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政到财政: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功能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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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内容框架和主要创新点

一、内容框架

1.绪论

综述近七十年来,中国大陆、港台及海外学者对明代太仆寺及马政、赋役货币化、货币白银化的研究状况及趋势;本课题的主要史料及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基本观点。

2.明代马政管理体系

明代马政有内厩和外厩之别:内厩指皇室马政,由内府的御马监掌管;外厩即国家马政,由兵部统领,而由两京太仆寺、各行太仆寺和各苑马寺专理,此外还有茶马司、盐马司、马市等机构负责从外番购马。两京太仆寺所属的马政管理体系由太仆寺官员(卿、少卿、寺丞、主簿等)、地方管马官员(府通判、州判官、县丞或主簿)、养马百姓(群长或群头、兽医、马头、贴户等)组成。

3.明代两京太仆寺的马政资源:种类、数量及分布

出于管理马政之需,太仆寺掌管着大量马户、牧马草场、马匹等物质资源。依据史料,对马政资源的种类、数量、地理分布及其不同时期的变化、变化的原因等进行梳理、估算和深入分析。

4.马政资源的货币化与太仆寺的财政收入

自明成化初年始,随着赋役折银制的展开,马政资源折银现象逐渐出现并日益发展,马匹、马户、牧马草场等马政资源通过各种方式转化成白银收入,太仆寺因之成为钱粮衙门,衍生出财政管理职能,其管理马政的方式亦由以马匹为中心,渐转向以白银为中心。本部分大致估算了太仆寺的财政收入规模。

5.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支出

依据史实,对明成化以降各时期太仆寺的财政支出项目、数额进行统计、估算,并对各时期各个支出项目的支出数量波动、支出结构及其差异进行分析。从支出结构及各支出项目金额的前后变化可以看出,太仆寺自成化至万历时期,正项支出和非正项支出在太仆寺财政支出中各自所占地位的此消彼长的变化情况,反映出太仆寺财政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到其他部门的财政之中,对缓解其他部门的财政压力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太仆寺财政的性质在嘉靖末已发生本质变化:由此前以马政财政为主,转而成为朝廷的一种“应急财政”,即朝廷专用于应付各部门财政危机的财政储备。

6.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管理

太仆寺以常盈库为中心,通过征收、库存和支出三个方面的管理,对其财政进行了有效的管理,致使常盈库常有盈余。至嘉、隆之际,常盈库积存白银多达一千余万两,大大超过当时国家太仓银库的存银量,为其参与国家财政运作奠定了财力基础。

7.明代中后期太仆寺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和影响

明中叶以降,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开始日趋紧张,朝廷各钱粮衙门(内府、户部、工部、光禄寺等)时常入不敷出。太仆寺常盈库却因库藏丰盈,被朝廷视为缓解国家各类财政危机的救命稻草,发挥出巨大的财政功能。在此过程中,太仆寺渐被纳入国家财政体系之中,并在国家应对财政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

8.结论与思考

明中叶以降,太仆寺的马政资源在赋役折银背景下开始了货币化的进程,且与一般的赋役折银相比,有其自身特点。马政资源货币化的结果,既改变了太仆寺管理马政的方式,又改变了太仆寺本身的性质,使其成为钱粮衙门,衍生出财政管理功能,并渐被纳入国家财政体系之中,对明代中后期的国家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马政资源货币化在内的各种赋役折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由百姓和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需求所推动的,符合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原则,是进步的;同时,亦是对明初确立的画地为牢式的“洪武型”财政体制的突破。对中央财政而言,各种实物形态的赋税和力役不具备通用性,不便保存和转运,不利于财政统一;而赋役折成银两后就成为通货,通用性强,保存和转运十分便利,这为明朝统一较为分散的国家财政提供了机遇,但明朝似乎未能较好地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引发对以下问题的思考:(1)赋役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为明朝调整其财政体制提供了哪些机遇和挑战,明帝国又是如何应对的?(2)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为何未能发展出更有效的财政管理体制?

二、主要创新点

1.突破马政视角,从财政角度研究太仆寺财政职能的产生和变迁,明确其兼有财政管理机构的性质,揭示其在国家财政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加人们对太仆寺的新认识。

2.论述了马政资源货币化、折银化的过程、原因和动力,估算太仆寺的财政收支规模,分析其支出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国家财政的影响。

3.以明代太仆寺在赋役折银和货币白银化推动下的职能演变为个案,探讨赋役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对明代财政体制变迁的影响。

4.弥补了前人相关研究的不足。如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宣德朝是明代马政发展的最高峰,本研究以大量的史料证明正统朝的马政在宣德朝基础上仍有发展并走向最高峰。


(1)详见各朝实录“纂修凡例”。如《明孝宗实录》“纂修凡例”曰:“一凡军民衙门官马、孳生马、边境茶马、买马之政悉书。其牧养之地有改迁者亦书。每岁有敕免所欠各项马匹,悉书总数。”

(2)南炳文先生于2007年开始牵头组织十余名明史专家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进行修订,历时十载,于2017年底完成初稿。修订本的校勘记多达14750条,纠正了原点校本中的很多舛误(见陈洁、李建武:《十年辛苦不寻常——南炳文先生谈〈明史〉点校本的修订》,《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5期)。修订本显然要优于原来的点校本,但目前尚未出版发行。

(3)(明)何乔远:《名山藏》卷五三《马政记》,《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4—473页。

(4)(清)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之二二《典牧志》,《四部丛刊三编》本。

(5)(清)傅维麟:《明书》卷七二《戎马志·马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3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38—745页。

(6)(清)张岱:《石匮书》卷三三《马政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18册,第554—574页。

(7)(清)万斯同:《明史》卷一二五《马政》,《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26册,第127—142页。

(8)如官修《明史》卷九二《兵志四·马政》,内容基本上是万斯同《明史》卷一二五《马政志》的删减版,删减之际,部分地方文意有变,易致误解,且叙述明代马政变迁,亦不如后者清晰流畅。

(9)(明)李东阳等撰:正德《明会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6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0)现通行本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该版据1936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本缩印,并以万历刻本核校过。

(11)(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61—767册。

(12)(明)杨时乔:《马政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63册,第503—634页。

(13)(明)雷礼:《南京太仆寺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7册,第487—623页。

(14)(明)雷礼:《纂修寺志公移》,载《南京太仆寺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7册,第493—494页。

(15)(明)陈讲《马政志》现存两个版本,一为天一阁藏嘉靖三年刻本,存卷1、卷2、卷4,《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59册收录(第15—57页);二为四川省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九年重修本,存卷1、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6册收录(第407—463页)。但《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版本,部分内容记事至嘉靖二十九年,显然不是嘉靖三年刻本的原本。另,清代目录学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收录该书时误记为《茶马志》,并为《明史·艺文二》所沿袭。详见王河、朱黎明《陈讲与〈茶马志〉》(《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一文。

(16)(明)贾启:《书重修马政志后》,载陈讲《马政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6册,第462—463页。

(17)(明)刘:《重修马政志叙》,载陈讲《马政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6册,第407—408页。

(18)(明)何出光、陈登云、余懋学编:《兰台法鉴录》卷二〇《万历朝》“连标传”,《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1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04页上。

(19)(明)连标等:《冏政要览》,《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4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20)(明)祁承㸁:《南京兵部车驾司职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5—431页。

(21)(清)蔡方炳:《历代马政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59册,第5—14页。

(22)(明)廖希颜:《三关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8册。

(23)(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

(24)见《明经世文编分类目录》,《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5)(明)王家彦:《王忠端公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