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

（1910）

《标准版全集》编者按：这篇译文——用了一个修改了的标题——《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这是阿兰·泰森的新译文。

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的兴趣由来已久，这点在他于1898年10月9日致弗利斯的信中的一句话里就表现出来了，他说：“也许最著名的左撇子就是列奥纳多，人们不知道他有过什么恋爱事件。”而且，这一兴趣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为我们发现，在弗洛伊德填写他最喜爱的著作的“调查表”时，他提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列奥纳多的研究。但是促使他写作本书的直接起因却来自1909年秋天他所治疗的一个病人，正如他在同年10月17日给荣格的信中所说的：这个病人好像与列奥纳多有着同样的性格，只是没有他的天才而已。他还说，他从意大利弄到一本有关列奥纳多的青少年时代的书。这就是后面提到的斯柯纳米杰罗所撰写的专著。在阅读了这部著作和其他一些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之后，他在12月1日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议上提到了这个研究课题。但是，直到1910年4月初他才得以写出他的研究成果，于5月底出版。

在这部著作的以后几版中，弗洛伊德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19年增加的关于包皮环割术的短注，里特勒著作的摘录，引自普菲斯特著作的大段文字和1923年增加的关于伦敦草图的讨论。

弗洛伊德的这部著作并不是第一次用临床的精神分析法对过去历史人物的生活进行分析。这方面的实验别人已经做过了，特别是塞德格，他发表了对C.F.迈耶（1908），对列娜（1909）和对克雷斯（1909）的研究成果。尽管弗洛伊德以前根据作家的作品的某些情节，对作家做过少量的局部分析，但是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写过这类长篇的评传。在写作本书之前很久，就是在1898年6月20日，他给弗利斯寄了一篇关于C.F.迈耶的一个短篇小说《女法官》的研究文章，这篇小说描述了作家的早年生活；不过，对弗洛伊德来说，这部关于列奥纳多的专题著作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传记领域里的长途跋涉。这本书遭到的非难似乎超过了以往。弗洛伊德在第六章的开始部分预先用一些论点为自己作了辩护，他这样做，显然是有道理的——这些论点甚至在今天对传记的作家和批评家也还是普遍适用的。

但是，直到最近，似乎没有一位本书的批评者指出过本书最大的弱点是什么，这真是怪事。对本书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列奥纳多对食肉鸟落在他的摇篮里的记忆或幻想，列奥纳多在笔记本上把这只鸟的名字写作“nibio”（现在的拼写是“nibbio”），这是一个普通的意大利语词，意为“鸢”。但是，弗洛伊德在他的研究文章中把这个词译成德语的“Geier”，这个词在英语中只能译作“秃鹫”。

弗洛伊德的错误好像是出自他使用的某些德文译本。例如，玛丽·赫茨菲尔德在她的一篇关于婴儿幻想的译文中用“Geier”，没用“Milan”，而后面这个词在德语中通常译作“鸢”。但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写的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德文译本可能对弗洛伊德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有标记的藏书中可以看出来。这本书是有关列奥纳多的大量资料的来源，他可能在这本书里第一次发现了这个故事。译本在婴儿幻想部分中用的德语单词是“Geier”，尽管原著者梅列日科夫斯基自己正确地使用了“korshun”，这个词在俄语中译作“鸢”。

由于这个错误，一些读者也许会把全部研究看成毫无价值。但是，对这个错误，更冷静地审查一下，并仔细地考虑一下弗洛伊德的争辩和所作结论都已无效的一些方面，仍不失为一个好的主意。

首先，必须放弃在列奥纳多的画中“隐藏着的鸟”。如果它确是一只鸟，它就是秃鹫；它一点儿不像鸢。但是，这并不是弗洛伊德的“发现”，而是普菲斯特的。他在他那本著作的第二版才作了说明，弗洛伊德接受了它，但有所保留。

其次，更重要的是埃及语的问题。埃及语“母亲”（mut）的象形文字非常肯定地代表秃鹫，而不是鸢。加德纳在他的权威著作《埃及语法》（1950）中，证明了这个动物是“Gyps fulvus”，即鹰头狮身带有翅膀的怪兽——秃鹫。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弗洛伊德认为列奥纳多幻想中的鸟象征着他的母亲这一观点在埃及神话中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并且，列奥纳多的认识与这个神话也毫无关系。幻想与神话之间好像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这两者都单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古埃及人是怎样把“秃鹫”和“母亲”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的呢？埃及学者仅仅偶然地用语音的巧合来解释这个问题吗？如果不是，那么弗洛伊德关于“两性同体”的女神的讨论——且不管这个讨论与列奥纳多的关系——一定有它自己的价值。因此，即使这只鸟不是秃鹫，列奥纳多对鸟落在他的摇篮里和鸟把尾巴塞进他的嘴巴里的幻想仍旧极其需要说明。弗洛伊德对这个幻想的精神分析并不与这个修正相抵触，而仅仅丧失了一个证据。

除了埃及语的讨论这个随之而来的枝节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有它大量的独立价值——他的错误并没有影响研究的主要方面：对列奥纳多从早年开始的感情生活的详尽解释，对他的艺术冲动与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的叙述，对他的性心理历史的深刻分析。除了这个主要方面的论题，他的研究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也很重要的派生的论题：对创造性艺术家的心理本质和心理活动的一般性讨论，对一种特殊类型的同性恋的起源的概述，还有对自恋概念的首次详述——这些都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特别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