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沉重的轻佻 泣血的玩耍——评刘震云长篇新作《故乡相处流传》

葛胜华

一个敦敦实实的庄户后生——刘震云，从《塔铺》起步，经历了《新兵连》的砥砺，又带着几许欣喜几分惶恐来到了京华的一个《单位》，在《官人》们中间延口喘息，周旋挣扎，于苦心营造的窝巢里不料弄出了《一地鸡毛》。至此，他费尽周折戴上的儒冠上还沾着不少的高粱花子——“规矩传统、笃厚淳朴”——谁不这么说？惹得无数善心的读者为他的小说人生喟叹唏嘘，笑而后哭。然而，他似乎觉得这么写太苦太乏太憋得慌。“干吗一条道跑到黑”，“何不潇洒走一回”？他好像说服了自己，便毅然从“小林”们的尴尬中跳了出来，这要命的一跳便宣告刘震云从此超脱了自传色彩浓厚的“烦恼人生”，走进了民族荒远而厚重的铁幕深处。

第一步，他就跳进了近代故乡的“大荒洼”（《故乡天下黄花》）。这里野兽出没，瘴气四起，人物一律粗鄙卑劣，满口的胡言乱语夹着串串不堪入耳的狎词粗话。善恶是非在打打杀杀中鹅喊鸭叫；穷病潦倒，家族仇杀，一群暴烈的疯汉在北方的一个村子里上演着一幕幕代代不已、周而复始的惨剧。作者学着鲁迅的样子于一旁冷冷地审视着“大荒洼”里荒唐野蛮的斗杀，这麻木痴愚的一群。而习惯于他往昔的读者却傻了眼：《塔铺》里那个孜孜矻矻的后生，《单位》中那个处处倒霉却又实实在在生活着的“小林”都到哪儿去了？回答是一杯精心勾兑的怪样杂味的“猪尾巴酒”。这酒什么味儿都有，就是少了甘甜；什么色儿都有，就是没有庄严。而且刘震云也不是一般的“反崇高”“反英雄”，而是尽情地轻蔑和嘲笑他们。于是在他的两部勉强可以塞入“新历史小说”筐子里的作品中便呈现出一种不动声色的贬斥和痛切沉重的轻佻——黄钟大吕让位给了瓦釜之声，历史的庄严华表被滑稽和丑陋取代，文采风流、出将入相的不朽功业，他非要说是一群目不识丁、稀里糊涂且不知天高地厚的草民的瞎折腾。《故乡相处流传》就浑身憋着这股子“邪劲”。

人物仍旧是“狗蛋猪蛋孬蛋”之类的细民昏虫；地点由故乡的“大荒洼”迁徙到了一个同样荒芜的“延津”。但演出的不再是国共逐鹿贫富斗气的事儿，而是飞到季汉三国，与曹丞袁主公们一道玩耍了。小说长达数十万言，时间跨度一千七百余年。共分四段叙述：第一段写曹魏时代，第二段写朱元璋初起，第三段写慈禧与太平天国革命，第四段写毛泽东的1957—1960年。写来全无一点正经相。文治武功的曹丞只是个“屁声不断”，“右脚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涌出黄水”的糟老头，据说原先还是个“拾粪的”；他与袁绍的“官渡大战”也只因为一个“沈姓小寡妇”争风吃醋所致；叱咤风云的洪武皇帝竟是个由一群持刀弄叉的小和尚们拥戴的大和尚，一个开万人大会做报告爱猴在树杈上并喜好探听沈姓小寡妇怀孕隐私的猥琐小人；不可一世的西太后原来是穷光蛋“六指”的对象——“柿饼脸姑娘”；悲歌慷慨的陈玉成大抵是“瞎鹿与沈姓小寡妇那个生于瘟疫之中的麻儿子。几百年后成了精。小麻子一脸麻坑……长得有点像我——细长瘦小，说话有些张狂和不知好歹”。至于毛泽东，精明的作者未敢直笔褒贬，而是虚与委蛇，将他的活动放在特定的背景下：支书孬舅借反右把自个儿的冤家对头关进“五斗屉”里的荒唐残忍；村干们瞒天欺地的无耻勾当；延津百姓饿得吃蚂蚱毛虫乃至吃地板孩子的惨酷情景……以此去诱发人们联想思索——毛泽东就是“以前迁徙逃荒队伍中的谁谁谁”。根于现在的沉重就这么轻巧地抛给了历史——她的主人和奴仆——这群生生不已的孬舅猪蛋六指瞎鹿白蚂蚁白石头小蛤蟆曹成袁哨沈姓小寡妇们……

显然作者并非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意“化神奇为腐朽”，将历史只权作一个“道具”去演出他自己对当代人生的苦思冥想；他也无心去评说千秋功罪，而仅想比鲁迅先生走得更远些，在历史的积淀里去打捞遗臭万千并腐蚀至今的“沉渣”。所以严格地说，《故乡相处流传》是一出借尸还魂的、旨在现实的政治荒诞剧。

不是吗？谁人能活千载而不死？曹成、袁哨、猪蛋和“我”就行！不论战乱、迁徙、瘟疫、饥馑，他们依然死去而活来。活力的顽强性格的坚忍连带着经久不衰的愚昧、狡黠、倾轧和内讧，便构成了我们这个“大荒洼”里“坚韧不拔”的民族的根性。内容是绝顶的不经，而作者的神态却绝顶地严肃。

而且，主人公们的行状大都带有某些不可理喻的非理性色彩。如曹操的军士有玩猪耳朵的嗜好；瞎鹿小蛤蟆辈把羊当女人困觉；小麻子被杀之后，“腔子里冒出许多黑烟，漫得刑场对面看不见人，气味似大葱大蒜臭狗与臭狗屎”；六指那多余的一根指头竟有着拉动天地的神功；从漂荡着猫狗和“我”的精灵的臭水坑里舀来的臭水可以治愈大便干结，可以活人；猪尾巴翩然起舞，还能自由自在地从这家跳到那家……这一切，我以为都可以看作是作者有意编制的电码，它们共同作用以帮助读者去破译中国古老文化的神秘电波，即中国人从未认真地像个“人”似的活过，而总是介于神与兽之间的一种混沌状态——莫名其妙。不知刘震云以为如何？

因此说，这部小说在技术上颇为考究。首先是人物语言，一副正宗的中国乡土气派。无论黑白好歹，男女尊卑，一律操一口土得掉渣丑得让“兰陵笑笑生”及“山药蛋”们也脸红心跳的北方粗话。除了毛泽东，任谁都是“鸡巴”“×”的满口。这原汁原味又分明是艺术化了的“猥亵”语言又很有些“塞林格”的讲究（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小主人公霍尔顿在绅士淑女堆里就一口一个“婊子养的”）。但两者的旨归有异：塞林格是以放肆的俚语俗腔来暴露西方社会精神文明的堕落和虚伪，而刘震云的“粗俗不堪”则是将国人惯以标榜的“衣冠礼仪”放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下以显出其鄙陋的原形——“鸡巴操的”与“子曰诗云”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和典范性。

其次，小说的情节结构很是“西化”。时光倒流，时空交叉，古今对话，心理时间令人眼花缭乱，完全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框架，模糊了人们习惯的时空界线。三国的曹操能与当代的毛泽东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而互相评说；生产队的村民也能观看到戴墨镜并用洋枪护驾的曹丞仪仗；生于季汉的“我”竟能每天晚上收看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陈玉成治下的延津就已有了而今各种名堂的政府机构：“选美办公室”“处理遗留问题办公室”等。他甚至蔑视历史学家，随意把西晋末年北方百万人口大迁徙推迟到明初，又将清末袁世凯天津小站操练“新军”的事儿提前到曹魏年代。总之，《三国演义》《故事新编》之类的历史小说和准历史小说均瞠乎其后，目瞪口呆。然而，只要我们拨开这些扑朔迷离的“现代主义”的虚像，就不难读破闪烁其间的深刻意蕴：历史与现实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现实生活的种种罪恶、苦难，人性的诸般扭曲、变态都是祖先残酷的“精神遗赠”所致。缘此，本应清晰的两个概念在小说中人为地混淆起来并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渗透状态——千百年前的狞笑和当代人生的呻吟恍如一个喉管发出，60年代饿鬼丛中也不时晃动着历史的怪影。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又何其酷肖当今现实，不信你听：

太平天国时人袁哨如此说：“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嘛！”

陈玉成麾下的县官韩说：“可以集资、发彩券、发奖券、发国库券……”

清朝的“六指”逃婚，西太后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明初的大迁徙到达延津后，“第二天，召开大会，会场上挂着横标：‘祝捷大会。’庆祝流民与住地户胜利会师”。

朱元璋说：“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体服从皇上。”他还说：“……朕前半夜睡不着后半夜睡不醒，第二天才好工作……”

不只如此，刘震云还娴熟地运用象征、隐喻、双关和“黑色幽默”等“现代派”手段，以弥补“国粹”之不足。

小说中几乎所有官高权重之人都患有一种“脚气”的怪毛病，个个淌“黄水”——坏水；小麻子陈玉成与生俱来就有一身“瘴气”——脏气；一条猪尾巴愣是从汉末一直嗍到当今，而且一律津津有味，甚至蹈死不顾——这让人自然联想到《百年孤独》中那根叫“布恩地亚”家族忧心忡忡的“猪尾巴”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借它来象征拉美民族文化的种种丑陋和缺陷，我想，刘震云的这根“猪尾巴”该是我们华夏民族传统中固陋、谗谄、昏昧和容易满足等根性的隐喻吧。此外，“黑色幽默”随处皆是，极具神采地强化了批判现实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当首推“大鸣大放”时，村民们大批支书孬舅的“七大罪状”：

一、七年长大包，包里到底是什么？说里面是智慧、是马列，不与群众见面焉知里面不是阴谋？

二、当支书养成习惯，与人远，与鸡猫狗近；见人不说话，见了它们倒眉开眼笑，是什么阴暗心理？

三、村里不能放电影，一放你就讲话，一讲就很长，就激动，心里到底想着谁？

四、过去爱放屁，当支书以后本性不改，也爱放屁。当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没什么不可以；过去是被窝里放屁独吞，现在呢？不同以前，觉得自己身价高了，屁也重要了，一放屁就到裤裆里抓一把，把屁抓出来让别人闻；别人在你身边，不闻不好，闻也不好，使多少同志为难。最后弄到你一到哪里去，人家都担心你放屁，弄得你身边不敢站人！支部大会，大家不敢与你坐在一起。

五、在仓库里站着拉屎。

六、在大队办公室当众撒尿。

七、作风问题，村里到底搞过多少妇女？不清楚，为什么妇女见你就抹香脂？

刘震云就是这么“颠三倒四”地折腾我们这群挚爱着他的读者。但是，不管他是如何“塞林格”“马尔克斯”，看得出骨子里他依旧是黄河长江、大米高粱；也不论他怎样驱遣人物淫词猥行、疯里疯气，其实他无往而不流露出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虔诚礼拜和积极入世的深切呐喊。不过，他的沉重偏偏戴着“轻佻”的假面，泣血的赤诚却说是在“玩耍”罢了。

《故乡相处流传》能否“流传”下去呢？这须曹成袁哨辈来回答。虽说从“大荒洼”到“延津”已跋涉了千余年风霜雨雪，但谁又能预言六指猪蛋们不会跨过1960年死亡的门槛，又不屈不挠地尾随着我们这个刚刚腾飞的民族走入21世纪？刘震云困惑，我们也困惑。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