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文学的传统

导论

中国文学是以汉语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文学，她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遗产最丰富的文学。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文学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因素。在历史上，曾出现大量少数民族的优秀诗人，他们也用汉语为表现手段从事创作，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诗歌宝库。在更广泛的范围来看，汉文化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文学成为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文学史上的正统文学，所以中国文学在整个东亚文学中起到了种子和核心的作用。

如果将中西文学传统稍加比较的话，那么，能与西方的史诗、戏剧分庭抗礼，并最能代表中国文学传统的无疑是诗。更确切地说，这一由诗歌所代表的中国文学的传统，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抒情传统。即使在后起的戏曲或小说等叙事文学体裁中，也同样充满了抒情的调子，诗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根据可靠的古代文献，“诗”字最晚在《诗经》中已多次出现。战国以来，最流行的有关诗的观念就是“诗言志”。文字学家解释“诗”的意思，也认为“诗，志也。从言，寺声”（许慎《说文解字》），一方面偏于“言”，一方面又根于“心”。我们不难为这一文字学上的说明找到文学上的佐证。在《诗经》中，充满了以谐和音乐的语言所表达的人们内心的欢乐与哀伤，这正体现了抒情诗的两大要素：音乐节奏的语言和内心意志的独白。这就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础，即文学是由生发于内的情感意志和表现于外的语言文字的高度融合。而充分表达这一观念，并且在诗学上奠定了牢固基础的是《诗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在这里，“诗”既是“志”的停蓄（“在心为志”），又是“志”的表现（“发言为诗”），同时，诗还是和音乐、舞蹈同源的艺术形式。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既展示了“诗”的观念的演变痕迹，也标志着中国早期诗歌概念的成熟。

从《说文解字》对“诗”的解释来看，“从言”即表示其义类，所以诗是和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言”当指书面语言，即汉字。由于汉字以形声字为主，特别适合于文字的修辞。字形作用于视觉，字声作用于听觉，以形和音表现内在的感情。《文心雕龙·情采》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这是就广义的“文”而言，所以包括了天地自然之文。若是就狭义的“文”，其本身就是综合了形、音、情三者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说，这里的“文”则指文采、修辞。“修辞”连文见于《周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如果说，修辞是属于“美”的话，那么，“诚”所包含的是“真”和“善”，真善美的结合，便是中国文学的基础。此外，中国文学中的某些特殊技巧和句法，也是和汉字的特征分不开的。例如骈偶，这是利用了汉字在字形上的特征；又如双声、叠韵，则利用了汉字在声韵上的特征。至于从双声、叠韵演化出声对，而不犯形与义之忌；从字形字义而演化出的形对，又不犯声韵之忌；交叉为用，互相制约，更是综合了汉字的形音特征。此外，还有声调上的要求，讲究清浊和平仄，形成了中国文学如赋、骈文、律诗、词、曲等在技巧上的若干特色，成为精美的语言形式。汉字是没有语尾变化的语言，所以也就没有“格”、“数”以及“时态”；同时在诗歌语言中，还常常省略动词主语和介词，有时甚至将动词也省去。这就使语序富于变化，内涵因此而有欠精确。反过来说，这也使中国诗歌的意蕴变得更加丰富，从而形成诗多义、无达诂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在汉诗翻译成外文的时候，这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其对后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恐怕没有任何一部书能与《诗经》相比。在305篇作品中，除了《大雅》和《周颂》的部分篇章外，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远离了宗教的迷恋和神话的虚幻。即使在某些表现祭祀的作品中，对人的道德因素的强调也往往胜过对神的依赖，这就奠定了中国文学以人文世界为核心展开其内容的基础。这些诗被孔子列为人生行为的教材，至汉代又被列为“五经”之一，之后成为历代士人的基本读物，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权威性。同时，它也得以兼经学与文学于一身。在传统诗教的影响下，中国文人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的敏感性，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相当突出的。现代评论家往往指出我们的文学传统中缺乏“纯文学”的观念，太多的作品中含有道德训诫和政治讽谏的意味。即便是表达男女爱情的诗歌，其中也往往寄托着君臣遇合之感。因此，中国文学中的文化因素也显得格外突出。唐代杜甫、李白、王维所拥有的“诗圣”、“诗仙”、“诗佛”的称号，正代表了中国文学中的儒、道、释思想的影响。而孔子“有德者必有言”的教诲，使得中国文学思想中尤其重视作者的人格修养，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至宋人而提出“文以载道”的观念，就其最基本的意义上着眼，实际指的是作者对人生、社会所应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张载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传统文化中士人的理想，也是对士人的要求。这一要求若推扩至文学，就必然会导致“文以载道”说。由于这个“心”是为天地而立，这个“命”是为生民而立，所以，作者凭借其人格上的修养，以某种道德来转化、提升其生命的境界，就能在根源处发现并把握人性的本质，就能在个体的生命中生发出群体的感动。故“文以载道”实际上便是“文以载心”。

诗、书、画、乐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修养，而文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也极为密切。魏晋以来，文章和艺术往往“靡不毕综”地集中于文人一身，于是便会发生“触类兼善”的效果。如唐代诗人王维不仅精通音乐，而且还是南宗画的开创者。宋代的苏轼不仅在诗歌中表达文学思想，同时也表达他对于音乐、书法和绘画的见解。因此，将文学艺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就能够发现各个门类间的相互关系并辨析其异同。以文学和音乐的关系而论，一方面是两者的结合而不断产生新的文学样式，如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另一方面是两者的不断脱离，从而突出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色，如由歌诗变为诵诗、赋诗，由可歌可不歌的《楚辞》发展为完全不可歌的汉赋，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也都由合乐之辞逐渐变为“哑诗”。而中国的文学理论，甚至也可以说是源起于音乐理论的。袁枚《随园诗话》卷三指出：

千古善言诗者，莫如虞舜。教夔典乐，曰“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离乎本旨也；曰“声依永”，言声韵之贵悠长也；曰“律和声”，言音之贵均调也。知是四者，于诗之道尽之矣。

又词学理论著作中所常用的点染、钩勒、浓淡、疏密等，其实也是来自绘画批评的。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自然环境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并造成了人的不同性格和气质，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学风貌。《诗经》中的“风”包含了15国，加上“雅”（西周）和“颂”里的鲁和商（宋），一共涉及了18个地域。就中国文学的地域特征而言，《吕氏春秋·音初篇》溯东南西北四方之音，各有其渊源。如以《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以《周南》、《召南》为南音之始，以《秦风》为西音，而以“‘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尽管这一说法带有某些神话色彩和附会成分，但指出《国风》中有四方之音的差别，还是透露出早期中国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但中国的地域若就差异较大者言之，东西之别远不及南北之异来得显著，后人常常把《诗经》和《楚辞》分别作为南北文学的代表，虽然是一种粗略的划分，但也显示了人们对中国文学地域性演变的一种认识。大要而言，南方文学富于浪漫情思，风格旖旎靡丽；北方文学则重在实际生活的描写，风格质朴。到南北朝之世，政治上的南北对峙，也使得文学上的地域特征表现鲜明，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书·文学传序》）。唐代禅宗兴起以后，人们又往往借用“南北宗”来论文、论诗、论词、论画、论书等。当然，南北文学一方面有差异，另一方面也有交融。尤其在大一统帝国的情况下，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也只是整个文学发展中的一条支流。

文章是表现中国文学实用性特征最明显的文体。最早的文章是《尚书》，主要是当时在政治上的诏令诰命等，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代表了文章的进一步发展。前者崇尚真实，后者重在思想。东汉末至魏晋，文章走上了骈偶化的道路，是追求形式上精工的美文，逐步失去了真实和思想这两大要素。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重在恢复文章中的思想性原则，此时古文家多思想家；宋代古文运动再兴，重在恢复文章中的真实性原则，此时古文家多史学家。而实用性很强的散文，至此强化了其抒情的功能，很多脍炙人口的篇章流传至今，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虽然中国文学的最大特征是抒情，但叙事文学也有其自身悠久的传统，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基础，六朝的志怪和志人小说将这一基础继续扩大，至唐人传奇而有意识从事小说创作，在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皆取得很高的成就。随着城市经济的发达，为适应市民文化消费的需要，民间的说书艺人大量涌现，到宋代而产生了相当成熟的话本小说，至明清时代而出现长篇章回体小说，形成小说创作的高峰。戏曲则萌芽于汉代的百戏，经过唐代的参军戏和宋金杂剧的过渡，到元代而演变为成熟的艺术形式，继此再发展为明清传奇和近代戏曲。此外，如民间的弹词、宝卷、子弟书等艺术形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在叙事方面的成就。但中国的叙事传统有别于其他文学传统的地方，正在于叙事中连带着强烈的抒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