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10周年
“中国通史”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思潮的演变
雷平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430062）
摘要：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以进化论为理念，致力于寻求中国历史演变的规律，《中国通史》的写作成为重塑史学形象的尝试，梁启超、章太炎都有过写作计划。20年代之后，在科学话语之下，史学界转而崇尚实证，不做宏观概括和反对疏通成为史学界潮流，通史写作相对淡化。但是，在时事的激荡之下，“九·一八”事变之后，教育部规定各高校均要设置“中国通史”课程。在学术界，“通史”的写作也成为一时之需，涌现出钱穆等撰著的几部著名通史著作；甚至于宣传“历史学不是著史”、“反对疏通”的傅斯年也转而注重史学的经世功能，撰写了《东北通史》这样的现实感极强的著作。
关键词：中国通史 20世纪上半叶 新史学 演变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有一段对20世纪“新史学”的总体概括：“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1]此中“与时俱变”一语堪称精准。“科学化”于“新史学”而言是一种持续的口号和追求，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表现各异。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表现为对“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追求，进入20年代之后则又体现为“实证主义”。这一演变趋势于史学界关于“中国通史”的理念中体现最为明显。
在20世纪初的史学转型中，“中国通史”的构想及写作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面向。在进化论观念的刺激之下，梁启超、章太炎都提出关于“中国通史”的宏观计划，夏曾佑则将“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理想变为现实。但进入20年代之后，在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师弟子推动的“史学科学化”语境之下，新考据学派因时而生，“反对疏通”和“不做概括式论断”成为科学史学的响亮口号。但是30年代之后，在时事的刺激之下，无关时代主题与民族命运的细节考证日益丧失吸引力，通史著作竟成为一时之需，出现了论者所谓的“中国通史写作的第一次高潮”[2]。在学术界已往的研究中，关注通史体裁变化、内容多样性的研究颇为集中，[3]而从观念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通史”之写作与“新史学”演变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拟从20世纪初、20年代、30至40年代三个时间段的观察，探讨中国史学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在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中的纠结，并由此对“新史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演变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一 “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的《中国通史》写作尝试
从实际写作形态来看，中国通史发源甚早，但是若从名目上考察，“中国史”或“中国通史”的提法却毫无歧义应该是“新史学”的产物。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国门洞开，中国历史、学术文化及价值体系亟须被重新评价，以便让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获得文化自信力以及前进的方向感。“革命”不仅仅于政治而言成为一种时髦的话语，学术文化领域也不甘落后，从诗歌、小说到史学界无不树立或高举“革命”大旗。“史界革命”也成为一道重要的文化风景，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成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也予以倡导。“新史学”若具体到“中国史”或者“中国通史”这一名称与撰写的理念来说，需要从章太炎开始讲起，章氏在1900年就提出了《中国通史略例》，[4]早于梁启超关于“中国史”的提法。
1900年，章太炎在《哀清史》后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使用了“中国通史”这一提法。在叙述所以做通史的原委时，章太炎指出司马迁之纪传、荀悦之编年、袁枢之纪事本末都是“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理”；杜佑、马端临的典志著作“近分析法”，“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王夫之“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但“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不阐矣”。故修《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乎策锋、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章太炎认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一时代为封画”。在他看来，“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而“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故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为经纬”。章太炎肯定史学的作用在于“彪蒙”（即发蒙——笔者注），“彪蒙之用，斯在扬搉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在章太炎的设想中，中国通史应该分“表”“典”“记”“考记”“别录”。这些名目看起来只是对传统的继承，实际上则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比如他在论述史学的取材时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践，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这段话足以证明章太炎萌生著中国史想法的彼时，已经有了中西比较的视野。而他之所以要倡导写“中国史”，其实也正是为了激励国人，此点可在他论述《考纪》《别录》时说的一段话中体现出来：“静以藏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5]章氏的《中国通史》虽然只停留在设想层面，并未真正成书，但是章太炎的确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02年7月，在致梁启超的信中，章太炎说：“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志》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其间，兴会勃发。”他认为“通史”的作用有二：“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6]
作为“新史学”旗手的梁启超也十分重视“中国史”的写作问题。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提出“中国史”的概念。在《中国史之命名》一节，梁启超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梁启超指出，寻常通称的诸夏、汉人或唐人，“皆朝名也”；“震旦”“支那”则是外人所称，“非我所自命之名也”。因此，若“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梁启超最后仍然采用的是“中国史”，依据在于“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况且“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梁启超在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尤其值得关注：在中国古代，史家言“通”者，大多看重的是知“变”的意义，很少有人对论述的对象如此纠结。梁启超对“中国史”的地势、人种、纪年做了说明。关于人种，梁启超标明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族或通古斯种六类，又说“诚不免武断挂漏之讥，但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故举其在史上最有关系者约而论之云尔”。这中间已经含有很强烈的民族平等意识了。在纪年中，梁启超主张：“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下。”这显然是一种融通处理古今中西的手法。梁启超所以重视“中国史”的原因则在于“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在初步拟定的计划中，梁启超分中国历史为三个时期，即“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7]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新史学》，开篇即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这就明确指出了之所以重视史学的基调所在，实际上是要借助史学的推力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获得自信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才会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8]为了创立“新史学”，梁启超认为必须先明“史学之界说”。而此“史学之界说”有三层含义，即“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9]在这份具有旗帜意义的文献里，梁启超把史学追求人类公理的愿望表达得十分透彻。
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忙于“革命”或“宪政”事业，虽然有《中国通史》的写作计划与宏大目标，却最终都没有实现这一理想。梁启超一直没有放弃撰著《中国史》的想法，在20年代之后先后完成《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也算是“中国史”写作的实践。
进入20世纪初，随着学制改革的逐步推展，为适应新的教学形势，各类《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不断涌现，主要有柳诒徵的《历代史略》、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的《中国历史》。研究者指出：教科书“是一个社会的理想寄托。不论是国家权力机构还是精英知识阶层，都力图通过这种形式塑造理想的未来民众”。[10]因此，在这些教科书中体现出的观念对当时社会文化转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概而论之，在这些教科书中，与梁启超、章太炎一样，著者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如夏曾佑与严复交往深厚，从严复那里得闻进化论学说，在论著的开篇即论述“种源说”[11]，“以人群进化的原则论证中国史迹的，更是掇拾便是”；[12]曾鲲化说“特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排繁冗而摘要言，革旧贯而造新体，寻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之妙理，究枉尺直寻小退大进之真相”，希望借此促进“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13]这些历史教科书之所以选择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可以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明，梁氏说：“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14]
20世纪初的《中国通史》编撰基本上都是“新史学”追求人类社会进化衰微原理、激励国民民族自信心的产物。正如章太炎所说：“窃以为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明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15]这段话可谓是对《中国通史》编撰兴起原因的最好阐释。
二 “新史学”的方法论转向与通史写作的困境
20世纪20年代，中国通史的观念及写作实践有非常明显的转变。有研究者将1900～1915年视为中国通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奠定期，[16]而另有研究者则认为新式中国通史发轫于晚清，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为第一次高潮。[17]如果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则可以发现20年代是中国通史写作的一个相对低潮期。其中缘由，正在于“新史学”由重史观而转向重方法。在这一转向中，“考史而不著史”的价值取向与“欲为通史必先做好专史”的操作技术使通史的写作面临着双重困境。
1915年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将科学话语输入中国，“新史学”亦由早期的“求人类公理公例”转向追求专业化与专门化。在这一进程中，胡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称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蔡元培赞扬其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18]在胡适自己的表述中，其成功则主要归于将“进化观念”转化为“历史的态度”。[19]胡适进而以方法为切入点，撰写《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章，提出“整理国故”的鲜明口号，将中国现代学术在“科学方法”的思维下真正启幕。胡适之后，其弟子顾颉刚进一步提出“疑古”学说。疑古史学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而这种诠释正是在科学的旗帜下展开的。顾颉刚自述说：“我的性情竟与科学最近。”而其理想则是以“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来治史。他说：“我很想得到些闲暇，把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弘纲细则根本地审量一下，更将这审量的结果把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加以严格的批判，使得我真能用了科学方法去作研究，而不仅仅是标榜一句空话。”[20]古史辨史学将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实践于史学，主要是就破坏性而言。顾颉刚的古史辨，着眼的是“破”。对此，顾颉刚并不讳言：“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21]疑古派常常过分地强调否定和解构的意义。胡适明确提倡：“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22]在这种氛围下，贯通古今的通史由于涉及的面广、问题多，自然容易引起质疑，严谨的史家多不会选择通史为研究或写作路径。
如要论科学方法于史学的建设性而言，则是由胡适的另一弟子傅斯年来推动的。傅斯年的史学理念讲的是“立”，却走的是考证一途。傅斯年于1928年受蔡元培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在为史语所成立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与“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23]他认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因而，傅斯年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24]受这种“重观念”的支配，傅斯年自然对通史不甚关注。据钱穆回忆，傅斯年“主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著述“亦仅限先秦以上，即平日谈论，亦甚少越出此范围”。[25]
顾颉刚的“破”与傅斯年的“立”均不利于产生大规模的通论性著作。胡适靠《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通论性著作成名，但这部书只写出了上半部，下部迟迟写不出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他一手推动的科学史学思潮的制约。初生牛犊时可以无所忌讳，但是一旦暴得大名，胡适却是极其爱惜羽毛的人，其下笔越谨慎，就越难完成通论性的著作。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白话文学史》也只完成了半部。甚至于，胡适在教导学生时，也非常反对做宏观的概括。胡适对罗尔纲《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中有个局部性概括证据不足很生气，认为“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26]
科学史学崇尚专门、实证的效应在胡适师弟子之外的学者身上也有体现。陈垣对蔡尚思说：“‘中国哲学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久远。”1933年又给蔡写信说：“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阔，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以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27]
通史撰著从技术上来说也是一个难题。这是因为通史所涉及的时代非常广泛，线索和头绪非常之多。梁启超自20世纪初即开始倡导中国通史写作，但一直没能完成心愿。他后来逐渐意识到要做通史，必须先做专门史，指出：“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28]这样的理念看起来十分稳妥，但简单地汇集却也失去了通史的意义。何炳松在1929年撰写的《历史研究法》中则直接批判通史撰述的风气说：“近日吾国学者一方鉴于吾国史家如章学诚辈对于通史之推崇，一方面又鉴于今人介绍之西洋史学名著皆属通史一类，遂误以为现代理想之史著当以通史为正宗，其它文献似可付之一炬。”又说：“我常常觉得现在中国研究历史的人所抱的野心太大。他们以为要想整理中国史总要从头全部作起，好像不如此，就不配称为历史家。因此人人都想编一部中国通史，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成功。”[29]齐思和也指出：“专史既出，始可谈到通史。故今日所亟应从事者为专题研究。”[30]这样的论断，实际上已经将通史撰写视为一种长远的目标。学者个人精力有限，如非要待专题研究完成，才可撰写通史，其实就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学术理想。
由于通史撰述的困境，在当时大学的史学教育中，也出现了由“分期”而“断代”的教学模式。[31]1917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设置之初，将通史分为四期，即“中国古代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代史”和“清代史”。1919年底，朱希祖就任北大历史系主任之后，又将通史分为“本国上古史”、“本国中古史”与“本国近世史”。分期史学实际上有内在的体系：“史学以时代相次，乃能明其原因结果，此乃科学方法整理史学者。”[32]但是到20年代末期这种分期的通史讲法则逐渐向断代转化。研究者指出，1931年北京大学史学课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为“通史断代化”与“专门课的比重进一步加重。”[33]1933年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北大的通史课“乃分聘当时北平史学界，不专限北大一校，治史有专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各别讲授”，故钱穆感觉“我们的通史一课实大不通”。[34]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实证主义逐渐成为史学主流，以至于出现了论者所说的“新考据学派”[35]，也有学者称20世纪史学存在着“乾嘉范式”[36]。在崇尚考据的学风之下，真正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多是专题性的研究著作。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讲他愿意选择史学时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37]这正是科学史学的实证旨趣所在。
三 科学史学反思下的通史写作高潮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在这一背景之下，史学的经世功能被极度彰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38]的风气得以改观。张荫麟对这种现象有比较准确的观察：“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39]现代研究者则指出：“专注史料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当时民族危机的局势，似乎也相隔太远。当时人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寻求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和精神，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中国历史的长短，或某些史书的真伪。”[40]在这一时期，通史出现了一个撰写高潮。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40余部中国通史著作，而1938～1943年间即有20余部。就连以考据著称的“史学二陈”也分别调整了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方向。1943年，陈垣在致方豪的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41]陈垣所谓“有意义之史学”即指讲授全祖望学术，他在史源学授课与研究中也采用全氏的《鲒埼亭集》作为教材，这是因为全氏书中多有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名节记载，能够激发故国思想，振起北方士气。陈寅恪仅有的两部疏通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成书于30、40年代。
“九·一八”事变之后，教育部规定各高校均要设置“中国通史”课程。这对“中国通史”的写作也是积极的促进。30、40年代的史学界，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通史著作。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论“通史”的撰述时指出：“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然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42]在当时，影响较大的通史，有吕思勉的《中国通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的《中国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以下仅就钱、张二氏之书略作疏解。
钱穆早在20世纪30年代任教北大时，就曾对“通史不通”的现象表示不满，向校方要求独自承担中国通史授课任务。抗战爆发后，在陈梦家等师友劝导之下，钱穆“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决心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这就是后来的《国史大纲》。在《国史大纲》长达两万余字的《引论》中，钱穆对当时的主流史学进行了清算。他将中国近代史学分为三派，即“传统”、“革新”和“科学”三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他认为“传统派”与“科学派”用于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又进一步专论“考订派”说：“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43]这实际上是对胡适、傅斯年派史学路数的批评。故当张其昀问傅斯年对钱穆《国史大纲》的看法时，傅斯年竟言：“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44]
钱穆在《引论》中谈到对中国文化应该秉持“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从这种态度出发，他提出“通史”应该具备这样一些条件：“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45]故此，《国史大纲》对政治经济制度、学风盛衰正邪、士人精神生活与政治活动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关注。该著发表后，学术界反响强烈。陈寅恪对张其昀说：“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46]指的即是《国史大纲》之《引论》。
1941年，张荫麟出版《中国史纲》第一辑。他在《自序》中说：“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47]从这种理念出发，《中国史纲》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全书没有累赘冗繁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也因为读来悠然轻松”。[48]
张荫麟去世后，钱穆在悼念文章中表达了对新史家的期待：“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其人必具下开诸条件。一者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继则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于世事现实者。三则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知识有相当晓嘹者。四则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抽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而后可当于司马氏所谓‘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而后始可以成其‘一家之言’，否则记注之官，无当于史学之大任。”[49]这四点条件实际上要义就在“贯通”二字。钱、张二氏均非常钟情通史，也正缘于他们的以“贯通”自期。
民族危机对史学发展走向产生影响还可以从傅斯年的例子来看。傅斯年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表示反对“著史”“疏通”，声明“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哪一行中的工作”。但是，东北事变之后，当国联李顿调查团来华时，傅斯年却领导编撰了《东北史纲》，为调查团提供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历史证据。1942年病中的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更是谈到要先写“我的哲学”，“讲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与机会”。[50]此时谁还能想象这就是当初决绝地“反对疏通”的傅斯年呢？
20世纪30、40年代的通史写作热潮还有一支强劲的队伍，即马克思主义史家撰写的通史著作，主要代表有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1941）；翦伯赞的《中国史纲》（1943）。这些著作都属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诠释中国历史的实践，是中国革命在文化领域的展开。如吕著热情歌颂劳动人民的斗争，痛斥卖国行径；范著着重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重视阶级斗争问题；翦著也非常注意经济基础、阶级结构问题。
四 结语
通史在20世纪上半叶不同时段的命运正是“新史学”发展螺旋形前进的体现。“新史学”的演变，其实一直处于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的纠结之中。虽然“科学化”是一种持续的口号追求，但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史学始终不能远离时代，科学求真的“较真”与“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客观理念很难真正持续地贯穿于史学实践中。
同时，通史的写作离不了归纳与疏通的运用，这就会关涉到传统史学中“通”与“专”、“考据”与“义理”之争的问题。钱穆在20世纪50年代对此前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有一个评议：“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之口号，厥为以科学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钱穆给出的解决之道是：“窃谓上述两派之争议，平心论之，亦是各有立场，各有见地，合则两美，分则两损。欲为中国此后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当兼综上述两趋势，而会通博综，以冶之于一炉。”[51]
新式通史是20世纪初期以来“新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如何既能揭示历史的规律，又能立论翔实，经得起推敲，使“考据”与“义理”完美结合，迄今仍是值得每一位史学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1]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岳麓书社，2003，第2页。
[2] 李萍：《中国通史写作的两次高潮及其原因试析》，《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
[3] 笔者所知专著有赵梅春著《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论文较多，代表性的有王家范著《中国通史编撰百年回顾》（《史林》2003年第6期）；陈立柱著《百年来中国通史写作的阶段性发展及其特点概说》（《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4] 此据王家范先生文章注释提示：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中，据《訄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所附，断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写作于1900年。参见前揭王家范文，第3页，注释1。
[5]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328、329、331页。
[6]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第167页。
[7]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第3～12页。
[8]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第7页。
[9]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10页。
[10] 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第1页。
[11]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8页。按，夏著1904年出版第一册，1933年商务印书馆易名为《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
[12]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载桑兵等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第352页。
[13] 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出世辞》，载蒋大椿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第596～597页。
[14]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
[15]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67页。
[16] 参见杨舒眉《1900～1915年间的中国通史编撰》，《齐鲁学刊》2010年第5期。
[17] 参见王家范《中国通史编撰百年回顾》，《史林》2003年第6期，第6页。
[18] 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页。
[19] 胡适：《试验主义》，《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第1集第2卷，第416页。
[20]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95页。
[21]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1册，第50页。
[22]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23]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3页。
[24]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9～10页。
[25]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68页。
[26]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56页。
[27] 转引自蔡尚思《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励耘书屋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第8页。
[2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第1页。
[29]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何炳松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7，第262页。
[30] 齐思和：《研究历史问题之方法》，载蒋大椿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第793页。
[31] 参见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
[32] 《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
[33] 参见桑兵《教学需要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34]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171页。
[35]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第3页。
[36] 参见王学典《20世纪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37] 陈寅恪：《陈垣元〈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505页。
[38] 《读书杂志》第2卷第7号，1933年4月10日。
[39]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王家范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2页。
[40] 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载钱伯城、李国章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56页。
[41] 陈垣：《致方豪》，《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624页。
[42]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81页。
[43]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第3～4页。
[44]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228页。
[45]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第8页。
[46]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218页。
[47]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第1～2页。
[48] 王家范：《〈中国史纲〉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2页。
[49]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第11页。
[50] 傅斯年：《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致胡适》，《傅斯年全集》第7册，岳麓书社，2003。
[51]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1955，载桑兵等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第429、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