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代石刻的新变与新质

宋代石刻较之于前代有许多新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有四个方面。

一是石刻地位的空前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宋代官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刻石制度，民间刻工也日益职业化、家族化、行业化，石刻被更主动、更广泛地运用于政治、文化、教育、文学等领域。

首先，宋代官方刻工数量较前代更多，且有专门负责机构。唐代以前未见官方专门刻工的记载，唐代始有专门的刻字胥吏，前期多隶属于将作监[57]，后期则隶属于中书省，且多为中书省玉册官、镌玉册官等任其职。[58]另外，唐玄宗即位后设立了翰林院，延请文章之士以及工于琴、棋、书、画、数术者为翰林待诏，他们的工作之一即是书碑刻石。[59]玄宗开元十二年（724）还设置了集贤殿书院，下设搨书手六人。[60]另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弘文馆下设搨书手二人，崇文馆亦设搨书手二人。搨书手的职责主要是刻写摹拓前代法书名帖及帝王宸翰，其关注点在书法，但亦与石刻密切相关。直到北宋前期，中书省仍下辖玉册院，设置镌字官、玉册官、金字官、彩画官等胥吏，从存世碑刻来看，宋代玉册官也大量参入了官方刻石工作。[61]综上所述，由唐代至宋初，官方刻工隶属于多种机构，以将作监胥吏和中书省玉册胥吏居多，但并没有专门从事石刻的官署。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设翰林御书院，书碑刻石多由御书院官吏承当，且御书院官吏与中书省玉册官可以兼官。《玉海》卷一百六十八“太平兴国御书院”条载：“唐有集贤殿御书院，皇朝太宗留意笔札，即位之后募求善书，许自言于公车，置御书院……院在崇政殿东北横门外，内侍掌之，有御书待诏，祗侯。”[62]《宋史·王著传》云：“（太平兴国）六年（981），召见，赐绯，加著作佐郎、翰林侍书与侍读，更直于御书院。”[63]龚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辞典》谓：“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始设翰林待书，宿直禁中御书院。……元丰新制改称书艺局，南宋初复称御书院。南宋建炎三年（1129）罢。绍兴十六年（1146）十一月十七日复置。绍兴三十年（1160）正月十七日又罢。……北宋时，勾当三人……御书祗侯十七人，装界匠九人，印碑匠六人，雕字匠五人。南宋绍兴十六（1146）年复置时……雕字二人，画细文一名，打碑二人……”[64]可见在太平兴国六年（981）便有了翰林御书院，且有了专门的办公地点，由专人值班，此机构一直存在到绍兴末年。由朝廷专设书法机构，专设石刻官吏，这一做法空前而绝后，充分显示了宋代官方对石刻的重视，对于宋代石刻的发展无疑有重要影响。

此外，宋代地方政府也有专门负责刻石的胥吏。宋释居简《北磵集》卷六《赠陈生》云：“郡刻工陈文颇臻妙，策其勋，吊其贫，书以为赠。”[65]此称陈生为“郡刻工”，其意似指陈文为郡内系籍刻工。崇宁元年（1102）刻《湘南楼记》的龙抃为桂州勾当、龙湜为勾当[66]。宣和六年（1124）刻《孔子小影并赞》的陈谅为山阴会稽待诏[67]。南宋乾道三年（1167）刻《南华寺方响》的游智文为隆兴府都料[68]。此外还有署为石匠作头的碑刻数种。称为勾当、待诏、作头、某府都料，显然是系籍于地方政府的专门刻石工匠。正因为宋代朝廷有专门的书法刻石机构，地方有大量系籍刻工，故宋代多次由官方主持大型刻帖、刻经活动，而太祖所立前代帝王与岳渎之碑，徽宗所立党人碑、大观圣作碑，高宗所立《戒石铭》等，都能迅速于全国各地刻成。

其次，宋代刻工的职业化、家族化与行业化特点更为明显。刻工的家族化在唐时已有，如邵建初、邵建和兄弟即是其中著名者；再如崔重忠、崔重宝、崔重贤兄弟同刻《汾阳修慈寺大德塔幢》；张元从、张元庆兄弟同刻《陀罗尼经幢》[69]，这种家族化的趋势至宋代则愈为广泛、蔚为大观。叶昌炽《语石》云：“北宋一朝碑版，安氏刻者为多，其最先者，为安宏、安仁祚，自建隆讫徽钦之际，盖百余年而其泽未艾也。”[70]叶氏还列举了所知安氏数代刻工共十四人所镌碑刻26种。像安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天圣六年（1028）所刻《唐兴寺经幢》为亢文义、亢文□兄弟同刊[71]；大观三年（1109）《江阴县寿圣禅院愫像记》为潘震、潘允升父子同刻[72]；绍定六年（1233）的《遗德庙记》为“姚江马信同男谦刊”[73]。还有一些可以从署名上看出来自同一家族，如刻《石保吉碑》的翟询、翟文□，刻《石保兴碑》的翟文均、翟文会，刻《洛阳郭氏墓幢》的翟文显，刻《洛阳杜泽里墓幢》的翟文翰。此数人同时，所刻碑都在洛阳，显然为洛阳同一刻工家族无疑。而刻《义从师幢》的翟灵芝[74]亦为洛阳人，时代相近，或为同族人。浔阳翟文庆[75]与翟文会等人相去亦不过二十年，从行辈用字看，或是同一家族。《石刻考工录》中同姓之人同镌一碑的还有霍希范、霍亮、霍奕；姚文、姚彦和；李寿永、李寿明；李寿永、李寿昌；何祖成、何惟忻；孙明、孙隽；陈璋、陈曦；王仲、王正、王绍文；王绍祖、王济；翁镇、翁进文、翁博文；张允迪、张允成；郭庆、郭谏；区华、区诚；阎永真、阎忠美（二人为父子）；李严、李昭素。这些人同姓又同刻一碑，有些从名字上看，明显为同辈，定为同族人当不会大误。而四川大足石刻以文氏镌匠出力最多，文氏先在安岳，后赴大足，先后六世，代代相承。[76]桂林刻工则以龙氏居多，清人谢启昆云：“碑刻中镌工著名者有龙抃、龙湜、龙枃、龙云从、龙光等，盖桂林镌手，龙氏能世其家云。”[77]证之碑刻，此言不虚。以上所述近二十家，足见宋代刻工职业化、家族化之普遍。

此外，宋代还出现了专业刻石作坊，如九江碑工李仲宁，因刻字甚工，黄庭坚题其居为琢玉坊。而此琢玉坊至南宋不衰，宋高宗绍兴六年刻《狄梁公碑》的蔡宏，即署为庐山琢玉坊[78]，此琢玉坊正在九江，当为黄庭坚所命名的琢玉坊。又南宋人孙绍远所编《声画集》卷一，载有僧祖可《李伯时作渊明归去来图王性之刻于琢玉坊病僧祖可见而赋诗》一诗，又有僧善权《王性之得李伯时所作归去来图并自书渊明词刻石于琢玉坊为赋长句》一诗，两诗为同一事而作，知王性之曾将李伯时所画《归去来图》及其自书渊明词刻石于琢玉坊。祖可诗云：“座上柴桑墟落烟，眼中百里旧山川。”善权诗云：“因君勒石柴桑里，便觉九原人可起。”《声画集》卷一还录有善权《奉题性之所藏李伯时画渊明三首》，其三《泛舟》云：“着鞭已惊南渡，举扇仍避西风。”[79]可见王性之刻石之琢玉坊即九江李仲宁琢玉坊，且其事俱在南渡之后。这两个例证表明琢玉坊在南宋时仍在经营石刻，则其经营历史至少达半个世纪。虽然宋代石刻作坊见于记载的仅此一家，但可以想见同类作坊应当还有不少。宋代朝廷专门刻石机构的设立及民间刻工的职业化、家族化、行业化，对于石刻发展有重要影响。

最后，宋代石刻地位的提高，还表现在宋代上自帝王下至官吏，以及理学家和一般文人士子对石刻的极端重视和充分利用方面。因后文中对于宋代帝王石刻、理学家石刻、文人士子石刻都将作具体论述，故此处不展开阐述，但宋代石刻在政治、文化、教育、文学等多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则是极为明显的事实。

宋代石刻的新变之二是数量较前代更为巨大，并且文学类石刻数量及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类石刻。宋代石刻总量究竟有多少，无法完全统计。因历史、自然及人为的原因，绝大多数都原物不存，留存下来的只是极少数。尽管如此，两宋石刻有原碑或有拓本存世者，数量仍然十分可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历代“石刻文献全编”中，只有宋代石刻独占四大册，从数量而言，为历代石刻文献存世最多者。对这些石刻作一全面的统计分析，虽不能再现宋代石刻的全貌，但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石刻数量、种类、镌刻情况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笔者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中收入的全部石刻[80]进行了统计，详见表1。

从表1的统计中可以看出，现有文字记录存世的宋代石刻总数仍有7200余篇，其中数量最大的是题识类石刻，其次是宋文与宋诗。宋代石刻中数量最多的是题识类石刻，总数达3715种，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为题名题记，若加上诗类石刻中的题诗，数量就更多了，这显然与宋代的右文政策密切相关。这些题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文学之兴盛，石刻与文学之关系更加密切。

题名最早见于东汉，如孝堂山石室画像第六幅有邵善君题名，《韩敕造孔庙礼器碑》碑阴有项伯修题名。唐代题名渐多，两宋最盛。叶昌炽云：

登彼西山，岘首留名之想。送君南浦，河梁赠别之言。或萧寺笼纱，续僧寮之佳句。或苔床拂缛，记仙洞之游踪。况夫游子山头，逐臣泽畔。冷泉判事，倥偬余闲。炎徼投荒，凄凉终古。于斯时也，山川登眺，俯仰兴怀，选石留题，以纪鸿爪。其人其字，大都出自雅流。某山某水，从此遂留古迹。姓名年月，皆考证之攸资。子弟宾僚，亦牵连而并录。此唐以后石刻，惟题名为可宝也。[81]

叶氏认为唐以后石刻惟题名可宝，乃是从考据角度立论，因为题名石刻留下了当时的姓名、事迹、官职、年月等，均可补史传志乘之阙，成为后世考证的重要资料。但是从文学角度而言，题名类石刻在宋代的勃兴，正是宋代文人充分参入刻石活动的结果，表明石刻已经成为宋代文人风雅生活的重要方面。

这些题名石刻虽然多数都只是简单的记事，但其中也不乏文笔精彩的短章佳制。而且许多石刻都与文人的游赏及诗文创作活动相关联，尤其是这些石刻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宋代文人生活的诸多层面，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生活的剪影，使我们可以借此窥见其精神生活的某些细微方面，诸如山中读书备考、同年期集宴饮、官吏升迁左降、上巳修禊、重阳登高、春日出游、夏日避暑，或寻幽访胜，或登高遣怀。特别是文人士子们常在国难时危之际，时时登高眺远，于题刻中一抒胸怀。这些题名都反映出题刻者在特定时空中真实的精神状况，从中可以窥见时代风尚的流变。叶昌炽云：“苏文忠笠屐所至，最好留题，以党禁多铲毁。南宋光尧后，士大夫渡江而南，临安为六飞所止，江皖不啻左右辅。即闽蜀楚粤之区，或请祠归隐，或出守左迁，林壑徜徉，自题岁月。其词皆典雅可诵，其书皆飘飘有凌云之气。每一展对，心开目明，如接前贤謦欬。”[82]钱大昕跋文彦博《宿少林寺诗》刻石云：“宋之盛时，大臣进退以礼。潞公以故相在外而恩遇不替，无忧谗畏讥之心。又州郡守臣更代之际，登临山水，觞咏如平日。盖上之察吏，不苛以簿书期会之细，而事亦未尝丛脞不治，真可谓太平之象矣。”[83]叶、钱二氏之论即看到了石刻题名与文人精神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若将这些材料加以综合，结合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及文化趋向作宏观分析，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诗与文仍是宋代文学的主体，而且纯文学性的诗文刻石数量巨大，对宋文名篇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今人虽以宋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样式，但宋代刻石的主要方面还是诗文。笔者据《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统计石刻宋诗851种，1391首，另有宋人刻唐诗11种，54首，而实际数目则远远大于此数目，如宋人蜀中所刻杜甫诗、苏轼诗，数量多、规模大，却都无拓本传世，原刻皆不存，均不可能统计在内。这无疑表明纯文学的诗歌与石刻的关联较前代更加密切。而且，在我们的统计中，纯文学性的文类石刻，在宋代石刻文中的比重也大大增加，详见表2。

在唐代石刻中，数量居首位的是墓志，墓志虽然也有极强的文学性，但究以实用为主，而在宋代文类石刻中，实用性的墓志数目大大减少[84]，而纯文学性的记文及箴铭颂赞类石刻数量大增。

推其因，一方面，宋代官员多风流儒雅，为官之时常常立祠堂、修学校、筑亭台、造楼观，功成之时则选石聘工刻之以文，故亭台楼阁一类记文特别多，宋代许多名篇皆由此而产生：如王禹偁《无愠斋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昼锦堂记》，范仲淹《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苏轼《超然台记》《喜雨亭记》，等等。

另一方面，宋代石刻记文中与学校教育相关的学记一类数量也非常多，总数达125种，这与宋代学校与书院的发达相呼应。北宋庆历、熙宁、崇宁年间曾有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令州县皆立学校；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开始了第二次兴学运动；崇宁时蔡京虽是借变法以固权，但也新建了辟雍，多次增加州县学生名额，强化三舍法，使之行于州县学。丰谊《绍兴府上虞县重修学记》云：“宋兴，列圣崇儒右文以化成天下。自庆历诏书行，学官始遍于州邑，县之黉舍盖鼎盛矣。”[85]陈傅良《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云：“煕宁初，行三舍之法，颇欲进士尽由学校。而乡举益重教官之选。举子家状必自言尝受业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为说。崇宁以后，舍法加密，虽里闾句读童子之师，不关白州学者皆有禁。”[86]而两宋书院一直颇为兴盛，在兴办官学与书院之时，刻石为记，以记述兴学经过，阐明办学宗旨，则是一种不期而然的惯例，这正是学记一类石刻数量众多的原因以及相关名篇产生的背景。

最后，受宋代理学思潮影响，箴铭颂赞类石刻也极普遍。《文心雕龙》论箴铭云：“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87]宋人重理，常镌刻各式各样的箴铭以修身励友，如范纯仁《布衾铭》，司马光曾书以刻石[88]，后又曾书之于范镇所赠布衾之上，死时乃至以此布衾覆于尸上。[89]《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中有铭类石刻75种，颂赞类石刻数量也不少。特别是赞类，共有56种（先圣先师赞虽常多至70余篇，但凡是同时同批所刻仅算作一种）。这些赞文以像赞与图赞为多，其中儒家圣贤人物又居大半。这些箴铭颂赞中也不乏名作。如朱熹所作《濂溪先生像赞》云：“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我人。书不尽言，图不尽意。风月无边，庭草交翠。”[90]以平淡之语道出思贤之意与向贤之心，余味深长，颇有引人见贤思齐之功。

宋代石刻新变之三是宋人刻石的当代传播观念较前代突出。由于当代传播观念的影响，宋代石刻在形制上有新变，在刻石方式上也与前代有别。宋代石刻在形制上与前代石刻差异并不大，但却出现了一个细微而耐人寻味的变化，这就是石刻形制受传播的影响，有了相应的变化。许多制碑者在刻碑时往往同时刻制两碑，内容相同而大小各异，即一大字碑，一小字碑，且小字碑常作小横石，刻好之后，拓本可以装成卷轴，如苏轼在黄州时曾为宝月禅师书《大藏经碑》，又写“小字行书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横石，亦佳”[91]，即是此种情况。周必大《题赵鉴堂快阁诗》亦云：“鉴堂赵公和山谷太和《快阁诗》，词翰殆可相亚。当时刻石邑中，至今犹存。又尝录小字本寄其弟湖州使君，岂平生得意句耶。湖州孙师奭实宝藏不敢失坠，来宰太和，既重修此阁，盍并刻此诗，如颜鲁公麻姑坛记，不妨大小字俱传也。”[92]又黄庭坚《与胡逸老书》云：“所喻写周兴嗣千字，于公何所不可。然常嫌千字太鄙俚，若欲刻石，用高尺许卷轴，草《黄庭》亦可耳。”[93]这种小字刻本主要是为了便于拓本后装成卷轴，便于阅览保存与传播，对于石刻的当世传播显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朱熹《家藏石刻序》云“近世刻石，本制小者或为横卷，若书帙，亦以意所便也”[94]，指的便是此种情况。虽然这种大小字同刻或小字横石的文献记录不是很多，但苏、黄都积极使用，应当较有普遍性，说明宋人对石刻的当代传播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石刻史上古人也有同刻两碑之事，最著名者为杜预，所谓杜预好后世名，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但杜预同刻二碑是为了防止陵谷变迁，乃为传于后世计。而宋人同刻两碑，一大字一小字，除有书法美的考虑，则主要是为了加强作品的当代传播。

正因为有明确的当代传播观念，宋代石刻在刻石方式上与前代也略有差别。除上文所言大小字碑同刻之外，还有几种新的现象。

一是一碑数刻现象。宋代佳作往往同时数刻并存，或因书写不佳及流传不广而不断重刻。如欧阳修《醉翁亭记》、陈瓘《责沈文》、苏轼《海棠诗》都有数刻传世。此外朱熹数次镌刻周敦颐《拙赋》，黄庭坚推荐其弟书写重刻曾巩《筠州学记》，亦为其中典型的例子，而这种现象无疑与宋人的当代传播观念相关。而政治类的石刻，如《戒石铭》《八行八刑诏书碑》等石刻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镌刻，更说明宋人对石刻的当代传播作用有明确的认识与充分的运用。

二是作家主动镌刻自己作品的现象较前代更为突出。如欧阳修在英宗治平四年（1067）曾将自己《思颍诗》十三首刻石于颍州，并作《思颍诗后序》同刻于石。神宗熙宁四年（1071），又作《续思颍诗序》云：“初陆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书所作十有三篇为思颍诗，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95]而后者未能及时刻石，欧阳修还曾致书其子欧阳发云：“《续思颍诗》何为却不刻石?问得言来，更数事别有画一。”[96]足见欧阳修对此诗刻石的重视及关心。再如，苏轼曾多次亲自主持将自己的作品刻之于石，如黄州时期的《海棠诗》，定州时期的《中山松醪赋》及《雪夜书北台壁》二首。[97]苏轼在《与王文甫》书简中云：“略奉此数字，殊不近意。《西山诗》一册，当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间。并拙诗亲写，与邓圣求诗同纳上，或能入石安溪亦佳。”[98]这是他将当时著名的《西山唱和诗》托请王齐愈刻石于鄂州西山。其他如祖无择、张孝祥、陆游等人都曾将自己的作品刻石。宋人甚至有时还特意征集诗文来刻石，如韩琦《阅古堂》诗刻、苏轼主持的黄楼诗文刻石，等等。

三是诗作汇刻，即将相关诗作汇集起来同时刊石的现象比较普遍。如上述欧阳修《思颍诗》、苏轼欲刻石西山的唱和诗，都是此种情况。再如陆游《跋荆公诗》云：“右荆公手书诗一卷，前六首赠黄庆基，后七首赠邓铸，石刻皆在临川。淳熙七年（1180）七月十七日陆某谨题。”[99]则此十三首诗乃汇刻王安石送行诗作。这种汇刻诗作的做法当是受到宋代刻帖的影响，但也与宋人刻石传播的意识相关。汇刻作品能增加诗作的传播量，加重石刻的分量。如宋郑獬《朝贤送陈职方诗序》云：“康定元年（1040），尚书外郎陈君以殿中丞出贰福州。于时朝中群公故人咸作诗以美之，陈君家于兴化，而福为邻州，又亲侍太夫人以行，故其诗皆乐道其孝养，而张以为荣事。陈君既之官，且侈群公之有是言也，刻之石，凡七十二篇，今枢密直学士蔡公为之序。”[100]一次刻石达七十二篇，数量颇为可观。同时镌刻多人作品，其中必然会涉及更多名人，从而提升该石刻的品位，这些都将有利于作品的当代传播。苏轼《谢欧阳内翰书》论宋初文坛云：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101]

苏轼虽然意在批评当时文人好奇尚怪的文风，但却无意中证明：当时文人时常将自己的重要作品“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具有十分明确的传播意识。

宋代石刻新变之四是产生了新的类别。宋代石刻中有三类是前代所没有的。

一是语录刻石。以前代至理名言或当代理学大师的语录刻石，实为宋代首倡。如由张孝祥书而刻石的《卢坦对杜黄裳语并铭》，淳祐年间陈垲所刻《疏广戒子弟语》,《舆地碑纪目》卷四所录《伊川和靖诸贤语录》，以及朱熹所刻《上蔡先生语录》。此类石刻数量虽然不是特别多，但影响颇大。

二是宋代大规模的刻帖运动。刻帖主要是汇集前人或当代人的书法艺术作品刻于石上，然后拓以行世，目的在于供后人学习书法之用。宋代刻帖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摹勒上石的《淳化阁帖》开始，其影响远至明清两代。据宋曹士冕《法帖谱系》记载，《淳化阁帖》由王著奉旨摹勒上石，刻于禁中，虽早已不存，但有多种拓本及翻刻本流行后世。自《淳化阁帖》后，宋代掀起刻帖高潮，较著名的有《绛帖》《汝帖》《武冈帖》《秘阁续法帖》《大观帖》《凤墅帖》《群玉堂帖》《星凤楼帖》，等等。这些刻帖汇集了历代名家书法，同时也传播了宋人作品，如《凤墅帖》二十卷全为宋人书迹，曾宏父《石刻铺叙》说此帖“嘉熙、淳祐间勒石，置吉州凤山书院，七年乃成。初卷七朝宸翰，二卷东都名相名贤帖，三则东都南渡廷魁帖，四则熙丰党人暨崇观攻党帖，五则清江三刘帖，六则曾南丰暨武城帖，七则蔡忠惠暨苏帖，八则苏门诸贤帖……悉本朝圣君名臣真笔”，这一刻帖涉及大量诗文，内容相当丰富，虽为书法而刊，但所刻诗文必然随拓本的流布而广为传播，故刻帖亦为一种特别的文学传播媒介。

三是科学图谱一类石刻。宋代图谱一类石刻大致可分为儒家辅教之图、舆地建筑之图及科技图谱三类[102]。儒家常以图辅教，襄助斯文。如绍兴年间知横州何先觉重刻《杏园图记》《夫子行教图赞记》[103]，前者刻夫子按几而坐，从以十弟子。后者刻夫子立而颜子从，同时配以记与赞文。淳祐年间绍兴府新昌知县丁某于县学刻《释奠图》，上列刻图，下列刻释奠仪。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潭州州学又刻《礼器图》，亦是上图下文。[104]此外还有绍兴年间重刻于兴国的《鲁国图》，涉及先圣“出处游息之地”；黄裳于淳祐七年（1247）刻于苏州府学的《帝王绍运图》，刻“自五帝以降迄于国朝凡一百九十五君，历三千五百余年，世道之理乱、王统之离合于斯可睹”，并配以分析历代治乱之文，使“为君者亦可知所戒矣”[105]。

舆地图亦是宋代十分突出的一类，其中较著名的有元符三年（1100）镌刻、绍兴十二年（1142）由镇江府学教授俞篪重刻的《禹迹图》，淳祐七年（1247）黄裳绘制刻石的《地埋图》，宣和三年（1121）荣州知州宋昌宗立石的《九域守令图》,[106]以上三图皆为全国性地图。而宋代最著名的城市地图则为《平江图》和《静江府图》。[107]《平江图》碑在江苏苏州府学文庙，现存。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由平江知府李寿朋刊石。该图为宋代苏州城平面图，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平面图。《静江府图》则是一幅带有军事性质的城防图，据《修桂州城图记》[108]所记，此为宝祐六年（1258）静江府为防御蒙古军队入侵，由李曾伯、胡颖等四任知府前后四次所修城防工事的平面图。

科技类图刻中以黄裳所刻《天文图》最为著名，天文图上部刻图，下部刻《图说》。图中刻有二十八宿及标明名称的星辰三百多颗，另有众多无名小星，外圈刻十二辰、十二次、十二分野和十二国州。《图说》则高度概括了古代天体知识。此外宋人王惟一著、宋仁宗篆额的《铜人瑜穴针灸图经》石刻，亦是一代奇珍。清倪涛《六艺之一录》续编卷一《太医院铜人腧穴图拓本跋》云：“京师太医院三皇庙腧穴图，传是宋天圣年铸。旧有石刻针灸经，仁宗御书其额，靖康之乱，自汴辇入金。或谓安抚使王楫使宋以进于元者，世祖命阿尼哥新之。”[109]此外宋代还有一些符端图刻和文人聚会、宴集、游钓一类图刻。前者数量较少，其功用不过是谀上图进；后者多与诗文相配，可见宋代士人生活的一些真实面貌。

以上几种新类别的出现，表明宋代石刻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哲学、书法、教育与科学等各个方面。从宋代石刻的上述新变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石刻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传播媒介，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文化、教育、文学、科学等各个方面。宋人的当代传播意识十分强烈，宋代石刻所产生的当代影响也十分突出，石刻已经成为宋人政治、文化及文学生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