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向西洋近代思想接近

章太炎与西洋近代思想

在序章中，概观了中国通过日本书籍接受西洋近代思想的历史背景。以如此社会潮流为背景，章太炎通过日本书籍接受了西洋近代思想。从与西洋近代思想的关系来看，其革命前的思想，可以分为肯定接受时期（以下称为《訄书》时期）与加强批判时期（以下称为《民报》时期）。对于肯定接受时期，向来不明所以。在本节中，将对章太炎是如何理解接受西洋近代思想的进行探讨。因为《訄书》是章太炎肯定西洋近代思想时期的主要著作，所以首先从该书进行分析。

章太炎以赴日为契机，开始阅读日本书籍。在变法运动受到挫折以后，除1898年12月以后滞留台北半年以外，从1899年6月至8月，从1902年2月至7月，以及从《苏报》事件（1903）入狱三年之后的1906年6月至1911年11月，章太炎一共三次赴日。其中从1902年至1903年左右，开始接触明治思潮，从日本书籍中大量吸取西洋近代思想，这一时期所吸收的思想成果直接反映在《訄书》（重订本）当中（《訄书》时期）。其后，因《苏报》事件入狱而接近佛教，思想发生了转变，在1906年以后（《民报》时期），虽依然对西洋近代思想积极吸收，但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批判的色彩。这是因为章太炎欲以国学的形式对传统学术进行重编。因此，若从与西洋近代思想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其思想发展正表现出一条从吸收到对抗的轨迹。

但是，西洋近代思想在其思想的核心部分（例如民族主义及“自主”的思想等，容后详述），在理论概念的成型上仍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訄书》中，也被积极地吸收引用。西洋近代思想，与章太炎的思想形成密切相关。

早期西洋知识的特征

章太炎对于西洋近代思想的学习，其实并非始于日本书籍。在更早时期，他就已经学习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从自然科学方面摄取西洋近代思想，正是中体西用论的主张（如前所述）。从此意义上，章太炎可谓是紧随时代的潮流。

章太炎在25岁之前，在考证学者阮元（1764-1849）创设的诂经精舍学习。当时，诂经精舍由俞樾（1821-1907）主持，章太炎从他那里学习了文献实证的方法。这一时期章太炎的读书笔记尚存，名为《膏兰室札记》。他以考证学的方法，涉及经义解释、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等内容，领域极为广泛。全书有474条，大部分为诸子学类，占到整体的66%。其中也用到了自然科学的知识，例如第432条，对《管子·五行》篇“昔黄帝以其缓急作立五声，……五曰黑钟隐其常”一句的考证中，章太炎借法家的著作《管子》，论述黄帝在使用钟时所用的律的技术，即为今日所谓的声学、光学、电学、化学、重学的起源。其证明的方法是通过对词语进行解释。即如，文中提及的“重心”，即所谓“物立必立于重心，物动必行于重心线”上。此二字，早与西洋同名，乃重学之谓。所谓“灑光”，“灑”与“曬”同，从丽声。在《汉书·中山靖王传》中有“白日曬光”，颜师古注为“曬，（暴也），舒也”。故“灑光”为“曬光”，指光学的意思等。[32]章认为，古之圣王在制器用钟之际，用到了今日的自然科学。他运用了文献上的知识以证实这种观点。

如此，青年时期的章太炎，主要用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论证古典，而非用于了解自然。因此，可以说其态度自然也是以古典至上的精神世界为前提的。这也是一种中体西用论，为了证明古典的正确性而运用了自然科学。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古代的圣王无从知道自然科学，但在当时，章并未认识到这种观点的奇怪之处。

“菌”即人

当时，此类观点甚为根深蒂固，直到接触日本书籍之前。例如在《菌说》[33]中，章太炎欲证明，人的淫乐之情发于虚空，蒸成有形之菌的庄子之说[34]，并非荒唐无稽之言。为此，他引用了英国医生礼敦根所著《人与微生物争战论》[35]及德国人罗伯·柯霍（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1843-1910）的论著。即认为，动植物皆有知觉，人的细胞、血球也有知觉。当微生物植入病菌时细胞则包围之，以无数的白血球消灭之。如此在人体内，好恶之物相互攻击。淫乐之情，产生致病的蛊（微生物）及菌（植物），而人的志念，因被淫乐之情左右而受到极大影响。不过，根据古典《淮南子》，“若菌”指年轻人（《墬形训》）。古人称作“菌”，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之所以将人称作“菌”，是因为人必定始于精虫，而蛊（微生物）同于菌（植物），两者并无区别。男女之情传于精虫，因为精虫有成人的志向，遂与卵子结合而受孕。即，精虫由本身的蛊惑产生了胚胎[36]，而并非是上帝造人。章太炎引用刚刚出版的西洋近代知识，对基督教神造人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以证实《庄子》等中国精神的正确。在中国，经常言及《菌说》以显示章太炎的唯物论立场，但如上所述，其引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并非是为了了解自然本身，而是首先将其用作将古典正当化的论据。在《菌说》中，中国的精神世界才最为重要，而自然本身的意义只有退而居其次。

中体西用论是一种傲慢——章太炎的批判

但是另一方面，章太炎还如下文所述对中体西用论进行了批判。张自牧撰《瀛海论》[37]以后，中国了解了西洋的声学、光学、电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认为其源流在周秦诸书。甚至有时认为，西洋技术的祖先均来自亚洲，此观点不过是一种傲慢与戏言。人类的智慧，并非东西南北皆为相同。即使有所相同，也仅为偶然的相应相合。凡他人之物皆发源于自己，此种观点仅会助长学者的虚骄与自满。[38]如此，章太炎对自然科学本为中国古代的文物，后来传至西洋，因此可以接受的观点（参看序章）进行了批判。然而，与此批判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又运用自然科学来补足中国古典精神的优越性也是事实（如前项）。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的知识与其他的文献并无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并未改变章太炎的观念而使其思想跨出旧的框架。但是，至《訄书》后，他首先准备对西洋知识的内容本身进行了解。如此，中国的精神便开始了被相对化的进程。

《訄书》与日本书籍

《訄书》为章太炎的主要著作之一。“訄”字为“迫切”“急迫”之意。[39]《訄书》正是立足危机感对时代进行批判的一部书。但并非单纯地批判时局，而是通过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在与变幻的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中，从根本上对思想进行重新构筑。例如在《訄书》（重订本）的开头部分，有《原学》篇，即“何为学术”之意。其他还有《原人》《原变》《原教》等冠以“原”字的诸篇，是对人类、进化、宗教等展开的思索。除此以外，《訄书》中还有如诸子论（《订孔》《儒墨》等）、传统学术论（《王学》《清儒》等）、政治论（《序种姓》《平等难》等）、历史论（《尊史》《徴七略》等）等，论述极为广泛。章太炎还将本书比作东汉思想家仲长统（179-220）的《昌言》，颇为自负，[40]并数度改订出版。《訄书》先于1900年出版（即所谓的初刻本），其后于1904年进行改订（重订本），又进一步加以改定为《检论》（1914年）。其间，又对初刻本以及重订本的文本加以修改。[41]《訄书》各个版本，分别反映了其思想在改革运动时期、革命运动时期以及辛亥以后等各个不同时期的变迁。

章太炎通过日本书籍吸收了西洋近代思想，是在其第二次来日期间（1902年2月至7月），因为在《訄书》（重订本）中，引用日本书籍的内容与分量均远远超过以前。所谓的初刻本与重订本，[42]在接受西洋近代思想的程度上明显不同。然而以往的研究只是指出了在重订本中章太炎转变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场，并通过西洋近代思想对中国的封建主义进行了体系性的批判。[43]因为《訄书》多就古典立论，所以迄今无人对其中的日本书籍以及西洋近代思想加以关注，当然也未对日本书籍的版本目录的细节，以及西洋近代思想给予《訄书》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考察。尽管在初刻本中直接言及的日本人及日本书，仅有冈本监辅，但在重订本中，除冈本以外，还有姉崎正治、远藤隆吉、桑木严翼、白河次郎、户水宽人、有贺长雄、武岛又次郎、涩江保等，人数大增。当时日本流行的拉古贝里（Albert Étienne Jean Baptiste Terrien de Lacouperie，1845-1894）的中国西方起源说，也对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影响。

那么，日本书籍及西洋近代思想，到底是如何影响章太炎思考方式的？

《訄书》（重订本）所引用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书籍如下：冈本监辅著《万国史记》（1879年，明治十二年），远藤隆吉著《支那哲学史》（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855-1931）著《社会学》（远藤隆吉译，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有贺长雄著《宗教进化论》（1883年，明治十六年）、《族制进化论》（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琼斯次罗姆（Fredrik Bjonstrom）著《催眠术》（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户水宽人著《春秋时代楚国相续法》（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赫伯特·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1820-1903）著《社会学之原理》（乘竹孝太郎译述，1885年，明治十八年），涩江保著《希腊罗马文学史》（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武岛又次郎著《修辞学》（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1862-1939）著《婚姻进化论》（藤井宇平译，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姉崎正治著《宗教学概论》（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和《世印度宗教史》（1900）等（姉崎参看第三节）。章太炎所关心的，除有关中国哲学以外，还包括社会学、历史学、修辞学、文学、宗教学等，范围极为广泛。比起初刻本中的日本书籍，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多彩。

章太炎为了补充自身的理论而引用了以上这些书籍。现可知的所引部分有三十余处，或引用全文，或将文章大意译为汉语。[44]在此三十余处之中，初刻本中原有的仅5处而已。重订本中，通过日本书籍获知的西洋近代思想的知识，比初刻本增加约8倍。由此可知，章太炎广泛阅读日本书籍，贪婪地吸取着西洋近代思想。

而且，章太炎所引用的书籍，以明治三十年（1897年）前后出版的新刊书籍较多。例如其所引用的梁启超撰《西学书目表》（1896年）中，只收载有冈本监辅著《万国史记》。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1896年）中，也只有有贺长雄著《宗教进化论》、《族制进化论》等。而《訄书》重订本所引用的姉崎正治著《宗教学概论》以及吉丁斯著《社会学》，白河、国府合著《支那文明史》，远藤隆吉著《支那哲学史》等，不仅为当时的新刊书籍，也均为具有崭新观点的书籍。例如吉丁斯著《社会学》为新的心理学性质的社会学，远藤译本刊行之后又被其他译者翻译，姉崎著《宗教学概论》则以当时流行的叔本华哲学作为理论基础。此外远藤《支那哲学史》也是注目于思想及社会方面的崭新的著作。[45]

章太炎对外国书籍如此高度关注，在撰写《訄书》之前已经开始。最初为其1897年出任在上海创刊的《译书公会报》主笔之际，翌年润译（对中文译文加以润色）斯宾塞尔著，曾广铨采译的《斯宾塞尔文集》，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翻译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1901-1902年左右，不仅润译外国书籍，还开始积极阅读日本书籍。[46]

日本书籍引用的方式

《訄书》重订本中所引的日本书籍，比初刻本大幅增加，内容更为广泛，内涵也更为深刻。

那么，究竟如何更为深刻？以下即从对日本书籍引用的方式来探讨。例如《订文（附：正名杂义）》一篇，为《訄书》中最为宏大的一篇论文，其中引用了涩江保著《希腊罗马文学史》。章太炎基于该书论述了西洋古代与中国在表现上的共通性。涩江认为，韵文先于散文，散文中历史先于哲学。章太炎也赞同该观点并模仿了涩江的论述。即韵文中史诗（叙事诗）先行，以下为乐诗（叙情诗），最后为舞诗（戏曲）。笔语（散文）在历史及哲学之前，演说则在其后，并将正史诗（押韵的叙事诗）、半乐诗（乐诗与史诗的混合）、牧歌、散行作话（无韵的小说）等八项，当作所谓史诗列举出来。章太炎认为西洋的事例也适用于中国，“吾征用西洋之形状，其顺序也相同”（“征之吾党，秩序亦同”）[47]。他认为，在文字形成之前，韵文便于吟咏易于记忆。因此，在文字形成之前，中国也仅有史诗。至后代，尧舜时始有书籍。记载尧舜事迹的书即使押韵，也与诗不同。春秋时期以降，史书皆不押韵，哲学及演说皆以此为起源。如此章太炎参考西洋的事例对中国的古代文化进行了整理。

但是，自从章太炎为了重新寻求中国思想的意义而提倡国学以来，[48]对西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完全不提及西洋的事例。例如在《国故论衡》（1910年）的《文学总略》篇中，对“文”与“笔”，即韵文与散文的概念进行了论述，但并未提及涩江的理论。[49]后来，在苏州星期国学讲习会的演讲记录《诸子略说·下》的名家一项中，涉及荀子与惠施等的论理学，但并无如《訄书》中“名家所著，为演说之法程”式的说明[50]，在同书的《文学略说》中即使论及“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也并未参考西洋的事例。如此则可以明显看出，《訄书》重订本参考西洋近代的学问，并以其为标准对中国文化进行相对化的态度。

中国文化的相对化

章太炎对中国文化进行相对化的态度，并不仅限于文学，在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上也可看出。例如在《序种姓·上》篇引用了图腾（讬德模）概念，这是基于吉丁斯著《社会学》；而图腾与原始民族的事例，则来自有贺长雄著《宗教进化论》。引用的图腾事例——埃及人、阿拉伯（亚拉伯）人、圣加伦人（加伦民族）、达科他（达科佗）的妇女、排鸠亚尼民族、阿拉瓦克人（亚拉画科民族）等的事例，均翻译自有贺著《宗教进化论》的部分内容。在引用这些事例以后，章太炎称，“中国虽文明，古者母系未废，契之子姓自玄鳦名”，将原始社会中图腾的事例与古代中国进行了比较，将中国母系制度的存在，放在世界的诸多事例之中进行了论证。通过这种中西的比较，增强了其议论的说服力。

有贺著《宗教进化论》由其《社会学》三卷（其他为《社会进化论》、《族制进化论》）中的一部分所构成，这部与自由民权运动相结合，在明治时期以社会学的名称出版的初期著作，是以斯宾塞学说为依据的。所谓自由民权运动，是于1874年前后发生的民主主义的运动，提出开设国会等要求。此外，吉丁斯的学说是日本明治时期替代斯宾塞开始流行的新的心理学性质的社会学。[51]可知章太炎是引用了当时的一般观点以及最新的知识来展开论述的。

如此，章太炎参考了最新的西洋知识，发现了中国文化及社会与世界诸文化的共同性。但是，也并非没有宣扬民族文化的固有性。如在《订文（附：正名杂义）》中，就对武岛又次郎《修辞学》中的说法提出了反论。武岛说对于古语的使用较为消极，因为与中国传统的修辞法相异。武岛认为，作为“善良的言语使用的三个首要条件”，论述了现在所使用的，国民的、著名作家等使用的语言之后，又列举了与此相反的“三个罪过”，其一便是否定了废弃语、外来语、新造语三者的使用。武岛认为，废弃语久未使用，则其形其声逐步被人忘却，使用的机会也大为减少，因此不应该再加以使用。[52]武岛的文章短小平淡，仅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对词语进行了分析。但是章太炎用了1200余字严厉反驳了武岛的观点。他认为武岛所言在日本可能出现，但中国与日本情况相异，武岛说“尤鄙浅”。并反驳说，在中国，废弃语也可与新语一样使用，于文辞自不用说，若用于谣谚（韵文的一种，谣与谚），反而会成为优雅的表现。《匡谬正俗》及《方言》中所见诸例皆然。所谓废弃语可以与新语及外来语同样使用，乃是中国传统的言语观，实际上，旧的语言与新语并列的应用也极为普通。

章太炎对武岛的批判，也说明了日本与中国在语言观上的不同，是在根本上的相互对立。从民族性的观点来看，章太炎提出了民族文化的固有性。在时代思潮倾向西洋近代思想的情况下，章太炎自身也受到其影响启发，尽管如此，无法妥协的底线便是言语文化的问题。因为章太炎本来就是研究小学的学者，语言学造诣深厚。但是虽然有此类的反论，《訄书》重订本还是在总体上依据西洋近代思想的框架进行了论述。中国的文化与思想在与世界事例的对比中逐步被相对化。但在此并非是从自身的历史，而是通过西洋的智慧来谋求“中华”的立场，在这一点上，该立场产生了问题。

那么，在章太炎民族主义的面向上，《訄书》究竟是如何看待西洋近代思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