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从封闭的世界走向开放的世界
第一节 中华意识的转变
中华意识与异文化的接受
中国自古就有强烈的中华意识。所谓中华意识，即认为自身为世界的中心，不认可中国与其他异民族的对等性。因此，中国在摄取西洋文明之际，此种意识便成为一个极大的障碍。因为该意识认同于自身的优越性，而不思学习及吸收异文化，认为异文化与自身并不对等。因此，在接受西洋近代思想之际，有必要对中华意识进行相对化。然而，中华意识是民族文化同一性（identity）的表露，随儒教而逐步强化。从宇宙论至政治论，从伦理说到认识论，儒教广泛地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赋予了意义。它将自身作为文明的根据，且经过数千年的浸润，因此，欲对中华意识进行相对化，绝非易事。如同只有中国人对儒教文化的绝对性产生怀疑，中华意识才会自然消失。但是，在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接触到西洋的近代世界，中华意识被迫发生改变。章太炎开始走出考证学的世界，摄取西洋的近代思想又与之对抗，其背后正是因为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文化转变。
因此，首先从中华意识及其相对化来考察，以呈现章太炎通过日本摄取西洋近代思想的重要意义。
使节马戛尔尼
18世纪末，发生了一件典型的象征中华意识的事件。1793年8月，英国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作为国王乔治三世的使节来到中国。此次来华，马戛尔尼还带着改善对中贸易的使命，他向清朝的乾隆帝（1736-1795在位）提出谒见请求。当时，欧洲降低了茶叶的进口关税，结果茶叶得到普及，进而需求高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由此获得巨大利润，英国开始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尽管英国准备进行对等贸易，但中国认为贸易只不过是朝贡的一种形式而已，是皇帝给予的一种恩赐。所谓朝贡，乃是指中国周边的野蛮人（“夷狄”）仰慕皇帝之德，带着贡品前来问候。因为是仰慕皇帝之德而来，所以双方不可能对等。在马戛尔尼面前，出现了一条文明的鸿沟，此鸿沟仅凭与异国的外交谈判是无法解决的。
马戛尔尼于当年9月，终于在热河的离宫得以谒见正在避暑的乾隆帝。不过，在谒见之际，他被要求行三跪九叩之礼。所谓三跪九叩，是一种每跪一次需要叩三次首的礼拜方式。中国不仅对朝鲜及安南等朝贡国，即使是对荷兰及西班牙、俄罗斯，也要求其在谒见之际行此礼。但是，马戛尔尼以英国非朝贡国为由拒绝行礼。经过再三交涉，终于以英国式的单膝下跪，将英国国王的国书直接递交皇帝之手。这便是所谓的马戛尔尼礼仪问题。
在10月初，针对马戛尔尼带来的国书，乾隆帝给英国国王回复了两封书信。在第一封中，对英国的要求进行了一一拒绝，称我中国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即并不重视珍贵之物，并不需要英国的制品。在另外一封回信中，还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即中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因此并不需要通过外国的产品来补充自己的不足。文中还写到，中国与西方交易茶叶以及陶瓷器、绢等，是因为皇帝“加恩体恤”，是为了“抚育四夷”[2]。
由此可见，中国将“贸易”看作施予恩惠、教化野蛮人的一种手段。朝贡这种贸易的形式，本是基于儒教的华夷观念。那么，何为华夷观念？
华夷观
所谓华夷观，是指在与异民族的关系上，儒教具有一种认为中国位尊处优的激进的观念，即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需要从道德上对周边的野蛮人施以教化。例如，《尚书·尧典》中称“蛮夷猾夏”，认为周边的异民族进入中国引起了混乱。由此衍生出两种对待异民族的态度，即将其赶走（“攘夷”）抑或同化（“大同”）。所谓攘夷，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因此需要使其屈服。《尚书》中所见，在结束混乱状态后加以刑罚，处以流放等，便体现了此种想法。另外，凡是仰慕中国的，则对其进行同化。例如，注释《春秋公羊传》的何休（129-182）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异民族的关系也不同，到达理想的最终阶段“太平之世”以后，“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4]。何休认为，首先是本国至上的相互斗争阶段（“衰乱之世”），后经天子统治中国而国内秩序初成，但仍残留中国与夷狄之分的阶段（“升平之世”），最后至太平之世，异民族经过不断同化而将最终同于中国。
乾隆帝在回信中，之所以将贸易称作“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正是因为具有此种思想。正如孔子说善政为“近者悦之，远者慕其德而来”（《论语·子路》），异民族从远方慕德而来，正是善政的表现。但是，对英国来说，贸易乃是在当时不断发展的近代市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应当基于对等的交换，而并非恩惠的表现。虽然在谒见的礼仪上，马戛尔尼拒绝中国的要求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但是在对贸易理解的最基本的层面上，却存在着不断发展的近代体系与中国礼教世界的对立。可见，在中国摄取西洋文明之际，因自身在文化上的优越感而蔑视异民族的华夷观念，正在成为一种障碍。
精神开国的起点
中国在华夷观念上产生动摇，并开始摄取西洋文明的契机，正是鸦片战争（1840-1842）的败北。鸦片战争虽然发端于中国没收烧毁走私鸦片的事件，却有着更为深刻的经济方面以及社会方面的原因。不过，这里先不去谈。我们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因为鸦片战争中的败北，中国迫不得已打开了国门，外国的权力则合法进入了中国。例如，在作为鸦片战争的战后处理而缔结的南京条约（1842年）中，规定了割让香港，以及上海、广州等五港开港，并在开港地置领事，承认领事裁判权，废除中国的垄断的商人体系，英国商人获得居住、通商的自由。曾经马戛尔尼所要求的对等贸易至此全部实现。当然，其结果不限于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中国的精神世界也被打开。这正是问题所在，不过，当时在精神方面的开国程度尚微。中华意识产生动摇，则要经过约五十年之后甲午战争失败的屈辱现实才得以实现。鸦片战争的败北，只不过是其起点而已。
话虽如此，以此为契机，西洋文明开始加速进入中国。本来英国的传教士，从19世纪初期作为布教活动的一环开始介绍西洋文明。例如，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所创办的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5年创刊）等便是如此。马礼逊1807年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曾编纂《华英字典》，将《新约圣经》翻译为中文，但在其杂志中，除宗教以外，还收录有新闻以及新的知识[5]。协助该杂志进行编辑的中国人梁亚发（1789-1855），为新教徒中最早的中国牧师，著有《初学使用劝世良言小言》（1832）。该书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1814-1864）起到了影响作用。由此可以说，西洋文明逐步打开了中国的精神世界。但是，其影响范围仅限于一小部分人群，并未波及统治中国的士人阶层。士人阶层的精神世界产生动摇，开始怀疑儒教，并急于摄取西洋近代文明，尚在半个世纪以后。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1911年）的大约七十年间，经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4-1885）、甲午战争（1894-1895）、义和团事件（1899-1901）等多次与外国的战争，且每战每败，不断加深殖民地状态。殖民地状态的深化，一方面培养了国家意识，一方面也暴露了清朝政府的无能，最终酿成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吸取西洋近代文明的另一面，即是承认中国精神的不足。中国思想本来自成体系，且涵盖范围广，涉及道德及政治、社会及经济、宇宙及艺术、宗教等诸多领域，并将其相互关联，文学也被作为教养来学习。中国不仅“物产丰盈”，自古以来精神的文化同一性（indentity）也极强。中华意识，正是从其对外关系中所喷涌而出的。因此，中华意识越强，越难以平等对待并接受异文化。虽然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迫切吸取西洋近代文明，但已是在鸦片战争结束五十年以后，必须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得以实现。
中国的精神转向——中体西用论
即使鸦片战争败北，清朝政府的反应依然迟钝，并未立刻采取近代化的对策。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始于1862年。这虽然是由于中国缺乏已经沦为巨大殖民地的现实感受，而中华意识也削弱了这种危机感。但是，在此二十年间，直面太平天国之乱（1850-1864）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亲眼目睹了西洋军备的充实，却是直接的契机。
洋务运动为清朝政府主导的近代化的尝试，首先成立了军事工业（1862-1872），并以此为轴心开展了矿山开发以及铺设铁道、发展轻工业等（1872-1885），最后成立了北洋海军（1888）以及制铁所等（1884-1894）。例如，江南制造总局（1865）为洋务运动最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由汉人高官李鸿章（1823-1901）在上海建造。福州船政局（1866）则为同是汉人高官的左宗棠（1812-1885）开创的造船相关的军事工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着力培养洋务人才。其一，是以京师同文馆及福州船政学堂为首的学校，其二，是向西洋派遣留学生。
京师同文馆，是江南制造总局为充实西式军备，培养翻译工作人才，于1862年开设的。初期只有一名英国人教官与数名中国教员，教授英语。翌年，加设法文馆及俄文馆。又于1872年设德文馆，1896年增设东文（日语）馆。同文馆除外语以外，还教授各国的地理、历史、初等自然科学等。[6]船政学堂中也主要教授外语（法语、英语）及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此外于1872年，初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至1875年分四次共计派遣了120名留学生，学习军政、船政、制造等科目。此外还向西洋派遣留学生，于1876年正式向德国派出7名，向法国派出16名，向英国派出了12名留学生。
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中体西用论。所谓中体西用论，将中国的精神视为根本（“体”），将西洋的技术视为次要的作用（“用”）。例如冯桂芬（1809-1874）认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提倡以中国道德为核心而学习西洋的富强术。作为思想家，他给予李鸿章的洋务以重要的启示，[7]即一方面以自强为宗旨而探索内政改革的原理，一面提倡学习西洋式军备。而其理论依据正是中体西用论。此说仅认可在军事以及技术方面的学习，其中外语学习以及海外留学也基于此种考虑。换言之，则意味着在政治及道德等领域中，中国固有的理论已经足够，并不需要向外学习。当时，儒教仍然处在不可动摇的地位。
而甲午战争的败北，则使这种认识出现了破绽。败给了同一时期试图富国强兵的小国日本的事实，使士人们心中产生了莫大的屈辱感与深刻的亡国危机感，同时也导致了对支撑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论的否定。中国败北的原因，并不在军事实力，而在于政治体制、爱国心以及教育等方面。这个发现，终于使中华文化同一性（inden-tity）产生了动摇。
根深蒂固的中体西用论——张之洞
甲午战争的败北，孕育了变法自强运动。该运动志在将持续了二千年的专制君主制改革为立宪君主制，将中国变为强国。提倡该运动的，是康有为（1856-1927）。康有为提倡实行变法，主张立宪法、开国会、废科举、设学校、实施国民教育等。该观点可以概括为制约长期延续下来的专制君主权力。但其后为此实行的变法维新，却由于西太后一派的政变，仅维持三个月便以失败告终。
但是，虽然挫败了变法维新，保守派却缺乏新的自强策略，经过义和团事件（1899-1901）等困难的政治局面，不得不实施新的洋务，其领袖为汉人高官张之洞（1837-1909）。作为变法维新以前的洋务派，张之洞曾设官营纺织工厂以及兵工厂，开铁山等，实施富强政策，还施行了新式教育。在广东水陆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军事领域以及蚕桑学堂、工艺学堂等实业领域施行学校教育，向日本及西洋派遣留学生。张之洞的人才培养政策，不仅限于军事方面，还扩大到实业领域。西洋近代文明的优越性开始超越军事领域，在产业社会等广泛的领域内得到承认。
例如，在广东水陆师学堂的水师（海军）课程中，学习英语、管轮（船舶的机关、测量）、驾驶（船舶的驾驶、天文、海路、攻战等）等。在陆师（陆军）课程中，学习德语、马步（武术姿势）、枪炮、营造等。而且，各课程除正课以外，每天早晨还学习四书五经，旨在不忘中国的精神。此外，在两湖书院（创设于1890年），设有经学（儒家经典研究）、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等科目，1898年改革为经学、史学、舆地、算学等四门。除传统的经学与史学以外，还学习西学。[8]
如此课程安排，正是基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其在《劝学篇》中论述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会通》篇），“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循序》篇）。他认为需以中国的学问锻炼精神，对于西洋的学问则择其有益者而学之。为了培养陆军军官，张之洞还向日本的成城学校，以及德国和英国等地派遣留学生等，这也同样基于此种观点。可知中体西用论即使到了19世纪末期，仍然根深蒂固。
中体西用的理论与现实
中体西用论，可以说是有一种有选择性地接受西洋文明的理论。认为只要坚守中国精神，吸收西洋文明也无妨。但在实际上，中体西用论具有接受与拒绝的双向作用。何为中国精神？对其认识如何？根据不同的理解，该理论的作用也或为积极或为消极。
例如曾纪泽（1839-1890），为洋务派高官曾国藩的长子，从1878年至1885年曾赴英国、法国等地任外交官。对于吸收西洋文化，曾纪泽抵触感较少。在伦敦的某日，他曾提及过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类似性（光绪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条）。其友人认为，西洋的政教与中国的《周礼》暗合之处颇多，或是因为周代老子西行，将周文化传到了西方。曾纪泽赞同此说，答曰，西洋昔为野蛮人，文学及政治的方式或来自亚洲，因此，风俗及人物与中国上古之世相近。见今日之西洋，则可知上古之中华。看今日之中华，则可知未来西洋成熟之结果，与昔日中国同样，当为废精巧而务朴拙[9]。曾认为西洋文化起源于中国，因此也可接受西洋的技术。将中国文化传至西洋的老子，为道家传说中的思想家。道家为诸子百家之一。曾纪泽的观点，可称为从东汉末期至六朝时期流行的“老子化胡说”的变形。在初入中国之际，佛教思想被认为与道家思想类似，原因则在于老子去周西行，将其思想传入了印度。因此佛教本起源于中国。老子西行的故事，见于《史记·老子传》，而用道家思想来理解佛教，并将其正当化的理论便是“化胡说”。即使到了19世纪，这种理论仍然在起作用。文化的记忆极为浓厚。尽管如此，曾纪泽还是以中国为根本来接受西洋的。
但是，中体西用论有时也起到与此相反的作用。它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只有求诸“三纲五常”，对于西洋只能够有选择地接受。所谓“三纲五常”，是将对君主及父亲、丈夫的恭顺服从的关系看作社会的根本伦理。古来即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被认为是从天之道。臣下理应对君主恭顺服从，孩子恭顺父亲，妻子恭顺丈夫也是自然之道。该观念将中国的本质求诸恭顺的社会关系，因此，西洋文化不得侵犯此传统秩序。张之洞认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劝学篇·明纲》）张之洞提出该学说之际，正是在对西洋文化的接受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涉及政治社会思想领域，社会秩序开始受到震撼的时期。倡导平等以及民权，会被非难为邑里“儇子”（轻薄而自作聪明之人）的作为。[10]中国的文化同一性（indentity）存在于恭顺的社会关系之中，从异质文化中将来之物，除不相抵触的技术类以外，政治及伦理等思想领域皆会产生抗拒反应。总之，中体西用论在西洋文化的接受及抵触两个方面均会产生作用。
中体西用论，常被认为与日本幕府末期的佐久间象山（1811-1864）所提倡的和魂洋才论相似。因为两者在通过和魂—中体、洋才—西用的理论构成，来学习西洋的技术这一点上的确相似。佐久间象山所谓“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无遗，表里兼该，因以泽民物，报国恩，五乐也”（《省諐录》），是为和魂洋才论。
但是，和魂与中体的内容，怎么看也都性质不同。象山所谓的和魂即使是指“东洋道德”，其是否俨然具有如中国一样的恭顺秩序的日常伦理？日本古代已有“和魂洋才”的成语。此意味着“大和魂”，是指处世的手腕以及灵活的常识性判断，尚未拔高至成为指导全部生活的精神原理。[11]而且，近代国学的“大和心”也是指自然纯朴的心情，无论象山如何以朱子学的方式来论述，“东洋道德”的内容，毕竟是在日本文化的脉络之中进行理解，只是为了对应西洋而作“东洋”而已，极为暧昧不清。“东洋道德”的内容，比之中国而言，更为笼统，是否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贯彻恭顺的伦理极为可疑。众所周知，佐久间象山本身作为技术人员制作西洋的机器，于象山而言，和魂与洋才浑然一体。而在中国，无论是冯桂芬抑或张之洞，均非技术人员。作为士人，他们探索适合中国社会学习西洋技术的理论，最终提出不可丢失传统伦理。因为中体西用论将社会秩序当作了现实的基础，所以促进了西洋近代思想的接受。不过，当平等以及民权的观念开始威胁到现实的秩序以后，中体西用论便开始对其进行抗拒以保卫现状。但是，西洋近代思想的接受终于越过了这一红线。最终正如章太炎所看到的一样，在与西洋的思想斗争中，中国本身得到了重生。
总之，若提及西洋近代思想的接受，在近代的中国，日本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那么，究竟日本是如何被认识与评价的？以下，便通过分析以日本为媒介接受西洋之前期阶段，来认识章太炎通过明治思潮摄取西洋近代思想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