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东亚奇迹”与“欧洲道路”的纠结：杉原论题的意义及局限
尽管有如此多的自相矛盾之处，阿里吉还是费尽周章地要把马克思和斯密完全隔绝开来，或许与阿里吉本人所要解答的问题有关。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他不是要回到近代中国在西方进逼之下为什么失败的问题，而是要探讨“中国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政治经济衰落之后，能够如此迅速地重新获得如此之大的进展”。[87]但是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对于东亚特别是中国过去的落后总是耿耿于怀，而号称发现18世纪中国新形象的加州学派，总是把中国过去描绘得充满活力，并将这种活力归之于被他们不自觉误用的“斯密型动力”，以致阿里吉最终选择后者作为思考的起点。不过，由于加州学派只是讨论了18世纪，对19世纪的中国几乎异口同声地予以否定，对于20世纪的中国缺少系统的论证，对阿里吉来说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相形之下，只有杉原薰的研究最符合他的旨趣，故此，尽管杉原讨论的核心国家是日本，但还是被阿里吉搬过来，予以“修正和进一步扩充”，[88]作为探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崛起的核心线索。然而由于杉原论题本身的局限，兼以阿里吉对杉原同样存在误读之处，故而愈发使得人们对其所谓的东亚道路疑窦丛生。此处则有必要对阿里吉的“修正”重新审视一番，更有必要对杉原薰的论题做同样的工作。
杉原薰对1500年以来东亚经济发展之路的讨论，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如下概要式的表述，即“两条道路”“三个阶段”，外加“一个主体”“一个中心”。其核心概念即是阿里吉反复强调的“东亚道路”，这也是后者将杉原与斯密勾连起来的重要依据，或正是杉原对“东亚道路”的阐述及其两条道路的理论启发了后者对亚当·斯密的学说进行创造性的重构。杉原的研究，旨在承继和突破彭慕兰的大分叉（大分流）理论，对以“欧洲奇迹论”为核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史做出进一步的挑战。后者认为1500年以来的历史，就是工业化的历史，而工业化首先源于欧洲，继而扩及全球，而且各个国家的工业化都只是这一技术传播链条上的一个部分。[89]与彭不同之处在于，杉原不是去强调工业化之前中欧之间的相似性，也不像彭那样悲观，虽然延迟了中英分流的时间，但也更加决绝地截断了中国通向工业化的坦途，而是更多地揭示亚欧之间的差异，并将这样的差异看作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在他看来，500多年来的全球历史，“实际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起源于西欧的工业革命的道路，另一条是东亚所开创的勤劳革命的道路”。这两条道路从最初的并行不悖到后来的碰撞与融合，决定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据此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1500—1820年，两条道路各自发展，互不影响，发展成就也不相上下。[90]1820至1945年为第2阶段，这一阶段始于英国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化，渐而形成两条全球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和资源密集型技术发展之路，另一条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技术发展之路”；[91]由于西方列强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和东亚自身的土地资源限制，后者并未对既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提出挑战，而是与前者形成一种“互补模式”，并因之使东亚的“人均GDP得到稳定而明显的提高”，只是“没有能够赶上西方发展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的步伐”。[92]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全球经济进入第3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前述两条道路在跨太平洋地区实现充分交流与融合的阶段，因而也是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东亚奇迹”的阶段；这一“奇迹”所昭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道路“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能采取的一条现实途径”，也为扭转全球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了“可能”，继而在“欧洲奇迹”这一“打开了世界经济变革之门”的“生产的奇迹”之后，创造了“分配的奇迹”，“把全球工业化的好处带给了世界上更多的人”；而且这样的“东亚复兴之路一直注重和提高能源节约型技术”，其与西方模式的融合，有助于纠正后者内在的弊端，促进全球“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除此别无他途。[93]
如上归纳，不见得全面和准确，但大体上已经显现出杉原的宏阔视野。他既不局限于在一国内部寻找某种经济发展的逻辑，也不仅仅是将中国、日本与欧洲或西方做一番比照就完事大吉，而是把这样的东亚模式置于全球历史的洪流之中，探究其与西方工业化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东亚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轨迹。而且，由于这样的东亚模式，如下文所述，正是一种以家庭或村落等社区共同体为中心的经营模式——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没有分工的市场”模式，因而他实际上也是将其与斯密的社会分工模式以及由此延伸的国际劳动分工模式熔于一炉，探究其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变动趋势。但是与中国大陆曾经流行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自然经济解体”这样一种非此即彼式的解释体系不同的是，杉原所做的是在突出强调过去中国学者所说的“自然经济”“小农生产”或杉原本人所谓的“弹性专业化”在500年来全球经济体系演化过程中的至为关键的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杉原的研究，与其说是“斯密式”的，不如说是“反斯密式”的；而且正是由于杉原未曾质疑斯密学说，甚至把它当作既定的事实或真理而接受，他的“反斯密”的色彩就更加浓厚。
如杉原所言，其研究对象是一些非常小的，且常常能够从政治动荡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延续下来的单元，例如家族（主要是家庭形态，但不全是）或村庄共同体，这些单元一直作为地方性的重要组织，决定着技术和制度的发展路径。[94]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东亚地区，这些分散的、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家庭，固然不曾走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或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文献中的英国式道路，即产权明晰、阶级分化和大规模农场的建立，但也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缺乏一种内部变迁的动力”，“既不需要进行技术方面的改进，也不必像资本家那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相反，与英国农村那种由“看不见的手”造成的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阶级分化（class division，中译本翻译为“群体分工”）模式，或者叫社会分工模式——即从一个“多面手”的农民转向失去跨岗位技能的农业工人——相比，这些东亚农户的家庭成员，则不仅具备不局限于从事单一工种的能力，也具备与家庭其他成员进行协作的能力，也能像前引阿里吉所总结的那样，“对生产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变化作出灵活反应；以及未雨绸缪地解决生产管理问题”。而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手”——不由市场而由个人直接支配劳动，这些东亚农户的户主，能够“按照生产需要配置劳动，对家庭成员的消费、储蓄等活动进行安排，甚至可以控制孩子的数量，同时也控制家庭的规模”。其变化的动力，也主要是来自家庭与村庄共同体，而不是“诸如国家所建立的所有权制度等村庄的外部力量”，是社会的而不是法律的，尽管“强调父权主义与社会和谐（译为‘社会强制’应更为准确——引者注）也可能带来直接的反抗或人身压迫，但他们与专制主义或个人好恶不一定就是同义语”。因此，这些独家经营的农户，即使没有土地，“也比那些大型农场主们更有理由通过努力获取回报，增加支出或收入”；他们“对理性的、精英统治的和市场取向的追求一点也不比其欧洲同行差”。在杉原看来，这样一种“弹性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虽然“没有带来一些大的发明，没有出现股份资本和长距离贸易，但其制度方式还是为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契机”。[95]正是这种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发展，才使日本在德川时期不仅没有出现马尔萨斯式的瓶颈，还以其发展起来的乡村工业导致德川晚期日本城市的衰落，多样化打败了专业化与社会分工，也使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后有条件采取“乡村导向的发展战略”，走上“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道路，更使日本在战后发展过程中最终选择了资源节约型技术发展之路。[96]杉原对东亚“小农生产”的这些听起来掷地有声的论辩，与前引亚当·斯密有关城乡关系的讨论，可谓大异其趣。
杉原的描述，增强了我们对“没有分工的市场”进行重新思考的信心，然而，杉原的问题也出现在这里。他从速水融那里借来“勤劳革命”的概念，但又过于倚重所谓“路径依赖”的理论，把历经500年的家庭经营模式视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结果混淆了这种生产模式在不同阶段的质的区别，而在我们看来，任何单纯的、不变的历史因素或传统，都不可能单独解释这一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次第发生的各种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这一因素从那些与其相互作用的各种力量中孤立地抽象出来进行考察，因为此种合力的作用，与其看作是某种独立个体之间类似机械力学的物理作用，不如看成是一种类似于“化学反应”的生成过程更为恰当。在杉原的叙述中，这些模式被分别称之为“勤劳革命”“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资源节约型技术”等等，但是由于这些概念及其反映的事项几乎都是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增长方式之变迁——如资本密集型工业、能源密集型工业等等——所做的回应，因而也都深深受其影响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面相，有时两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例如明治时期近代化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以及化肥工业的兴起，对这一时期日本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速水佑次郎等学者指出的，“这取决于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部分之间劳动分工的进步”，[97]因此，仅仅用一个“勤劳革命”或“弹性专业化”的概念就把它们统统包裹在一起，显然大为不妥。尤其是“弹性专业化”概念，更有其特定的含义，而且也是欧美工业化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98]实际上，日本社会在充分利用其劳动密集型技术来对西方不断变化的冲击进行回应时，其自身也逐渐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最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如杉原在文中也透露出来的，完成了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业化社会。因此，日本的成功，实际上是以“不分工的市场”开始，而以分工的市场终结。另一方面，日本之回应欧洲道路的成功，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勤劳革命”，被其忽视的“社会分工”“城乡分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德川时代日本兵农分离和商工农分离体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采取的重工业化策略及其对技术的重视和垄断，脱离了后面这些因素，我们很难明白日本为什么最终走进的是工业化社会，而不是什么农业的“桃花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工农结合的形式在日本已经完全绝迹，相反，前引速水佑次郎等学者的研究显示，从1960年到1978年，日本以农业为兼业的农户数量，不单没有下降，反而从全部农户的30%跃至70%，农业家庭的人均收入也在上升，至1975年已经高出城市工薪家庭近15%，尽管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还是非农业所得。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兼业农业的扩张已成为了限制专职农民扩大经营规模的一个因素，但同时它也有助于农业与非农业收入水平的平等，而且防止了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城市的过度拥挤，从而对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99]但无论如何，这也不是过往的那种“小农经济”了。
与此相关，当杉原引入一条与欧洲道路并行的东亚道路来重新解释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时，他并没有对后者做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开启东亚道路的“勤劳革命”，也同时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这是杉原自己也承认的，人们依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即为什么东亚如此成功的“勤劳革命”最终并没有自动地走向工业化的道路？由于杉原既不同意彭慕兰的“偶因论”，又认为东亚国家已经成功地摆脱了以饥荒、瘟疫和战争为标志的“马尔萨斯陷阱”，故而只能重新回到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论，并对“马尔萨斯陷阱”予以重新解释，使之从经济停滞的结果变成发展中的困境。[100]但无论如何，东亚之没有导向工业化，依然是包括杉原在内的所有学者都不容否定的事实。至于杉原所称“全球工业化”的“大分叉”，也只是工业化道路的分叉，而非彭慕兰所指工业革命起源的分叉，前一种分叉当然更有利于改变日本等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欧美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却改变不了这一分工体系本身，也没有挑战西方的经济霸权。[101]因此，不管以后的东亚因素如何充满活力，其与西方不断变化中的工业的关系，是互补也好，还是融合也好，归根到底也只是在对西方的道路进行一种修饰或调整[102]；如果偏要在东西方之间划清某种界限的话，我们至多只能夸耀类似于“东方的曼彻斯特”这样的梦呓了。说实话，迄至今日，东亚地区被裹挟在发端于西欧的“社会大分工”的全球化浪潮之中而不能自拔，仍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而杉原为了夸大东亚道路的重要性，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回避或轻视全球工业化进程中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对东亚经济变迁的改造作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而非沉迷于所谓的东亚道路，才有可能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话语层面的“反斯密”，并不能替代实践层面的“反斯密”。在后一层面，所谓“东亚道路”自身，实在是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
杉原困境的症结之一在于其隐蔽的民族主义或国家本位的立场。其所提出的东亚道路，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日本道路。将东亚作为一个地理上的整体来与西方进行对比，无疑可以抬高东亚的分量，但也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其内部的差异与矛盾，尤其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区别与裂痕，同时也掩盖了日本与欧美经济本质上的共同之处。此处绝无意于否认日本道路、日本经验的重要性，无意于否认日本道路对500年世界经济变迁的重大影响或贡献；对于19世纪中后期日本经济转型的巨大成功，对于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与日本奇迹的创造，没有人可以轻易地从历史的书写中一笔抹杀，相反倒是应该给予浓墨重彩的描绘。但是如果将杉原的日本道路仅仅理解为东亚“勤劳革命”的延续，而忽略了日本对欧洲模式的成功吸纳，也就是将曾经“脱亚入欧”的日本道路再“离欧归亚”，无视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欧洲道路的碰撞、冲击与竞争对日本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渗透、影响与改造，显然无法解释日本道路的历史走向，也无法解释由此造成的东亚内部经济、技术上的不平等及其殖民侵略给其他国家曾经带来的巨大灾难。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GDP总量的增长，并不能掩盖其内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实事求是地讲，杉原并没有否认这一点，而且多次提及这一问题，但毕竟被他做了淡化处理。比如明治政府所谓“乡村导向的发展战略”，与甲午战后日本的殖民侵略所攫取的资本与资源的支持脱不了干系。而且，据严立贤的研究，经过中日、日俄两次战争，日本由早期那种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农业发展为前提、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模式，逐渐转换到了“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在政府主导下重工业畸形发展（尤其是军事工业）、以对外扩张为导向的反动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使日本近代工业成功地完成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过程，即“雁行形态”，使日本成为一个介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中间型”或“半边缘”国家，在东亚内部形成以日本为主导的不平等的区域性国际分工格局。[103]至于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则是在冷战体制下美国对日本的扶植与保护的国际环境下形成的，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主导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一部分。总之，应承认小农经济的活力，但不能就此否认东亚近代化过程中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事实，当然也需要正视后殖民时代某种自我殖民特性对于社会分工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赞同杉原薰和阿里吉关于这种小农家庭经营模式在中国近代经济成长乃至复兴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否定其殖民行为对于日本自身经济增长的刺激、改造和推动作用，实际上反而无法彰显中国的日本同行在更加险恶的国内外环境中所做出的更加艰苦卓绝的努力。由此也显现出东亚的两种不同的农工结合之路，一是曾经受惠于殖民者和殖民行为，另一则是在对殖民者的抵抗之中走向融合。
应该指出的是，杉原对西欧“勤劳革命”的忽视，实际上也潜在地预设了欧洲道路的纯粹性，遮蔽了欧洲道路自身的复杂性及其自我调节和内在转化的能力。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起源时，并没有忽视乡村工业与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之间的关系，但毕竟没有系统地讨论这一问题。此后一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兴趣集中在城市和工厂制度，仅少数学者系统地探讨了家庭手工业和乡村手工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直至二战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多布、波斯坦、霍布斯鲍姆、罗斯托等，都将研究重心转向农业和农村，试图从农村而非城市寻找资本主义或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孟德尔斯首开先河，在欧美经济史学界掀起了原工业化研究的潮流。尽管这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但正是在长期反复的争论过程中诞生的众多理论和实证性的研究，使人们对工业化前后欧洲城乡关系及其变动、欧洲乡村工业兴起与社会变迁有了比以前更加清晰的认识。[104]也就是说，这样的争论，动摇了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有关“原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的判断，反而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乡村工业化普遍存在的事实，也大体肯定了它与工业革命错综复杂的关联及其在近代人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至少表明，被视为欧洲道路之产物与核心的工业革命，其形成和发展，与以家庭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并非完全绝缘，现代欧洲社会城乡之间的对立，实际上也曾经历过非同凡响的城乡融合过程，而且一度是以城乡之间的融合为桥梁。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城乡融合，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运动占据决定性主导地位之后，其传统也未曾断裂，甚至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逐渐形成一种反城市化的“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