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盟的性质必定与它所包含的欧共体的起源有关——尽管通过特有的翻来覆去的司法转变，欧盟并没有全盘取而代之。一开始在政治方面为考虑其将来，厘清其体系起源似乎是可取的。此为一个依然存在着争议的议题。自一开始，历史专著就倾向于一种非比寻常的理论化的描述——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几乎没有多少人所熟悉的假设可以被想当然地接受。早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理论认为，支持战后西欧一体化的力量应当在客观上——不仅是经济上，也是社会上和文化上——从最初组成的“煤钢共同体”[1]及其后续组织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深化过程中去探寻。第一波进行诠释的“响亮声音”是新功能主义。该理论强调体制方面递进式发展的逻辑规律，亦即最为适中的功能变化，往往沿着一条无限延伸的不由自主的一体化道路导致增补性的变化。经济往来、社会交往和文化实践的跨国融合为逐步迈向全新的政治理想亦即超国家的大联盟奠定了基础。厄恩斯特·哈斯[2]认为，相对而言，这一过程的初期阶段存在诸多偶然性情况，不过其后续阶段发展的路径已确立；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发表了《欧洲的统一》（Uniting of Europe），该著可能仍是将这种观点理论化的最佳作品。
相比之下，第二波声音则强调了民族国家结构的快速恢复能力。此并非把战后西欧一体化看作迈向超国家主权的一段滑翔路径，而是相反，将它视为一种重振国家有效权威的有效手段。这种新现实主义论题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并非众口一词。迄今为止，最具权威和特色的是阿兰·米尔沃德[3]的著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欧洲一体化贡献最小的国家培养出了最透彻阐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学家。欧盟内还没有其他学者像米尔沃德那样把对档案的掌握和智力激情结合得如此紧密，米尔沃德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欧盟的起源问题。
他的出发点并不与此议题完全吻合，且富有创意。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经济复兴没有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模式——初期由于资源重组而势头强劲，接着是突发性的增长与衰退？在《西欧1945～1951年间的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51，1984）一书中，他摒弃了传统的阐释——诸如凯恩斯主义[4]的出现、修复战争创伤、更大的公共部门、高额的防御开支、技术革新等方面的解释——他认为，1945～1967年间完全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其基础是这一时期大众收入的稳步增长，其背景是长期压抑且从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这种增长模式反过来得到各国新近的措施支持，各国“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1]导致了贸易的自由化和舒曼计划中一体化的头几项有限举措。
米尔沃德后来的著作重点关注的内容正是这些催生“欧洲经济共同体”[5]的措施，含有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和日益犀利的理论要点。其名著《欧洲对民族国家的拯救》（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和《国家主权的边界》（The Frontier of National Sovereignty）的最后章节，都连续不断地抨击过高估计任何联邦思想重要性的新功能主义，在充满火药味的“欧洲圣人的生活和教学”一章中，他认为那些思想不过是一种虔诚。米尔沃德的中心论点是，欧共体起源同相互依赖性的驱动之间极少存在联系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联系——这种依赖性在20世纪中期比在50年前更不明显——而与少数联邦主义精英们的异想天开也很少存在联系或根本就不存在联系。欧共体完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同灾难的产物，而在二战期间，比利牛斯山和北海[6]之间的每一个民族国家都遭受过失败和被占领的苦难。
和平恢复以后，一种全新的机制从战前各项制度深陷的极度虚弱和信用丧失的危机中被建立起来。米尔沃德认为，与战前的狭隘和脆弱的状况相比，战后西欧各国的社会基础更为广泛，它们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发展、就业和福利的措施，将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首次全部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活。正是这些政策在各国所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又一次促进了整合范围的扩展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当它们在各自国家展开道义上的恢复重建之时，欧洲大陆的六个民族国家发现，通过共享对大家都有利的各自主权国家的某些元素，它们可以进一步加强各自的力量。这一过程的关键起因是早期的德国市场对其他五个国家出口商品的吸引力——再加上较为容易地进入法国和意大利市场对德国工业的吸引力，而最终会像比利时的煤炭和荷兰的农业一样，获得独特效益。在米尔沃德看来，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质上源自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考量，各国均认为国内正统性所倚靠的财富将通过关税同盟得以增加。
把作为强国的德国包括在内的战略需要也发挥了作用。不过，米尔沃德则认为这一作用实际上是次要的，因为用其他方法同样可以实现。如果一体化背后的驱动力是追求安全，那么在50年代对西欧各国人民来说的确至关重要的安全便体现于社会和经济方面：保证不再重复30年代的饥饿、失业和混乱。在舒曼、阿登纳和加斯贝里时代，[7]政治安全的愿望——即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苏联扩张主义，甚或由天主教会的精诚团结赐予“精神”安全的愿望——则是另类表达的同样的基本诉求。“欧共体”（EEC）建立在六个新生国家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相似性和可调和性”[2]的基础之上，它由每一个国家的战后民主秩序的政治共识所形成，在米尔沃德看来，这一初衷延续至今，且并未因共同体的扩大或其机构的复杂化而有所改变。
欧洲一体化的又一大明显进步亦即80年代中期的《单一市场法案》[8]展现了同样的模式。当时，在全球经济危机以及美国和日本日益加剧的竞争背景下，上述各国的政治共识发生改变，而选民们对于失业已经逆来顺受，转而要求解除货币管制以及放松社会管制。米尔沃德毫不掩饰他对“管理者的胡言乱语和出自抽象经济原则的狭隘的权威推论”[3]的厌恶，它们导致前述观念的变化。然而，正是因为完全转向新自由主义（1983年，密特朗[9]放弃了最初的凯恩斯主义纲领，从而确立了新自由主义），使得包括撒切尔[10]全盛时期的英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的大联合有了可能，伴随着国内市场的完善——像50年代一样，每一个成员国都在盘算各自可以从共同体内部进一步的自由化中获得的商业利益。再一次，民族国家仍然掌控着这个历程，其间放弃了某些司法特权，其结果是为了满足国内民众的期望而大大提升了物质生产能力。
久而久之，米尔沃德关于欧洲一体化的论述在接二连三的个案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每一个个案研究皆释放出巨大的驱动力——键盘上的制度详述和理论抨击一门心思地比试着，个人形象受到冷嘲热讽——他的研究的影响力可谓无人可比。但其影响力也同样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总的来说，米尔沃德的论述基于四个假设。也许，这四个假设阐述起来不会过于简单，具体如下：
首先，最清楚不过的是，国际外交事务——国与国之间对权力的争夺，亦即马克斯·韦伯[11]所理解的那种“国际政治”——的那些传统目标在通向战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始终是次要的选择。米尔沃德指出，这一不争的事实，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今，都是确凿无疑的。他总结道，共同体国家是否加快一体化进程“完全[12]取决于国内各种政策抉择的性质”[4]。米尔沃德将一句经典的普鲁士格言倒置过来，以假设一种几乎是无条件的国内政治之重要性（Primat der Innenpolitik）。而外交政策正如过去人们设想的那样未被束之高阁，但只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优先考虑的社会经济事务的补充。
第二个假设——在逻辑上有别于第一个——则是，决策中衡量外部政治及军事考量时是将两者作为追求国内民众幸福的延伸：这是一种补偿性的安全。外交事务的目标是与之相关的，但它们只与国内舆论的关注点相连而不是相冲突。后者亦即国内舆论反过来——这里，我们得到了第三个假设——体现了投票箱所表达的民意。“国家利益以及国家政策拟定受到的压倒性影响总是对选民要求的回应”，“正是通过他们的选票……选民在界定国家利益方面将继续施以压倒性的影响”。[5]这是因为民主共识在西欧各国很相似，工人、职员和农民的呼声最终都能被适当地听到，如此，受社会安全新目标鼓舞的民族国家足以采取为迈向一体化目标而进行的最初的重大步骤。在此——最不显著，但仍可察觉——最后一条假设就是：在重要的情况下，构建最初的关税同盟和完善国内市场的各国参与遵循一种绝对的对等之原则。
国内目标居于首位，与其外交目标相连；此外还有制定政策的民主机制，以及国内各种舆论的对等性。讽刺与压抑密不可分，米尔沃德的研究工作是细致且复杂的，它包含诸多不一致的现象，其中一些还相当明显。粗略说来，上述四个方面体现了他著作的要点。它们具有多么强大的说服力？了解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关注米尔沃德怎样处理他的出发点。欧洲一体化运动确切之起源就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人对此存有异议。然而，以独到的视角来看，战争本身的经历被认为是一场灾难，在这场灾难中，战前政治结构的普遍脆弱性——缺乏广泛的民主基础——突然显现出来，因为接二连三的民族国家在这场冲突的大熔炉里轰然倒塌。
这种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式合情合理且富有建设性，它为战后重建的故事搭起了一个舞台，进而导致了米尔沃德所言的一体化。不过，战争肯定不仅是一场所有欧陆国家均经受了考验并发现自身欠缺的灾难，而且也是大国间的生死较量，其结果是完全不对称的。挑起纷争的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几乎从未垮掉过——这绝非由于民意支持的狭隘性。它的士兵和国民毫无顾虑地抵抗盟军，直至最后。
战争记忆这段难以衡量的经历——德军霸权的规模及其导致的各种后果——同在战后更加繁荣和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各个民族国家的可衡量的工作一样，塑造了欧洲一体化。米尔沃德所关注的则是后者。重点关注的国家必然是法国，但它对欧洲各项常规制度的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就法国在西欧整体经济中的比重而言，则是不成比例的。这绝非偶然。在六国取得关于一体化的商业利益的巴黎共识之前，一开始就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遏制德国是法国的优先战略。一旦英美的反对排除了重新实践克列孟梭[13]那种用主要力量控制德国的想法，那么，唯一一致的选择便是与之建立最紧密的同盟，这伴随着一项比临时避难所似的传统外交更为经久耐用的建设性规划。
因此，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核心一直是两个主要大陆国家亦即法国和德国签订的两国间的特别协议。两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协议，从形式上看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则始终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对欧洲各项常规制度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巴黎和波恩之间的四项重大协议。第一项里程碑式的协议当然是1950年的“舒曼计划”，它促成了1951年最初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就法国而言，若言其依靠莱茵河的煤炭来作为其焦炭供应源的冶炼业的地区问题为“舒曼计划”开始时的一个要素，那么，该计划之用意则更为广泛。在两个国家中，德国拥有更为广大的重工业基地，而法国则担心其重整军备的潜力。另一方面，德国担心对鲁尔区[14]持续性的国际军事控制。资源合作的合资经营主权的确使法国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得以释怀，并使德国免于来自同盟国的经济监护。
第二个里程碑是阿登纳和摩勒[15]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使得1957年的《罗马条约》[16]成为可能。在否决了波恩的财政部和巴黎的外交部的保留意见之后，两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保证德国和法国的工业产品自由进入对方市场，双方市场的繁荣都依赖于此，同时对增加法兰西联邦共和国农产品出口的前景也寄予厚望。面对来自自由派人士艾哈德[17]——他担心法国较高的社会成本可能会蔓延到德国——的尖锐反对意见，阿登纳对这项协议的支持显然拥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他希望西欧的团结成为一道抵御共产主义的壁垒，也是德国最终统一得到法国尊重的保障。另一方面，在巴黎的经济顾问们依然在“共同市场”的规划上存在意见分歧，直到伦敦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些富有竞争性的建议看上去似乎更吸引波恩，威胁到了法德商业纽带的领先地位。然而，左右这一议题的既非那些政府高官们的技术性判断，[6]亦非摩勒本人的个人偏好——他一直支持欧洲一体化，但早在两年前就不能领导他的政党了，当时欧洲防卫共同体（EDC）已遭法国社会党的选票扼杀。苏伊士运河危机[18]的政治冲击波使得平衡的局势发生改变。
当时，摩勒所领导的政府正全力以赴地声讨阿尔及利亚战争[19]，准备打击埃及，而非展开任何类型的商业谈判。鉴于亲英派之背景，他与英国达成共识，在地中海东部采取联合行动。1956年11月1日，苏伊士运河远征行动开始；五天后，当法国伞兵在伊斯梅利亚[20]郊外降落之时，阿登纳到达巴黎，就共同市场问题进行秘密会谈——当他正同摩勒和皮诺[21]会谈时，艾登[22]突然从伦敦打来电话告诉他，迫于美国财政部的压力，英国已单方面取消远征。阿登纳在一阵目瞪口呆后，灵机一动，向主人暗示了这种道义行为。[7]法国内阁吸取了这次教训。美国因为印度支那改变了立场。英国已不可依靠。对致力于在非洲的帝国统治并计划制造原子弹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最后几届政府来说，只有欧洲联合才能实现对美国的必要抗衡。六个月之后，皮诺签署《罗马条约》，在法兰西国民议会上，正是这项战略主张——欧洲独立于美苏的必要性——获得了批准。
第三大关键时期则伴随着戴高乐[23]的执政一起来到，法国战后首个真正的强大政权必然改变协议之条款。1962年年初，戴高乐签署了有利于法国农民的《共同农业政策》，但却未在六国之间建立起政府间理事会，之后他在秋天就正式的外交轴心问题与波恩开始举行会谈。当时，法国是一个核大国。1963年1月，戴高乐否决了英国加入共同体；2月，阿登纳签署《法德条约》。一旦确立外交同盟，戴高乐——众所周知，他与布鲁塞尔的以哈尔斯坦[24]为首的委员会敌对——只要权力在手，就可以阻止欧共体（EC）进一步一体化。新的平衡的制度性表达导致1966年的“卢森堡妥协”，阻碍了部长理事会[25]里的多数投票表决制，该理事会在以后的20年里为欧共体树立了一系列的立法参照。
最后，在机构改革相对迟滞的一段时间里，1978年吉斯卡尔和施密特[26]一同创立“欧洲货币体系”，以抗衡“布雷顿森林体系”[27]的崩溃所造成的不稳定影响，那时在战后第一次严重衰退期间出现了固定汇率瓦解之局面。欧洲货币体系创建于共同体框架之外，被法国和德国用来反对来自委员会内部的抵制，作为控制金融市场反复无常现象的第一次尝试，它为在六国内推行单一货币打下了基础。
然后，在战后的最初30年里，这一模式始终丝毫未变。这两个最强大的欧陆大国以前是毗邻的宿敌，此时在追求各自不同而又趋于相同的利益过程中，促成了欧洲各项制度的发展。法国始终保留着军事和外交优势，它决心要德国遵守共同的经济秩序，如此可确保自身的繁荣和安全，同时使西欧摆脱对美国的屈从。德国在50年代中期已获得经济优势，它的工业产品不仅需要共同体范围内的市场，而且还需要法国支持它重新完全融入大西洋集团并且最终重新与——仍然是官方认定的中德——在苏联掌控之下的地区统一。这一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合作伙伴一直是法国，法国人构想了最初的“煤钢共同体”，谋划出共同市场的大部分体制机构。直到德国马克第一次成为欧洲货币区的支柱，巴黎和波恩之间的平衡才开始改变。
较之选民们追求耐用消费品和福利性支出的历史，以法德为轴心的高层政治更为古老。然而，如果这种政治既未重新给予两国国内备受关注之事以首要地位，亦不能使两国国内公众舆论达成默契——其他成员国则几乎无法与这两国的重要性相提并论——这似乎恰好证实了米尔沃德所提出的纯粹的政府间关系在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中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论断。但如果我们审视一下由此而产生的共同体的各项制度，就可以发现其存在着缺陷。即便是附带农业基金的关税同盟，也不需要拥有行政权威的超国家的委员会、可以推翻国家法规的高等法院和名义上拥有修订或撤销之权力的议会。米尔沃德认为，有限的国内目标是一体化的推动力，这些目标本可以在更为清晰的框架内实现——若是戴高乐在一年前掌权的话，他可以接受这样的框架；而今，这种框架在美洲包括南美和北美，均可看到。若非凭借另一种力量的话，共同体的实际机制则是难以理解的。
当然，此即联邦主义者关于超国家的展望前景，它主要是由莫内[28]及其团队发展的，这支专家小组构想了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并草拟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部分细节内容。现代政治人物中没有几个比莫内更难以捉摸，就像米尔沃德在谨慎地描写他的几页中所论述的那样。然而，自从他论及莫内以来，弗朗索瓦·迪谢纳[29]的优秀传记出版了，使莫内的形象更为明确。在没有贬低莫内职业的反常行为的敏锐而体面的著作中，迪谢纳给他描绘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欧洲之父”的形象。
莫内那种外省的保守性和循规蹈矩是具有误导性的。与乔治·杜哈梅尔[30]相比，他更是一个安德烈·马尔罗[31]式的人物。这名个头不高却衣冠楚楚的夏朗德人是个涉猎范围广的国际探险家，在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开始于战争采购和银行兼并行动的赌博中，他玩弄金融和政治，其赌博最终成为大陆统一的规划和创造全球理事会的梦想。从关心加拿大白兰地市场到组织同盟国小麦供应；从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发行债券到在旧金山和贾尼尼[32]在代理人问题上斗来打去；从在瑞典与克鲁格尔[33]的大公司结算到在上海给宋子文（T.V. Soong）安排铁路贷款；从和杜勒斯[34]一道工作以便在底特律建立美国汽车公司，到与弗里克[35]打交道以处理德国纳粹的化学公司——对战后“规划委员会”（Commissariat au Plan）和最高权力机构的主席职位以及“荣誉侍卫”[36]和“欧洲第一公民”等称号而言，上述这一切皆为其准备性的工作。
莫内的婚姻也许是他生活的最好写照，我们借此可以窥见他在两次大战间生活的一部分。1929年，他按照约翰·麦克洛伊[37]的要求，在米兰发行一种城市债券，这时，他爱上了他手下的一名意大利雇员的新婚妻子。在墨索里尼统治下没有离婚一说，而两年以后，这对已婚夫妇已育有孩子；终止这段婚姻的企图遭到已为人父的丈夫的反对，也遭到了梵蒂冈的拒绝。直至1934年，莫内的总部一直设在上海。某日，他从那里横越西伯利亚去见他在莫斯科的情人，她也从瑞士赶过来，且一夜之间获得苏联国籍，随后解除婚姻，并且在苏联的各种禁令下嫁给了他。他的新娘，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尤为喜欢这些非同寻常的安排——莫内解释道——而讨厌里诺那些有损身份的办事处。[38]斯大林政府为何允许他们如此而为，他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的结合发生于极为紧张的时期：两周后，基洛夫[39]遭暗杀。结果，当与她分手的意大利前夫试图重新得到在上海的四岁的女儿时，莫内夫人为免遭绑架而在苏联领事馆避难——共产国际历史上颇有名气的机构。到1935年年底，她仍持有苏联护照，却获准住在美国，当时莫内让她使用了一个土耳其移民名额而得以迁往纽约。在《斯坦布尔火车》及《上海快车》中，[40]我们可以感受到其间的场景。
作为一名国际金融家，莫内堪称四海为家者，不过他依然是法国人，而且是一名爱国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结束，他先后在巴黎、伦敦、华盛顿、阿尔及尔为他自己的国家以及盟军的胜利而不知疲倦地工作。1945年，戴高乐任命莫内领导一个新的计划委员会，任命莫内可是个理性的选择。这位“现代化和装备计划”的组织者，被米尔沃德描述为“法国民族国家在战后复兴的最有成效的促成者”。[8]不过，这时他并非孤身奋战。使莫内与众不同的是当时机到来时他摆脱原有的羁绊的速度和胆量。1949年年末，艾奇逊[41]要求舒曼对德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法国政策，法国外交部没有作出回应，此时他的机会终于来临。正是莫内的解决办法——提出煤、钢资源的超国家联营——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八年以后，欧共体较大部分的机制模式直接源自1950年莫内设计的“煤钢共同体”。
毫无疑问，正如米尔沃德所说，这些年来莫内的倡议大多被归结于美国的支持。作为一名跨越欧洲各国国界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决定性的优势就是与美国政治精英——不仅仅有杜勒斯兄弟、艾奇逊、哈里曼、麦克洛伊、鲍尔[42]、布鲁斯等——的密切交往，这是他在纽约和华盛顿期间建立起来的，迪谢纳对此已有详述。当时，莫内在这个霸权国家里，与最高权力阶层的亲密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也正是与美国如此亲密无间的关系才使得他日后在自己的国家里广泛地不被信任。那时的国内同胞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在马歇尔计划[43]的战略框架之内，他的欧洲热情中究竟有多少是由他的美国赞助者所激发的呢？
事实上，结构的内在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莫内有可能是在美国期间的各种讨论中首次形成了战后一体化的想法，而可以肯定的是，他后来的成就的关键也在于美国的支持。然而，他的政治灵感与美国是相当不同的。美国政策受其对冷战目标的不懈追求驱使。强大的西欧作为防止苏联入侵的一道壁垒为美国所需要，它是世界范围内防止共产主义颠覆的最前线，而其外围地区被认定在亚洲，从北部的朝鲜到南部的印度支那和马来亚，这条防线由法国和英国把守。
令人奇怪的是，莫内对所有这些均不为所动。在他的祖国——法国，他和解放后的法兰西总工会（CGT）领导人的关系十分融洽。他认为，由美国财政支持的印度支那殖民战争是“荒唐和危险的”；他担心朝鲜战争会使美国对重整德国军备一事施加的压力升级，以至于法国公共舆论会反对“舒曼计划”中设计的共享主权；他还认为西方对苏联威胁的执着分散了注意力。到1950年6月，他对《经济学人》（Economist）的编辑说，煤钢共同体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欧洲的中立集团——如果法国不必担心德国，那么也就没有其他国家可担心的了，比如苏联”。[9]其重要使命是塑造现代的和团结一致的欧洲，它能够长期与美国保持独立伙伴关系。“我们将改变原有的社会环境”，他在1952写道，“并且将会对我们目前对俄罗斯的恐惧付之一笑”。[10]美国强权设定了欧洲所有政治活动的限制，而莫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如何处理。不过他又有自己的计划，这种计划则与美国的意图保持一定的距离。
何以至此？莫内历经了欧洲两次毁灭性的冲突，其最高目标就是阻止再一次的冲突。但是，此即他那一代人共同拥有的执着追求，并未激发任何联邦主义的构想。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部分原因是冷战的热情迅速取代了世界大战的教训，那些西欧政治精英们要优先考虑其他的事务，而对那种构想或置之不顾，或将其视为一种负担。莫内将这些都置之度外。他所从事的职业是那种当今已不存在的财政规划员，这种职业使之游离于稳定的国家力量即国家各行领域之外，从而也使他在心理学的角度，总是拥有一种他那个阶级常有的处事态度。正如迪谢纳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认为莫内“缺乏政治价值观”，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法国和俄国革命产生的经济平等的斗争”。[11]正是这种相对冷漠——与无动于衷迥然不同——使他自由地在超越国家体制的假设中有所作为，这些斗争正是在国家体制内进行的。
虽然他为他的国家而骄傲，但他并未致力于构建民族国家框架的工作，他反对法国拥有核威慑，并试图劝阻阿登纳签订《法德条约》。自煤钢共同体的设计构想之日起，他就为欧洲的超国家目标而不懈地努力。他最初对并非由他创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思想很冷淡，认为共同市场是一项“不甚明了的”计划——不管怎样，他对自由贸易的信条并无特别的印象。米尔沃德看来是大大低估了关税同盟促进一体化的潜力，但莫内早在1955年指出的这一问题——“如果共同市场没有联邦社会的、财政的和宏观经济的政策，这样的共同市场有存在的可能吗？”[12]——在40年后依然是摆在欧洲联盟面前的一个核心议题。遣词造句的前后顺序尤为关键。作为一名职业银行家，莫内在经济方面并不保守。他总是寻求工会对他的各种计划的支持。甚至到了晚年，他还表达了对1968年学生运动的同情，学生运动对社会不公的警示是“人道事业”。[13]
另一方面，按照通常的理解，莫内对民主进程是陌生的。他从未面对过公众，也从未竞选过公职。他只是和精英们在一起，而未曾与选民们直接接触。米尔沃德认为，欧洲一体化源自每一个民族国家内的公众共识，如民意调查所表示的那样——此本身就足以说明莫内对联邦主义并无多大影响。然而，吸取相反的教训似乎更加合情合理。莫内的经历纯粹象征了导致今天欧盟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直到——表面看来——1976年的英国全民公决，民众才真正参与到欧洲的统一运动中。
当然，议会多数派不得不团结起来，大公司的利益也要一致：机敏的游说团体以及行为乖戾的代表们要有说话之处。然而，从未有人与选民们磋商过。1956年1月法国共和阵线上台执政的民意调查中很少提及欧洲——他们因为阿尔及利亚冲突和布热德[44]的呼吁而争吵不休。不过，经济共同体命运最终发生改变的关键点是国民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几十张选票的改变，这些选票阻止了欧洲防卫共同体，以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的风云变化。此处即包含了米尔沃德四种假设论断中最为微弱的声音，他把整个一体化过程归结于依据想象的民主基础。上层已经设计好和辩论过的计划往往没有公众反对，他们只是消极地同意。在他新近的著述里，米尔沃德本人也承认了先前的许多误判，而实际现状则正如迪谢纳所描述的那样：“形势并非革命性质的，选民既非发动机亦非刹车。”[14]
然而，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得莫内及其同事们在和大臣们的谈判中发挥了作用呢？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欧洲一体化的结果并非像新现实主义的逻辑所暗示的那样在各政府间千差万别——换言之，这种结果也不是包括孟戴斯-弗朗斯[45]或者戴高乐（或者以后的撒切尔或者梅杰[46]）可能会批准的某种框架，那么，答案则有两个方面。首先，在六个国家中，小的国家倾向于联邦制的解决方案。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关税同盟早在1943年的流亡政府期间就已初现端倪，它们将在欧洲发挥重大影响的唯一期待寄托于一个超国家框架之内，正是来自低地国家的两个外交部部长——荷兰的贝恩（Beyen）和比利时的斯帕克（Spaak）——率先走出了关键的几步，最终催生了《罗马条约》。事实上首先提议成立共同市场的贝恩，没有通过选举成为政治家，而是飞利浦集团的前业务主管以及联合利华公司的董事，他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直接进入荷兰内阁。米尔沃德忽略了他对莫内的责难，而是恰到好处地对其颂扬备至。
然而，另一个也是更为沉重的砝码压在天平的联邦主义一方的秤盘上。毫无疑问，此即美国。作为一体化的建筑师，莫内的作用力并非对欧洲内阁施加特别的影响——即便他最终还是获得阿登纳的信任——而是在于他直截了当地站在美国一边。在艾奇逊和杜勒斯时代，来自美国的压力尤为关键，它用一种真实——不只是理想化——的力量推动着“更加伟大的联盟”的设想，这种设想被《罗马条约》奉为圭臬。而一旦忽视了美国的影响，米尔沃德的观点就要受到指责，不是指责他过于实际，而是不切实际。
同时，美国的政策使得米尔沃德设想的最后部分显得尤为突出，因为美国对着力推进的一体化始终如一的支持（在关键时刻是一种压力）与重要的国内选民的利益及需求不一致。在已经作出的各种决策中，美国的选民无能为力。更为重要的是，当一个更加统一的西欧辅之以共同的对外关税，其越来越强的经济竞争力为美国财政部、农业部及联邦储备部门所留意时，这些部门的建议却被白宫和国务院毫不留情地否决了。在与共产主义的全球性的冲突中，美国政治军事之需绝对凌驾于那种商业考量之上。艾森豪威尔[47]对皮诺说，《罗马条约》诞生之日是“自由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天，它也许甚至比军事胜利还要辉煌”。[15]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寓意深刻，所言极是。
米尔沃德完全清楚美国人的优先战略，在这方面他以其惯有的语言加以描述。然而，他没有继续探讨这些优先战略考量在其诠释方案中所引发的理论问题。至少在美国，国内议程与外交目标并无连贯性：这些议程与目标冲突明显。若欧洲没有类似状况，美国只是个例外吗？而米尔沃德本人所提供的证据表明，这并非例外。这是因为，毕竟有一个西欧大国尚未走上一体化之路。
为什么在工党和保守党治下的英国抵制六国的理念呢？可以肯定地说，不断提升的大众标准背后，基于对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的坚持，英国国内的共识甚至要比法国、意大利更加彻底（法意两国仍然存在着不肯合作的大规模的共产党团体），这种彻底性甚至也要超越拥有经济自由主义强力支持者的德国吗？在主要政治力量的棋盘上，英国没有它自己的马蒂[48]或者艾哈德，而在欧洲大陆的词汇表上，也没有巴茨凯尔主义[49]的对应词。如果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基于强大的国家共识下对社会经济安全的一种普遍探索，那么，在艾德礼和麦克米伦时代[50]的英国，就不应该率先为之吗？
虽然米尔沃德指出了使得英国颇有些不同于其他六国的经济结构的元素——诸如英国农业补助金的构成、英镑的作用、英联邦市场的特点等——但他并不认为英国因而要置身于欧洲之外是明智之举。相反，他认定英国“没有签订《罗马条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6]他对这个错误的解释是英国那傲慢而狭隘的政治体制与认为英国“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其外交政策应该反映这种地位”的信念紧密相连。而它对周围世界的无知通过哈罗德·麦克米伦与其知己们的交流谈话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他认为正是“犹太人、规划师们以及过去的世界主义者”才该为欧洲委员会超国家的发展潮流而受责难。[17]
米尔沃德的详论表明，战后15年来，在应对欧洲一体化方面，英国的政策基本上是由对其国家政治力量和威信评判——或误判——经济状况评估之前的统治者来确定。此种模式与《欧洲民族国家的拯救》的整体框架之间的格格不入显然逃脱不了他的关注，于是他采用一种比平常更为试探性的语气而巧妙地暗示说，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争年代，英国的危机与大陆相比没有那么严峻，“因此1945年以后，对新的共识的探求就更加有限”，并且——尽管表面上看来并非如此——这种探求的结局“也许更加可怜”。他继续写道：“一体化所带来的繁荣也同样是更为有限的，最终，英国会对这种战后共识进行抨击，它仅仅是其中一个受益较小的国家。”[18]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艾迪生[51]的《通向1945之路》（Road to 1945）也许要进行大胆修正。然而，仍然存在那种假设： 社会共识的程度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欧洲政策的命运。不过“共识”实乃模糊之词，近似于委婉语，它被用于炫耀而非框定民意。它的使用者限于喜好对此高谈阔论的精英们。而从这一角度而言，英国的确存在着共识，并且——在此“对不住”米尔沃德了——是特别强的共识：但它却与竞选几乎没有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米尔沃德论述中的夸大其词源于那种颇为诱惑人的政治冲动。他对战后福利国家的成就——它使普通百姓生活在物质方面得以改善——疯狂且极富同情心的依赖和迷恋是其著作的基本主题。如果这些成果就是各民族国家国内政策的民主化选择的产物，难道就可以不因国家之间新的合作形式而持有同样的压力吗？这项举措的诱人之处是造就了古怪而具有启发意义的混合物——强调其自相矛盾，可以称之为外交上的民粹主义。[52]然而，若言米尔沃德是出于自己激进倾向的一面而对此作出让步的话，那么，他那种激进倾向的另一面——亦即对任何伪善已是忍无可忍——则是反复地阻止他作出让步。
所以，他近期的作品中存在着更为矛盾的观点。“选举及选民”，如今他承认，“比我最初提出假设之时的重要性要小”。[19]米尔沃德没有依赖于共识的主张，此时提出忠诚——“所有那些使公民效忠于各种管理机构的元素”——的概念，将它作为理解欧洲一体化之密钥。[20]这种代替是有意义的。与共识这种民主的外包装相比，忠诚是一副更为古老、更为猛烈的药剂。作为可以整合共同体发展涉及的各部分的要素而为米尔沃德所提出的这一词语的封建特色，是再恰当不过的，它表明的不是全民参与而是出自风俗习惯的支持：以服从换取利益——更能体现霍布斯而非卢梭[53]之观念。这当然更接近于西方的现实。
“自1945年以来，我们提出的保护国民政府的唯一做法”，米尔沃德写道，“就是使政府比过去更好地代表公众意愿，即使并非十全十美。对我们而言，此即政府得以幸存的历史原因。”——不过，他认为其幸存已被“很好地抵消了”。[21]欧洲一体化的加强就使它远离危险了吗？决非如此。救援可能只是一种临时的缓解行动。在保证了标题所述之事会发生之后，米尔沃德的这本重要著作的结语似乎撤回了自己原有的观点：“欧洲共同体的力量”归根结底存在于“民族国家的孱弱之中”。[22]
如果米尔沃德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无法达到一致，其著作中丰富的史学内容优于理论假设方案，那么，部分原因是，他的后期著作——不像他早期的——是按照选题而非按照系统论述来安排组织的。如果不同时追踪他原则上所承认的发挥作用的不同力量，那么依据对等条件，任何一种力量对一体化进程的相对贡献则无法确定。如此论述要等到档案资料更为全面开放之后。而没有相关档案，那什么样的临时性结论是合理的呢？
在一体化进程的背后，至少存在着四种主要力量。尽管这些力量相互交织，但其关注的焦点存在着差异。莫内身边的联邦制拥趸者的主要目标是要创建一种欧洲秩序，它将免遭灾难性的民族主义战争，这类战争在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两次蹂躏了大陆。美国的基本目标是要建造一座抵御苏联的强有力的西欧堡垒，以作为最终获得冷战胜利的手段。法国的主要目标是用一纸战略性的协议拖住德国，使巴黎在易北河[54]以西的兄弟中成为老大。德国主要关心的是要重返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国行列，并保持重新统一的愿景。把这些不同的目标整合在一起的则是——米尔沃德在此当然是完全正确的——所有党派对确保西欧经济稳定和繁荣的普遍重视，此为上述各方达到各自目标的前提条件。
这种格局有效地维持到60年代末。在接下来的10年里，出现了两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作用的转换：英国迟到的加入将名义上与法国和联邦德国力量相当的另一国家带入共同体之内；而与此同时，当尼克松和基辛格[55]察觉到西欧这一强大竞争对手的潜力之时，美国则退回到更为警觉的立场。第二个变化则是根本性的。战后使得最初的六国凝聚在一起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因全球衰退的开始而出现崩溃，其结果是，官方完全改变了对待公共财政、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和竞争规则的态度，而此即80年代的晴雨表。
如此，迄今为止最后一个颇有成效的一体化措施，亦即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案》[56]，多少显示出不同以往的模式，尽管它并非没有继承的一面。完善国内市场的倡议来自德洛尔[57]这位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他最近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在法国的负责人。在政府层面上重大的变化则是，如同米尔沃德正确强调的那样，密特朗政权在德洛尔的激励下转变为正统自由派——而不久前，在德国，向右翼的转变促成了科尔[58]的上台执政。不过在英国，这一次则是第三种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撒切尔为了解除对金融市场管制采取合作态度，英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在这片金融市场看到了获取巨额利润的前景，而在管理层面上，科克菲尔德[59]在布鲁塞尔对这个项目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这段时期里，委员会的高调行事证明，共同体内部由来已久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某种改变，通过在部长理事会内部推行（说恢复更合适）有资格的多数投票制度，上述单一法案本身也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法国在布鲁塞尔的最初联邦制度方面所留下的印记从来没有比在德洛尔统治期间更为明显，而巴黎和波恩则在政府间关系网中保留着传统优势。30年一体化的结果是今天欧盟内各种机构的奇怪聚合，包括如下四个互不关联的部门。
首先，最吸引公众眼球的是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可以说——就像是共同体的“行政部门”。该委员会是由各成员国政府指派官员组成的机构，其主席工资比白宫主人工资高得多，但却领导着一个工作人员比许多市政府还要少的官僚机构，并支配着和该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1%差不多的预算，而这些财政收入并非由该委员会而是由各成员国政府收取，委员会并没有这种直接的征税权。在一条美国的保守派只能做梦实现的规定中，《罗马条约》严禁该委员会出现任何财政赤字，其费用支出依旧大量集中在《共同农业政策》[60]上，关于这一点，欧洲内外都存在诸多怨言——美国和加拿大对农业的支持并不比欧洲少很多，在这方面日本显然要高得多。一些资金也用于“结构基金”，[61]以支持贫穷和业已衰退的地区。欧洲委员会管理这笔预算，发出调控指令，以及——拥有制定欧洲法律的独有权——提出新的法规。它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保密的。
其次是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一个完全误导人的名称，事实上，它是指每个成员国政府部门部长们出席的一系列政府间会议，涵盖了不同政策领域（大约总共有30个国家）。理事会决议等同于共同体的立法职能：它是在布鲁塞尔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会议的多头管理实体，其磋商是保密的，且大多数决定在低于与会部长的官僚层面上作出，其结果对国家议会具有法律约束力。自1974年起位居这一组织之上的是所谓的“欧洲理事会”，[62]它由各成员国的政府领导人组成，至少每年会晤两次，并为部长理事会制定宽泛的政策。
再次是卢森堡的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其法官由成员国任命，法官宣布委员会的指示合法与否，对联盟和国家之间出现的法律冲突发表看法，经过一段时间后，法官们把《罗马条约》视同《欧洲宪法》（European Constitution）一般。不像美国的最高法院，欧洲的法庭没有表决记录，也从不在裁决中陈述异议；法官的个人观点难以捉摸。
最后是欧洲议会（The European Parliament），作为唯一由选举产生的组织，它在这种复杂的机制中可谓那种形式上的“大众化的元素”。然而，它背离了《罗马条约》，缺乏通常的选举系统：其“居”无定所——如流浪汉般辗转于斯特拉斯堡、卢森堡和布鲁塞尔[63]之间；没有征税权；没有财权——仅限于对共同体总体预算简单地行使同意与不同意之表决权；没有行政任命权，而在非常情况下只是威胁反对整个委员会；没有立法权，对此只能修正或者否决。在所有这些方面，与其说它是一个立法机构，还不如说是政府部门的礼仪性质的机构，它所展现出来的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外表，几乎与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完全类同。
因此，欧洲一体化在制度层面上的最终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关税同盟，它拥有超国家性质的准行政部门，不过它缺乏任何贯彻其决策的机制；它有政府间部长会议的准立法机构，不受任何国家的监督，就如同上院那样运作；它拥有准最高法院，捍卫着并不存在的宪法；亦有一个拥有伪立法权的下院，其形式是无所作为的议会，不过它仍是唯一经过选举的机构，理论上是对欧洲人民负责的。所有这一切均叠加在民族国家之上，也决定着其各自的财政、社会、军事和外交政策。但到80年代末，这些临时凑合的众多举措已经固定下来。
然而，在90年代，这一联合体所处的政局出现了三次巨变：苏联的解体、德国的统一以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64]的出台推动了规模堪比二战结束的重大进程。这一切表明，欧洲联盟在将来很可能是集各种变化于一身的大舞台：欧洲货币联盟之路开启；德国重回欧陆霸主地位；前共产党国家争相加入欧盟。而对于这些重大变化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又有谁能够进行预测呢？
在此历史的十字路口，回顾一下莫内及其团队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回溯过去的历史，国家构建循着三条主线行进。第一条是国家版图和政府权威计划外的、渐进式且自然而然的扩展，如此发展之路就发生在——举例来说——中世纪晚期的法国或近代早期的奥地利，它们的设计师很少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长远目标规划。第二条路则是有意效仿已有的模式，它率先出现于18世纪的欧洲，由普鲁士人[65]及皮埃蒙特人[66]追随仿效法国人的专制统治。第三条道路也是最晚的一条道路，它是深思熟虑后的革命性的创新之路——亦即在极为紧迫的时间段内创立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如同在群众性暴动下发起的美国独立战争和俄国革命，或如同在精英推动下的日本明治维新。
联邦式欧洲“规划者”——这一伯克[67]的警告中所用之词可以被视为致敬——所启动的治理历程偏离了上述三种道路。在历史上，它根本就没有先例：因为其起源是深思熟虑后的设计，然而它们既非对他者的模仿且在规模上又非总体性设计；同时，其所确定的目标不是近在咫尺，而是非常遥远的。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组合：是那种既具有高度自愿同时又脚踏实地且零打碎敲的政治构建——历经一个漫长的过程。凭借莫内所称的“动态失衡”，他的战略就是不断地累加总量，朝着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参照的目标——一个民主的超国家的联邦而努力。他对其事业的意义可谓心知肚明。他写道：“我们正在开始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比广泛存在于西方之外的革命原则更加长久地塑造明天的世界。”[23]迪谢纳所著传记的优点之一是十分明智地试图衡量这项革新的重要意义，他称这种“革新”——较之征服、调整或剧变——为“历史上最为罕见的现象，一种经过慎重思考的政体之变”。[24]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方案。当然，其中同时有某些夸大之说，也有一些过度的轻描淡写。这些变化与其说是深思所得，不如说是临时拼凑，而所探讨的对象也不只是政体。
追溯过去，谁能否认这位拥有政治进步构想理念的天才——就像拿破仑[68]的勃勃雄心可以和塔菲[69]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呢？不过另一方面，这种结合需要付出特定的代价。如果所有历史性的事业的结局注定都会意想不到，那么越是过于深思熟虑，原先规划与实际进程的差距就越是明显。由莫内及其团队所开启的“欧洲建设”是一项规模与复杂性无与伦比的事业，然而它却几乎总是依赖那些乏味的体制发展进程及有限的社会支持。从历史上看，它所做的——亦即那种扰乱并阻止规划者们意图的持久性的结果模式——是必然的。
一连串的困扰延续至今。在50年代，莫内打算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也承担了共同市场的任务，他本来的目标是建立超国家的联盟，最后所得到的是一家政府间的国际财团，且被最反对他一切主张的政治家戴高乐所掌控。相反，戴高乐将军认为他在60年代程序中的固定地位将会阻挠欧洲委员会官僚们那些自命不凡的主张——事实上，那些主张在70年代引起了比以往更为强烈的反弹。在80年代，撒切尔夫人相信《单一欧洲法案》会再现并扩展她在英国所倡导的撤销了管制的国内市场——不料却发现它正朝着她最痛恨的单一货币方向发展。雅克·德洛尔的希望依然在我们心中；它们的命运在90年代会有可能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