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制约与出路：天安舰事件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
李明博政府上台之后，放弃了历届政府与朝鲜的缓和政策，在南北关系中提出了“无核、开放、3000”的对朝新政策。“李明博‘朝半岛新构想’的具体内容如下。其一，非核化或无核化，即朝鲜实现无核化是改善朝韩关系、实现朝韩经济合作的首要条件。其二，朝鲜实行改革开放是振兴朝鲜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的必要条件。其三，如果朝鲜实现无核化、对外改革开放，韩国就帮助朝鲜在今后10年内将人均GDP提高到3000美元。后正式将对朝政策的主题和名称确定为‘共存与共荣’。”[23]李明博对朝新政策主要是“强调相互主义原则，为朝韩间的经济合作设定了朝鲜无核化与实施开放的前提条件”，[24]这使得朝韩关系跌落至冷战结束以来的低谷。而李明博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原因之一是韩国国内对近十年来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产生了质疑。很多韩国人认为，虽然‘阳光政策’和‘和平繁荣政策’促进了韩朝之间的和解、交流与合作，但并没有使朝鲜发生变化，也没有缓解南北的军事对峙”。[25]虽然韩国给朝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甚至对韩国没有半点让步，反而采取挑衅行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明博政府决定调整对朝政策，将前两届政府的主要是以韩国单方面进行支援为特点的对朝政策转变为以互惠主义为目标的对朝政策。”[26]韩国政府的新政策遭到朝鲜强烈的政策反弹，而且双方爆发了直接的武装冲突，最突出的例子是天安舰事件以及随后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半岛地区的和平局面岌岌可危。
2010年3月26日晚，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在西部海域爆炸沉没，舰上46名官兵死亡。韩国政府随后成立了由军方、民间人士和外国专家组成的军民联合调查团。5月20日，联合调查团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天安”号被朝鲜鱼雷击沉。5月24日，李明博总统就“天安”号警戒舰沉没事件向韩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将采取严厉措施追究朝鲜的责任，让朝方为击沉“天安”号付出代价。并宣布，从即刻起，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海域，终止双方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对此，朝鲜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韩国“惩罚”“报复”或“制裁”朝鲜，朝鲜将立即采取包括“全面战争”在内的各种强硬对策。[27]朝韩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6月4日，韩国正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天安舰事件的调查结果。
天安舰事件爆发以后，中国在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与朝韩两国领导人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高层次的互动。胡锦涛主席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分别会见了参加开幕式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胡锦涛主席会见李明博总统时对在天安舰事件中死去的韩国士兵的家属表示慰问，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第一次公开提及天安舰事件。此次李明博的上海之行被认为是“好坏参半”。[28]尽管两国领导人就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并没有就对待朝鲜及天安舰事件如何表态等问题达成一致。韩国也认识到，尽管联合调查显示该事件为朝鲜所为，但是在天安舰事件上欲与中国达成共识并寻求支持存在困难。尽管中韩之间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胡锦涛主席在会见李明博总统时并没有提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将访问中国，尤其是在朝韩关系非常“敏感”的情况下，这使韩国对此尤感失望、愤慨。
就在李明博访问中国的三天后，5月3～7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在北京、天津、辽宁等省市参观考察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9]在北京期间，胡锦涛同金正日举行了会谈，并提出了加强中朝关系的五点建议：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要加强协调，更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双方强调从“战略和长远的高度”保持“务实合作”。[30]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张琏瑰教授认为，朝鲜在金正日访问期间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智慧”，此时正值朝韩因“天安”号事件关系紧张之际，而且就在金正日访华的当天，《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8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实际上，朝鲜在核问题上“正面临着极大压力”。张教授认为，金正日选择此时来中国，无论做什么，都会给国际社会造成中国支持朝鲜的印象。按中国外交传统，金正日来华，中国一方面要给朝方提供一些援助，另一方面要巩固中朝友谊，“势必客观上造成中国支持朝鲜的效果”。这样一来，朝鲜就可以打“中国牌”了。[31]
金正日此时访问中国使韩国官方和媒体表现出失望的情绪。金正日访华期间，韩国统一部长官玄仁泽在5月4日会见中国驻韩大使张鑫森时要求中国发挥“负责任角色”。韩国SBS电视广播台发表评论指出“中国领导人在与李明博总统握手几天之后便拥抱朝鲜领导人，对金正日的热情欢迎尤其令人不快……因为它正是韩国哀悼天安舰被杀士兵的时候”。[32]
5月28～30日，温家宝总理访问韩国并出席在济州举行的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李明博总统举行会谈。尽管韩国此时仍然聚焦于天安舰事件，而且希望中国也对朝表示出强硬的姿态，但是未能如愿，中国只是强调加强两国经济和贸易合作。韩国则对中国持续加强与朝鲜的合作表示不满，因为伴随着经济合作的增加，中朝党与党之间以及政府之间的联系也在持续不断地加深加强。
6月26日，胡锦涛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多伦多峰会期间会见韩国总统李明博。双方仍没有就天安舰事件达成新的共识，但两国承诺加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要求韩朝双方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处理危机，并申明“反对以及谴责有关破坏地区稳定性的行动”，但是没有明确指明朝鲜。韩国媒体批评中国在天安舰事件上“不置可否”的态度。尽管韩国政府一直努力推动中国政府认定朝鲜为天安舰事件的主谋，但中国领导人重申对事件的“客观公正的态度”，回避韩国的要求。
天安舰事件使朝韩关系降至冰点，受此影响，中韩关系的发展也面临困境。天安舰事件被认为是中韩关系发展的分水岭。[33]“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给中韩政治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对于与半岛南北双方都有密切外交关系的中国来说，无疑陷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也使2008年建立起来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面临考验。”[34]天安舰事件使中国对外政策面对严峻的挑战。尽管韩国努力争取希望中国指责朝鲜的挑衅行为，但是中国拒绝了这种要求。[35]中国拒绝承认由韩国主导的事件调查结果，当韩国要求安理会谴责朝鲜时，由于中国的反对，安理会的声明中并未具体指出朝鲜就是攻击方。“中国在天安舰事件后，没有表态支持韩国，‘庇护朝鲜’，没能发挥‘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从而引发了韩国方面的不满。”[36]这使韩国对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韩国部分民众对于中国在半岛地区所发挥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主张维持现状即分裂状态，从短期来看维持和平和稳定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韩国人会担心中国为了维持对朝鲜的影响力阻碍韩半岛的统一”。[37]
从天安舰事件后中朝韩三方的互动过程可以看出，尽管韩国强调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半岛地区局势紧张时要求中国提供支持帮助，但中国无法及时有效地为其提供战略上的支持。究其原因，“作为朝鲜盟国的中国显然很难在朝鲜强烈否认的‘天安舰’问题上站在韩国一边”，[38]韩国的愿望最终落空。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该如何构建其国家战略？根据三角关系的理论分析，韩国的可选战略包括：作为“稳定婚姻”关系中的主要伙伴以及“浪漫三角”关系中的参加国。冷战结束以来，尽管中朝之间特殊的友谊关系有所弱化，但是两国仍然保持了战略上的合作关系，中国仍然是朝鲜最大的贸易对象与支援国家，两者是一种“弱式”的“稳定婚姻”中的伙伴关系。因此，第一个可选战略对于韩国来说并不可行。而作为“浪漫三角”关系中的参加国的努力也受到朝鲜因素即中朝这种特殊关系的影响。虽然中韩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朝关系得到缓和与改善，中韩关系就会顺利发展，反之，如果朝韩关系出现波折和冲突，中韩关系也必然会受到影响”。[39]一旦朝韩双方出现紧张对立，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便面临严重困境，中国不得不倒向朝鲜一方。可见，第二个可选战略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对朝关系。
对于中国来说，“保持与朝鲜的亲密关系对中国来说是令人沮丧的”。[40]虽然中国是对朝鲜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国家，但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样有效。朝鲜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完全按照本国的利益制定并实施本国的政策。按照三角关系理论分析，中国的最优选择战略是：“浪漫三角”关系中的主导角色（主轴）。这要求中国对朝韩采取等距离的外交，如在天安舰事件发生后对韩国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与韩国一起制裁朝鲜。但是“完全孤立朝鲜并停止对其经济和政治的支持可能导致政权崩溃，使得大量难民涌入边境，而且可能使周边国家都被迫参与战争，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国更害怕任何冲突或崩溃可能使韩国和美国军队驻扎于东北边境”。[41]因此，为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必须将对朝政策保持在一定可控的范围内，根据本国的战略利益，评估对朝外交的利益得失，维护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韩之间最优战略的选择存在交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便是向“浪漫三角”关系迈进的重要一步。然而，由于朝韩双方关系紧张对峙，朝鲜作为中国战略缓冲区及中朝之间固有的伙伴关系使这种关系的构建存在障碍。尤其是李明博政府上台执政后，推行强硬的对朝外交政策使朝韩之间不断触动和平局面维系的底线。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受益者，因此，韩国的最优选择是与朝鲜形成一种“和平局面”，将三国关系向“浪漫三角”式关系甚至是最高层级的“三人共处”式关系推进。
On North Korea as a Factor in Sino-ROK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Zhao Weining
Abstract The Sino-ROK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been raised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from good-neighborly and friendly cooperative relation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spite of this great development，there still exist restrictiv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cooperatio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inherent histor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dispute as well as the factors of the United States，what kind of roles of North Korea factors plays are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In this paper，I would use trilateralism the to analyze of the North Korea factor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ROK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and take The Cheonan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specific analysis on the restricting factors. When it is in acute conflict，the development of Sino-ROK relations will face challenges.
Key Words China and South Korea；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 relationship；North Korea；trilateralism；The Cheonan
[1] 驻韩国使馆经商处，2012年韩国进出口及中韩双边贸易情况，2013年1月21日，http：//kr.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301/20130100011238.shtml。
[2] Ki-Hyun Lee，“The 20th Anniversary of South Korean-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The Path toward South Korean-Chinese Cooperation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North Korea Issue，”Online Series CO 12-35，2012.9.4，p.2.
[3] 韩献栋：《南南冲突：2000年以来韩国的政治版图分析》，《当代亚太》2007年第9期，第17页。
[4] 任晓、胡泳浩等著《中美日三边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2页。
[5] 任晓、胡泳浩等著《中美日三边关系》，第2页。
[6] 从上述对三角关系的定义及判定可以看出，中朝韩三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尽管三国共处于东北亚大陆，而且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国是东北亚地区有关大国中唯一同时与朝鲜和韩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中国与双方都保持着紧密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双边关系”（见黄河《新形势下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调整》，《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5期，第55页），但是由于域外因素的作用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三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因此，本文所指涉的三角关系实际上是一定程度的三边关系。
[7] 〔美〕洛厄尔·迪特默：《战略三角：竞赛理论初析》，见《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第109页。此处略作修改，将“三人姘居”译为“三人共处”。
[8] 现有的对于三角关系的分析大部分涉及对冷战时期中美苏关系以及冷战后中美俄关系、中美日关系的分析，鲜见对于大国与小国关系的分析。其中，韩朝东对中日韩三角关系做了分析，参见韩朝东《中日韩三角关系与东北亚地区安全》，《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2期。
[9] 为了简化理论分析，本文将小国看作一个独立的变量，能够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的利益制定其外交政策，而将影响其政策制定的大国因素未加考虑；同时，视小国为理性的行为角色。
[10] 夏立平：《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超越均势理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第18页。
[11] 此处将两个小国看成是平等的主体，在三角关系中面临相同的困境。
[12] 根据本文假设，此处主轴国为一个大国，而两个侧翼国则为小国。
[13] 张英：《中韩关系现状及发展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2期，第56页。
[14] 朴键一：《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阶段辨析》，《当代亚太》2006年第8期，第43页。
[15] Kim Hakjoon，“The Establishment of South Korean-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A South Kore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Summer 1994，p.31.
[16] 李周南：《朝鲜的变化与中朝关系——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到“实利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9期，第54页。
[17] 朴键一：《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阶段辨析》，《当代亚太》2006年第8期，第46页。
[18] 王生：《中韩建交20年：取得的成果与面临的课题》，《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5期，总第103期，第24页。
[19] 张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成因、制约因素与前景》，《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第78页。
[20] 此时三国的关系具有一些“稳定婚姻”式关系的某些特征，但是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因为三国之间的外交互动并不充分。
[21] 〔美〕洛厄尔·迪特默：《战略三角：竞赛理论初析》，见《中美苏战略三角》，第124页。
[22]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49页。
[23] 张英：《李明博政府执政后的韩朝关系》，《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第437页。
[24] 韩献栋：《韩国的外交困境：一个概括性框架的解读》，《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3期，总第101期，第67页。
[25] 孙玲：《朝韩十年》，《中国报道》2011年第2期，第37页。
[26] 张英：《李明博政府执政后的韩朝关系》，《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第440～441页。
[27] 沈定昌：《2010年韩国外交综述》，《当代韩国》2011年春季号，第49～50页。
[28] Scott Snyder，“China-Korea Relations：The Cheonan and China’s ‘Double Play’，”Comparative Connections，July 2010，p.107.
[29] 具体内容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114/sbgx_604118/。
[30] http：//epaper.qingdaonews.com/mobile/list_content.aspx?papername=%C7%E0%B5%BA%D4%E7%B1%A8&paperid=1437&cate=%B9%FA%BC%CA%D0%C2%CE%C5&articleID=89177，检索日期：2013年4月1日。
[31] http：//www.cnhan.com/gb/content/2010-05/08/content_1140550.htm，检索日期：2013年4月1日。
[32] Scott Snyder，“China-Korea Relations：The Cheonan and China’s ‘Double Play’，”Comparative Connections，July 2010，p.109.
[33] 詹德斌：《“天安舰”事件后韩国对中韩关系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6期，第116页。
[34] 王生：《中韩建交20年：取得的成果与面临的课题》，《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5期，总第103期，第24页。
[35] Jih-Un Kim，“Is China a Conservative Power to South Korea？—A Discussion of Sino-South Korea Relations in IR Theoretical Framework，”pp.12-14.
[36] 董向荣、李永春、王晓玲：《韩国专家看中国——以中韩关系为中心》，《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5期，第59页。
[37] 董向荣、李永春、王晓玲：《韩国专家看中国——以中韩关系为中心》，《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5期，第59页。
[38] 詹德斌：《“天安舰”事件后韩国对中韩关系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11月第6期，第120页。
[39] 石源华：《朝鲜半岛战略新平衡与中国的政策选择》，《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5页。
[40] David Kang，Victor Cha，“Think Again：North Korea，”Foreign Policy，March 25，2013.
[41] David Kang，Victor Cha，“Think Again：North Korea，”Foreign Policy，March 25，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