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地球不是平的
要问有关未来的问题,最好的立足点其实就是大地,要尽可能放慢脚步去旅行。
驱车穿越伊拉克北部沙漠后,第一道穹顶般的浑圆山丘突然跃出地平线,群峦叠嶂起伏,最高处可达10 000英尺(1英尺约为0.3048米),密布着橡木林和火山灰。身后广袤的平原,如同一张张大饼,我的库尔德司机回头望了一眼,不屑地咂咂嘴,哼了一声:“阿拉伯斯坦。”
再向山上看去,他喃喃地说:“库尔德斯坦。”脸泛出光亮来。那是1986年,当时正值萨达姆·侯赛因统治巅峰时期,气氛令人窒息。然而,只要我们走进深如地牢的山谷,或行人罕至的豁口,城区无处不在的萨达姆巨幅画像就会突然消失,伊拉克士兵也不见踪影,取代他们的是库尔德自由战士。他们身背子弹带,头戴包巾,身穿宽松的长裤,系着宽大的腰带。
从政治版图来说,我们并没有离开伊拉克。但是,这里却不是萨达姆统治的地盘,因为即使是萨达姆,也不可能战胜山脉天险。
持久的“自然”边界
大山具有强大的守护力,它保护着本土文化,防止其受到激进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侵蚀。同时,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大山又为游击队和贩毒集团提供庇护所。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写道:“最好把山民理解为流离失所、孤立无援的群体。两千多年来,他们不断逃离平原河谷地带,那里有政权机构的各种剥削与压迫。”比如说,正是在平原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建立起他的政权,把爪牙安插到人民中间;然而,20世纪80年代,我几次登上喀尔巴阡山脉,却很少看到集体化的踪迹。这些山脉号称“中欧的后门”,山上到处是原始树林和天然石料垒成的房屋,很少见到罗马尼亚统治者所钟爱的钢筋混凝土。
喀尔巴阡山脉环绕罗马尼亚,正如山脉包围着库尔德斯坦一样。喀尔巴阡山脉西部,是辽阔而空旷的匈牙利平原,点缀着煤褐色的土壤与绿色海洋般的草地。从这里开始,我离开奥匈帝国的欧洲部分,渐渐进入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一带在经济上相对贫瘠得多。喀尔巴阡山延伸出来的平地,为齐奥塞斯库的专制主义的形成创造了可能,相比之下,匈牙利的古拉什共产主义,强制性则要小得多。
然而,喀尔巴阡山脉并非与世隔绝。几个世纪以来,牵着牲口的商人们在古道上络绎不绝,将货物和文房雅玩贩至此处,由此,中欧的文化特征远远走出了本土,在像布加勒斯特和鲁塞这样的城市和乡镇扎下了根。但大山依然层次分明,第一层余脉向东南方向延伸,消失在阿拉伯和卡拉库姆沙漠之中。
1999年,我乘夜班渡轮,从里海西岸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发,赶往东岸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沃茨克。公元3世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期所说的突厥斯坦,发源地就在此。一觉醒来,眼前是人烟稀少的海岸,一排白色帐篷背靠着死灰色的峭壁,如同抽象画一般。尽管室外温度高达38摄氏度,所有旅客还是被命令在一扇油漆剥落的大门前排成一队,由一名警察逐一检查护照;然后,我们又进入一个空荡荡的、热得像烤箱一样的大帐篷进行随身物品检查,另一名警察翻到了我的胃药佩托比斯摩片,竟指控我走私毒品。
那位粗暴的警察还一把夺去了我的手电筒,把1.5伏电池倒在脏兮兮的地板上。他那冷酷又野蛮的表情,简直是此处环境的绝佳诠释。除了这间帐篷以外,整座城镇几无半点遮阳蔽荫之处,平坦空旷得让人感到压抑,很难看到物质文明留下的建筑遗存。我突然怀念起巴库来,那里毕竟还有公元12世纪的古波斯城墙,以及第一代石油大亨的梦幻宫殿里精美的壁画和石雕。在喀尔巴阡山、黑海、高加索地区,这些西方文化特征竟能顽强地保留下来,而再向东行进,欧洲的印迹便在我眼前一步步淡去,里海的自然边界成为欧亚的最后分界线,随后即进入更加荒芜的卡拉库姆沙漠。
当然,从地理上讲,土库曼斯坦并非毫无希望。相反,它体现了智慧的开启,见证了人类探索历史格局的进程。帕提亚人、蒙古人、波斯人、沙皇俄国、苏联以及突厥余部,不断入侵这块光秃秃又不设防的地域,但这块土地不容任何人在此永久扎根,这里几乎没有可以让文明存活的基本条件。这也印证了我对这里的第一印象的确没错。
再来讲讲另一次经历。我驾驶着汽车在沙漠中前行,地形表面开始逐渐升高,突然间,一马平川的戈壁大漠在我眼前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迷宫一般的地貌,时而是早已干涸的河床湖底,时而是叠加起伏的山坡,满眼尽是灰色和土黄色。惟有山顶上披着一抹夕阳红,映射着红赭色的霞光。从不同的角度看,太阳似乎只能照在更高更陡的山坡上。一股冷空气吹进汽车里,原来已到达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经历过白沙瓦的热浪熏蒸后,我终于呼吸到第一口山间的清新气息。
开伯尔山口规模不大,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它的最高峰不到7 000英尺,很少有陡峭的山坡。然而,1987年,在一个小时之内,我穿越阴曹地府般的火山岩构造带,通过尖削的峭壁和蜿蜒的峡谷,从印度次大陆诱人的热带平原,到凉爽的亚洲中部,最终踏上被废弃的戈壁滩。这边是黑土地、纯棉布、浓厚辛辣的菜肴,那边是大沙漠、粗羊毛、手抓肉,完全是两种世界两重天。
在这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一代又一代商贩像在喀尔巴阡山脉一样踏出连绵古道,但这里的地理环境却能给后人提供别样的经验教训。按照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苏嘉塔·柏瑟(Sugata Bose)的说法,这个所谓的“西北边境”,首先是英国人叫出来的,其实在“历史上根本没有界”。但是,印度波斯和印度伊斯兰板块的“心脏”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直接导致它们各自作为国家时,在地理疆域上丧失了内聚力。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更多“人工”边界。
智慧的开端——地理
1973年和1981年,我先后两次越过柏林墙,进入东柏林。顶部安装着粗管的混凝土幕墙足有12英尺高,横亘在东西德之间。西德这一侧,混居着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移民的贫民社区,看起来如同薄薄的黑白胶片一样,而东德一侧则残存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洗礼的建筑。在西侧,你可以顺墙行走,触摸任何地方,墙上到处是涂鸦乱画;但在东侧,你却能发现到处都是雷区和岗楼。
在当时,城市地面上突兀地出现监狱大院这种离奇事儿,几乎没人会质疑,因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冷战永远不会结束”,对于像我一样在冷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记忆,我们难免会觉得,柏林墙不管多么残酷和武断,似乎都与山脉一样永恒。然而,真理其实一直存在于书本和德国历史地图上。1989年初的几个月,我滞留波恩,为了完成一本杂志的约稿而查阅资料,偶然间发现了这些文字:
德国处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夹在北海、波罗的海与阿尔卑斯山之间,正如历史学家戈洛·曼(Golo Mann)所形容的,就像被关在一座“大监狱”里,四面大门紧锁,内心蠢蠢欲动,希望打破封锁,冲出牢笼。但因南北两面为山水阻隔,向外扩张就意味着只能东扩和西进,因为这两个方向没有地域的障碍。
戈洛·曼认为,100年以来,“毫无章法”和“不可靠”这两个词可以概括德国人的特性,他指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动荡时期,尤以俾斯麦的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为主要标志。然而,纵观德国历史,这两个词也可作为德国版图的大小和形状的最佳诠释。
事实的确如此。公元800年,由查理曼大帝建立的第一帝国,是一次重大的领土重组,其疆域范围不断变化,同时或先后囊括了奥地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以及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意大利和前南斯拉夫;后来,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导致西方基督教分裂,接着重大事变纷至沓来,点燃了三十年战争,战斗主要在德国土地上打响,中欧自此衰败;18世纪,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之间交叉重叠;19世纪早期,各个德语国家之间结成关税联盟;19世纪末,奥托·冯·俾斯麦以普鲁士为中心完成统一。
书读得越多,我越发现,原来德国领土一直经历着重组易手的过程,柏林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阶段性插曲而已。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制度也垮塌了。我常年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其他地方工作和旅行,对这些制度早已明了在胸。近距离看,它们似乎坚不可摧,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对我来说,它们突然解体的教训是一个信号,不仅说明所有独裁政权的基础并不稳定,还预示着在目前看似固若金汤、压倒一切者,实际上稍纵即逝。唯一持久的,是人民在地图上的位置。因此,越是在动荡年代,地图就越显得重要,它虽然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却是智慧的开端。脚下的政治版图瞬息万变时,只要认真思考历史的逻辑,你就能推测出下一步可能出现什么。
再来看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紧张对峙,暴力在边境的非军事区(DMZ)无处不在,这是我对这一地区的主要印象。2006年,我看到韩国士兵在与朝鲜士兵对峙时摆出待令出击的跆拳道姿势,一动不动地僵立着,握紧拳头,绷紧小臂,眼睛死死地盯着敌人的脸。两边都挑选了个头最高的士兵执行任务,目的是让对手看着就心惊胆寒。但是,这种形式化的仇恨,虽然目前陈列在铁丝网和地雷阵前供世人观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会被废弃,成为历史遗产。看看20世纪其他分裂国家的地图,例如德国、越南、也门,很明显,不管分裂多久,坚持统一的力量终将胜利,没有例外。
这种分久必合的进程,大多是在计划之外一举完成的,有时还会诉诸暴力。非军事区就像柏林墙一样,是一个没有地理逻辑的任意边界,把一个民族国家肆意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正如统一的德国一样,是我们应该期望的,或者至少应该有这样的打算。文化和地理的力量,可能在某个时刻战胜一切;而一个人为的边界是不符合自然的,所以也特别脆弱。
我也曾从约旦和以色列之间、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陆地边界经过,诸如此类的边界还有很多。现在,我更希望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鸿沟,从历史和政治学的角度经历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通过对地理的着重研究,从地图中看出更多玄机,从而模糊地管窥到未来的政治轮廓。正是因为跨越了这么多的边界,我对它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感觉这些地方的命运与我息息相关。我做记者已超过30年了,在这喷气式客机数小时即可飞越大洋和大洲的信息爆炸时代,一些精英舆论塑造者们高唱着所谓“世界是平的”,这使我确信,当下的人们都需要恢复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敏感性,这些能力我们已失去了很久。
我丝毫没有“世界是平的”的感觉。相反,我将向读者介绍一些貌似“不合时宜”的思想家,以便打消人们的错误观念,使他们不认为地理不再重要了。在这次旅程的前半段,我将深入挖掘和阐释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以便后半段运用他们的智慧,带领读者横跨欧亚大陆,了解从欧洲到中国,包括大中东和印度次大陆,这些地区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我要检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寻找到底缺失了什么,检讨一下我们是如何把它弄丢了的,然后试图恢复它。要放慢我们的旅行脚步,还要慢慢地观察,同时借鉴和援引一些著名学者的丰富学识。这就是我此次旅行的目标。
地理(Geography)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对于大地的描述”,常常与宿命论相关,意味着限制人的选择,因此含有贬义。但对于我来说,只希望通过地图和人口学研究等工具,为传统的外交政策分析作多一层解读,从而找到更深层和更强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你没有必要成为“地理决定论者”,但必须记住:我们越是对当前的事件疲于应付,个人及其选择就越显得重要;而当我们跨越百年历史审视问题时,地理则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中东地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中东何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就在我撰写此书之际,整个中东地区,从摩洛哥到阿富汗,所有专制政权都处于危机之中。寡头统治的旧秩序已难以为继,而通往民主化的道路却又艰难曲折,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大动荡时期的第一阶段,新通信技术的力量似乎打败了地理学派。卫星电视和社交互联网站已经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成为抗议者社区,始自突尼斯的变革使得埃及、也门和巴林等地的民主人士都受到了激励。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存在共性,不过,每个国家的事态发展方向都受到自身历史和地理特征的深层影响。因此,越是对这些方面有所了解,越会对有关事件表现出更少惊诧。
始于突尼斯的动荡,可能只是个意外。古董级的旧地图显示,今天的突尼斯过去只是一个集中定居点,相比之下,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在那时反而显得地广人稀。突尼斯向地中海突出,与西西里隔海相望,不仅在迦太基、罗马帝国时期是北部非洲的人口中心,在汪达尔、拜占庭、中世纪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统治时期也很繁华。西部的阿尔及利亚和东部的利比亚从地图上看只是模糊的地理概念,相对而言,突尼斯更像一个古老文明的集群。
在长达2 0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与迦太基(其范围与现在的突尼斯大致相当)离得越近的地方,发展水平越高。由于城市化进程在2 000年以前就已开始,突尼斯建立在游牧基础上的部落特征相对薄弱,研究中世纪历史的阿拉伯学者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也认为,这一特征对政治稳定非常不利。公元前202年,罗马将军小西庇阿在突尼斯外围击败汉尼拔后,挖了界河战壕或称为“罗马地宫”,用以标志文明的领土范围。这个地宫与目前的中东危机仍然有关。它从突尼斯西北海岸的塔巴卡向南延伸,然后折向东,直到另一个地中海港口斯法克斯,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条壕沟之外的乡镇较少有古罗马遗迹,今天仍然是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历史上失业率较高。2010年12月,西迪布宰德镇一名果蔬贩子采取了自焚行动抗议当地警察的苛待,就倒在离西庇阿防线不远的地方,这成了阿拉伯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这不是宿命论,我只是提供相关时事的地理和历史背景。阿拉伯民主变革从历史上看,正好发端于阿拉伯世界最先进的区域,也是在地理上最接近欧洲的地方。更具体地看,它又肇始于这个国家最穷困的地区,这里自古代起就长期被忽视,此后也一直没发展起来。这种历史知识可以增加对其他地方的理解深度。比如另一个古老文明集中地埃及,像突尼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也门,作为阿拉伯半岛的人口核心,一直怀有谋求统一的雄心,但因庞大的山区地形而备受困扰,这样的地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势力,助长了部落和分裂主义组织的气焰;或者还可以看看叙利亚,那缩成一团般的地形,使基于种族和宗派身份的分裂状态得到了庇护。
地理学证明,突尼斯和埃及具有天然的凝聚力,而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凝聚力就没有这么强。因此,突尼斯和埃及只需要温和的专制形式即可维持统治,而利比亚和叙利亚则需要更强硬些;至于也门,从地理上讲一直就很难统治。20世纪的欧洲学者,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罗伯特·蒙塔涅(Robert Montagne),一直把也门称为“条块分割的社会”,这里集中体现了中东的山地和沙漠地形。也门,在中央集权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徘徊,用蒙塔涅的话说,就是一种典型的“颠沛流离”的制度,“其本身十分脆弱”,因此不能建立起持久的政权。这里的部落很强大,中央政府则相对薄弱。
我们越是重视地图的价值,就越不容易造成失误。我们将不仅可以决定何时干预、何时不干预,还可以规划我们该怎样干预。
当前,全球性的政治动荡屡见不鲜,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难以管理,美国及其盟国应该如何应对,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地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对的方法。通过翻查研究旧地图和求教于早期地理学家、地缘政治思想家,我想在21世纪搞清地球的真相,相关的前沿性工作我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做了。即使我们可以发送卫星到太阳系外,即使网络没有国界,兴都库什山这样的山脉仍然构成无法逾越的强大屏障。任何旨在这些地方搞什么重建自由秩序的意图,都不能脱离这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