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和意义

社会企业，兼顾公益本质与商业模式，以创新方法实践着社会价值的创造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效应。社会企业促进就业、创收，减少贫困，其贡献远远超越了经济价值，在育儿、残障、社区发展领域积极拓新，医除社会沉疴痼疾，扶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

社会企业的贡献

谈到社会企业的贡献，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相关数据。前几年，中国公益事业的先行者、“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曾两度赴英考察，得到的显性数据可资参考——正是上文中曾提到的，社会企业在英国逾七万家，雇员多至百万，为英国经济贡献了240亿英镑，其影响力辐射全球。美国的社会企业家逾三万人并在持续增长，著名的巴菲特、扎克伯格等人也位列其中，其企业贡献总额逾400亿美元。

日本社会企业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活协会俱乐部”和“保护大地协会”，循环再利用的各种活动逐渐普及。80年代后期，市民团体提供的老人看护服务风潮推动社会企业浮出水面。90年代中期，神户大地震中志愿者的救灾活动推动了NPO法（即非营利组织法）的正式出台，为其在日本的合法资质打下了基础。“事业型NPO”逐年增多，涌现出以教育、福利等高社会性服务为经营内容的企业。2002年，名为“STYLE”的商业计划竞赛对社会企业概念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它以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现成为众人的追求。以藤田和芳创办的著名的守护大地协会和大地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以实现食品安全为宗旨，签约消费者已经达到7万人，签约农户2500人，资金总额达140亿日元。另以德岛县上胜村为例，这个山沟里的小村庄2000名居民中一半是老龄人口，由180户老年农户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社会企业“色彩缤纷”，用树叶、野菜和野花制作高档饭店餐盘的装饰，年销售额达到2.5亿日元，让原本经济萧条的山村焕然一新……

今天，一些致力于社会企业的团体往往会想到出国考察，赴孟加拉国学习，因为那里是以社会企业影响政府政策的代表，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以乡村银行为基础，创立了格莱珉集团，大规模地为贫苦农户提供小额贷款，帮扶他们脱贫致富，短短30年间发展成为拥有近四百万借款者、贷款总额40多亿美元、还款率高达98.89%的庞大的网络，为贫穷的孟加拉国探索扶贫、就业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方案。同时，这种模式也复制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掀起了一场波及全球的“微贷革命”。尤努斯因其为社会底层经济作出的贡献饱受赞誉，这位“穷人的银行家”及其一手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即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共同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从中，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企业家”对“社会企业”的发展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未来处理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进步中将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关于社会企业家的倡导我们将在下文中详述。

关于社会企业的贡献，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是潜移默化的，上述仅以个别定性的数据为显像，其实，有很多隐性的、难以计量和数据化的社会效益及其影响，它不仅于财务经济指标或能效，更有着对社会体系、文化、生态、环境、居民生活方式等带来的综合效益。

衡量一个社会企业的贡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时候那些影响可能在若干年后才得到具体的体现，相对可以衡量的是一些显性的人力物力方面。首先，作为企业，社会企业有着和其他企业一样的基本贡献，比如就政府而言创造的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就民众而言创造的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环境，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周转等。

其外，作为公益发展的新动能，社会企业能直接面对社会弱势阶层的需求加以扶助，在育儿、残障、社区发展领域积极拓新，医除社会沉疴痼疾，提供更多改善各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

应该说，社会企业的社会贡献，主要体现在社会价值的创造上，我们在后文中将作细述。

寻找意义

寻找意义是一个永恒的命题。社会企业诞生、存在及发展的意义，其实是一个不言自喻的事，它作为一个名词体现出的“社会”性就给出了答案，又往往蕴含在其产生并存在的原因、作用及其贡献、价值，以至于其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里。不合时宜地套用存在主义哲学观，存在即合理。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的源泉。离开了社会，企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企业反哺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时至今日，很多企业、企业家在有了一定原始积累以后，都会做公益，做慈善，但他们不见得就此成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要导向，重视社会价值，远高于追求自身的盈利，它不仅是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带动起更多的人，而远非是施财捐物。有学者打了一个比喻，如果物资能创造他们的房子，那么社会企业就能创造他们的双手，这是社会企业的意义所在。

其实，社会企业的意义，离不开作为社会企业的创造者社会企业家的追求，正因为社会企业家意识到了社会意义的重要性，才诞生了社会企业。我们将在后文中有所叙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球化深入，产业格局嬗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的生存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据统计，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比较相去甚远。2018年，是许多企业眼中难熬的“寒冬”。寒流乍到，一些企业就喊受不了。创业潮也伴随着跑路潮，网络浪潮伴随着转型潮，金融海啸伴随着债务危机潮，随着一波波的经济大潮，每在退潮之际，便有“裸泳”的企业显形出来。故步自封，知识折旧，无异于坐以待毙；低价竞争累死自己、饿死同行、坑死客户；资金链断裂，产业链断裂，创新链断裂，利益链断裂……林林总总，其实往往可以归为没有一个宏观的社会生态价值视野所致。只有真正符合社会生态价值的企业才能长久生存。这也正是社会企业的价值取向。社会企业应时代的需求而被推到了前台。

其实，社会企业的意义更在于引导更多的企业和人找到源头活水。越是艰难的时候，企业家越应该多练内功，回归本位，厘清生态增长之道。关于企业的“生态增长之道”，蕴含着基本的四大支柱，那就是：修身、齐家、治企、爱天下。

生态增长循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