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我衷心感谢易劳逸在这项研究和本书撰写时对我的指导和鼓励。我也感谢高家龙、费正清、傅佛果、罗伯特·D.费厄拉、贺康玲、贺潇、戴恩·K.肯尼迪、威廉·A.谢拉德和叶文心他们广泛的建议和帮助。这部手稿的大量内容曾作为论文提交给中西部地区中国问题研讨会、亚洲研究学会年会、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利福尼亚中国问题研讨会、亚洲问题中西部会议、北部大平原史学会议、密苏里流域史学会议、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讨会及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讨会。感谢这些会议中进行评论及提出建议的许多与会者。

如果没有利用到一大批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资料，这项研究是不可能进行的。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孔飞力和使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为我第二个家庭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帕特里克·G.麦道克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同样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中国台湾地区，我能够在阳明山国民党档案馆和“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与三民主义研究所从事研究，我的好友赖泽涵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帮助。马若孟和胡佛研究所关于战争、革命与和平的东亚书库工作人员对我访问他们的研究所一直予以慷慨的帮助。斯坦福东亚国家资料中心对我利用这些藏书也提供了旅费资助。

我要感谢《亚洲研究学刊》允许我在这里重新发表我的论文《蒋介石与中国的抗日运动：邹韬奋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1—1937）》中的某些部分，这篇论文发表在该刊第44卷第2期（1985年2月）。我要感谢莱斯利·赫伍德的绘图工作，感谢本杰明·G.雷德及内布拉斯加大学历史系提供的资助。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出版部的编辑佛罗伦斯·特菲森和凯瑟琳·克勒姆一直给予我莫大的支持。

这项研究的最终出版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资助。我还要感谢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研究理事会为这一项目提供的一个学期的休假及两笔夏季助学金，并感谢艺术和科学学院通过赫普德基金提供的一个学期的假期。在1980年，我从美国健康、教育和福利部获得了教职人员研究委员会富布莱特海斯研究基金，到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研究。尽管如此，本书的结论、观点和其他论点为作者所得，不一定是上述研究机构及个人所有。

最后，我要感谢罗伯特·G.鲁特和玛丽琳·马修斯·鲁特，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激励，这个项目可能永远也不会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