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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中国对外贸易总体战略的演进与调整
中国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是根据经济发展规划,从宏观角度提出的,关于对外贸易发展的全局性抉择。中国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展现了由进口替代战略到混合发展战略、“大经贸”战略、互利共赢战略的类别演进轨迹。
在这个过程中,对外贸易总体战略的中国特色逐渐形成,多种对外贸易战略先进元素融合互补的趋势逐渐加强,特别是自“大经贸”战略提出之后,中国对外贸易总体战略的创新性日益显著。
一、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制度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1949—1978年)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是典型的封闭性进口替代战略。实施这一战略的依据在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一些主观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摆脱经济制度中的殖民主义色彩,实现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中国亟待开展工业建设。然而,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局面,加上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中国不具备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客观条件,中国的工业建设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主观上,由于中国对参与国际分工的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在四大平衡中对外贸易只是作为物资平衡的组成部分,被置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地位。在缺乏主客观条件的情况下,中国选择了对外贸易统制模式,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
与亚洲和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相比,中国的进口替代战略有所不同。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口替代战略的特点是立足于比较优势,从非耐用品的进口替代着手,以鼓励出口为最终目的。中国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满足本国工业化的物质需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下,进口替代部门偏重资本密集型行业。实践中,这种进口替代模式曾经对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建立工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违背商品交换规律的做法却阻碍了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损害了中国的贸易利益,加剧了资金短缺、劳动力过剩和结构失衡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制度时期的混合发展战略(1979—1992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依然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特征。随着对外向型经济的认识逐渐加深,中国才开始探索、实践开放条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这种尝试为中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实施选择性的进口替代并进一步发挥对外贸易在完善工业体系、增强工业实力中的积极作用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转变,随着复关工作的逐步推进,有限开放的进口替代战略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体制基础,同时也与关贸总协定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不相符合。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开始将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结合运用,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了开放条件下的混合发展战略。通过在沿海经济特区发展“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产业,从沿海到中西部地区实施梯度开放战略,对缺乏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重化工业实行开放式的进口替代战略,中国逐步形成了进口替代工业和出口导向工业并存、内地进口替代和沿海出口导向并存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在选择性保护的同时积极发展出口导向产业。中国的混合发展战略也存在一些不足,政策性开放所致的地区差异造成了地区间的不公平竞争,使各地为了地区利益相互争夺资源,人为分割国内市场,进而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时期的“大经贸”战略(1993—2001年)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时期,中国逐步实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到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顺应国际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和国际投资融合发展的趋势,在继续完善混合发展战略的同时,开始探索对外经济贸易结合发展的模式。1994年5月,中国正式提出了“大经贸”战略。
“大经贸”战略是以进口和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技术、服务相互渗透,外经贸、生产、科研、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对外经贸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要求中国的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外援等领域,以及国内各产业部门相互融通、紧密配合、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大经贸”战略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开放,即通过拓展对外经济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形成对内对外全方位、多领域、多渠道开放的格局,全面开拓国际市场;二是融合发展,这主要包括加快实现各项对外经贸业务的融合,实现商品、技术和服务贸易一体化协调发展,在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双边、区域和多边经贸合作;三是转变功能,即在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提高对外贸易贡献度的同时,着力发挥对外贸易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升对外经济贸易整体的综合竞争能力。
对外贸易和各项对外经济活动融合发展,是“大经贸”战略的重要目标。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的结合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对外经济贸易融合发展的内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要鼓励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发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
对外经济贸易融合发展的战略构想,为中国完善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宏观调节和管理,解决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打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阻隔及国内各部门、各地区间的界限,促进专业化协作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时期的互利共赢战略(2002—2013年)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履行入世承诺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总体战略的类别更加多元。一方面,在继续贯彻“大经贸”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同时,中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出口导向战略,这主要体现为进口替代产业随着市场开放的扩大而减少,支持出口的措施进一步完善,国内产业配套、生产能力、物流体系基本以出口为目标;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发展了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原则,并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中国从“十一五”开始将五年一个跨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部署由“计划”改为“规划”。根据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十一五”规划对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作了具体部署。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强调要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弥补资源不足、扩大发展空间、提高附加值的要求,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基础上,积极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这样的发展战略,体现了对外贸易思想和发展理念的重要转变。
随着实践的推进,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中共十七大报告以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概括了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基本特点,强调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要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论述表明,互利共赢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注重内外联动;兼顾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注重互利共赢;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注重以质取胜。在此基础上,中国根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在“十二五”规划中确定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一步形成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格局等经济社会目标。根据这些目标,“十二五”规划指出,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推动对外贸易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十二五”规划的有关论述,从目标和手段两个层面丰富了互利共赢战略的内涵。一方面,关于扩大和深化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的思想,体现了互利共赢战略的实质和目标,表明了中国努力推动自身发展与世界和谐发展相互促进、实现共同发展的原则和立场。另一方面,关于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及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体现了实现互利共赢战略目标的路径,标志着中国从强调对外贸易增长到强调对外贸易发展的战略转变,凸显了对外贸易质量目标和效益目标在对外贸易战略目标中的地位。
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新时期的多元化对外贸易战略(2014年至今)
伴随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开始步入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对创新协调平衡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深化改革、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共十九大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判断,进一步树立了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为对外贸易战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演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上升,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调整期。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需要对外开放领域的进一步主动作为。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并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开放模式、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加快“走出去”步伐等方面进行了阐释。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以 ‘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一重大部署,既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也包括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具有深远战略意义。习近平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中国对外开放新要求,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抢占先机。开放发展的核心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目标是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此外,面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新态势,要主动处理好对外开放同维护经济安全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风险防控和评估,在扩大开放中动态地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坚持全面开放,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追求全面开放是提高开放水平的必然。习近平指出,中国将继续全面对外开放,推进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全面开放体现在开放空间上,就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改变中国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区域格局,逐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体现在开放举措上,就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加强“走出去”战略谋划,统筹多边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体现在开放内容上,就是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全面开放,还要求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
因此,这一时期新的背景和条件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进一步多元化,使之表现为涵盖互利共赢战略、创新驱动战略、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对外经济贸易协调平衡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内的多元化对外贸易战略。多元化对外贸易战略,是中国长期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思想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思想创新发展的体现,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协调平衡可持续发展原则及目标的融合。在未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将随发展环境、条件、任务、目标的变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