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十七从君学赋诗，廿年霜雪枉披襟

一

吴之振一生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他的朋友里，毫无疑问当以吕留良最为重要。

吴之振、吕留良是清初石门县文坛上的双子星座，他们两人的相识、相知，到后来的渐行渐远，是偶然，亦是一种必然。

吴之振小吕留良十一岁，两人相识于顺治十年（1653），吴之振十四岁，吕留良二十五岁。这一年，两人出应县试，并成为同届秀才。这时候，他们只是泛泛之交。真正走得特别近，进入“恋爱模式”，是在吴之振十六七岁时。

吴之振《晚树楼诗稿序》说“年十六七，始交晚村”。因为志趣相投，居处又相近，往来甚密，情如兄弟。吴之振《夏日口占四绝寄晚村兼示自牧侄》说：“十七从君学赋诗。”可见，吴之振早年曾向吕留良请教过诗学，这在吕留良《奉和吴孟举见寄次韵得八首》也可以得到印证：“坡老不逢王定国，穷人家具辄交谁。”俞国林先生《吕留良诗笺释》说：“晚村此处以东坡自拟，以王定国拟孟举，意谓晚村若未遇孟举，则其作诗之本领，可传授与谁欤？”吴之振写了诗，常请吕留良修改，吕留良《奉和吴孟举见寄次韵得八首》“木几横窗订旧诗，书来子建说违离。文章佳恶君须定，后世相知更有谁”可证。他们两人的诗风也相近，徐世昌《晚晴簃诗话》就说吕留良：“诗纯用宋法，风调雅近《黄叶村庄》。”

吴之振晚年为吴震方《晚树楼诗稿》作序的时候，吴自牧、吕留良早已作古，吴之振也已名满士林，他对于自己年轻时学诗的经历，说法起了变化。他说：

年十六七，始交晚村，又共摹初盛唐，互相砻错，乃数变而为宋人苏黄之诗。

这段话中，吴之振用了“共摹”“互相”等词，与年轻时候所说的“从君学赋诗”，意思已完全不同。从“从学”到“同学”，这种词汇上的变化，恰恰反映了他微妙、复杂的心理。

顺治十四年（1657）至十六年（1659）间，陆雯若、吕留良在县城举文社，吕留良邀请吴之振参与，徐焕《吴母范太孺人传》说为“晚村每事引之为助”。当时的盛况，据吕留良的儿子吕公忠说：

先君一为之提唱，名流辐辏，玳筵珠履，会者常数千人。女阳百里间，遂为人伦奥区。诗筒文卷，流布寓内。人谓自复社以后，未有其盛。

这不免有夸大之嫌，但至少说明文社的规模不小。按照吕公忠的说法，文社是吕留良发起的，但吴之振的说法却稍有不同，三十年后，他在《次韵送范广文性孚之官天台》一诗中回忆说：“士衡谈笑独登峰，把袂牵裾嵇吕同。”则发起者是陆雯若，至少是陆、吕两人共同发起，而陆雯若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当年的文社，吴之振说：“乘车戴笠人何在，深悔当年出肺肝。”对吕留良深致不满，当然，这时吕留良已经去世四五年了。

吴之振、吕留良早年相交，倡予和汝，感情至深，所谓“辄命相思笃，无烦驿使招”，三天两头聚会，不是在吕留良家的力行堂、水生草堂，便是在吴之振家的寻畅楼。吴之振说：“此地自饶朋友乐，相期吾道未全疏。”吕留良则说：“从今也拟相依傍，分取云龙合与谁。”希望一辈子不分离，简直可以用“热恋”来形容。

康熙五年（1666）之前，吴之振通过吕留良，得交黄宗羲、黄宗炎、高旦中、陈祖法、万斯选、万言等浙东朋友圈以及黄坤五、黄九烟等遗民。在此期间，吕留良向朋友圈发起“耦耕”的倡议，希望大家一起归隐南阳村，这其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当然不可能实现，但吕留良还是请谢文侯画了一幅《耦耕图》，算是聊以自慰。《耦耕图》中，只有吕留良、吴之振。很多年后，吴之振再次看到这幅画，触景生情，赋诗道：“重披老泪沾羔袖，眼底悠悠孰与娱。”

吕留良开拓了吴之振的交游，吴之振也在生活上给予吕留良帮助，送钱谷，送山茧绸，送葛布，送茶叶，送砚台，送炭，送西香，无微不至，施者不厌。又据张履祥《言行见闻录》记载，吕留良姐夫朱韫斯家境贫寒，其父去世后，吴之振还帮忙资助送死之具，不仅帮助吕留良本人，连吕留良的亲戚也一并照顾，如此无微不至，可谓难得了。吕留良《与吴孟举书》说：“受兄之惠，真更仆难数矣。”当然，后来两人关系不和时，吕留良干脆说：“感恩有之，知己则未。”甚至说这些物质上的帮助是“犬马畜及也”，这不免说得过分了。

康熙五年（1666），对吕留良、吴之振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吕留良拒绝课试，被学使除名，革去秀才；又因为共买山阴澹生堂藏书，与黄宗羲之间起了纠纷，几近绝交。吴之振于是年八月往杭州赴乡试，名落孙山；同月，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漂”。十几年来，吕留良、吴之振一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当时只道是寻常，吴之振的北行，使吕留良倍感孤寂，他赋诗道：“千里寄君双眼去，三秋报我一镫深。”

吴之振在北行途中，最让他思念的，除了妻子、子女，便是吕留良。他在《九日》诗中写道：“遥忆南阳诗酒伴，檀栾应得念吴郎。”在途中吃到蟹，第一想起的还是吕留良，并作《食蟹怀晚村》诗。“怀晚村”，成为他一路上的重大主题，他甚至在《怀晚村》诗的末尾，直接说：“舟中频梦用晦。”这事倘若发生在现代社会，发个朋友圈的话，大概会让许多人吃醋的。

康熙六年（1667）至次年（1668），吴之振、吕留良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吕留良《与沈起廷书》说自己与吴之振：“表里无间者十有五年，而有刘胤楷、余兰之变，赖兄与诸友绾合。”刘胤楷是康熙四年至八年的石门知县，余兰则事迹不详。所谓“刘胤楷、余兰之变”，究系何事，今已不可考。此事幸赖沈廷起等人调解，吕留良、吴之振往来如故。吴之振《宋诗钞·凡例》说：“晚村虽相晨夕，而林壑之志深，著书之兴浅。”相晨夕，说明交往仍然频繁；吕留良此时对《宋诗钞》没有像以前那样热心，“林壑之志深，著书之兴浅”，大概跟刘胤楷、余兰之变所引起的吕、吴不和存在一定的关联。

康熙八年（1669），张履祥受吕留良之邀，到石门吕家设馆教书。张履祥劝吕留良等友人刊刻程朱遗书，吴之振就是一个重要的执行者，所以他第二次“北漂”的时候，不仅给名流们赠送《宋诗钞》，同时也送朱子《近思录》，如卫既齐《赠吴孟举》说：“宋诗百余卷，大雅赖不坠。遗我《近思录》，复见原次第。”也正因此，吴之振也被当时人称为“道学风流，当代景仰”，其实，吴之振与张履祥、吕留良不同，他并不是道学家。

康熙十年（1671）八月，吴之振开始了第二次赴京之行，吕留良托他带信给徐倬，吴之振抵京后，有《柬徐方虎》一诗：

吕五南阳寄尺书，殷勤白也近何如。

缄縢药裹秋阴薄，屏挡诗囊夜雨疏。

东国旧传修禊事，南州新说聘贤车。

论文共买燕都酒，定有长篇慰岁除。

诗中“南州新说聘贤车”一句，说的是龚鼎孳委托徐方虎、朱矞三向吴之振转达邀请吕晚村至北京评选房书，并商量迎请之礼。吴之振毕竟是吕留良的知己，直接答复说：“晚村一至长安，则晚村先失其晚村，合肥又何取于晚村哉！”

吕留良知道此事后，感叹道：“孟举可谓深知我矣！”

尽管吴之振、吕留良此前已经出现不和，但十多年相交，知根知底，感情基础是坚固的。吴之振第二次赴京，吕留良非常关心，可以说无微不至，他写信给吴之振：

凡事尤当加意敛约，以坐馆为上，依友次之，断不可自借华寓，借华寓则必将供帐宴会，内无人必至畜姬妾，从此铺排，不可收拾矣。区区所祝，惟愿兄谨交游，远声伎，节浮费，啬精神，马吊之戏断勿复近，傍人劝服槐花饮子勿与商量而已。其中尤要慎赫奕之迹，古来文人失足，未始不因文字相知也。近日友朋在此中，大约只争目前些小得失，不复知有平生品行，蝇营狗苟，真不可令冷眼人静处笑看。

吴之振也依然视吕留良为“大哥”，唯大哥马首是瞻。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吕留良得知沈廷起发起建造寺庙“小齐云”，十分生气。因吕留良崇奉程朱理学，距佛甚严，于是出面力阻，事不果。于是写信给吴之振，希望吴之振出面，请石门知县杜森干预、制止：

此事惟兄能为，更无第二人能助力者，万祈留神行之，以必得为妙。庸人视此等事极懈极轻，弟视之则最切最重，平生热血，惟吾兄前可直洒，亦惟吾兄能扫拭之耳。

吴之振是个三教兼容的人，他自己说“竹洲精舍语溪南，白足黄冠尽盍簪”，他家里，和尚、道士常来常往。可以想见，按照吴之振的性格，倘若吕留良不出面阻止“小齐云”，他不仅不会阻止，也许还会赞助一大笔钱。但碍于大哥的面子，吴之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恶人”，跟知县交涉几番，最终满足了吕留良的愿望。

康熙十三年（1674），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吕留良、吴之振终于分道扬镳，从此以后，两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记录，各走各的道。事情的起因，据吕留良《与沈廷起书》说：“舍侄为其仆所诈，则断断不可，弟以族主受诈，无不可也。”此事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无论如何，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只能说是导火线，而不是根本原因。吕留良《与沈廷起书》中说：

富贵利势，天下之同好也，必曰诗书礼义；参禅付法，古今名士多为之，必曰异端邪说之当辟；骄奢淫欲，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必曰收敛保啬，毋逾绳墨；谐臣媚子，所以娱心志也，必曰亲君子远小人；戏弄博簺，讲习声技，豪家之风流，悦世之善物也，必曰是非君子之道，名教中自有乐地；凡吾所欲为，游吾门者皆当逢迎顺旨，虽否亦可，此忠于所事也，必曰是则是，非则非。一冰一炭，一朔一南，背驰辽绝。

从这段话中，吕留良给吴之振列举了“罪状”，比如参禅付法、骄奢淫欲、听信谐臣媚子、戏弄博簺、讲习声技等，凡此种种，都是吕留良平素十分看不惯的，他最痛恨“僧妓客游之徒”，训示子孙“僧尼老佛，不许往来”。吕留良在《客座私语》中又说“优剧素所痛恨”，《遗令》中也说“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而吴之振则明确说自己是“妓院僧寮两结缘”，一生娶了六个妾，而且在家中养有专门的戏班，他尤其不喜伪道学，所谓“拘人礼法计全非”。与吕留良的做法完全相反。因此，吴之振、吕留良的矛盾，看起来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实是道学派与逍遥派的矛盾，根本原因是三观问题，也即古人所说的“道”。

吕留良希望与吴之振“同切劘于正人君子之途”，于是多次正言劝谏，然而吴之振没有听从。吕留良认为，他与吴之振已经是一冰一炭、一朔一南，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吕留良委托沈廷起转告吴之振：

今者孟举原未尝绝弟，弟自不可立于孟举之庭耳。吾兄往矣，致语孟举，江湖浩浩，游乎两忘之乡。

很明显，这是给吴之振的绝交书。

吕留良与吴之振绝交，他的朋友圈都觉得有点过分。董雨舟对吕留良说：“过此以往，纵有道义金兰接踵而得宁有如此者。”像吴之振这样好的朋友，到哪里去找？沈廷起也出面调解，但吕留良却说，他与吴之振：“所争在志趣，不在事迹。事迹可以修释，志趣不可以修释也。”说得很决绝，三观不同，没法做朋友了。

收到绝交的信息后，吴之振写下了《别燕》一诗，用比兴手法，对吕留良的“忘恩负义”予以讽刺，当然这都是气头上的话，吴之振向来为人厚道，他在诗的结尾，依然笔锋一转，意存温厚，交绝不出恶声：

秋来忽秋去，譬彼梁上燕。

寒热节乍更，飏去不一恋。

还记相识初，阑干护深院。

结巢玳瑁梁，高亚得稳善。

衔泥多点污，未忍略呵谴。

饮啄计及时，粮稻手亲选。

临风梳翅翎，毛羽光如练。

或虑虫虺侵，时防风雨战。

金铃响铿铮，鸷鸟目敢眩。

暇日集嘉宾，堂上开华宴。

凄迷杨柳丝，匼匝桃花片。

万唤复千呼，帘栊巧遮面。

啁啾弄好音，肯逊流莺啭。

清杨白雪词，的历明珠串。

爱护缚红绡，品鉴题黄绢。

鸾凰不发声，美誉一身擅。

双轮倏奔驶，流火若闪电。

绛帏卷桃笙，檀箧悲团扇。

甃寒修绠绝，拨促繁弦变。

闲情薄秋云，去意同飞箭。

去去尔何之，他乡复异县。

何以赠将离，欲语气先咽。

留彼岁寒操，明年好相见。

与吴之振绝交以后，因为朋友圈都觉得吕留良的做法未免过分，而吕留良一向性格强势，他尽管在《谕大火帖》中说自己“吾平生徇友为人，自一身外，无所不可，然每不见德而见怨”，朋友们为什么多“不见德而见怨”，吕留良并没有反省，反而显得甚为负气。在与吴之振绝交后，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写了《乡居偶书》，通告朋友圈：

某迂戾无状，屡获罪于贤豪。循省愆尤，两仪充塞。而硁硁之性，顽不可改，必将蹈国武之祸。用是屏迹邱樊，不复溷厕里党。所冀知交待以“移之远方，终身不齿”之例，爱我者譬某浪游未返，晤言虽渺，笔札可通；见恶者譬某已为异物，不见其人，亦将置之不校。则恩怨可以胥亡，是非可以不论。江湖浩浩，放此馀生，皆长者之赐也。城市义既不入，村中亦无礼数见宾，傥犹以往返驱使相责，有断不能奉命矣。

很明显，这是吕留良因为吴之振而“迁怒”到整个朋友圈了。其实，话说得越气愤越决绝，更见得他的心里越放不下吴之振。绝交，是对吴之振的伤害，更是一种自戕。

二十年友情，不堪一击，吴之振失望透顶，作了一首《书投赠诗卷后》，开始质疑友情，思考人生：

廿年霜雪枉披襟，道路修长底用寻。

冷热惊心催节序，烟云过眼看升沉。

人如菊淡终难觏，谊比饧甜误到今。

数见不鲜真解事，五湖偏得铸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