何重视新科学，再陈述本校的若干弊病，然后提出改良的要求：
（1）减少老八股课程，增设理化、史地等课；
（2）减少上课时间，让学生有自学时间；
（3）请外国留学回来的人讲课，以广见闻；
（4）放宽校规，不得束缚学生思想，让学生自由交往。
由于蒋介石措辞激烈，情态高昂，气得林校董无言以对，只喊“反了，反了！”第二天，校董们谓蒋介石“煽惑学生，诋毁校务”，以开除其学籍相威胁。蒋介石自知一个人的力量弱小，立即联合老师周日宣和一些同学与校方针锋相对，集体向校方抗议，声言如果要处理蒋介石，他们将集体退出学校。林某见这些学生都是佼佼者，而周日宣还是一个院考第一名入庠的大才子、名教员，只好自认晦气，不了了之。
这场风潮很快过去了，蒋介石却不愿再在凤麓学堂待下去了。学年还未结束，他就带了妻子回到溪口老家丰镐房。
【点悟】蒋介石要闹事却很有策略，很注意利用众人的力量。巧用他人之力，是蒋介石处人经的重要内容，而利用众人联合的力量扳倒对手，又是其中的一个创造性运用。古话说“众怒难犯”、“法不责众”，蒋介石的此一处人方法在与自己一方势力强大的斗争中很有效力，也是他克敌制胜的妙计。
4.做事敢于过激
1904年，蒋母王采玉打发儿子送走媳妇去奉化入学后，又忙了几天，丰镐房清冷下来了，只有小女儿瑞莲随侍身边，晨昏在观音神龛前上香礼拜，祈求保佑儿子平安。
事有凑巧，祸从天降。在一个秋雨霏霏的日子，王采玉正坐在佛堂里念经，忽见村里管收赋税的庄书带着账房到丰镐房收钱粮。蒋母以为他们搞错了，因为她家30亩田的钱粮早已交上。
原来这是庄书故意唆使乡里地头蛇加码摊派下来的。来人是个“愣头青”，见寡妇说话口气这样硬，便一唬二诈起来：
“阿拉（我们）是奉命差遣，有话向上头说去。不缴，拆你的屋！”
蒋母气极，急遣人到奉化城里把儿子叫回来，如此这般地把始末根由述说一通，未了还说：
“阿元，他们是欺我们孤儿寡母，有意开榫（作弄），馒头不熟蒸（争）口气，你得去评评理。”
蒋介石本来就是血性之人，哪受过人家如此欺侮？过去有母亲拦阻，他稍收敛一些，今天蒋母放口，禁不住“呼”地窜出丰镐房老屋，跑到庄书家里，指着他的鼻子就骂：
“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专刮民脂民膏，今天竟欺侮到我头上来了！难道我蒋介石这么好摆布吗？你有种跟我到县城评理去！”
蒋介石原以为这些人欺弱怕强。殊不知地头蛇哪有这么容易对付？何况官官相护，他们同县衙还不是一鼻孔出气的？他们只举手动了一动火签，就轻而易举地把喝过12年墨水的蒋介石传到县衙里去，以“刁民抗粮”究治。
这个消息报到岩头，把蒋介石的媳妇毛福梅吓了个半死。她哭求父亲毛鼎和设法相救。毛鼎和觉得女婿的行动不免幼稚可叹，认为应该委曲求全，忍让一下，未必会落到这个地步，何况抗庭拒税乃小人所为，一个乡绅，人微言轻出面交涉未免有失面子。本想不管，无奈女儿终日以泪洗脸，茶饭无思，看在爱女份上，他只好托人作保，补缴钱粮，花了许多冤枉钱，才把蒋介石从牢房里保释出来。
这场官司结束后，毛福梅第一次尝到了人世险恶、官场腐败的滋味，开始为丈夫的处境和命运担忧起来。后来当蒋介石决定去日本留学时，她倒是采取了赞成的态度。
蒋介石母子心中对清政府不满的种子，就是这时种下的。蒋母把这当作奇耻大辱，一直耿耿于怀。蒋介石的认识更深一层，他感到腐败的清政府鱼肉人民，眼见土豪劣绅横行不法之恶。这世道如不给他翻个个儿，哪有出头之日？当他回到学堂之后，一气之下，一刀把脑后那条拖了18年、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割去，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托友人寄到家里去，以表示自己不屈的决心。
溪口村民对蒋家的钱粮官司并不十分关注，因为这世道大鱼吃小鱼，人们的感觉麻木了，但是蒋介石骤然割去辫子的事使人们嚷嚷起来。有的认为，他发神经病了，把好端端的头发割掉，像啥样子？还有的老人说：
“真是乱来三千，这头发岂是随便割得的？当年曹丞相犯了军法，罪该杀头，才割发代首。如今他也割发，明摆着是犯法嘛！真是作孽。”
蒋母也觉得蒋介石的行为做事太过激，毛发体肤乃受之父母，如何竟把头发割得？不过，毛福梅对此只是笑了笑。她在宁波接受过新风气，觉得没有辫子的男人更英俊，反倒劝说婆婆。
这场“钱粮官司”促使蒋家婆熄下决心支持蒋介石留学，两个女人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私房钱都取出来给蒋介石做川资。
1905年4月，蒋介石首次赴日本留学。
【点悟】血气方刚，做事敢过激，虽有时会吃亏，但也给人一副英雄好汉的印象。其实，这是蒋介石为人的禀性之一。年轻时，他敢于闹官府，敢于反清廷，虽说是英雄之举，但是多是出于血气方刚的性子和敢于过激处人处事的方式。成熟后，他的这一处人方式仍未改变，20世纪30年代日军步步入侵中国，他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信念，任凭日寇侵占东北、侵占华北，置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而不顾，一意孤行地“剿共”、“安内”，其过激之行终于酿成西安事变。敢于过激，虽是蒋介石艺高胆大的处人经，却是一把两刃剑。
5.孝母打妻，分亲分疏
1907年，清政府陆军部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在各省招考，他又报考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浙江招收14名，报考者千人，蒋介石因为有以前日本补习的基础，结果被录取了。第二年，清政府陆军部在保定军校里考选留日陆军学生，蒋介石本来无报考资格，经过一番努力，获准参加考试，结果入选，被破格保送去日本就读“士官预备学堂”。
结果，蒋介石又出洋留学了，其中寒暑假他回家与妻子相聚的时日也为数不多，结果，他又恢复了以往对毛福梅若即若离的态度。
蒋母为蒋介石娶年龄大一些的媳妇，原有早日抱孙之心，但多年不见毛氏生育，未免有些心焦。这一次暑假蒋介石回来后，毛氏终于有孕了，王采玉喜形于色，对儿媳关怀备至。
寒假，蒋介石又归乡探亲，夫妻关系仍是不冷不热，夫妻俩又因小事争吵起来了，一时间蒋介石大发脾气，毛氏顶撞几句，他一时性起，竟抓住妻子拳打脚踢。毛氏怀胎已七八个月，被踢之后悲伤已极，倒在床上哭泣，开始不觉十分疼痛，片刻之后加剧了。王采玉闻声赶来，大骂蒋介石，命他赶快请医生诊治。医生赶来后，给毛福梅又是诊脉又是服药安胎，但是一切已无效，当夜就小产了。蒋母伤心至极，痛责蒋介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气消了之后，她又对儿子循循讲了一大通的道理。蒋介石素对母亲敬重，怕母亲动怒伤心，马上跪下听训。
【点悟】同是一家人，蒋介石对妻子与母亲却态度全然不同，一亲一疏，十分明显。分亲分疏是蒋介石处人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一个家庭内是如此，在他主政的黄埔军校乃至“国家”中，对待嫡系与其他人，他也是界限明显，凡事有别，亲此疏彼，厚此薄彼。他的这种处人做法虽损团结，也不利纠集合力，但是却成为他拉帮结派、搞小团体、小宗派的秘密武器。
分亲分疏，对于处人来说，并非明智之举。
6.死生一视于义，不以家事为念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同年10月30日，蒋介石从日本来到上海，并受陈其美指派到杭州，与王金发等运动浙江新军，组织敢死队，以待举义。这时，蒋介石把生死置之度外，从上海寄回家书一封，蒋母拆开一看，惊呆了：原来是封《诀别书》！
信中，蒋介石劝母勿以儿为念，说他决心“弃学从革命”，“誓为革命牺牲”，“死生一视于义，不以家事为念”。书中还与蒋母王氏、其兄蒋锡侯和其妻毛氏宣告“诀别”，云云。
王采玉和毛福梅接到信，婆媳俩担心得要死，但是，偌大的杭州也无法找到蒋介石本人，两人只有到庵堂里拜菩萨许愿，在家祠里向祖先神位烧香叩头，早晚念经祈祷，求菩萨保佑子夫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种心惊肉跳的日子不长，第5天就有电报告慰：杭州光复，蒋介石回沪邀功，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蒋介石被任为沪军第5团团长。
这个消息使王采玉喜出望外，丰镐房里雨过天晴，毛福梅才把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地。
【点悟】作为一代枭雄，蒋介石也不是没有一种精神的，在陈其美等革命派的影响下，他渐渐有了革命的意识，认识到满清政府的腐败，并且成为反清义士之一。义与情常常会对立，重义而轻家，忠孝不能两全时舍孝尽忠，他有了革命之“义”以后，能够为之舍弃生命，只是他对革命之义理解的偏差，后来使得中国人民深受其苦。
7.英雄救美，趁危下手
1911年蒋介石自日本返国后，在浙江、江阴、苏州和上海等地活动不定，军务倥偬，忙里偷闲，结识了一位红粉知己，且金屋藏娇。她就是蒋的第二夫人，后来成为蒋纬国养母的姚冶诚。
对纳妾这件事，蒋介石后来对三夫人交代说：
1916年刺客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我，要刺杀我，我藏身于苏州的‘苏州东园’。在那里，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作歌女的姚氏。她是一位娇小玲珑的美女，长得很迷人，我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个对她感兴趣的有钱人大发醋劲，几次警告我不要和她来往，并当着众人的面，让姚氏表示和我分手。当姚不答应时，那个家伙竟将一盘鱼翅菜扣在姚的脸上，姚被烫伤了。我闻知后十分愤怒，决定把姚带出那家东园，纳为侍妾。姚对我的举动十分感激。
蒋的这番叙述，把自己纳妾竟成了“英雄救美人”的故事，不管此事是真是假，蒋介石此说，又在三夫人陈洁如前有了交代。
【点悟】不管此事是真是假，趁人危难之时做好人是蒋介石处人经的一个重要“真经”。人在危难时，一般来说都比较脆弱，此时施恩最易获得人心。此举是蒋介石在情场上和官场上的惯用杀手锏。此次纳妾姚氏是如此，以后，他为了追求陈洁如作小老婆也是如此。开始追陈氏时遭到拒绝，事后久久不能释怀。一天突闻陈父病逝，他一跃而起奔赴陈家，在灵前下跪下拜，披麻戴孝，并施以金钱援手，最后终获陈洁如母女之心。他“收编”众多“难兄难弟”都是使用此招。
8.先做恶人，后做好人
蒋介石在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家乡溪口闲居了一阵，为了筹集“三次革命”的经费，在家乡请了一次“财神”。“财神”是被绑票人的代名词。因此，奉化民间自蒋介石干绑票后，至今称绑票为“三次”。
蒋介石绑票的对象叫夏全木，是溪口镇附近畸山人，幼贫，给人帮工，后经商，发迹后在上海、湖州、泗安等市镇开了十余家商行，店名“同昌”，还在畸山开了钱庄，一时名闻遐迩。他在外面赚了大钱以后，就在乡下置田地几百亩，造屋数十间，是奉化出北门的首富，家财有十余万银洋之众，人称“全木格支”。“格支”者，首富也。
蒋介石14岁时，曾在畸山竺景崧开设的皇甫氏学馆就读过，对畸山的人、地皆熟，故对夏全木的名气也十分熟悉。
蒋介石决定绑票夏全木以后，首先与王恩溥密商，取得王的同意后，即召集众弟兄商讨办法。决定不用力劫，而用智取。
一天雨后，天色昏暗。一顶轿子，七八条好汉，从溪口方向直奔畸山，到夏全木家门口停住，为首的持大红请帖，径入内室，恭恭敬敬地对夏全木说：
“溪口某老板有要事请夏老板前往商量。”
夏不疑有诈，便贸然坐轿而去。谁知跳下轿来，不是溪口，而是雪窦山寺，不禁失色道：“这是什么地方？”
当即，王恩溥陪蒋介石出来，向夏全木作了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蒋介石从自己去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立志推翻帝制，说到袁世凯阴谋复辟，二次革命失败等等，最后他说：“现在革命仍在继续，但经费十分困难，需要各方协力支援，久闻先生资财充裕，有爱国热情，所以登门相请，望能资助大洋一万。”
夏全木心里虽然十分反感，但想到如果不答应，蒋介石翻脸无情，自己就生命难保，只好点头同意。于是蒋介石命王恩溥拿纸笔来，自己口述，叫夏全木写下家书一封：
“请速筹款一万银元，以十日为限，送往来人指定地点，切切！我在此一切均好，请勿挂念。”
夏全木被请“财神”，一下子传开了，家属也惴惴不安，四出打听。第二天，有一陌生人深夜临门，递上夏全木亲笔家书，口述了送款地点。夏妻闻言，知丈夫安全无恙，稍为安心，但要拿出如此一笔巨款，一时实非易事。送走来人后，立即召在湖州的经理夏云寿和在上海的账房夏生耀来家商量。
夏云寿与夏生耀都是畸山人，是夏全木家业的忠实管家，对主人感情很深。他们都说救人要紧，即去湖州、上海、泗安各店筹款。夏生耀并安慰说：“钱财事小，人命事大，请你放心，我一定按时把一万银元凑足，保叔父一家团圆平安。”
经过东奔西走，夏生耀终于凑足一万银元，在上海款项交割。放人前，蒋介石还亲自到奉化与夏全木作了一次长谈，最后说：“我们是好请好放，希望以后成为朋友，更希望你不要报官，我现在是在缉之身，你告与不告都是一样。不告，留条后路，‘三次革命’成功以后，你还可能得到好报。”
夏全木回家以后，权衡利弊，终于没有报官。别人问他有没有看清绑架者的面目，他故意回避，谎称无法看清。
日子久了，夏全木不免吐露真情。直到后来蒋介石当了北伐军的总司令，碍于“蒋总司令”的声誉，夏全木对外界仍守口如瓶。当时参与者甚多，难免有人当作珍闻偷偷传播，故令乡里群众皆知：此次绑架“全木格支”者，实乃溪口蒋瑞元伙同栖霞坑王恩溥等所为也。
夏全木娶妻二人，前妻生一子，续弦生三子。长子夏定善，在湖州主持店务；次子夏定仪，乳名玉毛，在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与蒋介石侍卫长王世和堪称莫逆；三子夏定峰、四子夏定宝。夏定峰，军校毕业，抗战胜利后，在南京由王世和保荐，报考侍从室，当履历表送蒋介石审阅时，蒋一看是夏全木之子，就不假思索，即予批准录用，任少校侍从武官，召在身边作跟随侍卫。1949年随蒋去台湾，1986年携子女各一回大陆探亲。数年前死去。
蒋介石重用夏定峰，也可算是报答夏全木之举。
【点悟】此次蒋介石为筹集经费请“财神”的故事，虽然时间过去几十年，但他尚能报答当年夏全木，重用其后，前后一打一拉，虽然蒋介石先做恶人后做好人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是，此处人之道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在几十年的人生和独裁舞台上，蒋介石一直在扮演着此种角色，打了棒子给蜜枣，是蒋介石“精明”的御人之道。
9.明确自己的需要，不管其他
1918年3月，蒋介石去陈炯明那协助他研拟一项计划，准备攻占广州，用作革命基地。
由于孙中山的推荐，陈炯明难以拒绝已经到来的蒋介石，于是暂时给了蒋介石一个作战科主任的职位。在征粤作战中，蒋介石不断修改作战计划，并三天三夜到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赞赏，反而被斥责贻误军机。一气之下，蒋介石拂袖而去，离开了陈炯明。
事后，陈炯明于8月26日、29日、31日接连给蒋介石写来三封信，邓仲元也写来信，邀请他回到粤军中去，但是，都被蒋介石置之不理。直到9月19日，粤军在福建战场取得了有利的形势，攻克了北洋军阀在闽南的根据地漳州市之后，蒋介石才又重回粤军，并且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不久，他闻知孙中山先生已去梧州筹备北伐，蒋介石即辞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于10月3日，来到上海拜见孙中山，他向孙中山陈述了辞职的理由之后，提出要到欧美留学三年。由于孙中山此时正在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自己又专心著书立说，需要大批得力的忠实干部。因此孙中山听了蒋介石的陈述后，极力挽留，希望蒋介石帮助工作，不要长期远离中国。
蒋介石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没有去欧美留学。
1920年4月2日，孙中山在自己的寓所莫利爱路29号召见了蒋介石，和他一起讨论了粤军的军事形势和军事计划。鉴于粤军干部奇缺，孙中山力劝蒋介石回福建漳州，到粤军任职。接着，陈炯明、邓仲元、朱执信连续拍电报催请，孙中山和廖仲恺又当面劝蒋介石多次，他才于4月8日启程，11日抵福建漳州，此后，又以“受一群小人的排挤”为由，于4月22日离开鼓浪屿回到上海。
蒋介石回到上海后，连续发高烧，经医生诊断为伤寒，只好到上海的筱崎医院住院治疗。4月27日，孙中山亲自到医院探望蒋介石，安慰他好好养病，病愈后早日回到福建粤军中去就职。6月15日，蒋介石病愈出院，但是他未遵照孙中山的嘱咐，回粤军供职，而是登轮船南下，游山玩水去了。随后又于8月11日回到浙江溪口老家。8月底，粤军攻克汕头、潮安、梅县。在这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孙中山于8月31日电召蒋介石到上海，命他离开上海到粤军刚收复的粤东临近督师。9月30日，孙中山为此特任命蒋介石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10月20日，军长许崇智因作战疲劳患病离军，陈炯明任命蒋介石为第二军的前敌总指挥，10月22日，攻克惠州。此后，三路粤军，势如破竹，直逼广州。
收复广州后，蒋介石仍任粤军第二军前敌总指挥，统率全军迫剿粤西北一带的残敌。但第二军中的高级将领并不听蒋介石这个外省人的调遣。11月6日蒋介石愤然辞职，离开正在前线作战的粤军第二军回奉化去了。
1920年9月，朱执信被害，孙中山又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于是对蒋介石更加重视了，成为孙中山“扫除军阀，统一中国”不可缺少的军事领导人才。在蒋介石几番离职期间，孙中山电函频驰，命其迅速复职归任。仅在1921年，这种内容的电报就达8封之多。
1月7日，孙中山电告蒋介石“援桂封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并没有前往广州。随后，戴季陶亲自跑到奉化家中去请他出山，结果还是没有答应。尽管蒋介石人没有去，但他于1月10日给孙中山寄呈了军事意见书，针对时局，提出了对桂系军阀作战的方针。后陈炯明来电催促，并在电报中委任蒋介石为援桂中路军总指挥，他才于2月6日抵达广州。可是在召开平定广西作战的军事会议上，陈炯明与许崇智为各自的部队进攻地点而争吵起来，作为手中无一兵一卒的蒋介石，感到地位很窘迫，便于2月14日又离开了广州，返回奉化。
正当孙中山在广州准备召开非常国会，选举总统前夕，蒋介石于3月5日从奉化给孙中山写信，建议缓选总统。因为他了解到，许崇智和陈炯明都主张缓选总统，怕因此引起分歧，难以俯顺各方，对孙中山不利，同时也表明他虽然身在乡里，仍朝夕关注孙中山的行动和时局动向的意思。
3月29日，针对当时出征广西，事关全局，十分重要，孙中山又打电报给蒋介石“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速来进行。”期望蒋介石迅速来粤替他筹划军事。但是蒋介石却并不听从。以后孙中山又6次发电报请他南下，4月5日，孙中山发电报一封“介石、静江、季陶、展堂、仲恺诸兄鉴：昨开大会，以外交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封日北伐案。万端待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
4月18日“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汝当病新愈，非兄来计划助理一切不可，接电速来。”
6月30日“竞存，汝为已赴前敌，军事吃紧，墨封从戎。”当时蒋介石因母丧，为之守孝，尽管又接到孙中山的电文，仍不愿即出。
8月5日“西寇击破易，收拾难，顶多一月，始得凯旋。我军经人邕宁，明后日余当驻往巡察，速来相助。”
11月6日“余拟于15日与汝为往桂林。请节哀，速来臂助一切。”
11月23日“电悉。作战计划昨电略告廖、汪两兄，可询之。一切仍俟兄来商榷，即偕季陶兄启行。”
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孙中山连续给蒋介石发了8封电报，可是，这些急切的催促，热切的期待都使他无动于衷，直到11月28日，他应孙中山之召，再度前往广州赴广西桂林，帮助其出谋划策。
蒋介石从在援闽粤军中第一次辞职，到1924年4月他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的6年之间，在军中以各种借口辞职又复职的来来去去，共达13次之多。究其原因，除了粤军中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蒋介石深受粤军各级军官的排挤和蒋介石的个性有关外，去留之意，在于权也，这才是蒋介石行之有效的处事之术。
【点悟】在此期间，蒋介石去留达13次之多，但13次的去留全是因为一个“权”字。在去留的选择中，他的目的明确而又坚定，不管恩师还是同志，抑或是对手，谁挽留都为之不动。蒋介石与人打交道，处人处事，都是以己为上，以权为重，党权、军权、政权全部要，为了一个“权”，他不讲感情，不讲原则，不讲是非，敢于撕下面皮，受人谴责。他的处人术其实就是“权诈”之术。
10.只顾自己的快乐，不管他人痛苦
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溘然长逝，享年58岁。儿媳毛福梅的精神支柱倒了。她抚尸大恸一场，然后披麻戴孝，守在灵前。奉化风俗，媳妇哭灵是很有讲究的。在停尸期间，一天至少要哭4次，即五更一次，早中晚上各一次，假如儿媳多，人人都争着哭灵，大声号啕，据说是谁哭得响，哭得多，死者就会管谁家兴旺。可毛氏只一味的念经，很少号啕。她倒不是蔑视当地风俗，而是因为她觉得婆婆的灵魂应该升上天界，进天界是不需哭声开路的。办完丧事，毛福梅还没有喘过气来，一瓢冷水兜头泼下，把她打进了冰窟窿里。
11月，蒋介石先给两个儿子写了一个训示：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18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准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再生抚育之恩，亦即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儿女者，惟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
同时，蒋介石又写信给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要求与毛福梅仳离，这封“休妻书”说：
10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10年之痛苦，受10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之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毛福梅听到“离异”二字，耳朵里嗡地一声，再也听不到他要说的是什么了。事情来得突然，毛福梅只有抱住儿子蒋经国，母子惟以泪眼相视。关于毛氏被“抓了头发”，“从楼上拖到楼下”，毛氏又“跪下”“哀求留在家里”（蒋经国1936年致母亲信上语）的事，便是发生在此前后。
蒋介石为什么要写这个与妻妾“离异”的条示？原来，他真实意图是为了娶陈洁如做合法妻子。所以才想出一个高招，名义上宣布与发妻毛福梅和妾姚冶诚断绝夫妻关系，彼此关系转成兄弟姊妹关系。这一点明眼人是很清楚的，正如毛福梅所料，他已有了新欢。果然不久，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结婚了。
【点悟】蒋介石从骨子里是一个极自私的人。他三番五次见异思迁，喜新厌旧，风流之事频出。其实，就是只顾自己的快乐而不顾他人的痛苦。毛氏在蒋家尽忠尽孝，侍奉老母，抚养幼子，不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回报，反而频频受到伤害，这一切的根源出于蒋介石自私的本性。只顾自己的快乐，不顾他人的痛苦，是蒋介石处人经的精髓，他处人处事皆是出于利己的考虑。
11.对待异己，威逼利诱，不成即动杀机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给武汉国民党中央打电报，要求迁都南昌，以把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并扣留了经过南昌的中央委员，不让他们前往武汉。面对蒋介石这一阴谋，邓演达立场坚定，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当时反对蒋介石进武汉的国民党左派的领导者。
1月26日，邓演达为了劝说被扣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来武汉，也来到了庐山。在山上，邓演达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晓以革命大义，阐明解放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蒋介石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而提出驱逐鲍罗廷的问题，邓演达当即坚决反对。
面对蒋介石这种反对继续联俄政策的态度，邓演达极为忧虑。他只好打电话给在南昌管着行营政治部和整个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让他到庐山见面。
郭沫若上山后，邓和郭两人在旅馆一间小房里谈到深夜，最后，约好第二天一早，两人一同去南昌。
2月1日清早，邓演达和郭沫若要下山，这时张静江和褚民谊也一同下山，临上路时，张静江被蒋介石留下，说有事要商量。晚上，邓演达到南昌时，蒋介石竟摆出一场“兵变”来。邓演达差点在这场“兵变”中遭了蒋介石的暗算。
当时，邓演达一行人从牛行车站渡过辛江，天已经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乱兵，携着武器，胡乱开枪。他们探问了一下，晓得是第三军的士兵。邓演达是个军事家，一看情形不对，便叫郭沫若、褚民谊要小心，大家挽着手臂走。当走到南昌城门口的时候，竟有机关枪架在那儿。有兵盘问他们，他们只说是自己人，是第三军的，便把他们放过了。进了城，沿街都关门闭户，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时地胡乱放枪。当经过县衙门的时候，在昏暗中，他们又看见有机关枪架在那儿，听见有扳机关枪的声音。有人高声地盘问：“谁呀？”邓演达又说，自己人，第三军的。这样便顺利地回到了总司令部，邓演达他们幸好没有被乱枪打死。邓演达来到总司令部过夜，这一夜他没有合眼。他想起下山时蒋介石把张静江留下来，又有昨晚的那一幕，这时他明白蒋介石已有意除掉自己了。
第二天一大早，邓演达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跟郭沫若说，他要立刻离开南昌，在九江上游有一隐蔽着的小火轮，不愁没法回武汉。邓演达和郭沫若分离时，眼泪都流了出来。同时说，他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得不分手了，他很惋惜。就在邓演达离开南昌的那一天，蒋介石也从庐山回来了，一回来就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见面头一句话就问：“择生呢？”
蒋介石如此关心邓演达是因为他没有要了邓演达的命，便急着向郭沫若要人了。
由于邓演达对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很是着急。在南昌没能除掉邓演达，蒋介石又耍起新的花招，极尽诱惑拉拢之能事，拉邓演达上他自己的船了。在3月17日，蒋介石派黄埔同学会秘书曾广清、宣传科长余洒度到武昌找邓演达。在谈话中，他们请求邓演达和蒋介石合作，佯装说请邓演达和蒋介石共同领导黄埔同学，完成北伐大业，以不负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苦心。最后，他们代表蒋介石“欢迎”邓演达到南昌就任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去为国家大计出谋划策。邓演达当即表示：“个人（指蒋介石）并无他意，但是他的做法违反三大政策。他这样做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只有贯彻执行三大政策，严整革命阵营，才能取得胜利。他要采纳我的主张，我接受他的领导，当不当参谋长无足轻重。”曾广清要求邓演达写信给蒋介石说明上述意见，邓演达拒绝了。因为邓演达知道，蒋介石已下了背叛革命的决心，所谓“合作”和“欢迎”他任总参谋长，不过是妄图消除他对蒋介石的反对，施耍调虎离山的缓兵之计罢了。
果然不出邓演达所料。蒋介石从南昌到安庆，从安庆到上海，最后完成了他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各军阀势力的结合，觉得半壁东南已归他所有，进行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4月12日，在上海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公然同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邓演达随即领导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行径，并且准备组织军队对他进行讨伐。邓演达在武汉一系列的活动，妨碍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进行，蒋介石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蒋介石心生一计，诬称邓演达为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下令通缉。接着，蒋介石还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张贴布告，说邓演达将一些企图破坏国民革命的人塞进总政治部，“以致军事之进步愈速，内部之纠纷愈多，若不严加制止，整个国民革命军，将因受蛊惑而分离，因分离而崩溃。……国民革命军之总政治部几为少数跨党分子及投机少年所占，乃不得不将淆惑军人、背叛主义、违反军纪、分散国民军事力量、破坏革命战线之总政治部下令封闭，并按治其首从。”蒋介石在封闭总政治部上海分部后，又公布文件，斥责邓演达倡导实行列宁的工农武装暴动政策。
为了抓住邓演达，蒋介石不惜用重金悬赏，下令捉住邓演达赏大洋30万元。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在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时讲话。由于叛徒的告密，不幸被捕。蒋介石在南京知道抓到了邓演达，马上急令解往南京，在押送邓演达前往南京的途中，押送队长想串演一出“义释曹操”的活剧。这位押送队长认为邓到南京后，一定凶多吉少，于是向邓演达建议，半路逃跑。面对这生死关头的抉择，邓演达却考虑得太天真了。
邓演达认为，蒋介石要杀他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要是逃，那就变成了“逃犯”，可以格杀勿论，那才是死得不明不白，不干不净呢！因此，他拒绝了那位押送队长的建议，错过了一次逃生的机会。
邓演达被押到南京后，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等高官厚禄，甚至他还提出由蒋介石任总司令，邓演达任副总司令，一同在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考察。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一句话挡回去了：“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当时，上海的一家晚报这样形容蒋介石在邓演达问题上的思想活动：“杀之可惜，纵之可畏。”多次软硬兼施不成，蒋介石只好把邓演达投入了监狱。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又来到关押邓演达的狱中找邓谈话，问邓对日本侵略中国有什么感想，希望打个圆场，言归于好。
邓演达义正词严地说：“要说感想嘛，当然有，要不是你叛逆总理的遗教，连年内战，排除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
蒋介石受到邓演达连珠炮似的责问，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因此对邓演达更加憎恨。这时，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这就更促使蒋介石要杀害邓演达了。
恰巧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感到邓演达对黄埔学生影响太大，对他的威胁太大。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军校的学生这样倾向邓演达，他的江山还坐得稳吗？他便决意杀害邓演达了。
1931年11月下旬，广东地方军阀和南京蒋介石政府开了一个分赃会议，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蒋介石明白，他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乘机把他干掉，那将是放虎归山，将来必定是对他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个劲敌。于是趁下野前，也就是1931年11月29日夜，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地方，谎称要邓演达移居汤山。把邓演达骗上了车。
当汽车开到南京城东门的麒麟门汉子岗时，刽子手又诡称汽车抛锚，要邓演达下车。邓演达刚走出车门，枪声突起，一代英杰，竟惨死在蒋介石特务枪下，年仅36岁。
邓演达被蒋介石特务杀害的消息，直到12月初，才有风声走漏出来。宋庆龄闻讯后，半信半疑，12月14日，从上海赶到南京质问蒋介石，并一再要求见邓演达，蒋介石一再敷衍，最后实在掩饰不住，才说出一句“这个人见不到了。”宋庆龄听到这句话后，怒斥蒋介石祸国殃民、残害忠良，愤怒之中，一下子把茶桌掀翻，吓得蒋介石急忙躲上了楼。1931年12月20日，《申报》报道邓演达已被“执行枪决”。消息传开，全国震惊，举世骇然。邓演达殉难的消息传出，黄埔同学会成员义愤填膺，无不涕泣。噩耗传到十八军时。陈诚和该军的同学万分悲恸，失声痛哭。陈诚打电报给蒋介石提出辞职，电文有“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等语。国民党的右派分子胡汉民等也在1932年1月登报发起追悼邓演达，称赞邓演达“努力国民革命，艰苦卓绝，任劳任怨，始终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邓演达殉难后，很多人写诗词文章，以表哀悼。但是，一代英豪毕竟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远逝而去了。
【点悟】恩威并用、文武兼施，是领导者必须掌握的方略。驾驭部众如同驾车上山，既需要从前面拉，又需要在后面推。牵引力和推动力结合起来，车子才能顺利前行。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对于异己，他先是对人又拉拢又收买，此计不成，即下毒手，置人于死地。他与邓演达的交往即是如此，先是威逼利诱，不能使他畏服就动杀机，用刀子说话。
蒋氏此一处人经，其实就是杀人经。
12.以硬对硬，杀之为快
王亚樵在上海帮会中很有名气，他所领导的“徽帮”实力雄厚，称霸一方，十几年来又主要活动在安徽、上海一带，且颇有影响，蒋介石原内定王为津浦铁路护路司令。但由于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目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王亚樵心中非常不满。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政府的“奠都典礼”大会上，王亚樵不顾同仁劝告，大胆发表了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演说，冒言直谏南京政府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将北伐进行到底。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密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因王十分机警，有所准备，温剑刚的侦缉队反被王亚樵手下的人缴械，王从容离去。王先避难于陈铭枢处，后陈铭枢密送王亚樵到上海。蒋介石的生性多疑，使王与蒋决裂，势不两立，成为蒋的心腹大患。
王亚樵回到上海，积极活动，结交各反蒋势力，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就与之合作。1928年秋，安徽建设厅厅长张秋白在南京梅溪山庄宴请陈调元。王亚樵探悉此事后，派人前往暗杀，但陈不在场，张秋白被击毙。
1930年，蒋介石为集中兵力“剿共”和对付西南反蒋派，需大量军费，因此，欲在全国试行“米照捐”。王亚樵令其弟王述樵联络部分上海大学生，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并邀请杨烈武、许世英等参加，推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还组织米商罢市，米船停运，一时粮价高涨，民怨沸腾。蒋介石无奈，被迫撤销“米照捐”。蒋后来获悉这是王亚樵一手策动的，遂命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王也有所察觉，致函戴笠说：“我对你没有说话，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戴笠曾以王为师，对王执礼甚恭，当年，王亚樵退居广东，将戴引进黄埔军校学习。此刻俩人断绝师生情谊，成为死对头。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战胜各派新军阀，踌躇满志，大有主宰九州“舍我其谁也”的架势，想登大总统的宝座。但蒋万没想到，他遇到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挑战。俩人展开约法之争，国民党政潮再起。蒋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国民党总部，派兵押到汤山监禁起来。蒋的卑鄙行径，引起舆论界的公愤。胡的亲信古应芬、陈济棠，网罗各方反蒋人物，准备在广州独树一帜，对抗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这明争暗斗、一片喧闹中，隐藏着又一场杀机。原来，孙科受到蒋介石、宋子文的排挤，也出走广州，他气愤异常，遂派其亲信马超俊面晤王亚樵；请杀蒋、宋，并给巨资以作各种布置暗杀费用。另外，胡汉民被释之后，复仇之心甚切，胡与王亚樵曾共事于孙中山手下，胡听说王在上海有一群亡命之徒，能杀人，便亲去见王，俩人虽多年没有往来，但都因反蒋心切，相见甚欢，晤谈之下，胡誉王为“江淮大侠”，王亦感恩知己，愿为效力，设法谋刺蒋介石。
王亚樵承诺孙、胡二人之后，先后在南京、庐山、上海等地设暗杀小组，寻机行动。1931年6月，蒋赴庐山指挥“剿共”内战，王得到消息后，即通知手下龚春蒲、肖佩伟、陈诚等化装成游客尾随上山，住在庐山新旅社，监视蒋的行动，伺机下手。一天，陈诚独自上山观赏风景，顺便摸摸情况，突然看到蒋介石的座车急驰下山，陈来不及联络，急忙从怀中掏出炸弹想扔进车中，正举起之际，从车中射出一弹，正中陈的头部，当场死亡。原来陈的举动已被蒋的卫士发现，抢先开枪。蒋有惊无险，座车飞奔山下。
当龚春蒲、肖佩伟二人赶到时，见陈诚已死，知事已败露，不敢迟疑，立即驾车逃走，回沪报告。
蒋在庐山遇刺时，惊恐万状，即令戴笠从速破案。戴怀疑此案为王亚樵所为，但又没有证据，只好警告王亚樵：“你如有谋害我领袖举动，我必杀你。”同时命令在上海的特务注意王亚樵的行动。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19路军越战越勇，屡挫敌锋，使日军三易主帅。1932年2月29日，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奉命亲临上海吴淞口，在“出云”舰上坐镇指挥，对19路军的进攻更加猛烈。当时担任“上海抗日救国决死军”幕后总指挥的王亚樵，探知这一情报，立即挑选一批“水鬼”，身负炸弹，潜入江中，把炸弹挂在“出云”舰底部。只听一声巨响，军舰被炸。此时，蒋介石为拉拢王亚樵，特让戴笠派人送去4万元钱，以示表彰。对此，王亚樵连句“谢谢”也没说，就慨然接受了。
日本侵占东北，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南京政府不想抵抗，却一味依赖列强。国联为有所表示，派英国人李顿率国联调查团来中国调查。李顿到中国后，举行招待会，发表谈话，偏袒日本，引起国内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致使舆论大哗。上海各界集会商讨对策，王亚樵力主“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会后，他积极部署暗杀事宜，命令龚春浦主持，由尤林、唐明具体动手。1932年11月10日，尤林等在上海华懋饭店准备暗杀李顿，但不巧，李顿被上海市长吴铁城请去吃饭。尤林等无事可干，闲不住，乘机抢劫福州路春茂钱庄，被巡捕抓获。在狱中，他们经不住酷刑，将北站刺宋、庐山刺蒋的情况全部招供。
蒋介石和戴笠闻讯大怒，悬赏重金缉拿王亚樵。但蒋特几次行动均扑空。戴笠抓不到王亚樵，就逮捕了他的弟弟王述樵。时任全国律师公会会长的沈钧儒先生是王述樵的老师，沈先生在报上发表声明，抗议逮捕王述樵，戴笠在全国舆论面前，自觉理亏，不好收场，又妄图通过王述樵收买王亚樵，以此作为释放条件，但遭到王述樵拒绝。王亚樵闻讯，反蒋更为坚定。
1933年秋，国内局势紧张，王亚樵再次离沪去香港。
王亚樵抵香港后，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各方反蒋人士合作，继续从事反蒋活动。
1935年11月，在王亚樵的策划和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刺，全国轰动。案发后，蒋介石大为恼火，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戴笠深知王亚樵是蒋介石的大敌，不拿到王的头，蒋介石不会饶他，于是他北跑南窜，在全国各地撒下黑网，捕捉王亚樵。戴笠赴香港，并和英警联系，又派大批特务渗透到香港各个角落。
隐居在香港的王亚樵深知不可久留，1936年2月，即偕眷属和郑抱真等秘密潜离香港，来到广西梧州。因李济深同主政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了招呼，由省府每月拨款500元生活费，资助王亚樵。王怎肯悠闲度日，曾3次赴南宁，面见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但遭拒绝。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广西首脑对王亚樵态度逐渐冷淡，王也感到寄人篱下深为孤独，想寻机离桂，并求教李济深，想赴延安投奔共产党，李欣然赞许，并写信给周恩来，作为引见。这时，戴笠手下已得知王的踪迹，作好了暗杀的准备。1936年12月20日，戴笠下达刺杀王亚樵的命令，派3名特务潜伏在王的屋内，用乱刀将王刺死。
王亚樵这个使蒋介石、戴笠都感到害怕的人，到底没有逃脱军统特务的魔爪。
【点悟】在处人中，蒋介石是个敢于碰硬的人，并且为此不惜争斗到底，杀之为快。蒋王由于政见不同而势不两立，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杀王亚樵，不置之死地而不甘，完全是一副强悍斗者的脸孔。但是，他这样的脸孔只是对中国人自己才有，对洋老爷却畏之如虎，生怕惊扰，因此，他所谓敢于碰硬其实是欺软怕硬的勾当。他只能说好斗，与中国人自己斗，因此，敢于以硬对硬的处事之道，并不足称道。
13.对不痛不痒的事，既不生气，也不着急
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准备出访日本。由于护照等手续没办好，他带着小儿子纬国离开南京，先到杭州小游，之后乘汽车回到溪口等待出国。他带着十来个亲信侍从来到丰镐房黑漆大门楼前。里面静悄悄的，没个人影。只有甬道角伸出一个小姑娘的头来，旋又缩回去。蒋认出这姑娘是毛氏房里的侍女聪玲，奇怪的是毛氏没有像过去那样迎出门来。
原来，毛氏早听说蒋介石要回来，但想起儿子，她肚里的怨气直往上冒，新恨旧怨涌上心头。蒋经国对生母感情深厚。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赴苏留学，乘轮船从广州抵上诲，因需候船，得与生母作久别前的短暂团聚。惟一的依靠儿子要远走异国他乡，毛福梅流了许多眼泪，盼他早去早回。但是，母子一别，往后竟然连邮电都不通，音讯杳然，毛氏不知道儿子是生是死，日间在佛前祝祷，夜里在梦中寻觅，恹恹若失，如此地刻骨思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地得了疾病。
1927年4月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清党”反共，登上了政坛权力的高峰。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在政治上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连他亲生儿子蒋经国也在莫斯科发出《严正声明》，声讨蒋介石。蒋经国给母亲写了封短信，说母亲多年来内心的苦闷、处境的恶劣，他非常清楚，他对家庭方面有难以想象的烦恼和愤恨，决定不再通信了。
毛福梅虽不知道儿子登在报纸上的声明，但接到儿子寄来的信，无异天坍地陷，五雷轰顶。她想象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哭着请陈志坚代笔写信给蒋经国，可信如石沉大海，杳无回响。她把一腔悲愤全都转移到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径直进屋。毛氏不知打哪里生出来的勇气，霍地立起，迈动小脚，跑下楼梯，在天井里与蒋碰了个正着。她边哭边嚷道：“你把我的儿子弄到哪里去了？你还我儿子！”毛氏根本不知儿子要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现在儿子音讯全无，于是大吵大闹起来。
然而，对于毛福梅的大发雷霆，蒋介石既不着急，也不生气，反而温语相劝，扶她上楼。
蒋介石稳住了毛氏，不久便离开住地雪窦寺，四渡东瀛。
【点悟】蒋介石对于发妻毫无感情，毛氏的喜怒哀乐对于他来说，既不痛也不痒，于是漠然视之。蒋介石的这种处人态度似乎是性情中人，超乎世事，其实他哪是什么性情中人？对毛氏这种态度只是反映了他的无情无义反应。
在蒋介石的处人经中，他对用得着的人加倍拉拢、关心和重用，对于己利益不大的人，态度就冷冷淡淡，不痛不痒，事不关己，泰然处之。
14.花言巧语，半哄半骗
蒋介石为了政治目的，下决心和陈洁如一刀两断，好和宋美龄结为夫妻。
早在蒋陈打得火热之际，蒋在国父宅中认识了宋美龄，蒋便开始得陇望蜀，心猿意马，见异思迁，当时早有人责蒋“好色”。用中国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蒋介石的行为不仅为道学先生所鄙夷，也为普通老百姓所不齿。然而，蒋为宋倾倒，并非因姿色迷人那么简单，蒋宋联姻，蒋介石主要出于政治的动机。
他希望借此赢得孙逸仙夫人和宋子文的支持。因为蒋介石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也开始觉得有必要寻求西方的支持。娶宋美龄为妻之后，他就有了与西方人交涉的“嘴巴和耳朵”。此外，他非常推崇宋子文是一个财政专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在那样的情况下，娶一位新太太，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
蒋介石为了达到稳住陈洁如，不让她坏了自己大事的目的。在1926年夏，蒋介石曾在孔祥熙宅安排“鸽子宴”，请陈洁如和宋家姐妹见面，由宋蔼龄吹风，试图让宋美龄取代陈洁如的地位。当蒋介石南昌再度陷入困境之时，宋蔼龄为了孔宋利益，再次向蒋献计娶宋美龄为妻，以争取西方财援。宋又将这桩政治婚姻告诉陈洁如，陈洁如差点昏过去，一时说不出话。蒋花言巧语让陈出洋进修5年，回来再说，否则，蒋以死相逼。在蒋的花言巧语下，陈洁如只好表示退让。
蒋陈婚姻，只有5年时期，大部分岁月在南方的广州度过。他们的关系开始于上海，亦结束于上海。
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在张静江女儿黛瑞莎和海伦陪同下，乘杰克逊总统号船去美国。据说，临行前蒋介石突然要杜月笙给陈大洋10万元，还叮嘱陈“要好好学习，回国后可以更好地尽到总司令夫人的职责”云云。陈洁如兴冲冲地搭上美国总统号轮船去美国了。
可是，船到日本神户时，日报就刊登出了“蒋夫人搭轮赴美”的新闻。当轮船航行在太平洋上，无线电广播了上海各报刊载的《蒋中正启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因未及启蒙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
陈洁如听后如晴天霹雳，痛不欲生，几次要跳海，均被护送者劝阻。陈洁如到美国后，许多记者一度尾随，企图挖掘新闻，陈洁如一行以“无可奉告”搪塞。张家姐妹曾怂恿陈洁如向蒋介石报复，陈洁如忍住内心的痛楚，一笑置之。1927年12月，蒋介石在上海昆山路景林堂与宋美龄按基督教仪式举行婚礼。蒋宋结婚后，1928年春，蒋介石派江一平律师与陈洁如洽谈离婚事，经虞洽卿劝解，陈洁如遂正式与蒋介石离异。陈洁如与蒋介石离婚后，杜月笙又送她一笔巨款。因此，她出国后，物质生活不成问题。她完全可以走一般女人的道路，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在国外安安稳稳地过上家庭主妇的生活，然而，陈洁如没有走这条路。此后，她终身再未嫁人，以全副精力深造，留美5年多，苦修英文、养蜂和园艺，并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她在美国旧金山购置了产业。她终于用自己的艰苦努力，在社会上争得了独立地位。
【点悟】蒋陈之婚，始于蒋氏也终于蒋氏。成婚是出于蒋介石的信誓旦旦，分手也是出于蒋介石的信誓旦旦，然而其中的花言巧语全是半哄半骗，假作真、真作假。在为人处事中，蒋介石虽然一介武夫，却不乏花言巧语的假话、空话；哄人骗人是他为人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处人的一大秘笈。正是在哄、骗之中他牺牲他人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做法为正人君子所不屑，而蒋氏却因此进而成为“人上人”。他的处人经，其实就是厚黑之道。
15.偷梁换柱，巧使替身
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湖南后，进入了贵州、云南、四川地区。这些地区名义上早已归附国民政府，实际上仍是军阀统治，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刘文辉，都拥兵自重，据地称王。为了围追堵截工农红军，蒋介石很想深入这些地区去亲自指挥，更想利用这一时机，把中央势力打入西南，刘湘、龙云等人也深明此意，因而对蒋介石充满戒心。
蒋介石要去云、贵、川，安全是个大问题。陈立夫、戴笠等人向他建议，找一个替身。为了保卫领袖的安全，苏俄的斯大林、德国的希特勒都有过替身，此事并不少见。蒋介石表示同意。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这就是杭州公安局局长何云。
何云，字玉龙，浙江省平阳人，毕业于陆军讲武堂，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后任过浙江省军事厅副官长、杭州市公安局长。蒋介石每次去杭州，他都参加接待和保卫工作，与陈立夫、戴笠等人甚熟。有一次他为蒋介石的侍卫官摆了一桌酒席，被蒋介石发现，还把他训斥了一顿。他的身材和长相都与蒋介石相似，惟有说话的口音与蒋不同。他虽是浙江人，但平阳靠近福建，与奉化的语音不同。此外，何云还有一个长处，他担任公安局长多年，有一定的保卫工作经验。
何云奉命到南京后，尽快熟悉蒋介石的生活习惯和动作细节，一举一动都学得惟妙惟肖，被蒋介石任命为侍卫长。何云换上侍卫官的制服，经常出入蒋介石的办公室，以便就近观察自己扮演的对象，蒋介石也常和他闲聊几句。同时，他也留起了日本式的短胡须，并为他准备了特级上将的军服，又专门制作了蒋介石常披着的黑色大氅。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率领侍卫长何云、秘书汪日章、毛庆祥、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宴道刚、政训处主任康泽等，乘坐福特号飞机，由两架飞机护航，从武汉飞重庆，下午2时到达珊瑚坝机场，受到刘湘、贺国光、谢任民等人的欢迎，然后改乘汽船，直奔朝天门码头，受到各级官员、民众团体代表、各国领事和学生群众一万多人的欢迎。谁也没有想到，同他们频频招手、仪表威严的竟是一位“假委员长”。蒋介石在重庆停留了22天，曾两次在扩大纪念周上发表讲演，并多次与刘湘举行会议，布置军事。白天从事这些活动的是蒋介石，晚上留在宾馆里的则是替身何云，假如有人前来行刺，那就完全找错了地方。
4月24日，蒋介石带领何云等人去贵阳，用诡计骗走了王家烈，改派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5月10日，再由贵阳到昆明。22日返回重庆，26日去成都，直到8月14日才离开四川，飞往庐山。前后历时半年左右，何云一直陪伴着蒋介石，扮演着替身角色，一些会见群众的场面，或是蒋介石感到不安全的时候，就派何云出面。
8月19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对何云的表现十分满意，恩宠有加，让他继续留在侍从室。谁知这位何云官气十足，不会讨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欢心，以致宋美龄逐渐对他产生反感，坚决要求把他调离侍从室，蒋介石无奈，只好调他去上海公安局任督察长。抗战爆发后，何云回乡避难，1938年5月，浙江沦陷，他向大后方转移。一天，路经淳安县，伪县长正坐在堂上作威作福，对当地乡绅大加勒索，何云装成蒋介石的模样，带领几个人，径直闯人大堂。伪县长一见，吓得魂飞天外，跪在地下猛磕响头，恳求“委员长”开恩饶命，说他上有老下有小，不得已才投敌。何云把他训斥一顿，要他改邪归正，少做伤天害理之事，方扬长而去。
抗战胜利后，何云在杭州定居，不再担任公职，蒋介石给他一个少将军衔，让他领一份高薪，在家中赋闲度日。
【点悟】蒋介石接受戴笠的建议，模仿希特勒、斯大林，找了替身。在人生和政治生涯中，在很多时候，蒋介石施用偷梁换柱的法术，玩弄以假鬼替代真人的把戏，欺世盗名。其实，此一做法是蒋介石处人的绝招之一，他假作真，真作假，弄虚作假，以假乱真，因此，也曾欺骗了许多人。
16.临逃前举屠刀，大家日子不好过
西南临近解放时，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重庆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1949年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接到蒋介石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密令后，决定派周养浩去贵阳，把杨虎城将军及其随员一起接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旧址内杀害。行前，他召集西南区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及周养浩等仔细研究办法，决定用刀杀害，以免发生惊扰。地点是在中美合作所僻静的松林坡“戴公祠”内。杨虎城被押到重庆的前一天，毛人凤下令派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
周养浩受命后，考虑到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和勤务兵张醒民是杨被扣后自动赶来照顾杨的生活而被扣押的，对他们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一起下手，9月1日早晨，周在贵阳向毛人凤申说了这件事。毛人凤严肃地回答说：“只要你有办法把他们两人和杨虎城分开来不被人所疑，不影响整个事情的进行，可允许留下他们不杀。”
9月6日晚上10点钟，周养浩的车子先从贵阳回到了重庆海棠溪，在过江轮渡船上，周吩咐随从副官郑文松留在船上，等候杨虎城的车子到时，向杨佯说毛人凤要阎、张二人到城里，面询杨虎城的生活情况，其余人一起径赴“中美合作所”旧址。阎、张二人由两名便衣警卫陪同进城，暂宿客栈里候命。
当晚，杨虎城父子及其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被秘密暗杀，就连杨虎城的幼女杨拯桂、宋秘书的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也未能幸免。
事后，毛人凤同特务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同月9日，毛人凤下乡来，原看守杨虎城的军统特务队队长张请示毛，押在客栈里的阎、张二人怎么办？毛指示送渣滓洞寄押。后来，阎、张二人仍被杀害。
【点悟】蒋介石处人中，有一个厚黑的信条，就是：“我日子不好过，你也别想过得好。”我过不好，大家都过不好是他处人的一个做法，这在他每次“落难”前表现得极为突出，例如他第一次下野时，指使陈果夫等“小兄弟”充当打手四处闹事，通过上海买办控制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不与新政府“合作”；第二次下野时，他大力任命心腹，控制国民党中枢权力，指使宋子文参政财政部，遣散工作人员，提前发放工资，结果使上台的孙科政府陷入困境；此次败逃大陆，他又大动杀机，四处杀人，最后连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全家及秘书都杀害了。大有我不好过，让你们更不好过的势头。
17.父子上阵，口诛笔伐
1952年10月，吴国桢在蒋氏官邸赴宴，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汽车的三个车轮的螺丝钉都被人拧掉了，顿时明白了蒋氏父子难容自己之心。
吴国桢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十分成熟，于是，对此事一点不露声色，几天之后，坚决要求辞去台湾省主席之职，并暗中活动美国两个学术团体，邀他到美国讲学。
蒋介石开始不让吴国桢离开台湾，但是吴国桢有美国人支持，宋美龄也出面劝说蒋介石，施加影响，于是，蒋介石不得不放行了。1953年5月24日，吴国桢被批准赴美，但是，蒋介石留下了吴国桢的父亲和儿子做人质。
1953年吴国桢抵美后，他相当地克制自己，没有半句对蒋氏父子不满之词。但是蒋经国对他的嫌隙，却并没有因此平息，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写道：“恐怕，太子也有几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歇斯底里。”
1954年1月，台湾报纸披露吴国桢苟取巨额外汇的内容，有的报纸还刊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的长篇社论。吴国桢要求台湾报纸登启事辟谣，但是，他的父亲跑遍各报，都没人敢登，吴国桢忍无可忍，于是在美发表对台三点“政见”，主要内容是：
①台湾如不实行民主，将无法争取美国和侨胞的支持。
②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是一党统治。
③政治部全然照搬苏联的方法。
这第三条分明专指蒋经国，但是，还没指名道姓。
台湾许多忠于蒋介石的要员“义愤填膺，揭竿而起”，于是站出来与吴国桢隔海骂战，指责吴国桢“反动”、“狂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罪名达十三条之多。
吴国桢在台湾的一片谩骂声中，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故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吴国桢的一纸上书，等于在蒋氏父子的后院丢了一颗原子弹，发出惊人的震动。美国各大报纸无不争相报道。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命令”，开除了吴国桢的党籍，官方策动“上书”、“签名”、“声讨”运动，以维护领袖和领袖儿子的形象，免遭吴国桢糟蹋。
通过吴国桢事件，已给中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蒋介石仍然是大陆时期专权独裁的蒋介石，大陆惨败的教训，并未能使蒋介石洗心革面。
【点悟】蒋介石处人，也不放过使用文斗手段，此番蒋氏父子与吴国桢隔海骂战硝烟大起，闹得沸沸扬扬，其声势之大，足见蒋氏父子文斗手段之娴熟。在处人之中，蒋介石虽是武夫，却是敢于使文的，因为文斗、智斗是对付人的重要手段，光有武斗，可以击倒一个人，但是却服不了众人，蒋介石重视文斗，正是他抓民心，巧于处人的高明之处。
18.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转
蒋介石出身于一个浙江余姚的盐商家庭，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无权无势，处境凄凉。蒋介石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1903年8月，蒋介石赴宁波赶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志清。毛福梅送丈夫赴考之后，也学婆婆的样子，天天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菩萨保佑丈夫蟾宫折桂，衣锦还乡。可是，报喜的没有上门，蒋介石已挂一脸霜回来了。他文场失意，名落孙山。
蒋母忙不迭地安慰，毛福梅更小心服侍，惟恐这位心高气傲的丈夫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怪事来。
其实，蒋介石的失意并不是因为考试落第，而是因为当时宁波已受新思潮影响，知识分子对科举一类玩意儿已开始厌倦，社会上纷纷议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是个极敏感的人，他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亲眼看到科场的腐败黑暗，不禁感到痛心和愤怒。又听到有废科举、兴学校之议，惊奇地发现一些举人、秀才已在试办新学堂，一些学馆里也渗进了数理化一类新教材。他还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连慈禧“老佛爷”本人也是一面反对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一面与外国人频频举杯，放手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所有这一切，在蒋介石心中搅起了层层波澜，他隐隐感到，一场大的变革正在来到。为了适应这行将来临的新潮流，经过几天考虑、比较，他决定从学习新科学入手，到奉化县城新办的凤麓学堂去读书。
蒋母打心眼儿里不愿儿子离开。因为家计日见拮据，她希望儿子能像丈夫一样做生意，把家业重振一番。于是，她屡屡劝说道：“阿元啊，听娘的话，莫要再读书了。你已是有了妻子的人，这个家该由你来当了。还是到宁波去学生意吧。我去求你琴风舅舅帮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蛮走运的……”
“娘，你不用说了！”蒋介石急急地回答，“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我决不做生意！”
蒋母深知儿子的脾性，他认准的理，九头牛也休想拉得转，便与媳妇商量，希望她能挽住儿子的心。谁知毛福梅心中希望之火还在燃烧，她是支持丈夫继续求学的。王采玉只好收回成命，只是坚持要儿子带上媳妇去读书。这是因为一则有人管着他，便不会出岔子；再则，她希望早些抱孙子。蒋介石也很愿携妻同行，一方面是这段时间共同生活中，他觉得毛福梅对他的照顾是别人无法代替的；另一方面，他听说奉化县城里还办了女子学堂，“作新女校”，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他的女人也不该落在人后。
就这样，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9月，蒋介石夫妻双双去了奉化县城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点悟】蒋介石处事的方式和风格有其个人的特色。其中，他的处事方法与其性格是密不可分的。在处事中，他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转，一条道走到黑，是谁也劝说和改变不了的，在读书与做生意中，他认准了读书这条道。虽然他考试落第，但是读书之心不死，当母亲劝他从商之时，平时对母亲十分孝顺的他回答得斩钉截铁，一口拒绝，体现出坚定的读书之心。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他也是认准的事不回头，最后终成就一番“大事业”。
蒋氏此处事之术，是其倔强性格的表现，也是他胆大妄为、志向坚定的行动和体现。
19.发愤图强，立志出人头地
1906年，蒋介石18岁时，家中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件。这时的清政府对外屈辱于列强，对内则加重对百姓的盘剥，横征暴敛，各地无主滞纳的田赋则责令甲首（首富）和巾户摊赋。蒋介石家也在被索之列。乡里狡猾的富产与征收田赋的庄书勾结，欺侮蒋家孤儿寡母，特别苛派田赋。王采玉本不该摊赋，摊上了却交不起，在不胜负担的情况下，她据理力争，没有结果，只好把儿子从学堂叫回家。血气方刚的蒋介石立即和差役打起来，惹怒了差役，差役就把蒋介石捆拘到县里关押，勒令交纳田赋后才释放。为了儿子的性命，王母被迫忍辱四处筹款，把蒋介石赎了出来。
蒋介石回到家中，母子见面抱头痛哭。王采玉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勉励儿子要争气：“你要发奋上进，早日出人头地！”
蒋介石也深为震动，对母亲所嘱铭记于心。也就在这一年，他剪掉发辫，决意同旧社会抗争。
第二年正月，蒋介石再次回到奉化县城龙津学堂，补习日文，4月东渡日本。
【点悟】蒋介石在年轻之时，父亲早亡，但是和寡母一起尚能立志做人。此次田赋事件后蒋介石不甘受辱，东渡日本，这就是他发愤图强的例子之一，在他年轻之时这样的事例还颇多。
能发愤图强，是年轻时蒋介石身上具有的一个品质，也是他后来在人生和事业上有所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有这样的处事态度，他才“百折不挠”，屡受挫败而“奋起”，终成了“大器”，在历史上刻下一个“枭雄”的名字。
20.投靠主子，寻找靠山
1907年冬天，19岁的蒋介石怀着急不可待的兴奋心情，登上了去日本的海轮。
蒋介石来到日本，感到很失望。日本军事学院只接收中国政府陆军部推荐的学生，而普通人要得到这种推荐只能是一种梦想，可走的只有一条路——进入日本中学学习日语。这次日本之行蒋介石虽未如愿，但是，他却结识了陈其美。
陈其美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在上海金融巨头和帮会头目中颇有名气，此时正留洋日本。陈其美比蒋介石大10岁，并且在秘密帮会和经商活动方面富有经验，蒋介石认识陈其美之后，立即投靠在他的名下。陈其美以后对蒋介石的影响很大。在陈其美的引导下，蒋介石这个年轻的浙江人，在心目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他在生活中顺利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开始去做一番事业。然而军校进不了，他只好回国。
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本已不再指望继续学习军事了。但是，恰在这时，峰回路转，陆军部宣布为保定军校短训班招考学员。天赐良机，蒋介石参加报考，并榜上有名。在该校指导训练学员的大多数教官都是日本人，蒋介石的日语学习正好派上了用场。1907年冬天，保定军校开始从学员中选拔去日本留学的预备人员。蒋介石毛遂自荐，他说，他去过这个国家，学过日语。随即他和张群等四十人被选中。
1908年，蒋介石第二次踏上了日本土地，进入东京“振武学校”。
在日本期间，蒋介石在自己的密友和师长陈其美的帮助下，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在同盟会的会议上，蒋介石和其他预备会员宣誓忠于革命。他庄严宣读誓词：“我宣誓要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斗争！”
在振武学校的三年时间里，蒋介石主要是作为陈其美手下的亲信，在浙江籍的同盟会会员的同学中活动。虽然当时蒋介石所进行的革命活动也仅仅限于同学中交谈革命形势和理想、阅读书籍等，但是，革命活动，使年轻的蒋介石逐渐积累了从事秘密政治斗争的经验，并与张静江、陈其美结成了异姓兄弟。
1911年，武昌爆发起义，陈其美发电报给蒋介石，要他回国。由于怕学校不同意，蒋介石便耍了点花招，请假48个小时，和他的同学张群、陈星枢抵达东京，在同盟会支部换上便服，于10月30月回到上海，参与陈其美的革命工作。此后，蒋介石一直在陈其美的麾下效劳，并受到重用。
1915年，袁世凯皇帝梦做到白热化程度，策划摧毁共和政体，自己登上皇帝宝座。陈其美等革命同志于是商议以暴动方式表示抗议，惨遭袁世凯暗杀。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一般，失去了惟一的靠山。陈其美生前历任上海都督、工商总长等要职，又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蒋介石自从认识陈其美后，成为中华革命军军士，以后又做了陈其美的团长、参谋长。他刚刚看到一点前途的曙光。陈其美一死，所率部队解散，他无处安身立命。这一打击，改变了蒋介石对生命的看法，一段时间驱使他走上了放荡的生活之途。
1916年，蒋介石为逃避袁世凯追杀，匿居苏州，在失去依靠的日子里，他郁郁不得志，痛苦万分，为排遣内心的烦忧，他纳妾姚氏，企图在酒色中获得解脱。然而，心中的苦闷还是与日俱增，昏昏度日。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蒋介石又开始了寻找新的投靠对象。不久，他把目标定向了此时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接近，首先是通过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能与孙中山认识，是由陈其美介绍的。但是，蒋介石开始并不是孙中山的手下重将。孙中山真正信任蒋介石，是在1922年以后。这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登“永丰”舰避难。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认为为孙中山效力的时候到了，便急忙赶往广州。当蒋介石登上“永丰”舰时，孙中山泪水盈眶，一下子竟说不出话来。
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比较密切起来。
【点悟】人的一生需要机会。蒋介石出身低微，为了有出头之日，青云直上，他四处寻找阶梯，投主子，找靠山，尽忠心；正是投中主子，他才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后得到名和利，做成一番事业。对于这一处事之经，蒋介石自己有着一番冠冕堂皇的解释：“革命的人生观”只须跟定自己的领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此，要敢于冒险，犯大难，乃至杀身成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因此，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到处寻找靠山，攀权贵，以期望青云直上，出人头地。
可以说，投靠主子，是蒋介石夺权起家的第一步，也是他处事经“非常成功”的第一招。
21.不达目的，步步为“退”
1922年，蒋介石与孙中山离开永丰舰，于8月14日回到上海后，只在孙中山的寓所帮助办事七天，然后，就到普陀山海岛，住在天福庵游山玩水，静养身体去了。
蒋介石在普陀山住了六天，到南天门去探过胜景，去般陀庵观鱼，剩下的时间就“泥塑”般的坐读佛经。廖仲恺与汪精卫来信，请蒋介石到上海助孙中山策划军事方面的事情。蒋介石回信说：“连日腹泻不止，回沪之期，不能如约。”
这期间，孙中山正在积极进行联俄、联共、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在上海“为一租界之亡命客”，他认识到没有一个革命根据地，要真正打倒军阀是不可能的，为此他要建设广州为革命的大军营。因为身边可信赖的人不多，所以十分需要蒋介石到身边来，为他筹划夺回广州的军事。
8月29日，蒋介石从宁波写给廖仲恺、汪精卫一封长信，对国民党目前应实行的方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信中绝大部分是谈军事的，围绕如何夺回广东，提出了一个面面俱到的军事计划。汪精卫与廖仲恺收信后，连夜给蒋介石回信告诉他说：“现时各方情形，已有多少变更，兄非常住此间策划不可。”同时，孙中山也给蒋介石回信说：“函悉……日本变局愈速，非兄来沪同谋不可。”
但是，蒋介石在这封信中，提到“请孙先生注意，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并且他还建议，经费再困难，也应维持国闻通讯社和商报这两个宣传机关。他写道：“言论多一机关，即多一分势力，以现在武力既穷，如舆论再不注重，是更难为力矣。”
原来，这时蒋介石已不甘心只做一个单纯的军事干部，他要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宣传等“党中大事”。因此，蒋介石对孙中山只是在军事上倚重他，在党内却没有他的地位而不满的。
9月9日，孙中山和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好不容易把蒋介石盼来了上海，可是，他只在上海住了一宿，就又回宁波了。原因是他“心绪不佳、亦无所事”。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上海一天都不能住，人们骂北京是铸造恶人的烘炉，则上海更是一个大烘炉，铸恶人的范围比北京更为广泛。”
上海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他的“发祥地”，因为蒋介石是在上海由于陈其美的栽培，参加了革命活动，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何今天竟有“斯地不可一日居”的恶感？
蒋介石在上海一天都不愿呆的另一个原因，是9月9日他来到上海时，孙中山正召开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改组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如此重要的会议，孙中山却没让蒋介石参加。再说此前他还给孙中山写过信，对改组国民党发表过见解。所以蒋介石到上海感到“心绪不佳，亦无所事”，第二天就走了。
蒋介石离开上海就直接到天童山去了，他在玉佛阁殿前“纳凉”，到罗汉堂楼上“挹爽”，在寺庙外的幽静小路上散步，时时“作解脱尘缘之想”。此时的蒋介石，心情悲伤得竟想要出家去当和尚了。
9月12日，孙中山完全以知心朋友的心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上海来，该信全文如下：
“介石兄鉴：日来事冗客多，欠睡头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约兄来细商今后各方进行办法。而闻悉兄已回乡，不胜怅怅。日内仲恺、汉民、精卫，将他途出发，往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内闲静，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
蒋介石收到孙中山如此亲切的信，但是，还是没去上海见孙中山。10月4日，他从宁波到上海，还是没有去见孙中山，而是当即换乘火车到无锡，游太湖了。
此前，蒋介石撰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已脱稿，他这次到无锡住在太湖的“万顷堂”，一来是游览太湖，二来是为此稿写“跋”，然后好付印出版。蒋介石要以这本书来传播自己这段最光荣的历史、抬高声誉。10月7日，蒋介石才迟迟来到上海见孙中山，但是目的却是请孙中山为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孙中山于10月10日为该书作了序。序文对蒋介石上永丰舰的行为予以称赞，并批评自己“乏知人之鉴”，没能预先制止叛乱。
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将撤退到福建的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准备讨伐陈炯明。10月22日，蒋介石到达福州，来到了东路讨贼军军部工作。在此工作初期，蒋介石拟订作战计划，观察地形，慰劳伤兵，颇为起劲。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此次讨逆杀贼，复仇雪耻之责，吾当以一身任之。招疑招忌，任劳任怨。以求达乎目的而已。”
可是，没想到他到这里才过三日，就给在上海同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工作的胡汉民、汪精卫写去信，说“在这个部队中也还是存在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在信中，他竟提出：“十日内如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这简直是给孙中山下最后通牒了。孙中山见蒋介石信后，急回电请他无论如何不要离去，并告诉他已经派廖仲恺前来福州，帮助他解除困难。
11月24日，廖仲恺急急赶到福州，但是，这时蒋介石已上轮船就要走了。廖仲恺顾不上喘口气当即赶到船上，把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信交给他。孙中山在信中对蒋介石说，自己不能亲自到福建，才把讨伐陈炯明的重任托付给他，“故望兄（蒋介石）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孙中山在信中提到，在永丰舰上我们都坚持了，如今无论如何艰苦，也应当留在军中。另外，孙中山在信中还告诉蒋介石，他正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进行联系，并且“现已大得其要领”，这样就可以实现蒋介石想到苏俄去考察的愿想。革命必须要有根据地，所以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一定要留在军中奋斗，夺回广州，“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
孙中山的信可谓语重心长，但是，廖仲恺一走，蒋介石还是在27日回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时，大言不惭地说：“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唯望准我不再回闽……”
蒋介石如此不愿意到军队中工作，固然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和军费拮据这方面的问题，然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蒋介石不满意他在军队中的地位。
孙中山虽然很重视蒋介石的才能，凡有重大军事决策和行动，都要蒋介石参与计划和执行，但是，孙中山却一直没有授蒋以实际军权，让他独当一面。因为孙中山早已看出蒋介石在军中缺乏威望，他主观好胜，脾气暴戾，动辄与人争吵，上下关系弄得很僵。所以，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做高级参谋工作较为合适。但是，蒋介石却不甘心长期充当别人的副手，做一个没有实权的高级幕僚。
蒋介石是有更大欲望的人，他总是在努力寻找一条扩大个人权势的道路，当前蒋介石迫切要求的，就是过问“党中大事”。因为蒋介石清楚地知道，只有在国民党内取得地位，才能有所作为。因此，这次蒋介石离开福建讨贼军，到上海对孙中山提出了坚决不回军队中工作的要求。虽经孙中山对他再三劝慰，要求他“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他还是没有重返福建，11月28日，他又回宁波家中去了。
12月，孙中山联络了驻在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支军队，组成了西路讨贼军；配合在福建的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准备夹攻广东陈炯明叛军。直到27日，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劝说下，重返福州讨贼军总部。但是，这次回到军中，他几乎不理事，12月28日，孙中山下令东路讨贼军进攻广东潮汕地区，蒋介石在这时却跑到鼓浪屿过除夕之夜了，他说嫌新年期间军中喧嚣，特来此躲清静。在鼓浪屿，他借宿涌泉寺，该寺庙四面皆泉，滴水声若琴。随后游览水云亭时，观池鱼戏水，拜谒朱熹祠，忙了个不亦乐乎。
度过新年，蒋介石回到军中。但是1月7日，他又离开讨贼军总部，来到了鼓浪屿。
这次蒋介石在鼓浪屿游玩了七天。当他1月15日回到福州时，西路讨贼军已攻取了广州，陈炯明携残部逃回惠州老巢去了。这时在福建的东路讨贼军也全部正向广东开进，而蒋介石却在15日这天启程回上海了。
蒋介石从福州回到上海时，孙中山正与专程来到上海的苏联驻华大使越飞会晤，他们接着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1月26日，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这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重要文件，它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立。
蒋介石不愿随东路讨贼军去广东作战，回到上海又无事可做，1月20日，他到孙中山寓所，把他在鼓浪屿撰写的几条联句，求孙中山书写成对联，然后又携卷回家乡溪口闲居去了。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从上海启程，21日到达广州，3月1日宣布成立大元帅府，孙中山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在孙中山回广州途中，2月18日在香港时曾给蒋介石发急电，告诉他已经任命他为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催促他“万请速来，勿延”。27日孙中山又给蒋介石发急电：“介石兄鉴：各要事须兄相助，万望速来。”孙中山急于请蒋介石回广州，因为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要继续进行，军事方面更需要人。这次帮助孙中山把陈炯明赶出广州的各部军队，都是西南几省军阀的旧部，他们不过是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替自己扩充地盘，如桂系军阀沈鸿英，打进广州后，就想把广州占为己有，开始反对孙中山回广州，并在伺机谋叛。孙中山的嫡系部队、许崇智率领的粤军正在潮州、汕头一带与陈炯明的旧部作战。逃到惠州的陈炯明叛军，时时在伺机反扑。因此，孙中山在广州的处境是很不安全的。
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两封急电后，并没有立即去广州，只是先后给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写去三封信，对广东的局势加以分析，提出军事作战方面的意见。3月15日，胡汉民、汪精民、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等人，专程跑到宁波来劝蒋介石启驾去广州，蒋介石陪同这六位国民党大员游览了宁波的七塔三寺和天童山诸胜景，四日后才一同去了上海。
到上海后，蒋介石住了七天，并没有去广州，却于3月27日，又回到了宁波，仍继续用信件应付广州方面的催促。
蒋介石在这期间所写的信，较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直接在信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发泄不满，博取同情，从而求得进展。如3月21日，他直接打电报给孙中山，提出现任管理财政的人无能，要求并归廖仲恺一人全面负责财政。3月30日与4月7日，他两次打电报给许崇智，都是以“请令本军”如何的口吻提出作战主张。4月8日，他给大元帅府秘书处长杨庶堪写信，提出在他回广州之前，需发表任命廖仲恺主管财政、许崇智部调回省城两道命令，否则，他回广州后无法进行工作。
蒋介石直接向孙中山提出要求、讲条件，并干预人事安排。他认为自己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地位提高了，才于4月15日，从上海动身赴广州，以大元帅参谋长的名义入大元帅府办公。
5月9日，陈炯明从东江再次叛乱，大规模向广州反扑。被赶出广州的沈鸿英的部队，又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从广州北面猖狂反攻。孙中山两面受敌，处境十分险恶。于是，他亲赴前线督师，南征北战，捍卫着广州的革命政府。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参谋长跟随出征。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敌我双方各有胜负，形成拉锯战。但是，孙中山所依靠的滇桂联军也都是些打着革命旗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野心军阀，根本不热心为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权作战。广州政府仍处在四面受敌的危机中。随后，由于许崇智在潮州打了败仗，迁怒蒋介石，蒋介石感到“参佐军务，不以为谅，反遭……”。结果，蒋介石到任还不到3个月，便于月12日“愤而辞职”，离开苦战中的孙中山，到了香港。
【点悟】蒋介石野心勃勃，在他心目中，权力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攫取重权和高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的。为此，他不顾道德仁义，也不顾什么革命情谊，几番不“应召”和进而又退，反反复复地任职又离职，表面上对权位淡漠，而实际上却尽力和用尽脑汁追求之。他由暗到明，步步为营地要权、要位，目的性十分明确，他退是为了进，纵是为了擒。为达目的，以退为进，是蒋介石处事经的过人伎俩，最终，他的这一经世之术收到了“奇效”。
22.敢于“学习”人家的长处
1923年8月，蒋介石在赴苏考察期间，比起政治、党务方面，蒋介石对苏联军事情况更感兴趣。他考察了苏联红军的组织序列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及军事人员的培养情况，参观了喀琅施塔得要塞和海军学院。苏军的组织、素养、装备、军容等情况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对他以后的黄埔建军、治军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红军的党代表制度，蒋介石颇感兴趣。据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记载，9月11日，他“往访教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党首负责躬先之。”为求得实务示范。9月16日，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还访问了莫斯科军区第144步兵团。
代表团参观了兵营、学习室、红场，在红军食堂进了午餐。然后组织群众大会，蒋介石在会上讲了话。
蒋介石说：“我们也准备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决一死战。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向你们学习和同你们联合起来。”他向红军许诺，在战胜中国北方的军阀之后，“就伸出友好的同盟者的手，以便共同奋斗”。
他的讲话一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团的乐队几次奏起《国际歌》。讲话的结尾沉浸在红军雷鸣般的“乌拉”声中。在从部队返回住处的途中，蒋介石一再表示对红军的士气感到鼓舞。据毛思诚记载，他“视察步兵144团，称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业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
对苏军的党代表制度，蒋介石十分赞赏。
苏军装备之精良也令蒋介石感叹万分。9月22日，“往高级射击学习参观。自15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35响，且轻便异常。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窳败也。为之感唏不已”。这也许是蒋介石后来利用俄援政策的一个因由吧！蒋介石主办黄埔军校，成绩斐然，没有俄援是不可想象的。
在军民关系上，蒋介石对苏联红军也表示钦佩。他认为，苏军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军队中最强大的军队，因为苏军有广大人民群众做后盾。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对此表示赞同，并指出，军民如此紧密结合，乃是今后国民党在建立自己的革命军时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后来，蒋介石在黄埔建军时一再强调“打仗第一要紧的，是爱护人民”，“爱护百姓”，“只要百姓帮忙，必打胜仗”，严令“如有骚扰人民，违犯军纪的，上自校长，下至士兵，都要枪毙的。”这些并非空穴来风。
回国之后，在长期的从政、治军过程中，蒋氏此次在苏看到的做法，大多被他改头换面地加以采用。
【点悟】“见贤思齐”、“虚心学习”是一个快速成长的重要条件，也是让人不断进步的很好方法。在蒋介石的处事中，他是“敢于学习”人家的长处，此番赴苏考察，苏军的许多做法是先进的，也是别国军队值得学习的。蒋介石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能够“敏锐地”发现人家的长处，并且在以后的政治、军事生涯中加以采用，这其实就是别有用心的。正是他这种“敢于学习”的精神使他在众将领中脱颖而出，并且成为北伐军乃至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领袖性人物”。
学好而从恶，是蒋介石处事中的一个特点。
23.审时度势，随时转变
1924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广州工人和许多团体的代表举行示威游行，商团分子公然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开枪射击示威游行的群众。游行队伍中，赤手空拳的黄埔军校学生以及吴铁城的警察试图回击叛乱者，结果，四人当场牺牲，数人受伤。继而游行队伍被打散，牺牲和受伤的人数在增多。由于群众和学生毫无准备，很快，商团头子筑起炮台，封锁市区，进而控制了全市。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团叛乱。
叛乱发生后，黄埔军校忙作一团。升旗山架起了瞭望哨，学校四周日夜警戒。蒋介石更是内心恐慌，坐卧不安。他几次发电报给孙中山禀报：
“商团武装叛乱，广州危在旦夕，请总理即刻班师，巩固省垣……”
这时，蒋介石认为广州既是革命的根据地，又是自己刚刚打下的地盘，决不能轻易拱手相让。但是，仅凭他的学生军难当守卫广州的重任，于是便向孙中山力陈平叛之必要，请总理班师助剿。
谁知当孙先生获悉广州方面种种恶劣情况时，却开始打算舍弃广州，要蒋介石将学生及枪械器材迅速运往韶关。这一下使蒋介石急得团团转了，他一会儿摸摸稀疏的平头，一会儿对着门上的玻璃整整衣领，过了许久，他突然转身对着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我委托你做代理校长，如果为守卫本岛和军校需要发布什么命令，你有权以我的名义发布。”
“你到哪里去？”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诧异地问。
蒋介石扬扬手，不置可否，没作正面回答。沉默了许久，他才说：“这些军阀王八蛋欺人之甚，你没有听说，杨希闵坚决反对我出任司令，参与平息商团的叛乱。若是假定我不在岛上的话，他就会不动武了！我在这里待不下去！”
切列潘诺夫一听，知道他是想开溜，劝说道：“你无须担心，我国支援的枪支即将运到。‘沃罗夫斯基’号巡洋舰正停泊在黄埔码头。”
这艘巡洋舰，虽是用民船改建的野战炮艇，但是舰上正有一批野战炮炮弹。孙中山政府的金库也在这艘快艇上。听到切列潘诺夫说“沃罗夫斯基”号巡洋舰还在港口，蒋介石才有了些底气，放弃了出走的念头，在黄埔停了下来。
不几日，形势有些好转，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开始声讨商团叛乱，群众也又起来反对商团了。
这时，蒋介石又改变了主意，打算趁此机会露一下脸，抢个头功，树树自己的威信，显显威风。这样，他原先准备逃走，现在却生怕别人占先，更怕孙中山不下平叛命令。
于是，他又为等孙中山的命令度日如年。
孙中山在工农群众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增强了解决商团问题的信心和勇气，“双十”惨案发生的当天，就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自担任会长，蒋介石是该会六名全权委员之一。10月13日，孙中山命令调参加北伐的警卫军全部及湘、粤军各一部，星夜从韶关回师广州戡乱。
14日下午，传令兵终于送来了孙中山的急电：“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此令。”
就跟小时候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一样，蒋介石总想当头，结果，他又被孙先生选中了。这意味着一切荣誉都将挂在他的名下！
蒋介石接到电令后，心情异常激动、兴奋，迅速地在公文上签了字，走到电话机旁时，急剧的动作差点碰翻了凳子。
他抓起电话，强忍着心中的愉悦，喉咙里发出低微的断断续续的喘息声，像人们和聋子说话那样，他大声地一字一顿地叫着学生三队、四队队长的名字。他的声音饱含着不可动摇的惊人的信念，身临危难而出现的迟疑害怕一扫而光，仿佛已经胜券在握。
“金佛庄、李伟章，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吗？”蒋介石高声喊着，“本校长以总指挥的名义，昭告在校师生，为平定商团叛乱，我将带领你们即赴广州，首树我黄埔军威！”
商团分子不是正规部队，属商界保镖拼凑的武装。15日晨4时，各军同时向商团叛军发起反攻。在工农武装队伍和广大人民积极支持下，仅仅经过几小时的战斗，蒋介石就平定了商团叛乱。黄埔军校学生得到了一次实战锻炼，军威首树。而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不仅初露锋芒，而且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誉。
就这样，蒋介石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两千多名第一批黄埔毕业生。1925年2月，他借平定商团叛乱的声威，率领学生军和许崇智部的部分粤军攻打惠州。结果又在淡水、棉湖两场恶仗中获胜，这又为黄埔军校声誉日隆奠定了基础。不久，蒋介石便决定东征，讨伐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及其反动势力。
【点悟】审时度势就是观察分析时势，估计情况的变化。根据时势和情况变化随时转换，是一个高明处事之道。
蒋介石在商团叛乱前后过程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他“审时度势”，随时转换的“处事智慧”。当商团叛乱、形势恶劣时，他发现情况不妙即打算开溜，当听到苏俄的巡洋舰还在黄埔时又决定留在广州，形势一好转他又想抢头功，终于演绎了平叛商团、威震广州的大戏。在广州商团发生叛乱到平叛的全过程中，他“审时度势”，随时转换的表演活灵活现。
“善于审时度势”是蒋介石的“长处”，而随时转换则是他的处事妙计，由此，他在权力的博弈中一步步成为胜者。审时度势和及时转换是他的“厚黑”人生的一大特点。
24.金蝉脱壳，巧妙脱身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舆论一片哗然。
但是，这时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国民党内还不够强大，还需要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借以欺骗群众，巩固已得地位。因此，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即3月25日，他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又演了一幕自请处分的丑剧。
“呈文”说：“惟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呈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
这里蒋介石把自己精心导演的事件，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将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还装出认罪悔过的样子，其实，这纯粹又是他玩以退为进的把戏。
蒋介石通过阴谋策划“中山舰事件”，对革命力量进行打击初步得逞后，他看出和革命力量彻底决裂的时机并未成熟。于是，为了继续欺骗、蒙蔽革命群众，他除自请处分，重弹革命高调之外，还把他发动“中山舰事变”的责任推卸给他的一些右派部属，并为此采取了一些表面制裁措施，借以掩盖他的主谋元凶面目。
为此，蒋介石向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声称：这次事件是“对人不对俄”，蒋介石亮出这副姿态，这就给苏联政府以幻想，使苏联认为他发动“中山舰事变”并不是要全面反俄，而只是对季山嘉个人有意见，只要换了人，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就会解决，苏联的政策还可以继续。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打击右派表示革命，他逮捕了欧阳格，不用陈肇英。
通过这种左右开弓的手法，蒋介石一方面骗取了革命人民信任，使左派对他抱有幻想，继续受他欺骗、利用。另一方面，他又争得了右派或明或暗的支持和鼓励，从而逐步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最终夺得了国民党的军政领导大权。
【点悟】蒋介石这种两面手法，左右开弓，为的就是欺骗各界人士，从“中山舰事件”带来的窘境中脱身，这是他金蝉脱身的处事之道。金蝉脱壳是一种譬喻，说的是金蝉遇敌时脱去皮壳，以假乱真而逃之夭夭。“金蝉脱壳”作为一种处事谋略，是指用计逃脱而使对方不能及时察觉。这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时，采取转移或撤退的分身策略，以保存自己。施用此术往往是在形势极端不利时，拼不得，退不成，不能不施用此述脱出重围，以求东山再起，故是一条权宜之术。在“中山舰事件”中，处事老道的蒋介石为此以小的代价获得了大的胜利，运用此术，达到了他卑劣的目的。
25.蔽了真心，意在彼
1926年10月18日，北伐军进入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下总司令部，并且搞了一个右派中心，和帝国主义眉来眼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代表——买办、官僚、政客和流氓头子频繁地出入他的司令部，随即蒋介石独吞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急剧地膨胀起来了。
北伐军攻克武昌、南昌，占据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迁到内地中心地区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要。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打电报给代理蒋介石任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人杰和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召开，做出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随后，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五人，随北伐军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12月2日，首批迁都北上的委员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十余人路经南昌去武汉。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南昌设宴招待各委员。席间，蒋介石向各位委员报告北伐战事情况，说：“这次北伐，其性质不单是中国国民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在东方革命的一个起点。”接着他介绍了军事上取得的胜利，然后说：“观察全国的形势，不由得我们不抱乐观，我们的敌人内部已发生破绽，自相冲突，用不着我们用大队去打，只要用政治手段，就可以解决。国民革命，已快将成功，我们的政府，已可统一全国。”
12月7日，抵达南昌的各委员在庐山举行中央会议。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做出了如下几项决议：一、在军事方面，由于南京和上海尚未收复，孙传芳还残存部分兵力，所以对奉系张作霖采取绥靖政策，以便彻底消灭孙传芳，仍用各个击破战略。二、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推动土地革命。三、凡北伐军克复的省份，财政归中央统一管理。四、取消主席制的一长制，改为委员会的合议制。五、电请汪精卫回国复职。
蒋介石对以上的决议都表示同意，但是，在会议中，他却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让各位委员留驻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蒋介石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
但是，武汉的地理位置要比南昌重要得多，优越得多，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武昌水陆交通都方便，北上可以指挥京汉线作战，东下长江可指挥宁沪战场。如果说北伐军总司令部应与中央设在一起，蒋介石为何不可将自己司令部迁到武昌呢？所以蒋介石的理由实在不成其为理由，会上被各位委员们质问理屈词穷。会后，12月8日，各委员便下庐山径直往武汉去了。
12月13日，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等十多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组成之后，蒋介石函电交加，请张人杰、谭延闿及还留在广州的各位中央委员速来南昌。12月31日，蒋介石把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和国民政府代表谭延闿接到南昌，同时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点悟】蒋介石迁都之意，在于权也。
迁都之争，实质是关系捍卫革命领导权和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场严重斗争。当年，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破坏国民党统一时，蒋介石通电全国，严词痛斥西山会议右派分子是“破坏本党，摧残革命”。现在，北伐革命正处于关键时刻，蒋介石这一分裂行为的危害性比西山会议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蒋介石准备夺取北伐胜利果实，叛变革命的一个信号，他玩弄的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因为武汉方面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南昌却在他的嫡系第一军的控制之下。蒋介石要把他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必须使国民政府设在南昌，他才能以军治政。如果国民政府设在武汉，不但受不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控制，而且总司令部还要听命于国民政府的节制。这与蒋介石的心愿大不相符，也不利于他夺权。因此，蒋介石要求定都南昌，其实是言在此而意在彼。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蒋介石的处事经中经常运用的一招。
26.要举事，先做好充分准备
1926年，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野心日趋膨胀。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夺取北伐革命的胜利果实。
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先后从各地招来了盟兄弟及亲信戴季陶、吴铁城、黄郛、张群、张静江、陈果夫等人。这些人麇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两湖和江西的土豪劣绅也都逃来南昌，向蒋介石等人哭诉，使南昌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
1927年1月20日至25日，蒋介石一伙登上庐山，包下了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1月27日，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2月21日，蒋介石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站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国民党党员。”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3月3日，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
蒋介石的狂言，博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片喝彩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制裁共产党了。”西山会议派的《江南晚报》更赞扬他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党。”蒋介石的一系列讲话，确实起到了“明示政策”的效果。
2月19日，蒋介石曾信誓旦旦地说：“军阀是什么人造成的？直截了当地说，军阀是帝国主义造成功的。如果军人要背后有了帝国主义者，这就算是军阀……中正背后绝没有新的帝国主义，中正自信远不会变成一个军阀，更不会变成一个新军阀。”事实上，他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了勾结。
3月10日，蒋介石接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在此之前，1月20日，蒋介石就派吴铁城为代表，秘密去日本，谈判合作问题，并公开宣布“中国人永不反日”。不久，他又派戴季陶去日本，做“转风试探”。1月26日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又接见了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想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有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2月初，蒋介石派黄郛去武汉，会见了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和陆军代表铃木贞一，三人同游了黄鹤楼。铃木去南昌见蒋，向蒋转达了陆相宇垣一成的意见，希望蒋“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三民主义运动”。蒋表示“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他“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
蒋介石与山本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郛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王正廷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又是幼时同学，曾任过参议院副议长，自己办有中美贸易公司和华丰纺织厂，是一个著名的亲美派。1926年年底，上海资产阶级发起筹组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先后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王正廷任外交委员。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没透露，蒋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2月16日，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向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
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
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早在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就命军需处长周佩箴打电报给上海的虞洽卿，邀请他到广州一行。虞洽卿系买办出身，曾任淞沪市政会办、工部局的“华董”，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时，就同他有密切来往，投机失败时，又得到他的大力帮助，蒋对他十分感激。应蒋介石之邀，虞洽卿派他的女婿盛冠中陪同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到广州去摸情况。他们回到上海后，报告说蒋介石“很讲交情”，“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虞洽卿等人非常高兴。
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时，曾在宁波会馆召集江浙资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秘密集会，蒋在会上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武汉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的立场，得到与会者的赞赏。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也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了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虞洽卿还参加了庐山密谋。回到上海后，江浙资产阶级撇开原有的拥护孙传芳的上海总商会，另组了一个拥护蒋介石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任会长。
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
3月1日，蒋介石下令组织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任命张静江、周风歧、陈其采、蔡元培等人为委员，张静江任主席。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组织了上海市临时政府，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命令何应钦“凡此类机关，应勒令取消”。
在南昌，蒋介石还通过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程天放、王镇寰等人，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反共团体A.B团。A.B系Anti一BolsheviK1（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其目的就是要夺取江西各地党部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权，进行反共活动。3月6日，A.B团分子贺其乐，伙同第一师国民党代表倪弼、土豪刘甲第等人，残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6日，段锡朋、周利生等人奉蒋介石之命，带人捣毁了南昌市党部和农民协会，通缉市党部的执监委员，封闭了学生会，查封了进步的《贯彻日报》，制造了南昌惨案，带头举起了反共的屠刀。
这时，蒋介石还接待了两位从上海来的客人，一个是陈布雷，一个是潘公展，他们是由虞洽卿介绍来的。蒋介石亲自主持介绍他二人加入了国民党，留陈布雷在身边，命潘公展回上海与黄金荣、杜月笙联系，恢复成立“中华共进会”。同时，蒋介石还任命黄金荣等4人为驻沪特派员。
“中华共进会”成立后，蒋介石拨款50万元做活动经费，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参与其中。共进会组织起流氓武装，通过洋行购买了大批枪支和军火。蒋介石正是依靠这些人为骨干，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同时，蒋介石又派杨虎、陈群与黄金荣、杜月笙联系，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武装对武装”的策略，由董开福等人出面，组织了一个“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与上海总工会相对抗。
总之，通过庐山密谋，蒋介石不但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并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积极做好了各种准备。此后，蒋介石从南昌出发，一路杀来，先后制造一系列惨案。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点悟】蒋介石要发动夺权政变，并不是冒冒失失地哗啦啦一声地举事。在事前，他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积极进行各种准备，从招兵买马、打击对手、争取外援、寻找财阀支持、建立组织等等，每项准备工作详细而确实，十分周全。其中，他不仅注意联络国内各种恶势力，而且还与国外恶势力勾结；不仅准备举事的人马，而且还准备举事后的财政支持。所有该做的都做好，当万事俱备后，他才举起屠刀。
在蒋介石处事哲学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十分重视先做“准备”，凡要干坏事即早做准备，多做准备，造成“战事”的条件。一旦条件成熟就像蛰伏的野兽一样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事变。
27.浑水摸鱼，脱身有术
1927年夏季，中国大地上存在三足鼎立的三个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它们个个都自称为合法政府，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这时，中国的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而帝国主义则到处插手，推波助澜。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反动政府都放弃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忙于争夺国民党“正统”的较量。
汪精卫反共之后，曾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吁请和平，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同宁方合流，保住领袖地位。但是，蒋介石攻击汪精卫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拒不与他进行合作。这时，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把汪精卫置于被告席上，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自己继承国民党的正统。
宁、汉合流，但却不能合作。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就都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双方先是文电往返，吵来骂去，喋喋不休，给对方罗织一大堆罪名。汉方称他们反对南京的斗争是“党权运动”，而宁方则自称反对武汉是为了“维护国民党”。他们争吵的焦点，是两个都叛变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到底由谁来统一，由谁占有国民党中央名号，即谁是正统。
矛盾发展不久就白热化，结果双方不仅“文攻”，“武斗”也开始了。汪精卫集团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向江西省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严阵以待。风雨欲来事，大战一触即发。
这时，在北方的冯玉祥急了，他担心北伐就此终结，急忙出面调停，同时给宁、汉双方发电，力入“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在开封举行“停止征调，共商和平”的会议。
在电报中，冯玉祥要求各方领袖在会议上解决争端，对于双方公认应当负疚之人，要自动下野。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文攻”中列举出对方大量的危害党国，反对革命的罪名，其中许多真是事实。这样，蒋、汪都成了“应当负疚之人”，而要“自动下野”了。此会如果在开封召开，冯玉祥成了东道主，蒋、汪既然应同时下野，冯玉祥自然就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宁、汉双方岂能接受这样的建议！
中国的局势引起了各帝国主义的关注，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集团联合阎锡山、张作霖，进攻汪精卫和冯玉祥；英美帝国主义希望宁汉联合，进攻张作霖。
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宁汉联合，他认为汪精卫是他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的强敌。7月29日，蒋介石派何成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军阀代表杨宇霆谈判，谋求与张作霖休战，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武汉。
在谈判中杨宇霆提出休战可以，但是条件是奉、蒋、阎联合攻打汪精卫，还应包括冯玉祥。因为张作霖不可能傻等着蒋介石消灭了汪精卫之后，再联合冯玉祥来打他。蒋介石对奉张的条件犹豫不决。因为蒋如果联奉，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却违背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意愿，从而危害了江浙财团的利益。然而，让他与武汉合作，他又绝不情愿把权力分一半给汪精卫集团。
同时，蒋介石也害怕冯玉祥倒向武汉方面来打他，因此，他除了每月给冯玉祥的部队二百万元厚饷外，还派孔祥熙在冯玉祥处当联络代表，以密切蒋、冯关系。蒋又邀请冯的亲信张之江、鹿钟麟来南京当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从宁方得到高官厚禄，又见蒋介石没与奉张结成联盟来对付他，对蒋介石就产生了好感，愿意替他出力了。于是，冯玉祥派孙连仲屯兵武胜关，以扼制汉方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冯玉祥还明确电告汪精卫和唐生智，如武汉继续东进讨蒋，他将向武汉进军。
这样，在奉系、汪记和蒋记争执中，蒋介石暂时占据了上风。
【点悟】权利之争从来都是硝烟弥漫，你死我活。
蒋介石虽然狡诈过人，但是，也有陷入困境的时候，然而，他却有脱身之术，见势不妙，以退为进，宣布下野以脱窘境。在处事中，聪明才智之士，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在处于劣势时，低下高贵的头，委曲求全，以图将来东山再起。因为，若以仅存的一点微薄的力量，义无反顾，破釜沉舟，不看形势，不分场合地做最后的拼搏，并非智者的行为。蒋介石所以委曲求全，忍辱称臣，又有两重意义：一则是为了个人的安危荣辱之计；二则是为了事业成败之计。他的这一处事之术是老狐狸的做法。
28.隔岸观火，渔翁得利
1927年，蒋介石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交易之后，于同年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从日本返回上海。这时宁、粤斗争刚刚开始，汪精卫、张继与李宗仁、黄绍竑为争夺两广，正在明枪暗箭地进行着争斗。他回上海，表面上装出不介入各派斗争的超然姿态，暗中却施展各种诡计，在派别斗争中火上加油，从中取利。
此时，特别委员会是蒋介石复职的根本障碍。因为特委会里的西山会议派大都是比蒋介石资历深的国民党元老，特委会等于临时中央，加之桂系的军事力量，成为当时最占优势的派别。
特委会是蒋介石下野后，宁、汉、沪三方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以及汉方的谭延闿、孙科、程潜（这三人因与汪、唐有矛盾，已秘密转向宁方）等人事先策划的一个圈套，用的是偷梁换柱法。特委会成为临时中央，汪记中央的“正统”地位被打破。三十二个特委委员中，汪派占少数，大权已转移到桂系和西山派手里。这样，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也被剥夺，被迫于9月13日通电下野，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但是，汪精卫不甘心失败。9月21日，他返回武汉，与唐生智计议，正式成立了武汉政府政治分会，推举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为常任委员，管辖两湖与江西三省。这实际是支持唐生智拥兵割据。南京特委会以统一为名，责令武汉取消政治分会。汪、唐置之不理。唐生智还派遣刘兴的三十六军东进至当涂，并与李宗仁和第七军在芜湖发生了前哨战。这样，宁、汉不但没有合流，反而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了。不久，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组成的南京政府，由于把程潜的第六军和朱培德的第三军拉到了自己一边，很快就打败了武汉唐生智的军队，唐军全部撤回湖南。在蒋介石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唐生智以休息为名下野，11月11日，乘日本兵舰东渡日本。11月15日，南京政府占领了武汉。
汪精卫不甘心在武汉的失败，他伙同陈公博等汉方委员，极力拉拢住了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然后，他跑到广州，于11月1日召开了由汪精卫、李济深、陈树人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宁、汉对立刚刚武力解决，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
蒋介石从日本到沪后当天，就电请汪精卫由粤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11月11日，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愿与蒋介石合作。南京政府方面怕蒋、汪联合对付他们，又听到蒋介石挟有帝国主义赐予巨资回国，便又想拉拢蒋介石，于是急忙插足进来，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11月16日，汪精卫从广州启程赴沪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启程时，他一定要拉着李济深同行。汪精卫与李济深同乘的轮船正行驶在赴沪的途中，11月17日，广州就发生了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政变。
第四军在广州政变，是汪精卫和张发奎早有预谋的。汪精卫和第四军回到广东之后，留守广州掌握军政大权的李济深，感到汪派在粤，总是祸根，他曾想由桂系黄绍竑出面，把汪派及张发奎的第四军赶走。但汪精卫和张发奎回广州时就想把李济深、黄绍竑赶走，占据两广。
11月18日，李济深到了上海，听到第四军在广州政变，才知中了汪精卫的调虎离山之计，他愤怒不已。宁、沪两方抓着广州政变，联合攻击汪精卫是联合共产党在广州策动武装叛变。
蒋介石面对这种混乱局面非常高兴，因为国民党各派都向他求援。蒋介石如今已处于超然地位，可以“公正者”姿态出面，坐收渔利了。西北的冯玉祥、阎锡山也向蒋介石伸手呼救，通电请蒋复职。因为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国民党内产生混乱之机，大举向冯、阎进攻，冯、阎顶不住北京的压力了。
但是，蒋介石知道现在出山还不是时候，仍然待价而沽。
汪精卫到上海后，因广州事变而受到多方攻击，于是又急急地找蒋介石密商，寻找对策。
25日，汪精卫举行各报记者招待会，说明广州事变。但是其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在招待会上，他公开声明，反对特委会是他的主张，不过他主张采用和平方法，并且汪精卫谈话中驳斥了李济深对汪派的攻击，同时又把广州事件的罪魁祸首说成是特委会与桂系。蒋介石赞赏汪精卫的辩答能力，然而特委会的要员却气得暴跳如雷。结果，特委会与汪精卫唇枪舌剑，大有闹翻之势，蒋介石暗自高兴，他貌似公允，实际上仍然暗中煽风点火。
在这场混战中，双方都争先讨好蒋介石。汪精卫抢先在12月10日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汪精卫说：“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汪精卫已抢先请蒋介石复职，于是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冯促蒋复职的电报也雪片似的飞到了上海。就这样，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汪精卫同时发表声明，四中全会以后他即当引退，以表示他无别图。
蒋介石在这次预备会上，利用各派系矛盾，进退自如，把他复职的第一个障碍特委会搬掉了。
但是，蒋介石决不肯就此罢休。他要把一切争权的对手都搞掉，再次独揽大权，于是他又把目标对准了西山会议派。
西山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治对手。他们自持是国民党元老，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前一段时间，汪蒋对特委会的攻击虽然已使西山派的士气大挫，但是，他们还有“反共先觉”的政治资本。必须把西山派搞得声名狼藉，蒋介石才会安心。为此，他一手策划了南京“一一·二二血案”，打击西山派。
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陈果夫布置喽啰在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至复城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开枪者逃之夭夭。陈果夫手下的人趁机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西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一手策划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在陈果夫的借题发挥下，全国各地发起了对西山派的“征讨”。
蒋介石利用这一事件马上把西山派推上了受审的地位。西山派忙于应付所受到的控告，气焰顿消，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蒋介石把西山派搞得声名狼藉，再也不能以“反共先觉”的政治资本与他争权了。但是，汪精卫、胡汉民还在位，仍然是蒋介石独揽大权的障碍。有他们存在，召开四中全会推选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时，不一定会对蒋介石有利。蒋介石对待他们的方针是，用得着时拉过来，用不着时推出去。此时蒋介石认为汪、胡对他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赶他们走，更有利于自己独揽大权。所以，他寻机再施连环计，驱汪赶胡。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乘张发奎、黄琪翔与桂系混战之际，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李济深、李宗仁等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
李济深和李宗仁等反汪派仍然用扣红帽子的老办法发动反汪的新攻势。他们声称，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张发奎、黄琪翔都是共产党，二李还煞有介事地公布了许多所谓张黄“附逆”的罪证。汪精卫遭到反对派疾风暴雨式的袭击，曾经挣扎反扑，但是终于难以招架，最后只好躲进医院，称病谢客。
蒋介石见汪精卫已身陷重围，故意为汪辩解，并指使广东各派军阀合力向起义军反扑，镇压革命。
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再次提高反共反苏的调门，声称力主与苏联绝交，全面搜捕共产党，禁止工农运动等等。蒋介石见状马上又与汪精卫一唱一和，在上海召集报界记者，宣称他主张全面对俄绝交，驱逐各地俄国领事，同时，他又一再催促张发奎反攻广州。不久，在蒋汪一片反革命叫嚣声中，李福林的第五军和第四军主力开回广州，大肆烧夺，广州在反动势力的合围下失陷，陷入了火与血的苦难中。
然而，反汪派并不因为汪精卫疯狂反共而减轻对他的攻击。吴稚晖指斥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上海当局还派兵搜查了汪精卫及其亲信们的住所。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杜月笙与法国领事对此表示不合作。白崇禧不死心，又亲自布置，准备将汪精卫暗杀。
在这种情况下，与汪精卫“合作”的蒋介石，认为驱汪的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这出双簧戏一上演，汪精卫在上海无法立足了，被迫于12月16日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又偕同黄琪翔赴欧洲去了。
汪精卫走了，胡汉民还在。蒋介石还要继续玩弄他的把戏，再把胡汉民赶走。
汪精卫出走后，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继续攻击汪精卫集团的班底，即粤方中央委员。他们的借口仍是汪精卫集团的粤方委员参与了广州谋叛事件，目的是将汪派排挤出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招式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又明白，他如果支持胡汉民派，把汪派委员排挤出中央，胡派就将在中央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胡派委员一旦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会议就有因人数不足而流产的可能。汪精卫已出走，汪派对蒋介石已不构成威胁，拉住汪派，就能凑够法定人数，又能给即将建立的蒋派国民党中央装点门面。于是，蒋介石极力袒护汪派。
12月31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有意拖延，袒护汪派。此时，胡汉民派已与汪派势不两立，蒋介石的举动激怒了胡汉民等人。他们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不愿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不久，胡汉民、张群、伍朝枢等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就是这样，蒋介石靠纵横捭阖之策，不费吹灰之力，赶走了两名强硬的对手，他成了国民党的当然领袖。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正式通过请蒋介石复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介石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1928年1月9日，在南京正式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点悟】在派别斗争中，蒋介石为了巩固权利，并不是息事宁人，而是火上加油，火中取栗。这成为他击败对手的拿手好戏。
俗话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汉宁相争中，蒋介石采取的是“高明”的手法，隔岸观火。当对岸的两个对手汪、胡等因为各种矛盾而厮杀、火并时，蒋介石在河的这一边袖手旁观，不仅不去劝驾，反而暗中浇油，让他们打得更激烈。结果，双方斗得天昏地暗，两派俱伤，而他却毫发未伤。最后他又采取一一击破的手法收拾一个个对手。此番隔岸观火，蒋介石收获颇丰。蒋介石的隔岸观火，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观”的过程中，时刻注意寻找最佳时机，一旦对方伤到一定程度，就是自己收获的最佳时机。此是他“精明”的处事之道，也是他黑人死地的流氓手法。
29.大敌当前，化敌为友
从七·七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期间，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援华最得力的国家是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苏联曾是惟一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国家。台湾史学家董显光曾这样写道：“奇怪得很，此时表示援助中国的惟一国家，便是苏联。”其实也并不奇怪，它与苏联的国际处境密切相关。
国民党政府自1927年建立以来，一直执行着反苏反共的基本国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使苏联感到极大的不安。苏联政府认为：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径，不仅是对远东和平和苏联滨海地区的威胁，而且有可能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前奏。因此，事变爆发后，苏联即声明“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但由于得不到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响应而未能实现。1932年12月12日，日本宣布承认伪满洲国，蒋介石风闻日本有以苏联承认伪满为条件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企图时，态度方有所改变，从而使中断三年之久的中苏邦交得以恢复。1933年，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赴任，在南京、上海与朝野各方广泛接触，力促中国团结抗日和中苏合作制止日本侵略。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心怀疑虑，对苏联采取冷淡态度，双方关系一直处于低水平。华北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益加紧，一些南京政府要员认为用苏联牵制日本，以促使美英援华不失为一种应急之策。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派陈立夫赴欧洲设法与苏方谈判合作事宜，并由蒋廷黻代替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责成外交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洽。1935年10月18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同意改善关系，要求签订协定。12月14日，苏联同意与中国谈判协定，在抗日中协助中国。1936年11月，蒋廷黻向加里宁主席呈递国书时，加里宁对他说：“我们苏联人希望中国富强，越强越好。”这月中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等与蒋廷黻会商加强中苏关系之原则构想与具体实施诸问题。1937年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访苏会见李维诺夫，李维诺夫诚恳直言：“蒋（介石）政权与苏联的关系本来很坏，现在从头做起，建立交情，蒋政权应即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订约后，中国就能得到苏联的帮助。”5月，苏联政府提议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借款，以使中国购买苏联机器与军火巩固国防，而以货物分期偿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宣布：苏联将援助那些遭受侵略而为自己祖国独立奋斗的国家。7月14日，李维诺夫接见蒋廷黻，表示苏联愿意帮助中国。7月23日，中国外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8月24日，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大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有效期五年。当时法国的《巴黎时报》评价该条约是“插入日本蛮牛颈项中的一副火箭”。
1937年8月下旬，蒋介石派杨杰、张冲以“苏联实业考察团”的名义，实际作为中国政府特派驻苏军事代表团赴苏，专事接洽苏援。9月初，杨杰等一行到莫斯科，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和周密细致的安排。苏联政府不仅对代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方便和优惠，且经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特许，向中国代表团展示了苏制各种武器并进行实弹演习，供中国代表团了解苏联武器种类、性能，评品优劣，依据中国需要和实情决定取舍。
1937年11月，中苏签订第一次《中苏信用易货借款合同》，款项为5000万美元。合同在莫斯科签订后，苏联即将飞机、火炮及其他军用物资，经新疆运入中国，其价格普遍低于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1938年底，蒋介石派孙科前往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提出借款要求，经过磋商，中苏签订了第二次信用易货借款合同，款额为5000万美元。1939年3月，孙科再去莫斯科，谋求第三次借款，斯大林在接见孙科时，询问了中国抗日战场的情况，并答应给予1.5亿美元的借款。6月，孙科与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签订了第三次借款合同，款项为1.5亿美元。在此期间，苏联对华的直接经济援助达到4.5亿美元。
除借款外，苏联还以大量非战物资、军事顾问和派遣航空队等形式援助了中国的抗战。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苏联派抵中国的军事顾问和专家达3380余人。
1940年，欧洲局势紧张，6月德军攻占巴黎，法国投降，英国也处在德军强大的压力之下，岌岌可危。日本趁机在亚洲压迫英、法。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从6月22日起完全封锁了越南与中国的交通线。7月18日，英国也应日本要求，封闭了缅甸路三个月。中国南方的对外交通线完全断绝。9月22日，德、意、日三国缔结轴心国协约。1941年4月，苏联为避免与日德两面作战，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穷于应付德国进攻，对华援助中断。与此同时，自1941年4月起，美国与日本就中国问题开始秘密谈判，仍想以和平方式缓和美日矛盾，但由于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谈判终至破裂。
1940年至1941年，蒋介石陷入了抗战以来国际环境“最暗淡的一段时期”，台湾史学家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直至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终于改观，蒋介石也迎来了“中国抗战的一线曙光”。
【点悟】蒋介石从心底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但是在日本步步入侵，美英不出力，在苏联却频频示好的情况下，尚能化去心中芥蒂，与苏为友，与苏联接触，并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他精明的处事策略。
因此一举，使中国受日军侵略相当长时间内得到了苏联的款项、军火和大量军用物资及人员的帮助，这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有利，尽管蒋介石并不是真正视苏联为伙伴和朋友，但是，大敌当前尚能与宿敌示好的做法，被一些人士所称赞。并且，他在物资上也受益匪浅。
大敌当前，与苏联化敌为友，是蒋氏处事术老道和成功的一着。
30.死不“后退”顽抗到底
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败退，1949年4月21日，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5月25日，蒋氏父子乘静江号军舰逃离上海，赴台湾。6月24日，蒋介石定居于台湾台北市北部的草山。
7月6日，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出访菲律宾。国民党官方声明，蒋总裁此次出访，为商谈台菲联盟。其实，这次蒋介石访问菲律宾抱有两个目的：
（一）请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替他向华盛顿陈情，将台湾划入美国西太平洋的防线之内，以保障台湾未来的安全。
但是，菲岛是小国，虽然对蒋介石言听计从，但是，杜鲁门已对蒋介石撒手不管了。季里诺有心支援，最后也只好爱莫能助。
（二）台湾一旦失守，蒋介石决心不向美国请求政治庇护，而去菲律宾或南美较为理想，此行可投石问路。
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华中不保，并危及福建、广东。这对蒋介石又是个不小的打击。
8月5日，他又遭到一个出乎意外的更加严重的打击。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严厉地指控国民党的堕落、腐败和无能，说蒋介石是自招失败。
对美国，蒋介石似乎完全失望了。为了挽救日益颓败的局势，8月6日，蒋介石又飞到南朝鲜，在镇海与李承晚会晤。兜售他的“东亚反共同盟计划”。
这时，蒋介石说，季里诺和李承晚两位总统，“都是对于共产主义的威胁痛心疾首”的。但是，由于这时美国不积极出面组织，蒋介石的这个“反共国家联盟”计划，最后无疾而终，仅以发表一个公报，就草草收场了。
外交的困局打不开，还是以守土为要，蒋介石只好又转头部署决定“党国最后成败的战斗”了。
【点悟】蒋介石作为一代枭雄，并不是一时的挫折所能吓倒的，失败也不能使他往后退步。死不后退顽抗到底，也是他的处事风格。
面对国军的节节败退，蒋氏政权的一再南逃，甚至到了孤岛“落草”，他仍不放弃，四处活动，虽其中仍是“受打击”不断，但他与人民为敌之心仍不死，依然积极反共，力挽败局，其“顽强”的精神确是非同一般。作为处事之术无可厚非，但是，逆历史潮流而行，最终注定了他屡战屡败的结局。
31.惨败反思，不“后退”“大义灭亲”
在大陆惨败之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想起了孙中山曾改造国民党的先例。因此，他也想东施效颦地对国民党来一番“改造”。他对国民党人说：“每当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的关头，总理必致力于党的改造。在总理手上，党的名称有五次更换，党的组织亦给予五次的改革。”
既曰“改造”，总要先确定改什么，怎么改。蒋介石面临现实，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种种原因。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其自身的缺点：
第一就是党的工作只在党部里面做，而不能向民众中间发展。党的工作离开了民众，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党的组织离开了民众中间的工作，就只有躯壳没有灵魂。
第二就是论派系不论政策，论地域的关系，不论工作的需要。
进而，蒋介石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军’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
“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
“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
“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蒋介石认为，经济的崩溃是国民党垮台的重要原因。在这里，他把经济崩溃归于三点：
一、长期抗战造成的创伤未能恢复。
二、共产党的“叛乱”阻断了国家建设。
三、宋子文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
在国民党七大上，蒋介石在所作的报告中说：“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
蒋介石这样做总结，当然只是隔靴搔痒，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就更难以服人。但是，言下之意还是指责宋子文。
原来，蒋介石要把“国舅”宋子文推出来当罪人，大义灭亲。
1949年初，中共把宋子文列为重要战犯，在国民党中，内部的敌人又有理有据地说他侵吞大笔公款，要求他至少交出全部财产中的一半。于是，宋子文于1949年1月24日便辞去了广东省省长职务，带着他的妻子张东怡，先走香港，5月16日到巴黎“治病”。1949年6月10日，宋子文带着外交护照踏上美国，但他声称，这次完全是为了“家庭事务”。蒋宋长期以来貌合神离，在蒋介石危难之际，他不愿与他共患难。
国民党在大陆惨败后，宋子文携巨额资产到美国做寓公，对台湾当局若即若离，又曾经几次谢绝回台“归队”，气得蒋介石甚至曾在国民党中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他仍然无动于衷，在美国我行我素。以后，甚至还有消息说，宋子文企图在台湾策动政变，要求美国帮他把一批武器运入台湾。这个情报的准确性，虽然尚属疑问，但是，蒋介石这时已是惊弓之鸟，对大舅子也不得不防了。
除了蒋介石外，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的陈诚派、蒋经国派，都对宋子文不满。
在反省、思痛中蒋介石对大舅子开了刀，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点悟】以亲情、血缘为基础，建立自己的蒋氏王朝，唯亲任私，是蒋氏处事术中的一大特点，但是，他的这些“亲人”们最终使他兵败大陆，逃至孤岛。痛定思痛，蒋介石拿“亲人”大舅子宋子文来“开刀”，既是他对大舅子历来不满的爆发，也是一次“大义灭亲”之举。
蒋介石对宋子文“大义灭亲”，有利于内部的团结，也好证实其总结失败教训确实是“牺牲了感情与颜面”，所以蒋介石这一招式一时在岛内还影响颇大。
32.励精图治，选定抓经济为突破口
逃到孤岛台湾后，蒋介石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自己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的崩溃上。为了安抚民心，他决定从抓经济入手，重塑自己的形象，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
然而，改革经济，非一朝一夕之功，只得从长计议。蒋介石为了海岛不再发生中共在大陆掀起过的土地革命，他开始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政策。此举重在安定民心，励精图治。
从1949年末开始，他首先实行“三七五减租”。此前台湾佃农要缴纳高达收获中的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七十给地主。实行“三七五减租”，“是从佃农的收获量中减除肥料等实际费用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余则由地主与佃农各分百分之七十五的平均分配方式”。
1926年的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中共都曾促使和希望国民党政府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但是都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如今亡命台湾孤岛，他不得不自觉执行了。虽为时已晚，但为最后的这块栖息之地，解脱如坐在火口上的忧患，再不愿做的事情，现在他也去做了。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蒋介石被困在汪洋中的孤岛里，梦想三次世界大战不成，向大陆诉诸武力，必遭失败，退而求其次，着眼于本岛的稳固和经济发展。
1958年至1961年的三年间，为台湾的经济恢复时期，他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发展进出口贸易。
1972年5月，蒋经国在台湾“外交”上遭到彻底失败的颓势下出任行政院长。为“救亡图存”，蒋经国提出“十大革新”办法。如，提倡“廉能政治”——人事调整是彻底换班，阁员年龄降至61.8岁；严惩贪污受贿。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经济建设上采取所谓“自由制度，统合平衡，平等公开”的政策。
9月，蒋经国为防止工业快速增长而引起农村劳力外流，农业衰退，宣布拨款5000万美元，作为加强农村建设之用。
10月31日，台湾南部横贯公路竣工，正式通车。
1973年11月29日，行政院长蒋经国作《行政工作口头报告》，宣布台湾九大工业建设计划，即，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高雄大钢厂、高雄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桃园国际机场。总投资额为64亿美元。
1974年1月26日，台湾“行政院”会议通过“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依据（一）巩固经济发展基础；（二）保持国家财政健全；（三）照顾大众生活利益；（四）增进军、公、教、福利四项原则而制定，于翌日即开始实施。
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50周年纪念，台湾陆军军官学校举行盛大庆祝活动。蒋介石派行政院长蒋经国代表其主持大典，“勖勉”全校师生，“开启再北伐，再统一奋斗，创造60年代光辉”。一派轻言妄语吓死人！
时至1974年年底，台湾“国民平均收入增至7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新加坡”。其中，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工业生产中，加工业占半数以上，基本上改变了台湾过去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工人、农民和职员、教员等的收入，也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蒋介石在孤岛上的“励精图治”见效了，经过苦心经营，终于保住了孤岛上的小王朝。
【点悟】蒋介石这番抓经济，选中了台湾励精图治的突破口。在蒋介石的处事术中，原来只重军事而轻民生，此番转变，可以说他是动了一番脑筋，并且一举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以后，他全力攻其一点，以实现对危局的突破。经过他十几年的努力，台湾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跃至亚洲四小龙之列，他的这一转变，其实是以经济促军事，仍然梦想着富活自己失去的“天堂”，但是，他的这“一点突破”，还是扭不转台湾长期处于劣势的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