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田野中的档案工作与档案馆中的田野工作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及相关研究
以“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基本资料，也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史和人类学研究文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不同于上述两种史料的特别之处在于，由于当时的调查者所秉持的法律人类学方法及由此延伸的关于村落共同体理论的讨论，可以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称为“田野中的档案工作”，而后来的社会经济史学家、法律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在以此为基本资料进行研究时，特别注重在解读史料基础上的田野调查，是将“田野中的档案工作”和“档案馆中的田野工作”结合起来了。
黄宗智、杜赞奇、马若孟、内山雅生、曹幸穗等学者均对“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的局限性和利用价值做过详细介绍。[68]因为是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作为基本资料，所以他们重点讨论了该资料对于他们各自研究的价值，作为历史学家，他们又特别关注这批资料的可信度以及如何运用这批资料。黄宗智认为：“缺陷虽多，满铁调查仍不失为现存有关河北、山东自然村庄的资料中，最详细、最精确的资料。”并且强调“必须审慎地阅读资料的整体”。[69]杜赞奇则借用日本学者小沼正和旗田巍的话说：“利用这批访问资料的最好办法是泛读和精读结合，而不要零摘碎取。”[70]马若孟也强调在村庄、家户单位的综合比较中整体地阅读利用这批资料。[71]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方法论意义，都是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和学科本位出发来利用这批资料的。
学术界对黄宗智的“过密化”概念、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已有大量的评论，兹不展开论述，只就马若孟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述。马若孟从经济史的问题意识出发利用这批资料“来研究农村经济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怎样行使职能以及怎样随着时间而改变。”[72]他以“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基本资料，再参照卜凯的农村调查统计资料，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将华北的农民看作是“理性的小农”，他们“有理性地、精于算计地利用他的有限的资源，从土地获得生活资料……农户以最大的能力运用手头的资源和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农业知识，尽力使其收入最大化”。他由此论证说，使用土地方式的改变，精耕细作的加强，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业技术的少量改进，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给农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促使1890—1949年间农业总收入与人口增长率保持大体的平衡，因此，农民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甚至还可能稍有提高。[73]
他在评述英美同行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基本著作时，特别提倡对“满铁”调查资料的利用。“日本人关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华北和华中六大城市的乡村、市镇和市场，以及土地和房地产交易等所编的实地调查资料有待人们去钻研。更多的有关习惯法和村规乡俗等的中国历史记载正在被收集和出版。然而这类数据只有被那些不但能够处理统计资料，而且能够使用多学科的方法，注意到一切有关影响经济实效的因果关系变数性质的任何线索的研究者应用时，才会产生最大的效果。”[74]他仍然是在经济史的学科视野中来看待“满铁”调查资料的价值。他尤其强调民间惯例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他此后的研究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来研究晚清至民国乡村习惯法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利用“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所提供的乡村土地契约为基本资料，对晚清华北和台湾小农家庭有关抵押、典当和租赁土地的契约文书进行比较研究时，马若孟发现：“农业家庭之间的私人性质的契约文书是调节余缺的常有方式。”农户间的“协作在农村生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农户能够分享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由此可知，农村中的协作与农户间的私人性质的契约文书一样，使人们在利用人财物资源方面比从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收益。”[75]
他更直接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道格拉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对话：“经济史学家所说在应该去鉴定其他前现代的和非西方经济的资源配置制度，使用有效的经济分析方法去阐明交易是怎样运作的……它首先强调发生在家庭之间的资源交换的形式，特别是在17世纪以前的中国，这种家庭式交换的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使交易费用大幅度减少的习惯法；国家的活动，即国家既允许习惯法对交易起作用，也通过习惯法来裁决交易中的争端。”农户间的土地交易契约“导致交易费用与交易收益之间的比率的下降，鼓励了家庭进行比本来更大量的资源交易。由于习惯法的实行，清代的经济具有这些特征：日益增多的资源交换；为市场进行更多的生产；地区与全国市场的增长。”[76]马若孟对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有所批评，但黄宗智尽管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益理论有所误用，毕竟看到了小农家庭的道义经济学和生存伦理的实践逻辑；而马若孟则直接从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假定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得出近代华北乡村习惯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判断。他虽也提到诸如“亲族先买权”等相对于“市场”的“互惠”现象，却不像波拉尼那样，将其看作是交互渗透的制度过程，而是对其基本忽略不计。对此，柯文和李丹都结合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批评了马若孟对“满铁”资料运用中的问题，即不仅仅是资料的代表性问题，而且还涉及“帝国主义”的概念和经济史研究中变量分析等理论问题。[77]马若孟仅仅是将“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作为经济史研究的资料，而对其法律社会学方法，则视而不见。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丰富的文献资料，更为可贵的是颇具启发性的法律社会学方法。该项调查是在东京大学法学部末弘严太郎的指导下进行的。末弘严太郎强调“这次调查的目的是考察中国社会的法律实践和习惯”。“与在台湾进行的传统习俗调查不同，不是为了法律和行政目标去收集参考资料。”日本学者利谷信义在评价日本殖民当局做的“台湾旧惯调查”时说：“台湾旧惯调查”是“冈松（参太郎）运用比较法的方法搞成的。收集资料以文献为主，具体的采访调查只属从属地位。分析与整理资料的方法，也是以近代法概念为工具对调查到的旧惯按近代法典的构成形式予以论述。”[78]“如果有人问到这些调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目的是观察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制度背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尽可能清晰地描述出这一社会的习俗和惯例，记录下它的根本特征”，[79]与“台湾旧惯调查”的比较法分析方法不同，“中国农村惯行调查”采用法律社会学方法，其要义在于呈现中国社会中“有效力的法”。也就是说，末弘严太郎“不是用近代法的概念来把握作为‘有效力的法’在现实社会中保持着实际效用的社会规范，而是将它与中国社会固有的传统相比照，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问题的”。[80]“有效力的法”，也可能就是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所谓的“活法”（The Living Law）。[81]这一法律社会学方法对我们的启发意义在于，通过询问村民，让他们表述当地的土地交易、租佃、借贷等习惯，也有利用民俗语汇的法律人类学取向。“中国农村惯行调查”间或还有纠纷案例和契约文书、碑刻资料、赋税文书的收集，但由于当时的调查重点在习俗和惯例上，因此，对于个案的呈现就相对较少。当然，“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毕竟能通过活生生的农民生活实态去了解地方惯行，这要比《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仅仅列举各县民商事习惯更鲜活，更有地点感。这也提示我们，在诸如土地产权交易的田野调查中，惯例调查和个案调查的结合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曾就解读纠纷的发生学机制和阅读民间法意识问题做过论述，窃以为可以将惯例调查和个案调查通过整体的法律民族志实践予以整合。[82]
可以将“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看作是“田野中的档案工作”，当年的调查者是有一种较为自觉的法律人类学的方法意识的，虽有配合日军侵略中国之嫌，但还是尽力让当地农民用自己的民俗语汇说话，调查员并且注意到中国农民关于财产观念的表达与日本的差异。日本研究明清法制史的专家滋贺秀三曾大量引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他注意到其中关于家产的表述有差异之处，有的村民说家族财产是共有的，有的村民说是父家长的东西。对此，滋贺秀三讨论到了解释法意识的方法论问题：“像这样相反的两样的表达所反映的不同，都是从谈话的脉络自然地定向下来的，归因于说话者的观点所处角度的差异。在两样的表达的深处，决不是存在着实体上的法意识的差异。”[83]且不去评论滋贺秀三作为法制史学者没有地域史视野，仅看他对法意识的解读，还是有启发意义的。他注意到“满铁”调查员有从日本的“家”观念出发询问村民家族财产的倾向，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在田野调查中两种法观念的文化冲突，关键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民俗语汇和相关的法意识。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法制史学者的滋贺秀三对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的解读，属于“档案馆中的田野工作”，能发现作为“他者”的当时的华北农民表述背后的法意识及其语境，而那几位历史学家则仅仅把这批资料当作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资料而已。
而如果将这种现象学取向的法制史研究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那就不仅将农民的所谓“法意识”放在观念层面进行探究，更应该结合地域场景探讨其制度运作的历史实践逻辑。参与日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研究会后续调查活动的张思，在关于华北农村“农耕结合”的研究中，就较好地将这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当地人的道德言说、互惠习俗、交易惯例、民间传说等“小传统”都成为这一制度链条中的某个重要环节。[84]在对河北昌黎县侯家营村的后续研究中，张思更注意到国家权力和大传统对于农民社会生活的影响。[85]他没有将农耕结合仅仅当作一种经济制度或习惯法。无疑，这是一种整体史的研究。
“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研究单位在村庄，这和调查者关于村落共同体的理论假设有关，之后又有学者就此展开了关于有无村落共同体的讨论。[86]本文不展开评论村落共同体理论本身，只就“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中的村庄研究方法问题进行探讨。兰林友为了与杜赞奇对话，追踪研究了“满铁”调查过的山东恩县后夏寨，并就村庄研究的人类学方法进行了深入讨论，就此提出了追踪调查再研究的学术路线。“将满铁材料与民族志现在时的田野工作结合起来，就可以将弗里德曼宗族理论影响下的华南宗族研究范式传统与满铁的华北村落研究传统融合起来，考察华北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委，洞悉社会转型期的实质，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华北村落提供一场人类学个案解说。”[87]这一“学术路线”的贯彻，意味着村落研究虽以村落为基本研究单位，但应将其放在区域社会时空脉络中加以把握。[88]
兰林友在后夏寨的追踪调查中，主要与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解说模式进行对话，提出了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指出“后夏寨并非是一个封闭而内聚的村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复杂的争斗，同时与外部世界存在各种联系和关系；后夏寨是一个多姓村，其亲属结构表现出同姓不同宗的特点；同样，还以大小派的个案材料应对了杜赞奇的国家经纪类型划分的讨论，提出杜赞奇的经纪类型划分不足以穷尽复杂的村落政治的保长类型，即使同一个人物任保长，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也有着不同的甚至多种面孔、多种表现、多种声音，更不用说不同的保长人物了。这就是说，简单地将国家经纪划分成赢利型和保护型国家经纪，并不能反映复杂的村落政治的形貌，更难以深刻地揭示村落政治的实质。”他由此提出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应该说，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比权力的文化网络解说模式更能说明华北村落的政治实质。由历史的情境推演到现实的、真实的环境，在共时（synchronic）的场景中，即便不直接指涉具体的事项，我们也能比较清晰地看出一些村落政治的现实状况，更不用说借用想象的、虚拟的、暗含的情境了。有时借用地方词汇的确能够比较形象、生动地说明一些问题的实质，如咬人的狗，内部咬起来等隐喻性的俗语。在情境性的反应中，我们可以洞察到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情境性社会关系”。[89]这是对“他者”日常生活实践的“理解之同情”。
对特定文化情境中民俗语汇的解读，须结合学理概念，而二者的结合，则是“在地理解范畴”。本文旨在解释“产权”制度的中国经验，试图超越产权的西方式理论分析模式，将民俗语汇与理论解释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走向产权的“在地化”解释。英国著名法律人类学家博汉南在关于非洲替夫人（Tiv）的司法与裁判的研究中，即提出了民俗语汇与学理概念的结合问题。他认为人类学研究就是一种文化翻译，即用当地人的语汇来研究当地的法律，这构成一套民俗体系，然后再用一套我们通常接受的概念作为“分析体系”来进行文化比较的研究。[90]
台湾人类学家谢国雄关于“茶乡”的民族志书写，较好地呈现了“在地范畴”的整体性原则。他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其整体社会范畴，可以很简洁地指涉该社会的终极关怀、凝聚原则与运作原则。以整体社会范畴来构成与再现社会，具有几个特色。首先，整体范畴是全面的，指涉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其次，整体社会范畴具有历史延续性，在先前社会生活中所发展出来的整体社会范畴，可以沿用到后来的社会生活中。第三，整体社会范畴由于是全面的与持续的，所以是多义的。第四，整体社会范畴的各种意义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第五，在地理解范畴可以有新增的意义，从而与既有的诸意义之间发生复杂的纠结。第六，整体社会范畴可以反映与体现该社会的特征，如‘头家’这个范畴反映与体现了汉人社会中以‘家’为主导，以身体来隐喻家与家之间的关系。‘份’则反映了茶乡社会的‘平权’的性质与理想。第七，整体社会范畴体现了社会生活原则（如对等交换与事实）。以此来理解茶乡村民对‘工资’、‘政府’与‘国家’等现代范畴的经验，当可以更细致地理解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在茶乡的发展之特殊样态。”[91]在茶乡的民族志实践中，“在地理解范畴”就是整体社会范畴，同时呈现了社会实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从而将结构与过程的纬度融为一体，又将“事实”的实践系统与“理解”的意义系统结合起来，同时还纳入当地人应对现代范畴的经验和理解，应该是整体性地体现了当地人的历史主体性。而努力发掘“在地理解范畴”，是实现产权的“在地化”解释的主要路径。“在地化”解释路径中，“田野中的档案工作”与“档案馆中的田野工作”没有明确的分野，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旨趣则是一以贯之的。
〔作者张佩国，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
史建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评论：
这篇论文用学术综述的形式，提出对史料的运用不仅是技术性问题，更是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出自己的看法，提出很多自己的观点。文章分别对中外学者以三类资料——司法档案、契约文书、“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等为基本资料的相关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所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是我近期读过的通过学术综述进行研究的文章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如果一定要提问题，我就提一个小问题，文中谈到史志宏认为“研究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离不开对地主制经济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小农经济的研究，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接着张教授说，“制造地主制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对立格局，无非是想彰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土地占有关系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我认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是就等于在“制造地主制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对立格局”呢？我对此是有疑问的。在此，我借题发挥，谈一点我对小农经济的看法。张教授说：“与小农经济相对应的概念，不是地主制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这是土地经营规模层次上的一对概念。我们应该将所谓的地主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都称为生产方式意义上的小农经济。”我的看法是，如果把小农经济看成是土地经营规模层次上的一个概念，我是赞同说它与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相对应。但小农经济不是某一个社会形态下所独有的，从古到今各种社会形态下都有，在原始社会末期独立的家庭形成之后就出现了，直到现在承包制下的农民，从经济规模层次上看也属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相对应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农场经济。小农经济本身不体现什么性质，它在哪个社会，就体现哪种性质。把地主经济看作是“生产方式意义上的小农经济”，那也是对租佃制下的地主经济而言，如果是经营地主，似乎也不能说是小农经济。
[1] 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1章第1节“质疑近代中国乡村史的概念化书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35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乾隆刑科题本租佃关系史料之一），“编辑说明”，中华书局，1982。
[3] 刘永成：《乾隆刑科题本与清代前期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4] 刘永成：《乾隆刑科题本与清代前期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5] 李文治：《把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变化作为考察某些历史问题的中心线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6] 李文治：《把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变化作为考察某些历史问题的中心线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7] 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明清时期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440—441页。
[8] 黄宗智对悖论现象的解释为“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得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附录，“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中华书局，2000，第421页。
[9] 可参阅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0]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
[11] 参阅王学典《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12] 史志宏：《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6页。
[13] 参阅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67—168页。
[14] 冯尔康：《论“一史馆”土地债务类档案的史料价值》，《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
[15]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16] 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第2—3页。
[17] 冯尔康：《乾嘉之际小业主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兼述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的价值》，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第13—32页。
[18] 参阅张佩国《社会史学整合论》，《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19] 郑秦：《十八世纪中国亲属法的基本概念》，郑秦、赵雄主编《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代序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1页。
[20] 郑秦、赵雄主编《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选编说明”。
[21] 周祖文、金敏：《清代刑科题本中的小农家庭经济——以527件服制命案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2] 该书中文版主译者张世明组织的一组书评，对于理解该书有所助益，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3] 〔美〕布德茂著《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张世明、刘亚丛、陈兆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9—10页。
[24] 〔美〕布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第11页。
[25] 〔美〕布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第228页。
[26] 〔美〕道格拉斯·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4页。
[27] 〔美〕布德茂著《司法档案以及清代中国的法律、经济与社会研究》，邱澎生译，《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附录二，第273—274页。
[28] 〔美〕布德茂：《司法档案以及清代中国的法律、经济与社会研究》，《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附录二，第277—278页。
[29] 参见戴炎辉编《淡新档案选录行政编初集》，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1，第2—3页。
[30] 黄静嘉：《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164页。
[31] 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自序”，第2页。
[32] 黄静嘉：《“淡新档案”研究成果之一范例——戴珠〈清代台湾之相知〉初读、选录及书后》，黄源盛主编《法制史研究》第8期，台北，中国法制史学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5，第254—255页。
[33] 〔美〕艾马克：《晚清中国的法律与地方社会——十九世纪的北部台湾》，台北，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2003，第5页。
[34] 黄宗智：《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9，第376页。
[35] 〔美〕艾马克：《晚清中国的法律与地方社会——十九世纪的北部台湾》，第13页。
[36] 〔美〕艾马克：《晚清中国的法律与地方社会——十九世纪的北部台湾》，第102页。
[37]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78页。
[38]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第162—163页。
[39] 〔美〕雷纳托·罗萨尔多：《从他的帐篷的门口：田野工作者与审讯者》，《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111—123页。
[40] 〔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1，第303页。
[41] 〔日〕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第314页。
[42] 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中华书局，2007，第39页。
[43] 傅衣凌：《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以黄历乡所发现各项契约为根据的一个研究》，陈支平编《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第21、36—37页。
[44] 傅衣凌：《清代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见陈支平编《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第58—59页。
[45]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1—2页。
[46]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95、105页。
[47] 〔日〕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见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301—302页。
[48] 傅衣凌：《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陈支平编《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第3—6页。
[49] 杨国桢：《明清两代的山地经营与山契》，《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116、118页。
[50] 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前言，第iii页。
[51] 章有义：《清代徽州庄仆制度管窥——休宁吴葆和堂庄仆条规剖析》，《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第122页。
[52] 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338页。
[53]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第280页。
[54]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293—294、301—302页。
[55] 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30页。
[56] 参阅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刘伯山《徽州文书的遗存与发现》，《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6期；王振忠《在田野中解读历史：徽州文书与实地考察》，《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6期。
[57] 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前言，第2页。
[58] 参阅刘伯山《我与徽州文书的寻获》，《江淮文史》2007年第5—7期；《徽州文书》第3辑，前言“徽州文书的遗存与整理”“关于第3辑的说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9] 卞利：《明代徽州一个家庭和家族的财富积累与社会变迁——祁门谢村谢琏家庭和家族个案剖析》，见氏著《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第104页。
[60] 〔日〕中岛乐章：《围绕明代徽州一宗族的纠纷与同族统合》，《江淮论坛》2000年第3期；氏著《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郭万平、高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167页。
[61] 方利山：《徽州文书与徽州社会——也谈徽州契约文书的价值意义》，见氏著《徽州学散论续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第378页。
[62] 周绍泉：《明清徽州契约与合同异同探究》，见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历史学研究室编《中国史学》第3卷，1993年10月，第71—84页。
[63]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第51页。
[64] 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页。
[65] 韩秀桃：《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第92页。
[66] 〔日〕寺田浩明：《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约”的性质》，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145页。
[67] 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68]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第32—42页；〔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页；〔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30—40页；〔日〕内山雅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问题和实地调查之原委》，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
[69]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42页。
[70]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6页。
[71] 〔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第39页。
[72] 〔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第38页。
[73] 〔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第240—244页。
[74] 〔美〕马若孟著《近代中国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书评》，李必樟译，见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第242页。
[75] Fu-mei Chang Chen and Ramon H. Myers，Customary Law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Qing Shi Wen Ti，Vol.3，No. 10，December，1978，Stanford.
[76] 〔美〕拉蒙·H.迈耶斯（马若孟）著《晚期中华帝国的习惯法、市场和资源交易》，曹之虎、朱慧萍、盛洪译，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第343、361页。
[77] 分别参见〔美〕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第111、127页；〔美〕李丹著《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240页。
[78] 〔日〕利谷信义：《战前的“法社会学”》，转引自〔日〕内山雅生著《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李恩民、邢丽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8—9页。
[79]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1952，第18页。
[80] 〔日〕内山雅生：《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第9—10页。
[81]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九州出版社，2007，第1095页。
[82] 张佩国：《民间法秩序的法律人类学解读》，《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83]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第172页。
[84] 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05，第50—53页。
[85] 张思等著《侯家营：一个话本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第3—4页。
[86] 参阅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郑浩澜《“村落共同体”与乡村变革——日本学界中国农村研究述评》，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日〕丹乔二《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史林》2005年第4期。
[87] 兰林友：《华北村落的追踪》，见庄孔韶等著《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92—193页。
[88] 笔者受森正夫、案本美绪、施添福等学者的启发，提出“地域社会秩序场境”的概念，以图解决村落社区研究与地域时空体系融合的问题，参见张佩国《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89] 兰林友：《村落研究：解说模式与社会事实》，《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90] Paul Bohannan，Justice and Judgment among the Tiv，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4.
[91] 谢国雄：《茶乡社会志——工资、政府与整体社会范畴》，台北，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2003，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