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言说的感怀

“始述家风”“先陈世德”，这是汤一介先生引述庾信的话。事实上，先生同样幼承庭训，受到良好的家风熏陶，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美德如影随形，陶冶了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的淳儒情怀。其行事也端，接人也和，律己也严，即使不算完人，也是一个德行无亏的君子；以现代的价值标准，无论怎么说，也算得上“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然而，却命运多舛，屡经磨难，还要在磨难中做深刻的检讨和自责，甚至殃及儿孙，以致萌生投湖自尽、了此一生的念头。实在让人不得其解。

司马迁说过，诗三百，大抵圣贤之所为作也。或许圣贤就是应该经历磨难？再或许，我能从先生的检讨中，看到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士人’都是依附于皇帝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像我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但是中国历史上也还有极少数有骨气的士大夫他们可以对抗皇权，对抗世俗流行的观念。孟子可以说‘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李贽可以‘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我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可贵的美德全都丢掉了。对这些，想起来十分惭愧，愧对那些古人呀！”

显然，先生为自己不能保持中国知识分子与天地同参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深感痛惜，并以之自责，不过，这些话恰恰说明，儒家的入世精神早已铸就了他们的参政意识，从来“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就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即便是历史上曾经有过孟子、陶渊明、李贽不以权贵者的是非为是非，坚守自由精神，但在权力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同样不能免俗——不是干预政治，就是政治干预；经邦济世的外王之路和高蹈的孔颜乐处既是儒家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的两难的选择。尤其是政治裹挟下的学术，怎么判断是非过错？正确的能不执行？错的又有几人能抗，怎么抗？问苍天，问大地？生关死劫，有谁能躲？正确错误，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历史证明，学者过度涉足政治，特别是在理想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冲突中，其结果常常是自取其辱。我想这也是汤先生为之困扰的原因。君不见冯友兰先生为此背负恶名，胡适不也曾接受蒋介石的几度馈赠。只不过冯先生在挨斗时心中默念“菩提本非树”，胡适无论何时始终高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仅此而已。至于像梁漱溟先生那样奋力抗争而无可奈何的全身而退者能有几人？这不由让我想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的最后陈述中引述歌德的诗句：

在伟大的命运的天秤上，

你不得不上升和下降。

不做铁锤，便做铁砧，

不是胜利和凯旋，就是失败和灭亡。

我想，这或许正是儒家思想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是先生充满失望且无法回避的现实。

我以为，学术还是要尽可能地远离政治，相对地保持知识分子的距离。

2016年10月3日

（本文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