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诗的词性变异修辞

词法变异修辞也称词类活用修辞，是指临时改变词的语法功能，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改变词的语法类别，而是包括改变原属功能类别的和不改变原属功能类别的两种情形，前者可称为词性变异修辞，后者可谓功能变异修辞。总体看，词类活用修辞在唐诗中的使用频率不算太高，但这两种情形都存在，不妨择其要者略做分析。

一 词性变异的分布

词性变异修辞是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目的，而让句法组合中有词语临时充当其他词类的一种词法修辞方法。这类修辞方法，散文和古体诗也同样要用到，不过近体诗尤其多，而且用法和古体诗一样都不同于散文。对此，王力先生曾有过论述：“散文中利用代名词或连介词来形成词的变性，……在近体诗里却都没有。”“有利用骈句，使词的变性更显著，这在散文里是许多方法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的一种；至于在近体诗里，却变为主要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了。”^[1]总的说来，这类修辞方法在近体诗和整个唐诗中都不占主要地位。

词性变异修辞在唐诗中主要用到了以下几个小的类别：动词词性变异修辞、名词词性变异修辞、形容词词性变异修辞。下面分述之。

动词词性变异常见的有动词活用做形容词、做副词、做使动词等几种情况，依次举例：

①泪逐劝杯下，愁连吹笛生。（杜甫《泛江送客》）

②迸出依青嶂，攒生伴绿池。（李颀《篱笋》）

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名词词性变异主要也有名词做动词、做形容词、做量词三类，其中名词临时活用做量词是唐代诗文中十分常见的现象。^[2]依次举例：

④子能渠细石，吾亦沼清泉。（杜甫《西荆扉》）

⑤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杜审言《和晋陵陆》）

⑥一壑暮声何怨望，数峰秋势自颠狂。（罗隐《武牢关》）

形容词词性变异通常有形容词的使动、意动两类活用为动词的用法，这两种情况都用得比较多，依次各举两例：

⑦骤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绳。（杜甫《江边星月》其一）

⑧疏钟清月殿，幽梵静花台。（储光羲《苑外至龙兴院作》）

⑨涧花轻粉色，山月少灯光。（王维《从歧王夜》）

⑩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杜甫《寄岳州贾》）

此外，近体诗也偶尔用到其他的一些词性变异，如王维《山中》：“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空翠”由形容词活用做了名词，凸显空翠的性状特征。“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马戴《落日怅望》）“烧”由动词活用做名词，满足了语法需要，同时又描摹了野火燃烧的动态形象。

二 词性变异的功能

唐诗中词性变异修辞的使用和效果，总的说都与造成“诗语”有关。活用做名词、名词活用做量词有助于描摹形象；活用做动词则可动静结合，利于描绘动感和动态；活用做形容词则有利于突出事物的性质、状态等。唐诗词性变异修辞的作用，具体可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节省文字，凝聚结构

近体诗句数、字数都有限制，加上诗歌表达又特别讲究简洁，因此，诗人总是想方设法地“惜墨如金”，词性变异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联。同时，诗句结构一般要求紧密和凝练，用词性变异对此也可以有很好的帮助。节省文字是凝聚结构的基础，词性变异还可以进一步让主要成分直接组合在一起，形成洗练的表达形式。动词、形容词的使动、意动用法、名词做动词，以及例①这类动词做形容词、例⑤名词活用做形容词的用法，应该说都有节省字数、凝聚结构的功效。

2.突出动词，强化动态

近体诗的词性变异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其他词类活用做动词或不及物动词活用做及物动词。它们所形成的变异句法形式的共同特点，便是动词成了句子的中心。这种状况无疑有利于对动作和动作结果的描摹和强调，使动作的力度感和持续性均能获得较为充分的表现。诗歌动态意象的建构，诗歌形象动态感的产生，都与动词、特别是及物动词的使用直接相关联。临时活用的动词都暂时相当于一个及物动词，因而对于建构动态意象、强化诗歌的动态感都能起到明显的作用。上述各类意动和使动用法的例子，无不可以作为恰当的实证。再如“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杨炯《从军行》），“暗、杂、凋”都是使动用法，“暗、杂”原是形容词，“凋”本是动词。前句从人的视觉出发：大雪弥漫，遮天蔽日，使军旗上的彩画都显得黯然失色；后句从人的听觉出发：狂风呼啸，与雄壮的进军鼓声交织在一起。强调风雪的影响，由此突出了风雪之烈度、环境之恶劣。“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中，“暗、穿”也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其作用也类似。

3.直接描摹，彰显形象

名词临时用作量词，固然有弥补词库中量词不够用的目的，不过，以各类词语中最具形象性的名词充当度量单位，更明显的是诗歌特别是近体诗的一种有意营造“诗家语”的修辞策略。具体又有两种情形，一是用于修饰不可度量的具相名词，如“一潭明月、一坡山色、一洞松声、一堆青”等；一是用于度量抽象名词，如“一堆愁、一川春、离恨一条条”等。前者一般是借这种表达格式，赋予具体事物原本不具有的其他方面的形态特征（如赋予形体声音形象），后者则赋予抽象的事物以形象特征。

动词做副词直接修饰动作（如例②）、名词充当形容词谓语（如例⑤）、形容词的使动用法等，都可以通过变异让具象词处在特殊句法地位，从而增强诗歌语言的形象性。还有名词活用作状语，如“杨花雪落覆白苹”，“雪落”实际上是“像雪一样降落”的缩合形式，也有删繁就简，凸显形象的效果。

4.组合异常，语新义丰

词性变异的运用，还给诗歌构建表面超乎句法、语义或逻辑事理常规的搭配形式提供了便利。这种表面组合的新异，不但从形式方面带给读者新鲜奇特的感受，吸引读者的注意，而且通过新奇的形式打破阅读的惯性和惰性，调动起读者的创造欲，从而增强作品的体验性、加大诗句的语义含量。如“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郑谷），“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都因为用了词性变异（春、愁杀）而使表面组合异于一般的句法和语义习惯。如果读者只是将其理性地还原成常规句法形式来解释，那对于感受和语义的表达自然谈不上什么特别的作用。但问题是文学阅读行为诉诸感性超过了诉诸理解，读者的体验世界中，“杨柳春”不仅是“杨柳进入春天”，还可能是“杨柳（充满郁郁生机）的春天”或别的；“杨花愁杀渡江人”似乎也可以是杨花自己愁杀，而非使人愁杀。形式的新异丰富了作品交给读者的体验，也赋予诗句语义以多种解释的可能。同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让人感觉主语和宾语之间似乎真的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李白）也努力使读者感受到了诗人的特殊体验：橘柚变红，给邻近的人家平添了几分寒意；黄色的树叶使梧桐更显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