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回到1987年，一份名为《坎古卡》（Kanguka）的报纸开始在卢旺达发行，坎古卡意为“觉醒”。该报由一名南部的胡图族编辑，并得到一位著名的图西族商人的支持，以此批评哈比亚利马纳政府。它的原创性在于根据经济而非种族冲突来分析卢旺达人的生活。《坎古卡》勇敢的员工们一直遭受着不断的骚扰，但这份报纸受到了小众读者的欢迎。因此，1990年年初，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夫人秘密召集了阿卡祖的几个领导人，他们的想法是创办一份与其对立的出版物。他们对报纸一无所知，但他们是人性弱点的专家——尤其是虚荣和贪婪。他们雇用了一个三流骗子，却是一流的自我推销人——哈桑·恩格泽（Hassan Ngeze）来当编辑，他以前是一名巴士售票员，但后来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名企业家，在吉塞尼省的一个加油站外卖报纸和饮料，由于这种便利，他成了《坎古卡》的一名幽默的街头通讯员。

恩格泽制作了一份报纸，名叫《坎古拉》（Kangura），意为“醒醒吧”，他自称是“致力于唤醒和引导多数民众的声音”。这份报纸的创办更像是对《坎古卡》的一种嘲讽，它使用了和《坎古卡》完全一样的版式，以欺骗读者购买。这个花招能够奏效要得益于《坎古拉》出现以后，政府曾多次查缴《坎古卡》。不过对于阿卡祖来说，《坎古拉》的无礼语气实在太像它的反对者了，而且恩格泽把第一期的大部分版面都用在了赞美他自己品德的图文报道上，这惹怒了他的资助人。1990年7月，哈比亚利马纳的安全部队以叛国罪为名逮捕了《坎古卡》的编辑，同时出于平衡的考虑，他们又做了场戏，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关押了哈桑·恩格泽。这个手法可谓一箭双雕，国际特赦组织等西方人权组织发表了联合呼吁，要求释放这两位编辑，这给恩格泽增添了一道反体制殉道者的光环，而事实上他是一个让资助人都感到失望的政权宣传者。与此同时，监狱也教会了恩格泽，只有做一个更勤奋的势利小人，才能活得更好，他野心勃勃，已将这教训铭记于心。

1990年10月，在卢旺达的监狱里还挤满了所谓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谋时，恩格泽被释放出来，并重启《坎古拉》（此时《坎古卡》的编辑仍在押）。在战争的大背景下，恩格泽在经历过监牢考验的政府异见者和阿卡祖马前卒的隐秘身份之间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他不但极力鼓吹胡图族要团结在总统周围，为对抗图西族的威胁而斗争，同时又指责总统在领导这场斗争时缺乏足够的警惕性。当政府官员仍受制于国际社会针对公开的种族言论所施加的压力时，恩格泽发表了他声称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文件，据称这可以“证明”反叛运动是一种古老的图西族至上主义者企图利用封建奴隶制征服胡图族的阴谋的一部分。他列举了一些曾“渗透”进公共机构的图西族要人和胡图族同谋者的名单，指责政府背离了革命的初衷，同时呼吁发起一场彻底的国家“自卫”运动以保卫1959年和1973年的“成果”，而他所有因此而产生的印刷费都是用政府贷款来支付的，并且每一批的印刷品都会转给卢旺达的市长们去免费分发。

1990年，卢旺达市面上出现了一批新期刊。除《坎古拉》之外，其他期刊的声音都比较温和，但除《坎古拉》之外的那些期刊到现在大部分都被人遗忘了。哈桑·恩格泽，这个带有民粹色彩的胡图至上主义者比其他所有人都强的地方，在于他被总统夫人从籍籍无名中提拔上来，让他扮演起宫廷弄臣的角色，并为即将到来的胡图族战争编写剧本。如果怀疑他作为一个恐惧推销员的才华，那就太愚蠢了。当另一张报纸刊登了一张漫画，漫画中恩格泽躺在沙发上接受“民主报刊”的精神分析——

恩格泽：我病了，医生！！

医生：你的病是？

恩格泽：图西……图西……图西！！！！！！！

——他把这幅漫画挑出来刊登在《坎古拉》上。他是那种可以把别人投掷过来的东西都变成自己武器的人。他风趣而大胆，身处地球上最压抑的社会之一，他展现出了一个好像对禁忌一无所知的自由范例。作为一个种族理论家，恩格泽让约翰·汉宁·斯皮克都显得像个业余爱好者。他是卢旺达胡图族种族灭绝运动备受瞩目的始作俑者，而他的效仿者和信徒也日益增多。

虽然他是卢旺达一个小型宗教社区中虔诚的一员（据一位基督教领袖的说法，“这显然是唯一一个表现良好的宗教社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没有积极参与种族屠杀，甚至还试图拯救图西族的成员”），但他真正的信仰是“胡图主义”。他最著名的文章于1990年12月发表，讲的就是这一新鲜出炉的信仰的教义：“胡图十诫”（Hutu Ten Commandments）。通过其机敏的笔锋，恩格泽恢复、修正及调和了含米特神话与胡图族革命的修辞，并以此阐明了一种斗志昂扬的胡图族纯洁性的教义。前三条戒律对应那种因不断造访的白人和有身份的胡图族的品味而不断加强的顽固的观念，即图西族的女人要比胡图族的女人更美。按恩格泽草案里的话来说，所有图西族女人都是图西族的间谍；如果一个胡图族男人和图西族女人结婚、交友或把她们纳为“秘书或妾”，那他就是叛徒。对胡图族女人而言，她们必须提防胡图族男人对图西族女人的爱意冲动。恩格泽从性问题谈到商业问题，宣称每一个图西族都是不诚实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持他种族群体的霸权”——而和图西族有商业往来的胡图族都是他同胞的敌人。在政治生活上的主张也是如此；胡图族应该掌控“所有战略性的职位，包括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安全方面的职位”。并且进一步命令胡图族“团结一致”对抗“他们共同的图西族敌人”，学习和传播1959年革命的“胡图意识形态”，任何“阻挠他的胡图族弟兄”学习和传播这种意识形态的胡图族都将被视为叛徒。

“胡图十诫”得以广泛传播并受到极大欢迎。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对“胡图十诫”的公布表示支持，并认为这是卢旺达“出版自由”的证明。卢旺达全国各地区的领导都把“胡图十诫”等同于法律，并在公开的会议上大声朗读。“胡图十诫”所传达的信息并不陌生，但由于其中充斥着战争气息以及对堕落的胡图族的无情警告，就连最质朴的农民也不可能体会不到这警报音已达到全新的高度。“十诫”第八条，也是被引用最多的那条戒律说道：“胡图族绝不能再对图西族存有一丝怜悯。”

1990年12月，哈桑·恩格泽出版了《胡图十诫》。《坎古拉》还刊登了一整版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画像以向其致敬，标题是“患难见真情”。这声问候相当贴切。数百名装备精良的法国伞兵与哈比亚利马纳的卢旺达武装部队（FAR）并肩作战，使得“卢旺达爱国阵线”无法越过他们在东北部的第一个据点。最初，比利时和扎伊尔也派出部队支援卢旺达武装部队，但扎伊尔人非常喜欢喝酒、抢劫和强奸，卢旺达人很快就恳请他们回家了，比利时人也自行撤退了。法国人留了下来，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是，在战斗开始后的一个月，哈比亚利马纳就宣布“卢旺达爱国阵线”被打败了。事实上，受到重创的叛军只是从卢旺达东北部开放的草原向西撤退，在维龙加火山群（Virunga volcanoes）雨林丛生的锯齿状山坡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地。在寒冷、潮湿和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卢旺达爱国阵线”因肺炎而造成的减员甚至超过了战斗造成的损失，但他们将源源不断招募来的新兵训练成了一支凶猛的、纪律严明的游击队，如果不是法国人插手，他们可能很快就能迫使哈比亚利马纳坐上谈判桌，或者将他彻底击败。

法国和卢旺达在1975年签署的军事协议，明确禁止法国军队介入卢旺达的战争、作战训练或警察行动。但是密特朗总统喜欢哈比亚利马纳，而且密特朗的儿子让—克里斯托夫（Jean-Christophe），这个曾担任过法国外交部非洲事务委员的军火商也喜欢他。（军事支出耗尽了卢旺达的国库，战争还在持续，非法的毒品贸易开始在卢旺达发展起来；军官们建立了大麻种植园，有谣言称让—克里斯托夫·密特朗也曾从这项生意中获利。）法国在1994年的大屠杀期间直接向卢旺达运送了大批的军备物资，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法国官员和军队充当了卢旺达人的协助者，对空中交通管制、审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囚犯以及前线战斗的所有事务进行指导。

1991年1月，当“卢旺达爱国阵线”占领了西北部的关键城市——哈比亚利马纳的总部鲁亨盖里（Ruhengeri）时，政府军在法国伞兵的援助下于24小时内就驱逐了他们。几个月后，当美国驻卢旺达大使建议哈比亚利马纳政府废除种族身份证时，法国大使推翻了这一倡议。巴黎方面认为非洲的法语区是“自己的家”，是祖国的虚拟延伸，事实上，“卢旺达爱国阵线”在乌干达这个英语区的出现，激发了法国人古老的对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人威胁的部族恐惧症。哈比亚利马纳和他的统治集团裹在这张帝国安全毯中，可以长期无视“卢旺达爱国阵线”，并专注于打击手无寸铁的“国内敌人”。

在1991年1月“卢旺达爱国阵线”一夜之间占领鲁亨盖里的几天之后，哈比亚利马纳的卢旺达武装部队假装袭击了他自己在西北部的一个军营，罪名被归于“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反击中，当地市长组织了一场针对巴各维人（Bagogwe，一个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半游牧的图西族分支）的大屠杀，几十人遇害。市长把他们深埋在他自己的院子里。随后又发生了更多的屠杀事件，到3月底，西北部有数百名图西族惨遭屠杀。

奥黛特回忆说：“在那个时期，我们真的很害怕。”1989年，她被医院开除，奥黛特对她所信任的朋友们迅速远离自己而感到大为恼火。一年后，她回忆起那段时间，就像在回忆一段过去的美好时光。像很多卢旺达的图西族一样，奥黛特对战争的第一反应是对难民叛乱者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把那些留在这个国家的人置于危险的境地。“我们总认为外面的人安然无恙，过得更好，”她跟我说，“我们已经对自己在这里的处境习以为常了。我曾经跟我在外流亡的表兄弟们说：‘为什么要回来？待在那儿，你们过得好多了。’他们说：‘奥黛特，就连你都相信哈比亚利马纳的话了。’‘卢旺达爱国阵线’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承受着流亡生活的痛苦，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一直都没有考虑过这些流亡者。99%的图西族都不知道‘卢旺达爱国阵线’会发起攻击。但我们开始谈论它，并认识到这些人是我们的兄弟，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胡图族并不认为我们是平等的，他们排斥我们。”

在奥黛特和她的丈夫让—巴蒂斯特探望了一批被囚禁的图西族的妻子之后，让—巴蒂斯特接到了一个情报部门秘书长打来的电话，他一直把这个人当成好朋友。这个情报官员给他的友好忠告是：“如果你想死，那就继续去找那些人。”

对于那些被监禁的人，比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驻基加利特派团的工作人员博纳旺蒂尔·尼比兹（Bonaventure Nyibizi），其死亡概率可能更大。“他们每晚都在杀犯人，10月26日，我马上就要被杀了，”博纳旺蒂尔跟我说，“但我有香烟。那人过来说：‘我要杀了你。’我给他递了支烟，他说：‘好吧，我们只杀一无所有的人，今晚我就不杀你了。’每天都有人死于酷刑。他们被带走，等到回来的时候，已经遭到毒打、刺伤，处于垂死之中。我有好几晚都是和死人睡在一起。我认为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杀掉监狱里的所有人，但红十字会开始登记人数以后，杀人就比较困难了。政府还想保持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

博纳旺蒂尔在监狱里最好的朋友之一，是一个名叫弗罗杜尔德·卡拉米拉（Froduald Karamira）的商人。博纳旺蒂尔和卡拉米拉都来自南部的吉塔拉马，两人生来都是图西族。但卡拉米拉早年拿到了胡图族的身份证，他也因此而受益。1973年，当博纳旺蒂尔因为图西族的身份而被学校开除时，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的卡拉米拉却安然无事。“但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不喜欢吉塔拉马的胡图族，而且卡拉米拉很有钱，所以他们就把他逮捕了。”博纳旺蒂尔解释说。“他在监狱里是个很好的人，总是想帮助别人，给他们买烟，帮他们找睡觉的地方，给他们毛毯。他在我之前出狱，当时我老婆正怀着我第一个孩子，而他直接过去探望了她。1991年3月，政府把我们全部释放之后，我还去看过他好几次。他也来过我家，或我的办公室。然后有一天晚上，”博纳旺蒂尔打了一个响指，“他彻底变了。我们不再讲话了，就因为我是图西族。这种事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他们变得太快，以至于你都要问一句：‘这还是同一个人吗？’”

1991年夏天，卢旺达开启了备受期待的多党制。从极权主义到政治的自由市场，这种飞跃，即使是由真诚、善意的领导人来推行也会造成动荡不安，而在卢旺达，政治的开放显然并不真诚。突然间开始为争夺关注和影响力而争吵不休的十几个党派中，大多数都是哈比亚利马纳的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傀儡，它们由总统和阿卡祖创建，用以混淆视听和嘲弄多元主义者的企图心。只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拥有相当数量的图西族党员；其余的党派则分成坚定的改革派和胡图族极端主义分子，他们迅速将“民主辩论”变成一个楔子，即将卢旺达的政治问题转变为纯粹的胡图族的自卫问题，以进一步分化已分裂的民众。也就是说，我们要反对他们——我们所有人要反对他们所有人：任何敢于提出另一种观点的人都是对方的一员，他就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而且正是那个皈依了胡图主义的弗罗杜尔德·卡拉米拉给这种表面上看似井然有序，实则暗藏着不同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张起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名字：胡图力量。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博纳旺蒂尔跟我说，“人们说哈比亚利马纳给了几千万以改变他的立场，而他也确实成了‘国家电力公司’（ElectroGaz）的负责人。我只知道他已经成了最重要的极端分子之一，但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变化这么大又这么突然，到现在我也很难想象——很难相信——这变化有多大。”

1992年1月的一天，一群士兵闯进了博纳旺蒂尔在基加利的家，当时他和妻子外出了。“他们把门砸开了，”博纳旺蒂尔说，“他们拿走了所有东西，还把保姆绑了起来。我有个儿子当时才九个月大，他们给他留了好几个手雷。我儿子拿着一个手雷在客厅玩了三个小时。然后有人经过时才发现了，很幸运的是我儿子没有被杀。”

随着组织良好的胡图族极端分子囤积的武器和接受“民防”招募及训练的胡图族青年民兵不断增多，袭击和屠杀事件也开始不断出现。这当中的第一个民兵组织是联攻派民兵（interahamwe），意为“一起进攻的人”，它的发迹始于全国发展革命运动和阿卡祖的领导层赞助的一些球迷俱乐部。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崩溃让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失去了工作的希望，荒废于失业及随之而来的怨恨之中，这时招募民兵的时机已经成熟。联攻派民兵和各种各样的模仿组织最终都参与其中，将种族屠杀演变成狂欢节的嬉闹。胡图力量的年轻领导人们骑着摩托车，留着时尚的运动发型，戴着墨镜，身着华丽的睡衣和睡袍，往返于各种拥挤的集会，并鼓吹种族团结和民防的主张，这些集会中的酒通常是无限量供应的，点缀着哈比亚利马纳的偶像式肖像的巨大旗帜在微风中飘扬，准军事化的训练被安排得像是新潮的热辣舞步。总统和他的夫人也经常出席这些场合，接受人们的欢呼，但同时在私下里，联攻派民兵将成员组织成一个个小的邻里团队，编制图西族的清单，然后隐蔽起来进行燃烧房屋、投掷手雷，以及用砍刀砍杀人偶的练习。

1992年3月初，联攻派民兵的努力第一次发挥了效用，卢旺达国家广播电台宣布“发现”了一个图西族屠杀胡图族的计划。这是纯粹的假消息，但在基加利南部的布格塞拉（Bugesera）地区，先发制人的“自卫”民兵成员和村民们在三天内就屠杀了300多名图西族。吉塞尼省也在同一时间发生了类似的屠杀事件。8月，哈比亚利马纳在国际资助者的巨大压力下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签订了停火协议，但不久之后，基布耶的图西族又遭到屠杀。同年10月，停火协议扩展成一项新的，包括“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内的过渡政府的计划；一周后，哈比亚利马纳发表了一次演讲，又将停火协议驳斥为“不过是废纸一张”。

外国的援助资金依然在涌入哈比亚利马纳的金库，而武器也不断从法国、埃及和种族隔离的南非抵达。偶尔有资助者表达对屠杀的担忧，就会有人被捕，但很快又会被释放；没有人因此而受到审讯，更不用说对大屠杀行为发起公诉了。为了安抚外国人敏感的神经，政府把“屠杀”描述成因“愤怒”或“自保”而产生的“自发的”和“大众的”行为。村民们对此更是心知肚明：大屠杀之前总会开一些政治“观念动员”会，在会上，当地的领导人，通常是一个省级或全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把图西族描述成魔鬼的角、蹄子、尾巴等，并按照旧式的革命术语（即把屠杀当成一项“工作”任务）下令杀死他们。地方当局总能从屠杀中获利，他们夺取被杀害的图西族的土地和财产，有时如果他们表现出特别的热情，还会获得晋升，而平民杀手通常也能得到小小的赃物作为奖励。

回想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屠杀可以被看作1994年胡图主义的倡议者们自称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彩排。然而恐怖并非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多党制的到来，总统在民众压力的驱使下也不得不对改革派的反对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这就需要哈比亚利马纳的极端主义追随者坚持不懈地艰苦努力，以防止卢旺达滑向稳定温和的局面。暴力是这一努力的关键。联攻派民兵是由阿卡祖领导层所属的一个财团来资助和管理的，该领导层还掌控着一些自己的敢死队，诸如“零号网络”和“子弹团”。哈比亚利马纳夫人的三个兄弟，连同一群上校和西北部商业黑帮的头目，都是这些组织的创始成员，他们都是在1992年3月的布格塞拉大屠杀期间首次与联攻派民兵一起行动的。但布格塞拉最重要的创新还是利用国家广播电台为屠杀做准备工作，并把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暗示性信息直截了当地升级成绝对的杀人或被杀。

种族灭绝，归根结底是社区建构中的一种行动。一个强有力的极权主义制度要求人民投身于领导人的计划，对这一目标而言，种族灭绝可能是最不正当和最野心勃勃的手段，然而它也是最易于理解的。1994年，卢旺达被世界其他地区视为崩溃国家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典型实例。实际上，种族灭绝却是制度、威权主义、几十年的现代政治理论构建与灌输的产物，也是有史以来最周密的治理形式之一。听起来也许很奇怪，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或卢旺达人所谓的种族灭绝的“逻辑”，被鼓吹成一种非但不会制造痛苦，反而能减轻痛苦的方式。一个极具威胁以至必须将其斩草除根的幽灵，将领导者和人民捆绑在一个密不透风的乌托邦的怀抱里，而总是令整体感到厌恶的个体也就无须存在了。

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规模屠杀的参与者，可能在被迫杀害邻居时感受不到什么乐趣。然而很少有人拒绝，坚决反抗更是极为罕见。屠杀图西族是卢旺达在后殖民时期的一项政治传统，它把人民团结在了一起。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有一种老生常谈的看法，认为毁灭性的工业化屠杀引起了对“人类进步”概念的质疑，因为艺术和科学可以直接把人们引向那扇著名的——上面印有“工作使你自由”字样的——通往奥斯维辛（Auschwitz）的大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技术，德国人就不可能杀死那么多犹太人。然而，是德国人而不是机器杀害了他们。卢旺达胡图力量的领导者们完全明白这一点。如果你能操控那些舞动砍刀的人，技术上的落后就不会成为种族灭绝的障碍。人民就是武器，这意味着所有人：所有胡图族要杀光所有图西族。这种安排除了能确保明显的数量优势之外，还排除了任何可能出现的问责。如果每个人都被牵连其中，那牵连就变得毫无意义。还牵连什么呢？一个胡图族要是认为有什么可牵连的，那肯定会被看作是敌人的同谋。

莱昂·马格塞拉在1992年11月的演讲中，解释说：“我们的人民有义务自己承担起清理这些渣滓的责任。”在这次演讲中，他还鼓动胡图族把图西族从尼亚巴隆戈河赶回埃塞俄比亚。马格塞拉曾是一名医生，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副主席，同时也是哈比亚利马纳的密友和顾问。他的话就代表了权力，大多数卢旺达人仍能准确引用他的著名演讲，联攻派民兵的成员经常在他们出去杀人时背诵其中最喜欢的语句。马格塞拉声称，法律规定“蟑螂们”的“同谋”必须被执行死刑，他问道：“我们还要等谁来执行这个判决？”他说反对党成员“没有权利活在我们之中”，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去散播警告，并指导人民“保卫他们自己”。至于那些“蟑螂”，他想知道“我们还在等谁来消灭这些家庭？”他号召那些在哈比亚利马纳领导下飞黄腾达的人“为消灭这些人而筹措资金”。他谈到在1959年时，说允许图西族生存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摧毁他们。”他说。“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让他们逃掉。”他说，“记住，那些被你救了的人可是绝对不会救你的。”他的结束语是“赶走他们，总统万岁”。

马格塞拉是以法律的名义发表演讲的，但当时的司法部部长是一个名叫斯坦尼斯拉斯·姆博南佩卡（Stanislas Mbonampeka）的人，他对此事的看法不同。姆博南佩卡才能出众：他是一个来自西北部的富裕的胡图族，持有一家厕纸厂一半的股份。他还是一名反对党人，一名律师，是自由党最高层中的人权倡导者，而自由党是唯一一个拥有相当大数量图西族成员的反对党。姆博南佩卡研究了马格塞拉的讲话，并以煽动仇恨的罪名向他发出了逮捕令。当然，马格塞拉没有坐牢，他去找军队寻求保护，然后又移民加拿大，而姆博南佩卡很快就被免除了司法部部长的职务。姆博南佩卡看清了风向。到1993年年初，卢旺达所有新生的反对党都分裂成两个派系——当权派和反当权派——而姆博南佩卡投靠了当权派。不久之后，他的声音就出现在卢旺达广播电台里，警告“卢旺达爱国阵线”：“如果你们不希望你们在卢旺达国内的支持者们被彻底消灭，那就停止这场战争。”

1995年夏天，我找到了姆博南佩卡，他住在扎伊尔的戈马（Gama）的一所新教徒招待所的单调的小房间里，这里离卢旺达边境大约只有1英里。他跟我说：“在战争中，你没法中立。如果你不支持自己的国家，那不就是支持侵略者吗？”姆博南佩卡是一个性格冷静、举止沉稳的人。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穿着整洁的裤子和一件粉白条纹衬衫。他还有一个荒诞的头衔，卢旺达流亡政府的司法部部长——这是一个自封的政府，主要由负责种族灭绝的前政府官员组成。姆博南佩卡在1994年并没有任职于政府，但他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以非正式的方式参与了行动，他在国内和欧洲为胡图力量的动机辩护，并认为这是出于正常的职业发展需要。

“我说过马格塞拉必须被捕，因为他挑唆人民互斗，这是违法的，我也说过如果‘卢旺达爱国阵线’要继续开战，那我们就必须要有民防组织。”姆博南佩卡跟我说。“这些立场都是一贯的。在这两个事例中，我都在维护自己的国家。”他补充道，“就个人来说，我不相信有什么种族灭绝。这不是常规战争，敌人无处不在，那些图西族被杀不是因为他们是图西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支持者。”

我想知道区分支持“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图西族和其他的图西族会不会有什么难度，姆博南佩卡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种族和政治是一回事。”他跟我说，“99%的图西族都是亲‘卢旺达爱国阵线’的。”

就连上了年纪的老祖母和婴儿也不放过？在广播播音员提醒听众不要忘了对怀孕的受害者开膛破肚时，就连胎儿也要从图西族妇女的子宫里被扯出来？

“想想看，”姆博南佩卡说，“比如说德国人进攻法国，法国人就要自卫抵抗德国。他们很清楚所有德国人都是敌人。德国人会杀妇女和儿童，你们也一样。”

至于种族灭绝，即使他否认它的存在，它也是“卢旺达爱国阵线”与哈比亚利马纳政权之间战争的延伸，姆博南佩卡似乎想证明，国家支持下的系统消灭整个群体的行为是一种可煽动的罪行——受害者的过错与加害者旗鼓相当。虽然种族灭绝与战争同时展开，但其组织和贯彻与战争的动机还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只是在胡图力量面临和平的威胁时，最终的灭绝运动的动员才得以全面展开。

1993年8月4日，在坦桑尼亚阿鲁沙（Arusha，Tanzania）的一个会议中心，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与“卢旺达爱国阵线”签署了一项和平协定，正式结束了战争。所谓的《阿鲁沙协定》保证了卢旺达的海外难民回国的权利，承诺将两支交战中的部队整合为一支国防部队，并订立了一项由全国各政党的所有代表组成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过渡政府的计划，“卢旺达爱国阵线”也被包含其中。哈比亚利马纳将继续担任总统，直到选举结果揭晓，但他的权力基本是仪式性的。至关重要的是，在整个和平计划的实施期间，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将会派驻到卢旺达。

“卢旺达爱国阵线”并没有真的指望在战场上赢得这场战争；他们的目的是迫使对方以政治途径来解决问题，而这一目的在阿鲁沙似乎是达成了。“除非没有别的办法，你才会发起战争，而《阿鲁沙协定》开辟了一条以政治竞争来解决问题的道路。”其中一位参与了协定谈判的“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蒂托·鲁特勒玛拉（Tito Ruteremara）跟我说。“有了《阿鲁沙协定》，我们就可以进入卢旺达，如果我们有好的想法，加上一个很好的组织，我们就能成功。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就说明我们的想法还不够好。斗争也不是种族斗争，而是政治斗争，哈比亚利马纳害怕我们是因为我们很强。他从没想过实现和平，因为他看到了我们可以在政治上获得成功。”

对于哈比亚利马纳来说，《阿鲁沙协定》确实等同于一份政治遗书。胡图力量的领导人怒斥其叛国，并指控总统本人已成为“同谋”。在《阿鲁沙协定》签署的四天后，千丘自由广播电视电台（RTLM，后简称千丘广播电台），这个由阿卡祖成员及其盟友资助成立的致力于宣传种族灭绝的新电台开始在基加利进行广播。千丘广播电台是一个无线电版的《坎古拉》：它的影响力在收音机已经饱和的卢旺达几乎无处不在，并且由于混合了激动人心的话语风格和西蒙·比金迪（Simon Bikindi）这样支持胡图力量的流行歌星的歌曲而变得极受欢迎，比金迪最著名的歌曲可能是《我恨这些胡图族》——一首关于“睦邻友好”的歌：

我恨这些胡图族，这些傲慢的胡图族，自吹自擂，蔑视其他的胡图族，亲爱的同志……

我恨这些胡图族，这些不愿做胡图族的胡图族，他们否认自己的身份，亲爱的同志。

我恨这些胡图族，这些盲目前行的胡图族，就像一群傻子。

这些天真的胡图族被人操纵，将自己撕裂，去参加一场战争吧，是谁对你无视。

我恨这些被杀的胡图族，去杀吧，我向你发誓。

是谁杀了胡图族，亲爱的同志。

如果我恨他们，那就更是好事。

……

诸如此类，这是一首很长的歌。

1994年1月，哈桑·恩格泽在《坎古拉》上警告说：“如果有人认为《阿鲁沙协定》能终止战争，那他就是在自欺欺人。”恩格泽从一开始就抨击《阿鲁沙协定》是一个叛国协定。1993年年底，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后简称联卢援助团）的蓝盔部队抵达后，他有了新的目标。恩格泽宣称，联卢援助团只是一个“协助‘卢旺达爱国阵线’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工具。但他又提醒自己的读者，记录显示这些维和人员一般都很懦弱，倾向于在暴力事件爆发时“像观众一样看着”。他预言会有很多好戏可看，并明确警告联卢援助团不要干涉。“如果‘卢旺达爱国阵线’决定要杀了我们，那我们就互相残杀吧。”他敦促道。“让所有阴燃的东西都爆发吧……在这样的时刻，大量的血液将会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