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密友
爱玲并不是死读书的“书虫”。学业给她带来愉快，用功之余，她也是快乐的。与同学们在一起看人、谈天、游山玩水、品尝点心、品评衣着，她也乐不可支。对于这个未来的名作家来说，在大学期间，给她收益最多的不是教室和图书馆，而是香港（包括港大）的社会日常生活，尤其是后来发生的“一二·八”港战。霓虹灯、大酒店、影剧院、各式各样的奇妙故事、欧风美雨、文化犯冲，不同的风习，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的来自东南亚和英国的女孩子，都给她深刻的印象。对这些情景人物，她在上海也有些接触了解，但她的主要生活空间是张公馆和教会学校，所接触的范围要小得多。是香港为她提供了观察人生、体悟人性的极佳时空，而她此时亦开始了有意的观察和体悟。
港大同学来源极广，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有来自英国的，也有来自大陆的。学校的本地学生大都是圣斯提反书院毕业的，一个个都是阔小姐。有一位周小姐的父亲与爵士齐名，买了一个离岛盖别墅。有一天她请全宿舍同学去她家别墅玩。张爱玲没有去，原因是——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习，在校园中也显示出不同的性格。在有一年的暑假里，一群与爱玲一样无家可归或不愿归家的姑娘引起了爱玲的观察兴趣。她们本来就住在一幢宿舍，有所认识了解也不难。来自泰国曼谷的玛德莲，会跳妖媚的庙堂舞，“然而家乡的金红煊赫的神离这里很远了。玛德莲只得尽力照管自己，成为狡黠的小奴才”[58]。
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同学大都有一段修道院教育。爱玲从金桃表演的马来爱情舞和她对服装与面子的敏感中看出：“她生活里的马来西亚是在蒸闷的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另一个马来西亚姑娘丹女，别人认为她天真。“天真”到时常想到被强奸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爱玲觉得：“她的空虚是像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背景，没有传统。”[59]从个人看到了民族，看到了文化，爱玲的观察精细，分析精当，表达精妙。
有一天，宿舍里来过小偷，一群小女孩的反应不是恐慌，而是欣喜兴奋，像过节一样。她们平时无忧无虑，当遇到小偷一类社会不良的丑恶的现象出现在她们身边时，她们感到了刺激。一个个拥到爱玲的房间门口，叽叽喳喳地问：“爱玲小姐，你丢了什么吗？”充满了期待和喜悦。爱玲不忍扫她们的兴，但又确实没有丢东西，只好歉意地告诉她们。她们略带失望地走了，爱玲却陷入了沉思。她觉得她们的快乐是单纯的甚至单调的，没有边但也显得空洞。虽然在香港较在上海充实快乐，但张爱玲仍然不是很喜欢主动与人交往。“我是孤独惯了的”，多年后她回忆说，“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别人一样。”[60]依然是一个有主见、有个性的人。
只有在一个人面前是例外——在港大，爱玲还结识了一个此后相好了几十年的女朋友炎樱。炎樱的母亲是天津人，父亲是锡兰人（今斯里兰卡）。父亲长年经商，家境富有，后来在上海开有珠宝店。她个子小而丰满，有着圆圆的脸蛋、黝黑的皮肤、会撒娇的眼睛。她的性格也是热烈的，给人的感觉永远是火辣辣的夏天。张爱玲常称赞她生得美，一种“大气”的美。她本名叫“莫黛”（Fettina Mohideer），“莫”是姓的音译，黛是因为皮肤黑。后从老师那里得知日本有一种专吃梦的兽叫“貘”，遂改“莫”为“貘”。貘如其人，梦幻而刺激。
可是“貘黛”读来不太好听，有点像“麻袋”，于是又改名为“貘梦”。张爱玲给她取名为“炎樱”，热烈而灿烂，神形兼备。炎樱也觉得张爱玲的名字不好听，总称她为“张爱”。
港战期间，由于战争特殊空气的感应，爱玲画了很多画，由炎樱着色。有幅画炎樱全用不同的蓝绿二色，使爱玲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古典意境。
这两位女同学，一个热烈，一个沉静；一个娇小丰满，一个高挑清秀。乍一看，外貌和性格反差很大，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形成了心理上之互补效应。何况两个对音乐、绘画、文学、时尚等等这样一些偏重于精神性生活的东西有共同的爱好，她们之间的交往也是审美性的。炎樱形容张爱玲总说其人“斯文”，是个“小姐”，属于仕女型，是她母亲以淑女教导的成果。但她一笑即大笑，这一点她忘了母亲的训导。虽然她们两人性格相异，相处却融和，从无争吵。除了有一次，炎樱在港大时一清早，泼冷水在张爱玲头上，故意将她吵醒。这次张爱玲发脾气了，高叫道：“Damn you！Damn you！”1939年夏天，张爱玲与炎樱结伴自上海去香港。船停在上海港口时，客厅中对座有一妇人，说她很易晕船。年轻的炎樱，听后即以肩膀摇晃起来，她身旁的张爱玲问她何事，她悄声说：“别管，跟我摇。”于是两女孩就联袂左右摇摆起来。摇了不久，对面妇人就站起来，说她晕船，须回房休息了。其实那船停在港口，还没启程呢。五十年后炎樱回忆起这场恶作剧，仍是乐不可支，坐在车里，也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叫人忍俊不禁。可见脱离了父母羁绊的张爱玲，也会有像个顽童的一面。[61]
有一天炎樱说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请她看电影，要爱玲陪她一块去。爱玲觉得别人请的是炎樱而不是自己，这样去不合适，因此不答应。但炎樱再三说：“没什么，不过是我父亲从前一个老朋友，生意上也有来往的。打电话来说听见摩希甸的女儿来了，一定要见见。”“摩希甸”即Mohideer，炎樱的父姓。于是，爱玲随她同往。到了中环电影院，门口已经有人迎上来，是一个高而瘦的五十多岁的男人，穿一套已经过时的泛黄的白西装。炎樱把爱玲介绍给他说：“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不料他神色窘极，快速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往炎樱手上一塞，咕哝了一句“你们进去”，就匆匆往外走。炎樱忙叫：“潘那叽先生，你不要走，我们去补张票。”但他连连摆手，又递上一个纸包，转身消失在人群里。炎樱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打开纸包，见是两块夹糖鸡蛋的煎面包。爱玲觉得过意不去，好东西吃不进味，电影也看不进去。两人中途退场。路上炎樱说起了潘那叽的身世。他是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是个生意人，与宓妮结婚。宓妮的母亲原是广东一家人家的养女，先跟一个印度人，第三次结婚跟一个叫麦唐纳的苏格兰人，所以自称麦唐纳太太。她认识潘那叽，硬要把大女儿宓妮嫁给他，他也很喜欢宓妮。但宓妮只有十五岁，在校读书，不愿嫁人。母亲骑在她身上打，硬逼嫁人，但很快就离了婚，宓妮把儿子带走了。从此潘那叽先生做生意老蚀本，一蹶不振。后来爱玲还见过宓妮和她的母亲。麦唐纳太太人高马大，六十多岁还很注意打扮，还有一双会调情的眼睛。望着这个一辈子靠与男人姘居生活的女人，爱玲也想着这类女人的命运。没有名分，没有太多的奢望，但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委屈，凭着自己的几分姿色和多次涉足男人世界的经验，更凭着朴素的生活愿望与能力，她们也“充实”地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后来，张爱玲以麦唐纳太太、宓妮、潘那叽等人为原型，写了她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连环套》。追溯其起因，则是这一场难忘的看电影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