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诗》《骚》与比兴

导论

从纯粹的文学观念来看，在先秦能够称得上纯文学作品的也许只有《诗经》和《楚辞》。这两种典籍，对后世文学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其最核心的文学传统之一就是作为中国文学特质的比兴传统。

上古文学总是处于一种浑然不分的状态，中国文学自不能例外。先秦时期，诗、乐、舞不分，文、史、哲不分，尽管我们以现代文学的观念来诠释上古的文学，但是“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奇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语），一代有一代的诠释理念及方法，我们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古典文学的本来面目。《诗经》作为先秦的儒家经典之一，在两千多年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从歌到诗、从经学到文学的过程。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尚未确立之前，《诗经》作为一部典籍，其诗教的敦厚远过于审美的欢愉。诗教的意义，即是《诗大序》中所说的：“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自先秦至今天，《诗经》学作为一门显学，有它自身的发展过程。先秦《诗经》学以“致用”为根本，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都是从事父、事君、言语、政事等传统的伦理范围出发的。

西汉时《齐》、《鲁》、《韩》三家诗列入学官，《毛诗》独在民间传授，而自东汉郑玄融汇今、古文，为《毛诗》作笺以后，三家诗逐渐消亡，至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也以毛、郑之学为核心，故从东汉至唐近千年间，毛、郑《诗》学实为《诗经》学的主流，其特色始由经世致用而转为一门纯粹的学术，并以训释经文为其核心。

宋代以朱熹《诗集传》为核心的《诗经》学，是在宋代浓重的疑经风气之下逐步形成的。自欧阳修开始对于《诗序》的怀疑，宋代一大批学者如王安石、苏辙、郑樵、王质、程大昌、王柏等都对《诗经》作了一些专题的研究，并多有著作传世。宋代《诗经》学最主要的功绩是放弃《诗序》的权威，而从《诗经》本身来寻求诗旨，这与毛、郑之学是大异其趣的，这种风气一直绵延到明末。

有清三百年间，《诗经》学以文字、声韵、训诂、考据为其最重要的特征，虽然对于诗旨的解释并没有很多超越前人的地方，而对于《诗经》字句训诂则大大超越前贤，从而为进一步理解《诗经》廓清了大量文字障碍，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等著作为其中坚。同时三家诗的辑轶工作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代表作有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

要之，从汉至清的《诗经》学研究都可以归结为经学研究，而在整个《诗经》学史上，这些研究也贯穿了《诗经》中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采诗与赋诗、《诗经》的“六义”、《诗序》等问题，都在学术史上聚讼不休。

20世纪以来，《诗经》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诗经》学从经学研究而转入文学研究，并涉及到《诗经》研究的各个方面。20世纪的《诗经》学主要是在诗义的阐释上与前人完全不同，并融入了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术范围，例如闻一多的《风诗类钞》、《诗经新义》等著作，以及其多篇讨论《诗经》的论文如《诗新台鸿字说》等，都是较早运用这些方法来对《诗经》进行研究的。又张西堂的《诗经六论》、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等都是对《诗经》的基本问题所作的研究，而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则探讨其与历史的关系。

《诗经》学也是一门国际化的学术，国外学者对《诗经》的学习及研究同样由来已久，《诗经》自汉代始即已开始向国外传播，包括西域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而且在许多国家的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如高丽实行科举时，曾以《诗经》作为士子的考试科目，而18世纪以前日本学者同样是将《诗经》作为经学来研究的，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诗经》向欧洲的传播始于16世纪，至今已有英、法、德、俄等各种语言的多种译本，如史陶思（V.Strauss）的德译本，理雅各（J. Legge）、阿瑟·韦利（A. Waley）、高本汉（B. Karlgren）等的英译本，都具有代表性。西方学者对于《诗经》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Granet）的著作《中国古代的节日与歌谣》是最早运用社会学及民俗学的方法对《诗经》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著作，而晚近的典型著作王靖献的《钟与鼓》则是以帕里洛德理论对《诗经》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论著。

《楚辞》以其原始瑰丽的诗风和浪漫奇特的想象而成为中国文学的另一源头。王国维称之为“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宋元戏曲史序》）。大体而言，《诗经》产生于中原文化之下，是礼乐文明的象征，而《楚辞》则产生于南方的楚国，虽然在屈原手中得以成熟，而其中体现出来的原始性以及“巫系文学”的特色，则足以与中原的礼乐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楚辞》在我国的古典学术中虽然没有《诗经》那么高的地位，在四部典籍中也仅列入集部，但对后世文学创作同样有极大影响，如刘勰称其“文辞丽雅，为辞赋之宗”（《文心雕龙·辨骚》）。而其奇丽的语言特色、“游”的精神内核则对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等人有更大的启发。

就《楚辞》的研究而言，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已对《楚辞》作了训解和评论，而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评论则更具有代表性：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里既说出了失意文人的心声，同时也指出《离骚》的创作价值是与《诗经》一脉相承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奠定了“楚辞学”的基础，他将《楚辞》称为“经”，从忠君爱国的儒家伦理对《楚辞》进行训释，从而提高了“楚辞学”本身的地位和价值。

魏晋至唐，虽然儒学衰微，但是《楚辞》的奇丽使人们从文学方面进一步认识了它的价值，因此它更作为一种文学传统而为人所接受。

宋代为中国学术史上的新变期，每种学术都体现出一种崭新的面目，“楚辞学”也不例外，大量的学者如晁补之、洪兴祖、朱熹等人都对“楚辞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都是“楚辞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而尤以朱熹的《集注》最能发明其中的儒家意蕴，同时，朱熹对于《楚辞》的艺术也予以了很多重视。明代“楚辞学”著作如汪瑗《楚辞集解》、黄文焕《楚辞听直》等对旧注已多有驳正，是较有价值的两种。

清代“楚辞学”大盛，重要的著作如王夫之《楚辞通释》、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等著作，或寄故国之思，或长于考证训诂，或长于分析艺术，都各有特色。晚清学者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也对于《楚辞》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而近代学者闻一多、姜亮夫、游国恩、马茂元等人则对《楚辞》的文字训诂学、文学及文化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诗经》一样，《楚辞》也较早流入海外。盛唐时代，即日本奈良时代，《楚辞》随同《文选》一书传入日本，且成为官方取仕之必读书，因而《楚辞》对日本的古代文学已经有影响，从而也较早有人进行研究。20世纪以来的研究著作如桥川时雄《楚辞》、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星川清孝《楚辞之研究》以及竹野贞夫《楚辞研究》等。而《楚辞》传入欧美等国则只有100余年的时间，而至今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然而研究的专著及论文则很少，且多出华裔学者之手，如英国霍克思《求宓妃之所在》、陈世骧《论时：屈赋发微》、杨牧《衣饰与追求》等。

作为中国文学特质的比兴传统，古人早已经有许多论述，自郑众、郑玄等经学家以来，都对这一概念作了阐释，“比兴”的确切含义，虽然至今仍是学术界没有定论的问题之一，但是作为一种文学传统，“比兴”决不仅仅代表一种创作方法，而是渗透在中国整个诗歌史上的一种内在精神。刘勰说：“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文心雕龙·比兴》）而钟嵘《诗品·总论》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则已将其作为诗歌的最高标准。《楚辞》的比兴继承《诗经》而来，王逸《楚辞章句》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也说：“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淹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事实上，比兴在《楚辞》中最为突出的即是其以“香草美人”的传统而继续。

与比兴相关联的是《诗经》的“美刺”的传统。郑玄在释“六诗”时已经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诗经》学最初的形成，即已与社会民生联系在一起，对我国以后的诗歌创作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诗歌的复兴每以《诗经》的创作方法为其典范。如唐代陈子昂的古诗运动从理论上对于六朝以来的文学作批判，提倡风雅，言“风骨”，称“兴寄”：“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李白《古风》诗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萎蔓草，战国多荆榛。”至杜甫“即事名篇”的乐府诗，同样是继承《诗经》“美刺”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到了元、白诗派就更加明白地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而其所作之新乐府，更完全实践了其文学主张。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诗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我国诗歌史上的这些现象，都是与这一传统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直至清代常州词派的“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犹是比兴的遗义。

本章所选的两篇文章，《诗教》一文剖析了中国最重要的诗学传统，而《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则是论“比兴”这一基本创作方法在《楚辞》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