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本章考察了《汉书·西域传》到唐代官修史“列国传”在叙述结构、史料来源、编纂方式等方面的演变，说明“列国传”背后的政务—修撰联动机制的建立过程。

《汉书·西域传》以使者报告为主干，继承其行旅线路的叙述线索，再于沿路各地填充官方簿籍或历史记载资料。虽然行旅记录的连续性被各国下丰富的填充内容冲淡，国的单位更为醒目，但严格来说，各国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不同国家所记事项也各不相同。从以上特征逆推其编纂过程，是史家搜集各类资料，随宜整合。《东观汉记》中的《西域传》也继承了这种旨趣与方法。

《汉书·西域传》所记的勤远略、致殊方之事很容易被后代帝王视为典范，而它罗列诸国的特点也就被后世作为象征性的叙述体例，即国史中所载国家愈多、愈远，愈能够展现王朝的辉煌。由此，《西域传》被引向“列国传”的发展方向。曹魏正始时借东征高句丽之机追寻东方之极，“周观诸国、采其法俗”，皆是比附《汉书·西域传》所载，由此而形成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罗列大量东夷国家，各为一节，初具“列国传”面貌。

刘宋偏安东南，其史以夷蛮为“列国传”。《宋书·夷蛮传》的叙述结构相比以往“列国传”出现显著变化，对风土人俗方面的记载完全缺失，这是由于它的编纂完全依赖官修史运作体制，仅利用了政务部门一般能够提供的修史材料。《宋书·夷蛮传》鲜明地反映出官修史运作体制与纪传体史书传统之间的不匹配之处，而当时这一矛盾的调合，偏向于坚持在官修史运作体制中完成史书编纂，史学传统则不得不做出退让。

从刘宋到唐代，“列国传”的史学传统得到部分恢复，而其编纂过程最终依然紧密融入官修史运作体制。“使图类”文献的出现对这一变化至关重要，它带来了材料搜集的主动性。“使图类”文献由能够与蕃夷直接接触的机构（官员）编纂，在编纂之初已有体例和内容的规划，其规划当然深受《汉书·西域传》以来的史学传统影响。以“使图类”文献为基础的《梁书·西北诸戎传》和《隋书·西域传》体例规整，面貌已与唐代纪传体官修史中的“列国传”无异。到唐前期，在京负责处理蕃夷事务的鸿胪寺编纂类似“使图”的文献并上报史馆渐成定制，政务运作与史书修撰实现联动，史官仅依靠官修史运作体制即可编纂出兼顾史学传统的“列国传”。

简而言之，《汉书·西域传》开创了“列国传”叙述模式的可能，这一史学传统在此后慢慢与官修史运作体制相融合，二者各有改变，最终达成协调。这不仅是官修史“列国传”模式形成的根本，也是整个纪传体官修史在汉唐间发展演变的根本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