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清地方志中“畏海”心理的成因

依据上文所述，明清地方志中的确存在很多关于海洋的负面描写，雷民的“畏海”心理也在这些负面描写中有所体现。然而，为何在明清雷州地方志中会存在如此多关于海洋的负面描写？雷州人民“畏海”心理的成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将从以下几点对明清雷州地方志中“畏海”心理的成因进行探讨。

首先，我们认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海洋相关知识的相对匮乏是导致雷民畏惧大海的主要原因。现如今我们已经能够对台风进行预警，同时也能够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预防、治理风灾所带来的后续影响。然而，在明清时期，雷民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准确预测、防范风灾，这导致大型台风入境后，所带来的破坏和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同理，当时雷民进行海上航行、采捕都面临着不可预测的巨大风险，海上突变的天气、海寇、巨鲸这些都可能对海上作业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当人类的力量不足以让人类在海上安全生活时，人的畏惧心理便会自然产生。

其次，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也是导致地方志中存在大量海洋负面描写的原因。出于海防的需要，明清两代都曾推行过海禁政策。然而，这种海禁政策对于一些世代以渔业采捕、海上贸易运输为业的雷民来说，打击是巨大的。一些海民为了生计与利益，不惜铤而走险出海作业。虽然当时明清两朝对于违反海禁政策的惩罚是严厉的，但在实际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疏漏，海民私自出海捕鱼、贸易、沦为海寇的现象屡禁不止。为了加强对海禁政策的执行，让人们产生对海洋的畏惧心理便是贯彻、执行该政策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只有人们从心理上产生了对海洋的惧怕与厌恶，才能远离海洋，从而做一个不违反海禁的良民。

最后，我们从地方志中了解到，参与地方志纂修的地方官员多来自内地，如雷州知府吴盛藻为安徽历阳人，推官欧阳保为江西新建人，遂溪县知县宋灏为湖北汉阳人。这些来自内地的官员本身就可能因其籍贯而对海洋比较陌生，因此难免在撰写地方志的时候不自觉地表现出“畏海”心理。此外，封建社会千百年来的农本思想也同样禁锢着地方官员的思维。在生产力有限的条件下，只有限制对海洋的开发，才能使生产力更加集中在农业生产上。因此，我们认为内陆官员思想的保守性以及中国自古以来的农本思想是在明清雷州地方志中存在大量“畏海”心理描写的原因之一。地方志撰写与编修的基础是当时地方现状与历史史实的客观描述，然而历史事件的选取以及纂修角度却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主观性色彩。如何从中提取准确客观的史实，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这些问题都为我们当下的研究留有一定的空间。因此，在处理这些地方志资料时，我们要尽可能地考虑到地方志撰写者对于历史材料选取的偏向性。

如今，随着社会科技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海洋的了解与认识也逐渐加深，对海洋的畏惧也随之消减。海洋现已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供人们开发使用。然而，我们仍有必要从历史的片段中挖掘、寻觅这种心理变化的过程。“畏海”心理不仅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窥测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拟测明清时期雷州地区沿海人民的心理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