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马政管理体系概况

一、皇室马政与御马监

从宏观上看，明代马政可分为国家马政和皇室马政两个部分。皇室马政，即所谓“内厩”，是指专门服务于皇室（特别是皇帝）的马政。“明制，马之属内厩者曰御马监，中官掌之，牧于大坝。”⁽¹⁾可见，明代的皇室马政是由内府的御马监掌管。

吴元年（1367），朱元璋设立宦官机构御马司，掌御厩马匹⁽²⁾，此为朱氏政权皇室马政设立之始。洪武十七年（1384）改御马司为御马监⁽³⁾，二十八年（1395）其职掌由“掌御厩马匹”扩充为“掌御马及诸进贡并典牧所关收马骡之事”⁽⁴⁾，后来还衍生出军事（宿卫）和财政职能⁽⁵⁾。但管理皇室马政一直是御马监的本职工作之一。

为管理皇室马政，御马监提督“四卫营”和“勇士营”，以其勇士、旗军牧养马匹。弘治末年，勇士达11,780人，旗军达30,170人，规模甚大。之后，屡经清汰，人员持续减少，嘉靖时勇士数量已额定为5,330人，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勇士额数为3,647员，实在数仅及其半；旗军额数为7,240人，实在数只有4,600余人⁽⁶⁾。御马监设有专用的草料场，主要有里草场、中府草场和天师庵草场三处，时称“三场”，以存放养马草料。每场设有掌场太监一员，贴场宦官数员至十余员，佥书宦官数十员至百余员，管理草料的征收和支放。同时，御马监还在坝上等地拥有数量颇多的牧马草场，永乐时有19处，后日渐增加，至嘉靖初增至56处，草场面积达2.4万余顷⁽⁷⁾。御马监掌管着皇室马政，直接对皇帝负责，独立于外廷，故兵部和太仆寺均无权干预，甚至连科道官也不敢监督⁽⁸⁾。但御马监一旦缺马，却时常令太仆寺拨给⁽⁹⁾。

二、国家马政管理系统

1．兵部车驾司和南京兵部车驾司

明代的国家马政，即所谓“外厩”，统于兵部，而由太仆寺、行太仆寺和苑马寺分理，另设茶马司和盐马司管理边境收买马匹之事。在古代，马与兵并称为“兵马”，可见马在国防力量中的地位几乎与兵相埒。国家马政中的马匹当然主要指战马，而战马属于兵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故自汉代以来的史籍，都把马政记载在兵制中⁽¹⁰⁾。明代也一样，清代官修《明史》把记载马政的内容放在卷九二《兵四》中。明宣宗曾谕行在兵部官员说：“朕惟兵部掌天下之军政，其大要有三：选任军官，核实军伍，修饬马政……马政领于太仆，兵部实总其事。”⁽¹¹⁾可见，马政是兵部掌管的三大军政之一，由兵部“总其事”。明代兵部下辖武选、职方、车驾和武库四清吏司，其中车驾司“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凡马政，其专理者，太仆、苑马二寺，稽其簿籍，以时程其登耗，惟内厩不会”⁽¹²⁾。引文中“厩牧之事”即为马政。可见，马政由兵部统领、兵部车驾清吏司分管，故备载有明一代典制的《明会典》把国家马政的主体内容，如太仆寺、南京太仆寺、各行太仆寺和各苑马寺所属区域及孳牧、草场、起解、印俵、关换、买补、比较、收买等马政的关键事务，均放在兵部车驾司条目之下，篇幅达四卷之多⁽¹³⁾，而在“太仆寺”、“南京太仆寺”、“行太仆寺”等条目之下则仅记载该机构的设官、职掌及管辖范围，并不涉及马政具体事务⁽¹⁴⁾。《明会典》在总述明代兵部的职掌时说：“（兵部）尚书、侍郎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镇戍、厩牧、邮传、舆皂之政令。”⁽¹⁵⁾可见，兵部对马政的管理，主要是掌管有关马政事务的重大决策，即所谓“政令”，而非直接管理马政的具体事务，故在明代凡是有关马政的奏疏，都由兵部主持覆议。国家马政的具体事务由与兵部无直接隶属关系的太仆寺、行太仆寺和苑马寺等专职管理。

明代自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就实行南北两京制，凡中央正式机构均有南北之分。北京是首都，为政本之地，各中央机构都是统管全国相应领域事务的；南京是陪都，为从属地位，各中央机构名称之前都要冠以“南京”二字，以区别于北京的机构，其所管事务多仅限于南方甚至仅限于南直隶地区。南京兵部即是如此，其下属的南京兵部车驾司，是主管南畿马政政令的机构。兵部车驾司之下设有六个科，其中马政科和草场科是专门负责管理马政的，其具体职掌可参看《南京兵部车驾司职掌》一书⁽¹⁶⁾。

2．两京太仆寺

太仆寺也有南北之分，在首都北京者称太仆寺；在陪都南京者，称南京太仆寺。太仆寺始设于洪武六年（1373），永乐迁都以前均位于滁州，秩从三品，设卿、少卿、寺丞、典簿等官。“卿，掌牧马之政令，以听于兵部。少卿一人佐寺事，一人督营马，一人督畿马。寺丞分理京卫、畿内及山东、河南六郡孳牧、寄牧马匹。”⁽¹⁷⁾永乐十八年（1420），明太宗朱棣改北京行太仆寺为太仆寺，原位于滁州的太仆寺改称南京太仆寺，负责管辖应天府和南直隶的马政，其品级和机构设置与太仆寺基本相同，所管区域的养马方式均属民间孳牧。太仆寺和南京太仆寺常被合称为两京太仆寺，是明代国家马政最为重要的专职管理机构，其具体情况详见后文。

3．各行太仆寺

行太仆寺专掌各边卫营堡之马政，以听于兵部。凡骑操马匹印烙、俵散、课掌、孳牧，以时督察之。每年春秋两季阅视其增耗、齿色，三年一稽比，有瘠损则听兵部参罚。设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寺丞无定员，正六品。其属主簿一人，从七品⁽¹⁸⁾。行太仆寺始设于洪武三十年（1397）正月。当时明太祖考虑到北边各边镇卫所马匹蕃息，而禁防疏阔，于是在辽东、北平、山西、陕西、甘肃五处分设行太仆寺，专掌其政。其中，山西、北平、陕西每寺设少卿一人、丞三人；甘肃、辽东每寺设少卿、丞各一人，择致仕指挥、千百户为之；每寺设首领官一人，吏三人⁽¹⁹⁾。随后，明太祖还谕令五军都督府行文山西等都司卫所，令其知晓行太仆寺的职掌、权限以重其事权。谕曰：

这个衙门职专提调马匹，比较孳生，但有作弊亏欠马匹，许令本寺举问。品职虽小，所掌事重，如同御史出巡按治。该管指挥千百户、卫所镇抚、首领官吏，务要将所养一应马骡尽数开报，听从本寺官点视、提督，敢有非礼抗拒，许本寺官奏闻拿问。⁽²⁰⁾

永乐朝以后，各行太仆寺与洪武时有所变化。永乐元年（1403），北平行太仆寺被改为北京行太仆寺，永乐十八年（1420）又改为太仆寺。山西、陕西、甘肃和辽东行太仆寺也有些变化，如设官方面，后来均设有卿、少卿、寺丞和主簿等官，品秩与太仆寺各官相同。职掌方面也有所扩展，除管理边镇卫所马匹外，山西、陕西二行太仆寺还开始管理府州县驿官军、民壮、土兵等的骑操、孳牧马匹，而卿、少卿亦令兼司道官，带管各兵备事务。明代中叶以降，各行太仆寺马政日渐废弛，马数减少，部分官员亦被裁减，至万历中，山西、辽东二行太仆已被裁革，仅剩陕西、甘肃二寺，在国家马政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了⁽²¹⁾。

4．各苑马寺

苑马寺设于永乐四年（1406）九月，共有陕西、甘肃、北京、辽东四处。每苑马寺“置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一员，正四品；寺丞一员，正六品；首领官主簿一员，从七品”。每寺统六监（此为规制，陕西、甘肃二寺初设时各暂领二监），“监置监正一员，正七品；监副二员，正八品；录事一员，未入流”。每监领四苑，“苑视其地里广狭为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苑设圉长一人，从九品，“一（围）[圉]长率五十夫，每夫牧马十匹”⁽²²⁾。圉长之下，设有群长，群长带领牧军孳牧马匹。牧军的来源有恩军、队军、改编之军、召募之军和抽选之军。每年苑马寺官员要向兵部报告各监苑孳牧的马匹数量，以任考核⁽²³⁾。

永乐皇帝在北边各镇原有的行太仆寺之外又设立苑马寺，主要是想通过苑马寺大力繁殖军马，以满足北边国防及北征蒙古对马匹不断增长的需求。朱棣被封为燕王后久居塞上，御敌漠北，深知战马在防边制敌中的作用。夺得皇位之后，朱棣将其龙兴之地的北平改为北京，欲以天子守边的气势，对北元残余势力大举用兵，以期彻底削除来自北边蒙古部落的军事威胁，因此对于战马的需求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尤为急迫。但前后近四年的“靖难之役”的战火，已把洪武三十年间积累的马政成果摧毁殆尽，以至于永乐元年（1403）国家掌控的马匹仅有37,000余匹⁽²⁴⁾。因此，朱棣甫即位，即谕兵部重新整顿马政，命太仆寺专其政⁽²⁵⁾；继而废除民间不得私养马匹的禁令，谕兵部榜谕天下，“听军民皆畜马，官府不得禁”，以期“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²⁶⁾。永乐四年（1406）二月，朱棣又令“直隶应天、太平、镇江、扬州、庐州、凤阳六府所辖五州二十九县，滁、和二州全椒、含山二县，各增设州判官一员、县主簿一员，专理马政”⁽²⁷⁾，加强南方的马政管理，以期孳生出更多马匹。同年三月，在辽东开设开原、广宁二马市，以便大量购买外夷马匹⁽²⁸⁾。在该月举行的殿试中，朱棣还以汉唐宋马政得失策问应试士子，希望贡士们能博古知今，为当前的国家马政建设献计献策⁽²⁹⁾。可见，如何更有效地增加国家马匹，一直是萦绕在朱棣心头的重要问题。然而仅仅依靠直隶应天等六府二州三十余州县孳生马匹，尚不能满足朱棣对增加马匹的急切需要。永乐四年（1406）八月，朱棣“以甘肃、宁夏、山西皆近边，可畜马，敕守将西宁侯宋晟、左都督何福、江阴侯吴高等相择牧地，计议以闻”⁽³⁰⁾。很明显，朱棣打算在北方的甘肃、宁夏、山西等近边地区建立孳牧马匹的基地，以便大量繁殖军马。于是，一个月后，就有了前述甘肃等四个苑马寺的设立。

朱棣预设的苑马寺规制是每寺统六监，每监统领四苑，但设立之初，因牧马场所及马匹数量有限，各苑马寺并未能按规制设置。如陕西、甘肃二苑马寺最初各仅设二监八苑，北京苑马寺虽初设六监，但每监所领均不足四苑；辽东苑马寺很可能最初仅设一监⁽³¹⁾。不过各苑马寺的规制在一两年内就得到了充实和完善。永乐五年（1407）十月，北京苑马寺所属六监，每监均增至四苑，共二十四苑⁽³²⁾。永乐六年（1408）八月，甘肃苑马寺增设武威、安定、临川、宗水四监共十六苑。加上初设的祈连、甘泉二监八苑，甘肃苑马寺亦达六监二十四苑；辽东苑马寺也增至六监二十四苑⁽³³⁾。同年十二月，陕西苑马寺在初置的长乐、灵武二监的基础上，增设威远、同川、熙春、顺宁四监共十六苑⁽³⁴⁾。至此，四个苑马寺规模整齐划一，每寺统六监，每监领四苑，共二十四监、九十六苑。若平均按中等苑每苑养马7,000匹的标准计算，96个苑可牧马686,000匹。可见永乐皇帝朱棣规划之宏大及其在马政方面的雄心。但据永乐六年（1408）十二月《明太宗实录》的岁末统计，当年国家掌握的马匹只有81,907匹⁽³⁵⁾，这里面当还包括直隶应天等六府二州的民牧马匹在内，甚至还包括各行太仆寺所领马匹。因此，当时各苑马寺实际拥有的马匹数量仍非常有限。不过，在朱棣的强力推动下，各苑马寺的马匹数量当有较快增长。永乐七年（1409）七月，北京、甘肃二苑马寺以常春等苑地广畜多，奏请增加圉长，于是“增北京常春苑三员、顺义苑四员、隆华苑五员、永川苑一员，甘肃广牧苑二员”⁽³⁶⁾。若按“一圉长率五十夫，每夫牧马十匹”之标准，每员圉长管马五百匹，增设圉长15名，则马匹增多7,500匹。此外，从边境购入的番马，亦有部分送入苑马寺孳牧的。如永乐八年（1410），镇守河州卫陕西都指挥同知刘昭奏称，陆续收到以茶易得的河州卫各番族马7,714匹，其中选配牝马1,434匹发往陕西、甘肃二苑马寺孳牧，剩余6,280匹送北京命[行]太仆寺牧养⁽³⁷⁾。永乐年间国家马匹数量持续快速增长，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国家登记在册的马匹多达1,736,618匹⁽³⁸⁾，数量之多，为国史上所仅见，其中属各苑马寺者当不在少数。可见，永乐时期的苑马寺是国家马政的重要管理机构。史载，“当时官得其人，提督有方，每寺所畜官马不下二三万匹，足供各边之用”⁽³⁹⁾。

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苑马寺被革除，以其马匹并入北京行太仆寺⁽⁴⁰⁾；正统二年（1437），以佥都御史罗亨信奏请，革甘肃苑马寺，其马匹并入陕西苑马寺⁽⁴¹⁾。此后，仅存辽东、陕西二苑马寺，而且规制趋于减小，监苑机构及官员屡有裁撤，在国家马政中的重要性日趋降低。如陕西苑马寺，在宣德间废同川等四监、弼隆等十九苑，仅存长乐、灵武二监及所属开城、安定、广宁、清平、万安五苑；成化后相继添设黑水、武安二苑，共二监七苑。辽东苑马寺在永乐以后衰败更甚，至景泰四年仅存永宁一监领清河、深河二苑。在隆庆年间，鉴于官多马少，把辽东行太仆寺并入。至万历中，仅存主簿一、永宁监正一，管理二苑。辽东马政转由辽海、东宁、沈阳等司道兼管⁽⁴²⁾。成化三年（1467），行人司行人李麟在一篇奏疏中说，“山西、陕西、辽东行太仆、苑马寺，一寺养马不过三四百匹，而皆老弱瘦损，不堪骑用”⁽⁴³⁾。可见，明成化以降，各行太仆寺、苑马寺孳牧的马匹数量无几，且以老弱瘦损者居多，已远远不能满足各边镇对战马的需要。所以，弘治年间（1488—1505）孝宗皇帝曾在给陕西巡抚萧祯的敕书中说，各苑马寺“自正统十四年惊扰之后，无官查考，遂致耗废。凡遇边方缺马，动辄来京奏讨”⁽⁴⁴⁾。

5．各茶马司

除上述专理马政的两京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外，明代还设茶马司、盐马司等机构，以茶、盐与边境部族易马，以扩充马匹的来源，其中以茶马司最为重要⁽⁴⁵⁾。茶马司是专门管理茶马互市的机构，最早出现于宋代，称为榷茶买马司；元朝改称都大提举茶马司，明代称茶马司。明代茶马司始设于洪武五年（1372），至万历年间（1573—1619），在西北地区先后设有秦州、洮州、河州、西宁、甘肃、甘州、庄浪、岷州等八处⁽⁴⁶⁾；在四川先后设有永宁和雅州碉门二茶马司⁽⁴⁷⁾。上述约十处茶马司中，以陕西的洮州、河州、西宁三茶马司最为重要，故杨时乔《马政纪》中涉及茶马者专列“陕西三茶马司马”一款。洮州茶马司在洮州卫治西面，洪武七年（1374）建，每年马额为3,050匹；河州茶马司在河州卫治东南，洪武七年建，马额为7,705匹；西宁茶马司在陕西行都司西宁卫西，洪武三十年（1397）自秦州茶马司改建，马额为3,054匹⁽⁴⁸⁾。陕西三茶马司马额一共13,809匹，数额不少。这当是洪武时期的额数，不等于一定能买到这么多马。洪武三十一年（1398），曹国公李景隆赍金符往西番以茶易马还京，凡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13,518匹⁽⁴⁹⁾。此种规模当不常有。据《明太祖实录》上零星记载的兵部岁末奏报“市马之数”，每年茶马司所购得的马匹远不及该额数，少者如洪武九年（1376），秦州、河州茶马司市马仅171匹⁽⁵⁰⁾；稍多者如洪武十二年（1379），“秦、河二州茶马司以茶市马一千六百九十一匹”⁽⁵¹⁾。

茶马司初建时，设司令一人，正六品，司丞一人，正七品。洪武十六年（1383），废司令、司丞，改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茶马司的管理及考核，委所在布政司实施。朝廷为强化对茶马贸易的管理，自洪武三十年（1397）始，派遣行人或御史专职巡视、督理茶马，至成化十四年（1478），令“遣御史一员，领敕专理茶马，每岁一代，遂为定例”⁽⁵²⁾，确立了巡茶御史专司茶马的制度。至正德二年（1507），经督理陕西马政的副都御史杨一清奏准，巡茶御史改为“两年一易”，并令“兼理马政、茶法二事。陕西行太仆、苑马寺官员专听约束”⁽⁵³⁾。此后，巡茶御史成为专理茶马之政的重臣，由皇帝直接派遣，并设立巡茶御史衙门（又称茶马衙门、茶院）作为常设办公机构⁽⁵⁴⁾。

6．盐马司

盐马司，即主管以盐易马的机构。洪武五年（1372）正月，“置四川纳溪、白渡二盐马司，以常选官为司令，内使为司丞”⁽⁵⁵⁾，品秩大概与当时的茶马司官一样，司令为正六品，司丞为正七品。洪武十六年（1383）五月，纳溪、白渡二盐马司与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一并降秩为正九品，设大使、副使各一人⁽⁵⁶⁾。其管理和考核也和茶马司一样，属所在布政司。盐马司大概仅设于四川，以四川井盐换取外番马匹。洪武五年（1372）二月，户部曾报告四川盐井数目，分已开、未开之数，并命会计各府州县军民每年的食盐数量，以及“盐马司市马岁额之数”⁽⁵⁷⁾。不过，这个“市马岁额之数”未见史籍记载。洪武九年（1376）十二月底，兵部奏报当年市马之数，“顺龙盐马司市马四百三匹”⁽⁵⁸⁾。这是《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的唯一一次盐马司市马的数字。顺龙盐马司当同属四川布政司，设立时间未见记载，在《明实录》中只出现这一次。笔者查阅洪武以后的历朝《明实录》，再未发现有盐马司的相关记载。这说明盐马司只存在于洪武一朝，对明代马政影响甚微，故作为马政专志的《马政纪》亦不载盐马司之事。

7．边境马市

马市亦是明代马匹的一个重要来源。马市是古代中原王朝以金帛茶盐白银等钱财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换马匹的互市，始于唐，中经两宋的发展，至明代趋于兴盛。明朝政府为了获得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是蒙古、女真族）的马匹，同时为了在政治上改善与蒙古、女真部落的民族关系，在东起辽东，西至嘉峪关的长达万余里的长城沿线遍设马市。据余同元先生考证，明代长城沿线“九边”地区具备市规市法和市易功能的马市有70余个，其中可详考的有50余个。这些马市分布在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这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之内，故史籍常以边镇名为马市名称，如“辽东马市”、“大同马市”等。明代马市以“隆庆和议”（1571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分别于永乐、正统和嘉靖年间开市，以官办朝贡贸易为主；隆庆以后，马市由朝贡贸易发展为民间自由贸易⁽⁵⁹⁾。不管是朝贡贸易还是民间自由贸易，马匹始终是蒙古、女真等部落用于交易的最主要物资，因此马市成为明朝政府马匹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马市兴盛的万历年间，仅宣府、大同、山西三镇的马市，有时一年的市马数量能超过五万匹⁽⁶⁰⁾。

因马市事关民族关系和边境安全，明廷对马市的管理非常重视，各处马市均有官员管理。永乐四年（1406），明廷首次在辽东开设“开原、广宁马市二所”，“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⁶¹⁾，即以卫所的千户主管具体的马市。宣德年间也是如此⁽⁶²⁾，而且辽东总兵官也须过问马市之事，要向朝廷奏报市马数量⁽⁶³⁾。嘉靖三十年（1551），俺答求贡，请开马市，因事体重大，嘉靖皇帝令兵部会廷臣计议，确定在大同五堡边外开立马市，命吏部侍郎史道兼衔右佥都御史，领敕前往大同经理马市事宜⁽⁶⁴⁾。史道到大同后，会同宣大总督苏佑、大同镇巡官徐仁等，差千户周池、通事王相等人出边知会俺答开市事宜，同时分委分守参议各官多方收买段绸布绢以为易马之资，令参将焦泽、守备丁淳挑壕设市。互市之时，由参将徐洪、游击刘潭、指挥张世俊等督同分投管理易换，总兵徐仁、副总兵王怀邦纪验印烙，当即发军士领养骑操。此次开市，共计买马2,780匹⁽⁶⁵⁾。可见，此次马市由皇帝委派朝廷大臣经理，边镇总督、巡抚、守备、总兵、参将、游击、指挥、千户、通事等各级文武官员均参与其中。此后，大型马市的管理，大致仿此。万历年间，太仆寺的官员有时也会参与马市的管理。如万历九年（1581），据宣大总督郑洛题称，马市“开市时，行太仆寺官移驻水泉营督监市，委官将所易夷马堪冲战之用者给军领回该道印烙”⁽⁶⁶⁾。

综上所述，明代马政可分为皇室马政（内厩）和国家马政（外厩）两大系列。皇室马政由内府的御马监掌管，外廷无权干预，其马匹有专门的草场牧地和草料厂，由四卫营和勇士营的旗军牧养。国家马政由兵部统领，兵部车驾、清吏司分管，而由太仆寺、行太仆寺和苑马寺专理。其中，两京太仆寺主管两畿、鲁、豫的民间孳牧，设卿、少卿、寺丞、主簿等官，提调各养马区域的管马通判（府）、判官（州）、主簿（县）等地方马政官员，督理马户孳牧马匹，主要供给京营使用。辽东、山西、陕西、甘肃四个行太仆寺主管北方边镇卫所营堡及沿边府州县官军民壮骑操马匹。辽东、陕西、甘肃（正统二年裁革）三个苑马寺采用官牧监苑制的方式专主孳牧军马，以供北方边镇军队之用。此外，另有隶属于地方的茶马司（均在陕西、四川）、盐马司（仅见于洪武朝的四川）和隶属于边镇的九边马市，管理边境互市马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