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昭寺

小昭寺【图1-15】藏名甲达绕木切，位拉萨市八廓街北。寺最早见于《贤者喜宴》所录赤松德赞《第一诏书》：

赞普父子及母后均赌咒发誓不毁坏佛事，随后则写此由内外大小一切臣工所做之盟誓文书，由吐蕃上层贵族所建之三宝道场即大昭寺、汉人所建之小昭寺……等，故吐蕃乃得以进入解脱……有关叙述佛法在吐蕃前后产生情况之文书有正副两本，如是之抄本共十三份……分存于逻些之汉人所建小昭寺。^[76]

与有关大昭寺的记录相同，《佛教史大宝藏论》也述及了小昭寺具体的修建人：

文成公主也修了拉萨小昭寺。^[77]

贡噶多吉《红史》记录较详：

（松赞干布）迎娶唐朝皇帝唐太宗的女儿文成公主，陪嫁物中有与释迦牟尼十二岁身量相等的觉卧释迦像，并修建嘉达日沃且神殿（即小昭寺），并建造自成五位一体现观音菩萨像等。^[78]

《西藏王统记》更记录修建小昭寺有汉地工匠：

斯时（指建大昭寺时），汉妃亦自汉地召来木工及塑匠甚多，修建甲达绕木齐寺庙。庙门皆向于东方焉。^[79]

现存小昭寺除寺门东向外^[80]，表露在外面的全部建置中，不仅看不到任何吐蕃时期的遗物，甚至17世纪以前的遗留也极罕见。不过对比其他早期寺院兴建发展过程，并结合文献记载来分析，我们认为今天小昭寺的主体部分，由于和大昭寺处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所以，大体上也可和大昭寺相似地分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小昭寺第一层附有礼拜道^[81]的佛堂部分，虽然没有保存像大昭寺中心佛殿内的古老构件，但它的布局却与8世纪后半赤松德赞所建桑耶寺中央神殿——乌策大殿，以及创建于吐蕃时期的其他佛堂^[82]的原始形制相同。后来发现的《玛尼宝训》曾记录大、小昭寺的形制：

墀尊公主所建之大昭寺形如覆斗之形，文成公主所建之小昭寺形如狮子之上颚骨。^[83]

按覆斗之形，指方形的大昭寺中心佛殿，狮子之上颚骨作∩形，应是对小昭寺佛堂形象的描绘。如此形制的佛寺不见于内地，藏文文献中对小昭寺也无具体的具有内地佛寺建置因素的遗迹的描述，因而不能不使人怀疑松赞干布时期的小昭寺，其遭遇与前述之大昭寺同，即创始时的建置已毁于玛香当政之时，《玛尼宝训》所记之“形如狮子之上颚骨”的形制，已是赤松德赞后期以来重建的样式。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小昭寺的建置，经朗达玛废佛和12世纪下律部集团的战乱，也和大昭寺情况相同，并未彻底破坏，而促陈宁波、祥仁波切和蔡巴护持大、小昭寺时，既在大昭“新建神殿外的围墙”等建置，小昭亦不例外。桑结嘉措《黄琉璃史》记：

元代蔡巴万户长嘎德桑布^[84]在小昭建造了为四部供养的房舍。^[85]

蔡巴历世护持大、小昭，其在小昭兴建内容虽无法确指，但从蔡巴在大昭兴建高顶建筑物和向西扩展寺庭、修筑外门等工程推测，小昭寺经堂的扩大和第二层部分建置，疑即奠基于蔡巴护持之时。又小昭寺佛堂内现存的雕饰两瓣卷云曲线的柱头托木，式样古朴，与大昭寺中心佛殿12世纪前期以后增补结构上之托木相类，疑亦此时或后世摹拟此时遗物重修者【图1-16】。

第三阶段　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时期，拉萨寺院多高建天井，小昭经堂中部由四根大柱撑起之高天井，约亦开始于此时^[86]。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杰尊·贡嘎顿珠创建举堆札仓（上密院）^[87]，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小昭寺归属上密院，现小昭寺门庭西北隅建有供奉杰尊·贡嘎顿珠塑像之喇嘛拉康，为了兴建喇嘛拉康而向东扩建门庭的时间，应距贡嘎顿珠（1419—1486年）的时代不远。

第四阶段　主要是自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世达赖开始被尊为西藏宗教领袖之后。现在小昭寺最前的建置——斫出十二棱的门廊廊柱，形制与大昭寺门廊同，当与大昭门廊同建于五世达赖时。《隆多喇嘛全集》记五世达赖时还新建了围墙：

（第三任）第斯（第巴）桑日瓦洛桑土多（1669—1675年在位）新建小昭寺围墙。^[88]

新建小昭寺围墙，实际即整齐小昭寺外围的礼拜廊道。门廊与围墙的兴建，表明今日小昭寺主体建筑的规模，此时已告完成。至于门廊以内现存许多部分的大小构件，由于乾隆年间以及其后的多次火灾和近年人为的破坏，曾屡次重修，其绝对年代已难按上述阶段划分。大略言之，今天小昭寺的大部分建置已多近年补葺，原貌虽未尽失，但早年实物已难寻觅。

小昭寺近年破坏严重，1959年尚存之重要遗物已大部佚散，其中曾作记录的以丽江木增进献之金饰银质佛龛——“金银宝殿”和乾隆以来的匾额最为重要。

金饰银质佛龛，原置佛堂后壁前中部，为奉释迦像之神龛。龛作歇山顶殿堂形式，全龛装饰华丽，正面门额上方悬金字“寂默能仁”匾，两楹柱有金字联，上联书“如来色各尽，智慧亦复然，一切法常住，是故我归依”，下联书“如来妙色身，世间无等，无比不思议，是故今赞礼”，侧有木增所书“默”字牌，下款作“三宝灌顶法王牟尼子不动木增敬礼”。按此神龛，原供奉于大昭寺，故记录木增进献供品名单的银牌，1959年尚悬挂大昭寺中心佛殿天井高柱上方。至于此神龛何时移来小昭，《乾隆西藏志》已有著录：

（小昭）殿内之佛像……座上额书“默寂能仁”四字。^[89]

推之，当在18世纪中叶以前。又大昭寺银牌所记“大智法王敬礼供养”云云之大智法王，疑即此默字牌下款所书之“三宝灌顶法王……木增”。木增具法王衔，不知所出。

小昭寺门庭门额上方悬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所书“耆阇真境”匾^[90]。时当七世达赖逝世（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不久，清廷委派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绛白德勒嘉措掌办商上事务管理格鲁教务时期（1757—1777年在位）。前廊后方大门门额悬“舍卫古刹”匾，下款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仲春月，奉管西藏军粮……黄绍勋”。其时正值驻藏大臣文硕积极支持西藏人民组织抗击英军入侵之际。前廊后排正中两柱上方悬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五月，国民党元老戴传贤所书“慈云广覆”匾。戴氏书匾之日，亦即接近国民政府原西藏掌办商上事务（摄政）热振诺门罕呼图克图（1934—1941年在位）与勾结英帝国主义之噶厦激烈斗争之时^[91]。是此三方已佚之匾牌，俱与西藏近代历史联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