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启霖的灿烂人生

人物简介：雷启霖（1905—1994），祖籍甘肃靖远县，后定居聚宝堡（宁夏原惠农县尾闸乡尾闸村）。历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革宁夏省委员会委员，宁夏省协商委员会秘书长，甘肃省民政厅副厅长，甘肃省银川专署副专员，银川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银川市协商会议秘书长，宁夏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革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至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代表、常委，全国人大第二、三、四届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23年，18岁的雷启霖考入甘肃省立第五中学（今银川一中）。从北平来的中学教员陈振纲、余义晋、朱贵吾等都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们经常结合教学宣传五四精神，讲民主、讲科学，提倡新文化，教育青年人反帝爱国，选择革命道路。在北平、天津读书的兰州学生路过宁夏时，亦经常举办演讲，介绍“五四”运动情况，唤醒民众“救亡图存”。雷启霖与同学们由此受到了新潮流的影响。

1924年，在陈振纲、唐筱舟等进步教师的发动下，雷启霖参加了与宁夏城豪绅刘鹤泉的斗争。他拜读了孙中山的著作，十分敬仰孙中山，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雷启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反日爱国运动和平罗县中学生反对贪赃枉法的平罗县知事王之臣的斗争，迫使王退赃款二千五百银元，并用这些钱成立“学社”，以补助贫苦学生。

同年8月，冯玉祥部的国民军第二师在师长刘郁芬率领下前往兰州经过宁夏时，在其部做民运工作的共产党员进行革命宣传。特别是1926年9月17日“五原誓师”后，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入甘援陕”经过宁夏时，在冯部的刘伯坚、刘志丹、刘继增等一批共产党员宣传北伐战争的意义，号召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军阀与贪官污吏，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革命理论。从此，雷启霖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了解，开阔了眼界。1927年，雷启霖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西安中山学院学习。1928年因学校停办回到宁夏。

1930年春，雷启霖到北平的中国大学学习。与袁金章、王绪祥（张子华）等几十人成立了宁夏旅平学生会，他们座谈时事，研究马列主义，揭露宁夏的黑暗统治，先后集资出版《银光》《曙光》等刊物。期间，他们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及鲁迅等人的一些进步文章。他们领导的宁夏旅平学生会，经过屡上公文，大闹教育厅厅长刘保锷的办公室，几次围攻后来的教育厅厅长葛武檗等，胁迫其活动，争取到了外地大专院校学生公费留学。旅平学生会还向政府争得了宁夏学生前往各大都市大专学校升学和其他边疆省区一样的降格录取待遇。在对待革命问题上，他赞成共产党员李天才和王绪祥的意见，并主张在宁夏搞武装反对马鸿逵的残酷统治。

回宁求职

1933年，雷启霖与谈尚彦、王子端、李冲和、叶松龄等利用孙殿英的力量反对马鸿逵的统治。1934年后，他们一起来到中卫中学，在宁夏中卫中学教书时受到教育厅厅长“中统”分子童跃华、时子周、洛美涣等的排斥。1936年红军西征前，在潘钟林岳父家里见到中共代表王幼平，雷启霖受到很大启发。在北平学习时，同王振纲（王茜）、贺闻韶（李少白）以宁夏学生名义写了一份反对童跃华的小册子。回宁夏时，因在五原给王振纲写的信中有“我们要改变宁夏的历史”等句，雷启霖被反动当局关押十天。

1937年，经张子华（王绪祥）、袁金章、王振纲介绍，雷启霖认识了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拟让他出来工作，设法让他到银川任宁夏师范学校校长，以便利用该校作为中共地下活动的阵地之一，但因敌人对学校抓得很紧，最后还是没有成功。1938年5月，雷启霖到银川，经袁金章活动，在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任民运科科长。期间，该党部委员、“中统”分子杨作荣反对，借口他是当教员的不能办党务，遂于同年年底被解除。1939年春，雷启霖去中卫联中任教师，同年年底，又回到省党部任职。由于这些进步人士的支持与帮助，宁夏党的地下工作进展较为顺利。1939年年底，经李仰南介绍，他结识了崔景岳（新任宁夏工委书记）。

流亡外省

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办训练团，雷启霖、袁金章等人被送去受训，同去的还有马鸿逵的亲信赵文甫、李作栋等。雷启霖在训练团里揭发了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全团为之轰动。马鸿逵听后大发雷霆，扬言要处治雷启霖。从此，雷启霖再未回宁夏，流亡外省，过着有家难归的寄居生活。先后在西北农学院和陕西高陵中学任教，与马寿桃、武景惠、谈尚诚等成立小组学习时事，联络宁夏在各地的进步学生和青年，鼓励他们走进步的道路，并继续组织“反马”活动，还与马寿桃一起以“奴隶”的名义出过小册子，揭发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

1946年9月离陕西赴南京，准备参加国大会，提出严整地方政治的议案，揭露马鸿逵的暴政。马鸿逵以先发制人的手段诬告他是在缉“案犯”，早已潜逃延安。伪国大选举总事务所据此撤销了他的代表资格，由后补代表孙俭递补。

他到南京后，立即向伪选举总事务所说明原委，出示证件，证明自己并非“案犯”，经多方调查，百费周折，伪选举总事务所才恢复了他的代表资格。面对这一既成事实，马鸿逵遂命令他的驻京人员警告他：“当代表是可以的，但不准发言，不准提议案。”

然而，马鸿逵的淫威并未把他吓倒，他和袁金章等人利用伪国大开会之机，在会内外进行了各种“倒马”活动。会内，他们提出严整地方政治的议案；会外，他们以国大代表身份，在回答“远东新闻”等记者时，揭露了马鸿逵的罪行。还编印了《宁夏呼声》《血泪控诉马鸿逵的暴政》等刊物、传单广为散发，并于12月20日组织宁夏难民协会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历数马鸿逵一贯的投机卖身伎俩，要求中央立即撤换马鸿達，严惩汉奸。“倒马”活动愈演愈烈，马鸿逵恼羞成怒，一面指示宁夏省参议会各界代表100余人联合发表公告，为其歌功颂德；一面命令参加国大会的其他代表，利用宴请记者、报上登启事等手段为其辩解，大造舆论，指责雷启霖是“诋毁宁夏政治”“混淆视听”“别有企图”。

马鸿逵妄图扑灭“倒马”活动，采取卑劣的手段买通首都地方法院，于伪国大闭幕的第四天，即12月29日将雷启霖逮捕，并将雷启霖在宁夏的大小11口亲人全部关押，还派武装人员到南京，要求将他押回宁夏处置。本来默默无闻的雷启霖一时成了南京一些报刊的新闻人物，一些有识之士，态度明朗，立场坚定，拥雷反马。

逮捕雷启霖并没有把“倒马”活动压下去，反而使这些活动更加频繁，人数急剧增多，雷启霖的同学、同事、同乡袁金章等人连日奔走营救，向政府、参议会和各院部请愿。12月30日晚，“宁夏同乡请愿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介绍雷启霖被捕经过，并提出具体处理要求。在社会舆论和宁夏同乡的斗争下，再加上国大代表联议会，国民参政会驻京委员会、《中国日报》《西安国风日报》《南京救国日报》等的声援，加上蒋、马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以及刚刚通过的伪宪法，还要照顾国内外的舆论，首都地方法院遂将他移交首都最高法院。1月20日，雷启霖获释，从而使马鸿逵欲将他置于死地的阴谋落空。

雷启霖出狱后，立即向法院起诉，控告马鸿逵犯诬告罪。从3月起，雷启霖和袁金章等人联合宁夏旅外人士，以各种名义在诸多报刊上发表“倒马”文章，揭露马在宁夏的罪恶统治，如“出卖鸦片，毒害人民”“非法征兵，割据称雄”“横征暴敛，诛求无厌”“摧残教育、压制青年”等罪行。马鸿逵看到来硬的不行，就改变方式，以金钱、官位来收买雷启霖，也未得逞。这时，经袁金章介绍，雷启霖认识了民革地下党员，参加了策反活动，1949年他在南京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争取民主和进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不懈努力。他成为民革宁夏组织创始人之一。

返乡革命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后，雷启霖很快回到宁夏。由于马鸿逵的搜刮，群众有苦难言，困苦不堪，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进入宁夏后吃粮困难。他了解情况后及时向平罗县政府反映了群众缺粮的情况和呼声，由于该县干部是刚从老解放区来的，加上对他的情况不了解，误认为他是带头煽动群众反对政府征粮，便将他关押了起来。没多久，西北局来电批评了平罗县的错误做法，并责令平罗县当面给他赔礼道歉，并在《宁夏日报》上公开检讨。随后，他参加了银川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在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抗美援朝、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方面，雷启霖团结各界人士和各族群众，尽职尽责，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4年9月，雷启霖调任银川专员公署副专员，后被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任民政厅副厅长。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会中连续当选为副主席。雷启霖还是全国第二、三、四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六届政协委员。1978年12月恢复工作以来，雷启霖重视调查研究，向党委和政府建言献策，及时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提出宁夏南部山区应退耕还林还牧的建议，并被采纳。1986年6月，82岁的雷启霖实现了他几十年的追求，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建议下， 1991年银川第十三小学改名为“景岳小学”。

1994年12月27日，雷启霖匆匆走完了他曲折却光辉灿烂的一生。人们按照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贺兰山上，宁夏的山川将永远铭记着他。

（供稿：赵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