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小有钱”的严监生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几乎都为“两茎灯草”的情节所折倒，然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严监生的性格绝不仅限于悭吝，尽管作者仅在5、6两回中叙写他，赋予他的性格却是多方面的。

他是严贡生的胞弟，但一是贡生，一是监生。无论严大位是岁贡还是优贡，身份都比他高。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廪生、增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廪生、增生的附生入选则称监生（《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85）。何况，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即未能成秀才）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如小说中的周进）；更有富豪子弟为求一功名自高身价，亦可出资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监或例监。严监生显然属于此类。因此，尽管他在平民百姓面前尚有声势，但在凭文章考得功名的士人眼中并无地位。不仅乃兄严贡生视之如同无物，即令在资财上仰仗于他的舅爷王德、王仁对他也不礼遇，但他偏偏“家有十多万银子”。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就形成了他生性“胆小”的性格。

在封建社会中广有银钱而无社会地位，尽管“胆小”，仍然会招惹事故。而这个名“致和”字“大育”的监生，又没有与其名和字相称的本领，这就更招致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朱熹说“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所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焉”。与此相反，严监生在交接人物、应对事务时却常常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以致内受胞兄欺压，外受妻舅挟持，不但自身气恼而亡，而且祸及妻孥。

他与严贡生的遭遇也大不相同。他之所以出场，是为处置乃兄严大位的官司。当严贡生走避省城以后，差人就来找他说话。其实，兄弟俩早已分居，严大位这样的“细故”官司，即使在株连的封建社会中也不至于牵累及他。只因他“有钱”而又“胆小”，才被差人当作“有头发的”来抓。他也果然慌了手脚，“不敢轻慢”差人，既留他们“吃了酒饭”，又塞了“两千钱”。到此地步，他本已可抽身自保，却不知如何措办，又请两个舅爷——廪生王德、王仁前来商议，显而可见是一个极无主张的监生。但作者并非将他写成一个蒙昧昏聩的角色，他对乃兄一家就有清醒的认识。在他心目中，乃兄的劣迹一时“也说不尽”，遇到麻烦就“两脚站开”，贻祸于他，即使寻着，“也不肯回来”亲自了断；乃嫂则是一切听凭丈夫主张行事的“糊涂人”；五个侄子更是凶残贪婪，“像生狼一般”。正因为这样，严家的官司，不得不找“外姓”的舅爷来商议。果然，在王德、王仁的谋划之下，“用去了十几两银子”，了结了这场官司，把“一切办的停妥”。

不过，从处置乃兄官司的纠纷中，他的软弱无能更进一步为两个舅爷所窥知，从而触发了觊觎之心。但他对二王也是有戒心的，只是在当时形势下，不得不借仗“铮铮有名”的两个舅爷。但从此，严二之“财”与二王之“才”的势均力敌已被打破，二王开始对严二步步进逼。这在扶正赵氏的过程中有突出的表现。王氏虽为正妻却无子嗣，赵氏虽是“新娘”却是“生儿子的妾”。封建宗法社会中向来是母以子贵，王氏自然十分明白“生儿子的妾”对自己地位的威胁，而赵“新娘”也时刻图谋顶替王氏“大娘”的身份。在这形势下，二王似乎处于下风。但其实不然，没有他们的首肯，赵氏的正室身份也求不到。因此，赵氏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讨好王氏及其两位兄弟；严二为了扶正赵氏，也不得不屈从满足两位舅爷的无餍要求。当王氏“卧床不起”时，赵氏“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看看王氏“病势不好”时，她又哭求天地，说要替王氏去死。王氏对其言其行“似信不信”，但她逐日不懈地做去，做给王氏看，也做给众人看。因此，王氏在弥留之际，也不得不说出把她“扶正”的话来。王氏此言一出，“赵氏忙叫请爷进来”，“严致和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作者以春秋笔法，揭出“扶正”一事，不仅是“赵新娘”一人的奢望，而且也是与严二谋之已久的事实。

严致和对两个舅爷的心性是十分了解的，为了取得他们的同意，多方加以笼络，尽量满足他们的贪欲，一方面表示要修理“岳父、岳母的坟”，一方面又以“遗念”为名，送二王每人一百两银子，送两个舅奶奶许多首饰，并且还说明两个舅爷“备祭桌”的花销概由自己承担。此际王氏尚未断气，却“遗念”“祭桌”不绝于口，这种诛心之笔正表露了作者对严二的谴责。在赵、严的谋划之下，扶正一举得以如愿实现。不过却“用了四五千两银子”，这对于连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的严监生来说，未免肉痛。但也在这种比较中突出了严二扶正赵氏的强烈欲望。

欲望既经满足，接踵而至的却是失望。严二对赵氏的作为已逐渐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感情。扶正后的赵氏“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竭力讨好巴结，平素送米送菜不算，还要将大笔银子送给他们做应试的“盘程”，毫不心疼，但悭吝成性的严二却感到肉痛。当她说到王氏私蓄如何开销时，他只是“听着她说”，不表同意；继而见到猫将王氏“历年聚积”的银子跳掉下来，忍不住地“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这分明是他的“新妇不如故”——至少在聚积钱财方面——的懊丧情绪的强烈表露。从此，便“精神颠倒，恍惚不宁”。当赵氏劝他“丢开”家务事时，他便不由地突兀答道：“我儿子又小，你叫我托那个？”已经意识到赵氏不可信托。因此，病笃之际，寻思再三，仍然想到王氏的两个兄弟。他也明知二王不足信赖，但时至今日也只能托孤于渠辈了。扶正，要送钱；托孤，自然也要破费。可是王德、王仁收了银子，虽然“谢了又谢”，“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却无一句承诺照顾其子之语。在他亡过不久，儿子夭折，家产终于被大房夺走十股中的七股。至此，作者极为生动而又细腻地叙写了严监生“胆小有钱”的一生，从他安葬王氏、扶正赵氏的过程中，传神地表现了他从喜新厌旧转而念旧厌新的感情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人性的普遍弱点。同时，从其财产终被乃兄夺走的情节中，暴露了封建家庭中“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封建伦理道德已然破产的局面。

在作者生花妙笔的刻画下，严大位与严大育虽同为地主阶级有科名的读书人，但两人的性格迥然相异。如果说老大严贡生是一个攀结官府、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老二严监生则是一个胆小怕事但又刻意盘剥的守财地主。严贡生专门欺压他人，而严监生则多受人欺压，这就形成艺术对照。严贡生欺压的大多是劳苦群众，而欺压严监生的则大多为同阶级的读书人，这又是对照中的错综。对严大的讹诈，作者明写，详绘；对严二的盘剥，作者暗示，略写。但无论对严大与严二，作者均深恶痛绝，予以沉重的鞭笞。

在作者笔下，严监生和乃兄一样，在他的言谈行事中同时暴露出地主阶级豪奢与悭吝的双重性格。自然，严二的特点是悭吝，而严大的特点是豪奢，但并不排除严二也有“奢”、严大也有“吝”的一面，只是表现不同而已。作者以极其省俭的手法，一石二鸟地表现了这对兄弟的这种双重性格。严二夫子自道地对王德、王仁两位舅爷说：“便是我也不好说。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虽然，这番话语是向窥伺他的银钱的二王所说，不免有“哭穷”之嫌，但极为形象地表现了严大老官之奢与严二老官之吝。

不过，严大也有“吝”处，严二亦有“奢”处。严贡生省城娶媳，摆排场却不愿破费；携子返乡，显威风而赖掉船资。作者拈出这些情节细描详绘，不仅谴责其横行乡里、讹诈平民的罪行，也深层次地暴露其看重金钱、为人悭吝的贪婪本性，只不过作者将他的“吝”深置于其“奢”之中加以描写而已，如不深入体味则不易觉察。而对严二之“吝”，作者不仅让他夫子自道地予以透露，还从多方面予以烘托补衬。如对待其妻，为了答谢两位舅爷，王氏业已“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但“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王氏的省俭显然不当，却折射出其夫严二之异常悭吝。又如对待自己，已然病得“饮食不进，骨瘦如柴”，仍然“舍不得银子吃人参”。最后，作者又以他临终前因灯盏里多点了一茎灯草而不咽气的细节，虽夸张却传神地为他的悭吝性格添上画龙点睛式的一笔，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悭吝人形象画廊中一个十分突出的艺术形象。

至于表现严二之“奢”，也具有深刻含义。从作者所叙写的情节来看，他为乃兄处置官司用了十几两银子，为王氏之丧和扶正赵氏又用了四五千两银子，这都是自己多年苦心盘剥、撙节减缩而积攒起来的，但在顷刻之间因乃兄之牵累、为舅爷所勒索而化为乌有。甚至在病笃之际，为了托孤自然也是为了保产，更是肉痛地抛撒大量银钱，希冀“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同时，又吩咐赵氏将“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送给乃兄严大做“遗念”，送五个侄子“别敬”。严二如此安排，揆度其用心，无非像希冀两个舅爷那样，切盼胞兄、胞侄看顾自己的遗孤而已。如此漫撒银钱，似乎“豪奢”，却是被迫而为。但从他一向自奉俭薄而为亲友勒索的际遇中，正可看出地主阶级凶狠贪婪的本质。严二家产的被谋夺，遗孤的乏人照顾而夭折，立嗣又因严大做梗而未成，从此不但家破人亡而且断了香火，在这些描写中，显然寄寓着作者对他们有乖伦理言行的深沉不满，而读者却从其中可以了解“兄友弟恭”的真相，以及世事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