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部讲述激情与幻想的书。它道出了法国人之为法国人的原委，揭示了他们行为背后的情感，理清了他们的困惑与矛盾纠葛。它既不是老调重弹，也并非用常见的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术语大谈历史进步，更不是讲述权力日盛、自信膨胀的政府是如何主导历史的。相反，本书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个体如何应对来自政治、经济、职业和情感方面的压力，如何克服脆弱和恐惧，如何设法满足野心和喜好，又如何在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却发现有新问题接踵而至。本书写的是法国人，但企图寻觅的是人类行为模式下潜藏的共性。

政治和文学历来不失为外国人试图了解法国的两种途径。法国在这两大领域内的成就的确丰富异常、引人注目，以至于任何渴望了解现代民主运作方式或艺术想象的人都不敢忽视其在这两个领域的贡献。但我认为，文人、政客关于法国的看法对世人实有误导。我尽可能多方面地考察了法国人的社会生活，力图将法国人的观点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反复斟酌。在本书中，我尽己之力设法还原历史全貌，因为只有从整体出发，我们才能察觉其中某个事件或某种行为的重要性。本书分析了法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希望与理想，并将这些阶层分成了更小的群体，以便我们看清法国人如何更关注群体的内部矛盾，而非阶级斗争。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资产阶级在法国占主导地位，对此我并不认同。在我看来，法国是各类小群体的集合，是一个多元社会。这些群体既能战斗，又善御敌。每个法国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爱好、烦恼和品位，融入多个不同的群体。我发现，家庭并不是法国社会的支柱。通过调查父母对子女的态度、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态度，我得出结论：家庭虽然能给人以安全感，但它也是人们精神压力的来源。人们之所以将和睦的家庭立为典范，是因为这样的家庭在现实生活中实属罕见：1900年，只有54%的婚姻关系维持了15年以上，45%的小孩在十几岁时就成了孤儿。我还研究了妇女选举权运动有何缺点，色情文学与卖淫交易缘何持续猖獗，青年人如何巧妙摆脱社会约束，阻碍人们建立友情的因素是什么。通过探查是什么因素促进了民族统一和团结，我发现所谓的民族认同感的提升只是表象。虽然法国人的语言、思维和表达方式让他们看上去与众不同，但民族认同感与人们是否讲同一种语言、是否拥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无关。我解释了为什么教育能在开阔视野的同时假借平等之名，鼓动人们热衷应试、不断竞争。那些致力于文化事业的知识精英不断涌现，这让人们忽视了底层大众对精英价值观的态度——不能认同，难以接受。我解释了法国人如何把自己和其他国家的人区别开来：为什么他们对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的偏见根深蒂固，但与此同时又允许法国国内存在按地域划分的各种族群。我研究了何谓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阿尔萨斯人或者奥弗涅人。法国人虽表面团结一致，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时常针锋相对。我在书中描写了法国艺术家们如何在反叛中崛起，法国文学因何名满天下，法国服装时尚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又是什么不断推动着法国餐饮业新标准的产生。我也力图解释为何法国在外交和军事上渐失往日荣光，却在上述那些领域成了全球的领头羊。我还描述了法国人对科学进步的矛盾心理，对腐败和迷信的纵容态度，对民族认同感的推崇，巧用幽默工具保护自己、反对暴君统治的方法。这种探索让我走进法国人的私人生活和情感世界，了解他们的忧愁，知晓他们如何一边推崇个人主义，一边缓解精神压力。我还指出法国人在与他人相处时，何时容易使用暴力，何时容易伤害他人，指明了服兵役对他们有何影响，他们能从殖民地寻求何种补偿，他们如何对宗教纷争感到失望，以及他们在生育方面会感到怎样的焦虑。

相对于我之前深入探讨过的话题，政治显然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人们对它的了解更多，论述也更多。通过了解人们如何交友、如何待客、如何对待仆役，我们可以了解人类行为，而政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检视人类行为的机会。毕竟，有关公共生活的记录比日常家庭生活纷争的记录详细、清楚得多。政治学家总愿意相信政治左右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讨论过的许多话题都没有牵扯政治，因为我认为毫无必要谈及政治。每种活动都有其各自的主题、关注点和发展走向。依我之见，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衍生诸多迷思和谬见，它们让法国人感到迷茫和困惑，使他们难以做出判断和取舍。我绝不坚持传统的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二分法，反而视之为阻碍明辨时局和真相的绊脚石。二分法让久失意义的历史分歧变得根深蒂固，使重要、复杂的问题看似简单且易解决，使法国人态度的多元性不为人知，法国人因此很难了解他人真实的意见和看法。于是，民主仍旧是一副原始和幼稚的面孔，人们无法自由地表达欲求，更遑论实现，他们只好在红蓝两派中做出选择。我认为，是知识分子阶层让这种简单化的二分法大行其道的。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分子曾在法国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并极具影响力，但我想告诉读者的是，他们产生的影响与他们认为或者声称带来的那些影响并不完全相同。法国知识分子在其所处的时代曾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有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他们的特点是：无力忍受生活中的种种对立，却又虚伪地生活在这些矛盾之中；他们力求用走捷径的方式消除矛盾，故极力推崇用原理、公式等简单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问题。他们向大众解释为什么国家会四分五裂，用政治口号说服各党派，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历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解读就准确无误，也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就应全盘接受他们的解读。

知识分子传播过三个错误的观念，其影响广泛、深远。第一个便是法兰西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他们构想出什么才是完美的法国人，苛责乡下人和见识少的人，几乎不把后两者当人看。他们的想法多少有些在理——法国人从表面上看的确越来越趋同了，但这并未消除法国的地域差异，这些差异反而变得愈加鲜明。知识分子曾宣扬、奉行个人主义，他们自己就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成长的，但这种主义并未起到团结的作用，而是加剧了分裂。事实上，知识分子所谓的“法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可能连他们自己也讲不清楚。一个世纪以后，如果欧洲大陆真能实现联合统一，那时人们就会发现，主张统一的民族主义阶段不过是法兰西历史上的美好瞬间，国家统一只不过是人们信以为真的痴念妄想。一项针对1914年“一战”动员的研究指出，彼时法国本应全国上下搁置争议，同仇敌忾，抗击德国，为1870年的普法战争雪耻，但实际上，当时的法国人参战热情不足，缺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另一篇论文研究的是1914—1939年的法国老兵。研究显示，这些老兵十分唾弃沙文主义，不相信民族统一的神话，而是更多地把命运同自己的家乡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错误的观念是：法国只分为左、右两派，或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对政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分析，我详细解释过为什么这种二分法流于简单。人们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要么属于这个派别，要么属于那个阶级，其实这都是受知识分子影响的结果。在实际生活中，人的行为复杂多变，其言行并非完全对应其秉持的信仰、原则。比如，地主、债主、放贷者、政府税官可以让一个农民饱受折磨，而邻居的嫉妒、自己对体面和荣耀的追逐同样会使他深感痛苦。这些情况会同时出现，彼此交缠。因此，这个农民就不得不用一系列的悖论来描述他对人生的看法。长期以来，同一行会的工人相互仇视，以致巴黎右岸的木工拒绝和左岸的木工一起工作。到1966年，大型工厂里44%～47%的金属工匠认为资本家就是他们的敌人。不过，小型企业里只有12%～15%的人这样认为。工会没能吸纳大多数无产者：1935年的私人企业中只有6%的员工是工会会员。我认为，主导个人行为的是社会流动性，以及竞争、焦虑等因素，而非阶级斗争。此外，妇女和儿童各有喜欢与讨厌的人和事。第20任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曾宣称，法国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四，这离真相倒是近了一步。我认为，法国就像马赛克图片，混杂着趋同性和冲突性。假如两方恰恰分属于对立的传统派别，即使他们有共同的志趣也不会合作，这就是派别二分的“意义”所在。求变的知识分子比谁都起劲儿，“不遗余力”地使法国陶醉于古老的排斥性二分法，变成十足的墨守成规之国。

知识分子传播的第三个错误观念是，大多数问题可以通过教育来解决。教育造就了知识分子。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蒲鲁东说过，民主就是平民教育。平民教育这剂良药基本是免费的，法国社会已经喝了整整一个世纪，由此成功地把主要的财政开支从军费支出变为教育支出。但是教育并未满足国家之需。与“教育无所不能”这一虚妄看法类似的另一个观念是：要实现变革，就得先通过革命或立法对机构或制度进行变革。这一看法反映了一种基本的矛盾心理：知识分子把政治放在首位，但又相信思想的力量。实际上，他们从来不知道思想是怎么改变的。他们强调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其结果是法律和宪法变个不停，这种“变个不停”又让他们深感不满，但“变个不停”又是法律机构和当权者施用权力的明证。知识分子行使权力最充分的表现就是培养出了一批令人讨厌的技术官僚，并对他们既爱又恨，这些技术官僚实际上延续了旧时那种中央集权制下仁慈但专制的传统。

我认为法国人并不清楚分裂他们的是什么。各种机构、组织中的人讲不清楚什么对他们来说最重要。如何参与民主本应是革命要解决的问题，但从未见问题得以解决的迹象。不管是哪个政党执政，它总是与民作对、维护自己。旧制度的那一套传统做法仍在延续，比如一直“活到”苏联时期的“沙皇”。政治家坚称，只有通过国家背后的政党，变革才能实现，因此变革总带有派性，总会让人卷入与对手的争斗，而无人力图搞清楚法国人有何共同的目标。只有在争锋陷入僵局，遭到极端主义分子（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则会变得温和）的背叛，政府在执法过程中软弱无力或者在民众逃税和犯法时，对抗的双方才能达成一致。以上种种做法都已成惯例，人们因此不再寻求共识。各个政党都在寻求共识上做口头文章。右翼时不时地对党派纷争宣战，喊出国家团结的口号，而喊口号的对象几乎永远是犹太人、共产党人、共济会会员等——右翼已将这些人从“国家共同体”中排除了。再者，右翼对“国家事业”的阐释总带有派性特征，这种阐释源于他们对“民族遗产”偏狭的理解。左翼一方面呼吁友爱互助，另一方面力争少数族群权益，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保护少数族群权益的做法包括罚没富人财产，摧毁教会，争取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我们先把政客所标榜的那些崇高的“主义”搁置一边，看看他们在现实中分成的两类：一类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民，另一类更喜欢逐步达成和解。但不管是以上哪种理政方式，它从未给予民众任何选择的机会。人们可以用开诚布公的方式商讨和寻求解决问题之道，但往往会遇到来自机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阻碍。民众层面遇到的诸多问题从未被拿到政治层面加以商讨和解决。因此，有关政治体制的那些讨论和争辩只是表面现象。

就政治史而言，19—20世纪的主要“战争”发生在牧师和校长之间。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可以站在同一立场上。实际上，双方都相信道德改革的力量，都不相信物质主义。另外，双方都相信，相对于享乐和贪婪，自律和利他是获得满足感更稳妥的途径。双方都对肆意扩张的商业社会持怀疑态度，都竭力避免受它的诱惑。与他们站在对立面的是那些物质主义者：他们相信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高于一切。他们这种信条的真正用意在于推动城市化、工业化，推广消费主义。这些从未成为政治问题，因此“反牧师之战”中的民众也就没有意识到这些是政治问题。于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那些切实的变化——技术革命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发生得静悄悄，在民主进程中竟然无人对此表达过任何看法，因为争论这些根本问题会直接触及不同党派的核心理念。社会主义者主张追求的目标必须极其崇高（在早期，他们主张采用的方法要非常符合伦理道德），但是他们很快就把物质繁荣和怎样进行物质商品分配当作重中之重。右翼党派长期以来支持基督教，宣扬顺从和谦卑，但是他们也认为追逐个人财富的积累是理所应当的事。故此，没有哪个党派能预想到法国文明的发展态势竟是如此。

政治史特别容易沦为少数派的历史。法国先由老人统治，当这种统治摇摇欲坠时，老人们便将权力分给了扩展的技术官僚群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主要由女人、孩子和年轻男子组成的法国社会竟能容忍这种体制。答案就是：执政者能够管控的都是生活中相对不重要的领域。另外，家庭之中有几个非正式的“政治领域”，比如温顺的妻子、听话的儿子，这是男人的骄傲，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梦想。

我认为议会政党不是政治生活的主角，它们不是磁极，不会吸引各方来跟它们进行讨论。我认为，政治思想家、牧师、党派激进分子和普通民众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理解政治。一般来说，牧师和党派激进分子从事的那些活动才被看作政治生活的内容。对民众来说，政治主要是对权威的反抗，所以对民主政治的研究不应该总是围绕意识形态、选举和立法框架进行，更应着力研究的是人们借以逃脱统治者重压的各种计策、遁词等。正因如此，通过政治机构进行的改革才缓慢迟滞、收效甚微。议会通过了法律和实际的执行情况完全是两码事。我觉得变革就像新思想，它通常被当作“入侵者”，或者像一个寄宿客，被单独放在一个房间里，防止给主人的家庭生活带来实质性改变。人们的生活并不整齐划一，而是各自按不同的时间标尺来过着自己的生活。有些人仍保持着中世纪的习俗，如饥似渴地研读占星术（1963年，53%的法国人会定期研读此类书籍）；有些人崇尚17—18世纪的理想，把古典文学奉为典范，教他们的孩子古典修辞法；有些人反感强加给他们的那些文艺作品，却暗中喜好色情文学、通俗爱情小说和恐怖故事，比如，惊险系列小说“方托马斯”的销量是意识流文学大师普鲁斯特作品销量的5倍多。但是，当善于揭示人类动机复杂性的著名导演让·雷诺阿执导的电影上映的时候却遭到拒绝。他的电影犹如一面镜子，要再过一代，人们才敢于在镜中正视自己。

政治操作都因循传统、如出一辙，这并非因为它忧民众之所忧，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而是因为它能使政治辩论看上去不偏不倚、客观中立。这掩盖了那些令人焦虑的实际问题，因为那些问题往往过于尖锐而无法被讨论。除了政治抗议，民众还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不满情绪。例如，工人通过频换工作来反抗压迫、寻求变化：20世纪50年代，42%的人换过至少4次工作，24%的人换过11个工作地点。反叛的孩子们发展个性、追求自我，义愤的女人们退居到她们自己的世界。街上行色匆匆的人们无视难以撼动的社会等级制度，雄心勃勃，努力向上攀登着社会阶梯，甚至无视医生关于“雄心是一种疾病，会带来可怕症状”的警告。年轻人为了反抗父母的严苛管教，去恋爱，和父亲对着干，去结交那些和自己的家庭与宗族合不来的朋友。最后，大家都借助幽默、无奈的自嘲，以及剧作家考特林所描述的那种入木三分的嘲讽和遗忘来对抗现实的重压。这些与个人情绪相关的行为都是政治行为。各种机构和制度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们可以被忽略。而难以忽略和更难摆脱的或许是人们的孤独感和精神焦虑，它们更令人痛苦、更令人难以忍受。

因此，我们不能脱离愤怒等情绪来理解政治。我试图勾勒出这些情绪的变化历史，但我会谨慎行事，不会提出一种新理论来取代我批评过的那些理论——若提出新理论，它也无疑会很快被更新的理论取代。历史学家研究的就是理论的兴衰。我无意声称发现了某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的普遍真理，或者找到了某种可以解释法国人特性的公式。正因为每一种理论、意识形态体系或“框架”在试图解释人性的复杂性时都不够充分，人们才强烈和迫切地需要创造出各种新的理论、体系和“框架”进行再解释。我们对人类自身知之甚少，不适合做出概括性强的论断。例如：人的大脑有数以亿计的细胞，但我们只掌握了少部分细胞的活动规律；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探知激素影响情绪和行为的奥秘；衰老过程会给人带来各种难以预料的影响，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释。人类的生存具有神秘性这一说法是科学，不是宗教。因此，我有意把我的论点和建议分列出来，而不是把它们裹挟在一张似是而非的因果网中。

我亮出的是一种态度，而不是理论。我相信一个人的个性特征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他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还远未被查明）。历史是一种手段，它让人意识到观点是主观的，偏见是主观的，人们所追求的独立性是主观的，恐惧也是主观的。我无意改变那些坚持己见的人，因为人们总有信奉某些观点的理由。每个人需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的态度或解释。问题的产生往往不是由于彼此意见不合，更可能是由于人们缺乏自知之明——太自以为是，自认为无所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