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张变革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当代国际著名学者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作品名除外）成果的集萃。本书以“历史与前沿、理论探究、文本分析、哲学阐释”等栏目，将这些研究论文呈现给读者，让大家对国际陀学研究现状有深入的了解。需要说明的是，当代国际陀学研究，特别是俄罗斯的陀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迥异于此前的苏联时期，达到陀学研究的新高度。而我国学界对此时的研究成果鲜有译介，本书文章选自这个时期，以期弥补这一缺憾。2011年北京召开了国际陀学研究会议，本书“国际学术会议‘21世纪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与现代’论文”专栏中的文章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外学者的论文。国内学者们参加此次会议的论文部分收录于此前出版的《当代中国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中，部分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这里不再重复收录。
一
任何学术研究中的创新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离不开对前期基础性资料的整理。当代陀学研究呈现出的恢宏图景，得益于众多俄罗斯学者几十年来对陀氏创作文本的整理和编辑，得益于学者们对作家创作及其相关历史文献进行的翔实考证。在“历史与前沿”栏目中，我们将这些基础性研究工作介绍给读者，让大家了解陀学文集的出版及资料保存情况。
本书首选的文章是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学会（以下简称陀学会）刊物《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化》现任主编К．А．斯捷帕尼扬与苏联时期陀氏研究专家Г．М．弗里德连杰尔（以下简称弗氏）的访谈对话。他们的谈话对20世纪陀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呈现出苏联时期的陀学研究历史。弗氏对陀氏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当时的苏联百科词典首次编写作家的词条；此后，他发表了很多研究论文和专著，成为苏联时期陀学研究的权威，从而使他有机会完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工程——于苏联科学院（普希金之家）主持编纂30卷本陀氏作品全集。从两位研究者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苏联曾长期将陀氏作品列为禁书，从事作家创作研究需要克服重重阻力。陀氏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从1972年到1990年，历时20年，其间曾被迫中断编写，在征集学者们联名支持后才得以继续。这期间发生了无数感人的故事，弗氏等学者付出的艰辛努力可见一斑。这部凝聚苏联科学院集体智慧的全集，成为目前国际陀学研究界通用的文献。本书所选论文除特别标明外，作家创作文本的引文都出自这个全集，采用国际通用的标注法，用括号标出，括号内为卷数和页码，中间用分号隔开。
档案资料的保存是研究顺利进行的基础。以写作历史性文学作品著称的作家兼学者И．Л．沃尔金，是陀学文献研究的重量级作者，本书收录的《俄罗斯和独联体境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档案资料》虽然是十几年前的文章，但并没有过时。无论研究观点怎么发展，资料是恒常不变的。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对资料进行重新发掘和考证，认为这是研究推陈出新的必经之路。文章向我们介绍了陀氏档案形成的历史。非常有趣的是，档案形成史中作家的妻子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她进入作家生活之前，作家颠沛流离的生活给档案保存带来了困难，档案史的形成就以此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文章详尽地向我们介绍了不同创作时期陀氏创作手稿的保存状况，还有各种与档案材料相关的出版情况。文章如数家珍般向我们介绍了陀氏各类创作文稿乃至生活便签的保存方式和查找线索，使读者可以按图索骥，进行深入探寻。
在“历史与前沿”栏目中推出的另一位研究者是国际陀学会主席В．Н．扎哈罗夫先生，他是当今陀学界从事基础性研究的权威专家。在发表大量学术研究论文的同时，他始终坚持对陀氏手稿的研究。在对作家创作文本修订考证的基础上，他发现苏联科学院的30卷本陀氏作品全集中有很多与作家手稿不符的地方，直接影响到对作家文本的理解接受，于是开始编纂14卷本和18卷本的陀氏文集。本书所选的文章《二二得几，或曰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确凿性中的不确定性》，体现了扎哈罗夫一贯的研究风格。文章从陀学研究中一个小问题入手，即陀氏与同时代的哲学家斯特拉霍夫的争论谈起，看似无关宏旨的“二二得几”问题，背后隐藏的却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是肯定人的自由意志还是接受机械的理性至上原则？这成为进入陀氏精神世界的门槛。从微观入手，翔实引证作家档案资料，并最终揭示作家创作主旨的做法，是目前陀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标志。同时，作者对鲜为人知的资料的考证，在有着雄厚学术积淀的陀学研究中，颇具前沿性。本论文集收录的作者的2篇文章《二二得几，或曰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人类学》中的陀氏作品引文，都出自他主持编纂的18卷陀氏作品全集。
二
在“理论探究”栏目中，我们收录的两篇文章集中探讨陀学研究中的文学理论问题。В．Е．维特洛夫斯卡娅曾经在苏联时期挑战当时权威的巴赫金复调理论。她的文章《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伦理观》体现了她的主要观点。当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已经成为研究陀氏小说的圭臬时，重读这篇文章无疑会有新的发现。作者认为，陀氏的思想勇气来自“其天性中不可遏止的真诚与激情”，作家的思想在任何转折时期都会给人以确定的精神支撑和行为准则，特别是在后现代精神资源匮乏的语境中，其所发现的超验的爱可以为无序的世界提供秩序。作者认为复调理论将作家的思想降低为与主人公思想平等的表述，只会导致伊万·卡拉马佐夫的结论，即“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而这正是陀氏与之争辩的观点。作者最后得出公允的结论：陀氏的观念系统是深刻的，不能简单地以复调理论框架。
本书另一篇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多面化的双重性》的作者R．皮斯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英国陀学研究者。他曾经担任国际陀学会主席，为国际陀学研究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的研究以宏阔的视野与奔放的联想著称。文章从俄语语法特点、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国徽上的双头鹰等散见于俄罗斯文化诸多方面的双重性谈起，勾勒出陀氏创作的文化语境；进而，通过对作家一系列作品中人物形象双重性的分析，说明双重性比复调性更能突显陀氏创作的特点。这篇不长的文章展示了作者对陀氏创作概括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不仅归纳了《双重人格》《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少年》中人物形象的双重性特征，而且将这一文学创作特质追溯到俄国17世纪历险小说，考察深藏于俄罗斯意识深处的双重性。
这两篇文章让我们看到，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之后，陀氏文本的研究依然存在着广阔的理论空间。
三
在“文本分析”栏目中，我们收录了8篇针对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分析的论文。研究对象集中于国内读者较熟悉的小说《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旨在通过熟悉的内容，帮助读者领略陀氏文本的广阔和精深所在。这个栏目还收录了1篇对《群魔》的解读，希望能帮助读者理解这部复杂的小说。鉴于目前我国学者开始对陀氏《作家日记》感兴趣，本栏目收录了2篇相关研究文章，使读者可以了解不同的研究方法。
著名陀学研究专家В．В．杜德金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犯罪哲学》，重新展现了陀氏笔下“犯罪与罪犯”的主题。文章认为，陀氏对待罪犯的怜悯与宽恕态度折射出他对人民的爱，却被尼采、弗洛伊德和舍斯托夫所夸大和误读。《罪与罚》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关于不平凡的人有权犯罪的思想在尼采那里得到详尽的表述。文章考究了犯罪进入文学的原因：犯罪可以激起复仇的激情和报复的快感，犯罪过程中罪犯展现出的机智能激发人的好奇；艺术家常常犯罪，也常常将罪犯理想化。作者认为，陀氏崇尚文学性，却把创作主题投向生活中的犯罪；就像莎士比亚一样，陀氏也预测到了下一个世纪犯罪的特点，即改造社会的激进理想会促成群体性犯罪。在考察霍布斯、黑塞、康德、贝卡利亚、黑格尔等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对犯罪和惩罚的论述后，作者分析了陀氏文本中有关犯罪与惩罚的描写，以宏阔的视野阐释了陀氏的犯罪哲学。
Б．Н．吉霍米罗夫是目前活跃在国际陀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身为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副馆长的他，在考察各种版本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词语考证为特点的文本细读式批评方法。在文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深层观点的思考》中，作者考察了陀氏创作手稿几个版本的变化过程，甚至语词的改动也不是简单的修辞问题，而是符合整体思想的原则。这样，论文将作家创作过程中构思的变化呈现给读者。为了说明问题，文章引入了布宁作品中对犯罪与惩罚的观点，即布宁认为犯罪后罪犯感受的惩罚出自人的天性，借此批判陀氏以基督教观点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通过对不同研究者误解陀氏的分析，作者纠正了以往对《罪与罚》创作主题的理解偏差，认为重点不在“犯罪和惩罚”，而在于经由犯罪和惩罚，达到人的精神重生。
Л．И．萨拉斯金娜在当代国际陀学研究界，以对《群魔》深入细致的阐释而著称。文章《〈群魔〉，或俄罗斯悲剧》此前国内有人引用，这次全部译出，以方便读者阅读。对于国内读者来说，由于种种原因，《群魔》是陀氏作品中相对陌生的一部，对它的解读也有待加深。萨拉斯金娜的这篇文章无疑起到了导读的作用。《群魔》产生于对涅恰耶夫恐怖事件的思考，其意义却没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政治恐怖事件，而是体现着作家一贯的思考，既有社会现实层面上对俄罗斯命运的忧虑，也有哲理层面上对人性盲目的思考。作者分析到，《群魔》中合法的官方政府和地下恐怖组织为了利益形成共谋，而人的盲目则成为群魔产生的温床。文章作者认为，陀氏在《群魔》中发出的警示并没有被俄罗斯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在恐怖事件频繁发生的当今世界，这篇文章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Г．К．先尼科夫在文章《伊万·卡拉马佐夫——俄罗斯的浮士德》中，对歌德的浮士德和陀氏的伊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对比，阐释了两位伟大艺术家在作品中表达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走向。浮士德与伊万的共同特点是，都拥有“傲慢的头脑和思考者的名声”，都放肆大胆，并自觉地摈弃上帝。靡菲斯特和斯麦尔佳科夫都是推动他们实现恶的仆役和诱惑者。靡菲斯特欲恶却成全善，伊万双重人格中出现的魔鬼则是“热爱真理，渴望善”。魔鬼的形象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然而，两个形象的不同之处是，靡菲斯特刺激浮士德的冲动使之兽性化，而伊万的魔鬼则是让他良心感到痛苦。两位伟大作家都以形象塑造对本民族命运发出警示。在心理学家荣格的阐释中，歌德的“浮士德”身上恶魔的天性，其所负载的反人道元素，警示的是德意志民族心理发展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了希特勒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陀氏笔下的伊万要肯定的是无限的内在自由，由此陀氏预感到国家的悲剧命运：俄罗斯多数人将认可专制主义，俄罗斯民族也将跨越人性和良心的规范。文章向我们提示了两位伟大艺术家的预言被历史验证的事实，让我们不能不感慨于他们的先知性洞见。
俄罗斯当代著名陀学专家Т．А．卡萨特金娜在一系列文章和专著中，对陀氏作品与东正教圣像画的联系进行了阐释，显示出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文章作者在作品的场景描写中看到圣像画，也以圣像画蕴含的宗教寓意阐释作品的内在精神。借助这种研究方法，作者释放出陀氏文本的深层语义，使读者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家创作中的东正教思想。本书收录的文章选自她的代表作《词语的创造性》中关于“圣像与形象”的章节。我们节选了这篇论文中分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圣像画的部分。这里，有读者比较容易辨认的场景联系，如小说结尾处，阿廖沙在石头旁对12个孩子做关于复活的激情演说的场景，可以联想到基督与12个门徒分圣餐的圣像画。其他几幅圣像画的联想对很多读者都是陌生的，但作者有理有据的论述足以折服读者，从而对东正教文化有更深入细致的了解。
И．А．叶萨乌洛夫是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著名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他与В．Н．扎哈罗夫主编的系列论文集《18—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福音书文本》对基督教在俄罗斯文学中的体现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帮助读者理解和把握俄罗斯基督教文学创作范式和理论特点。他的著作《俄罗斯文学中的聚和性范畴》详尽分析了俄罗斯理念的内涵，律法与恩典中表达的两种价值取向——在属地生活中证实自己或者在属天生活中灵魂获救，并以此为基点，对陀氏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权利与恩典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神圣罗斯的理想空间与历史中的俄罗斯相对，构成了在上恩典与尘世律法的对立。作者以此贯穿对宗教大法官的分析，认为宗教大法官是对基督实现恩典功绩的否定，将人类按照律法原则分为两类，并最终导致专制。作者认为但丁《神曲》中的地狱层次等级在陀氏笔下消失了，成为对所有罪人的恩典和赦免，以此说明陀氏创作体现了东正教的核心精神——怜悯和宽恕，这也是理解陀氏诗学的关键所在。
俄罗斯文学博物馆副馆长П．E．福金师承著名学者В．А．图尼曼诺夫的研究，以对《作家日记》的考证而著名。文章《关于1876—1877年〈作家日记〉的起源问题》阐释了陀氏后期创作中转向《作家日记》的深层动机，并不是如很多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要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出于作家的政论激情和与读者交流的渴望。作者援引作家书信，并分析其创作心理，对自己的观点给予了翔实的考证，将作家这段时期的创作世界展示给我们。1876—1877年正值陀氏创作的高峰期，但他的身体状况却是“被医生判了死刑”，写作《作家日记》带有遗嘱的性质，也是“面对虚无威胁时才开始存在”的生命体验。作家借助这种创作形式更紧迫地追求“成为上帝塑造的那种人”。文章作者让我们相信，《作家日记》既是体裁的创新，又是性格学的文本。
俄罗斯当代哲学家Г．Д．加切夫的文章《忏悔录、布道、报纸与长篇小说——论〈作家日记〉的体裁》以睿智的语言向我们解读了《作家日记》的体裁与内容之间的联系。文章阐释了陀氏《作家日记》作为体裁的特点和意义，其与长篇小说等体裁的关系。作者考察了作为体裁的“日记”的历史，认为它是人与自己的良心交谈的方式，也是人忏悔的方式；同时，它还是对外部世界印象的把握。陀氏虽然不写日记，但他却是全身心敞开的，是俄罗斯的灵魂和自我意识。在谈到与小说体裁的联系时，文章认为，陀氏的小说“达到了巨大的内倾性”，使人内心的隐秘世界得以充分显露；借助小说话语，作家形而上学的思想、理念等在虚构的形式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探究；作家将《作家日记》这种公共话语作为自己形而上学的报纸，通过当下发生的事件进行精神探索。
这些精彩深入的文本分析，让我们在陀氏文本中获得智性探索的满足，经历生命体验的丰富。对于陀氏文本所蕴含的精神资源，让我们想到井水的比喻：只要往下挖，水就会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四
在文本分析之后，我们选了3篇来自哲学界的研究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陀氏文本中哲学思想的研究，将开发作家精神资源的事业推向了新的深处。
С．Г．谢苗诺娃是当代哲学界的陀学研究者，她深入浅出的阐释带我们走进了作家深邃的思考。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存在之最高理念”》从人的悖论、自然的形象以及人类的未来学等三方面，展开了对作家“存在之最高理念”的探讨。通过对《地下室手记》的文本分析，作者概括了陀氏以隐喻的方式表达的三种人类存在状态：蚁窝、鸡窝和水晶宫。“蚁窝”是人类低级的存在方式，按本能天性建成；鸡窝是现存的物质形式，有基本的保障，可以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水晶宫是乌托邦，赋予尘世存在以终极价值，但要求人放弃自由意志，却并不要求人放弃低级欲望及本性恶，也不关心人的精神毁灭。在发现了自由意志是比理性更深的人之存在方式之后，陀氏发出的警示是：不能对人的天性抱有奢望。文章第二部分谈到风景描写的形而上性质，认为作家笔下存在着具体的风景和象征性风景。文章的分析说明，借助对彼得堡的城市风景描写，作家揭示了人在世界的孤独存在。通过两种象征性景物，陀氏展示了两种精神图景：一种是人经历神性复苏而感受到的天堂景色，还有一种是人的精神执着于我而渴望“人间天堂”的乌托邦幻景；前者与黎明清晨的欢快意象相关，后者则与黄昏的忧伤黯然相关。以两种形而上景色的对比来揭示人的精神状态，是近年来陀学研究走向深入细致的表现之一。文章第三部分还就费奥多罗夫的“复活理论”与陀氏的信仰进行了饶有兴趣的对比，二者都在信仰基础上对人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憧憬，都敏锐地发现了人性与善的最微弱的表现。这些表述无疑让我们对作家笔下的“最高存在”有了更深的认识。
德国哲学教授H．盖里克是国际陀学会的创始人，他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海德格尔：末世论作家与末世论思想家》代表了他近年的研究兴趣，也体现了身为哲学家的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思考。文章总结了两位思想大师的精神取向：基督和荷尔德林成为他们描述终极指向的目标，陀氏援引《圣经》，海德格尔援引荷尔德林全集，都是“为了未来而面向现在”。陀氏以基督为支点，“反对俄国虚假的诸神”；“海德格尔以荷尔德林为精神向标，拒绝浮士德”。他们的表述中，都将民族的意向发展为普世的意向，又“都在民族基础上产生了超民族的追求”，追求全人类性。文章考察了脱离日常琐事的存在“瞬间”在二者末世论思想建构中的作用——自我生命存在的瞬间是需要特殊的“道德事件”来开启的。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为例，作者向我们说明，危机和灾难是摆脱日常平庸的临界境遇。作者对陀氏笔下人学的总结是：“道德的人不可能忍受自己的无道德性”。而海德格尔以“转向”这一概念解释人“突然”走出遮蔽、进入澄明的精神状态。这些精辟的见解使我们领悟到，思想大师们在思考世界终极问题时，有着相近的模式和表达，都使人获得深刻的精神启迪。
俄罗斯当代哲学家С．С．霍鲁日是俄罗斯静修主义人学研究的开拓者，文章《〈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静修主义人学》集中探讨了作家最后一部小说中对长老制和静修主义的描写。作者通过诗学进入人学，向我们展示了小说话语与俄罗斯传统宗教实践的关系。静修主义人学是一种过程人学，描述人在修行实践中经历精神不断提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理智和精神不断发生垂直方向的变化，沿着天梯上升，最终达到人的“神化”。作者认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道德维度指向这种实践，并以此考量了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精神特点。这样，佐西马长老和阿廖沙的精神追求体现了静修主义的价值，马尔克尔等虔敬者都被赋予了精神天赋，成为上帝真理在尘世的体现者。文章还分析了陀氏笔下人物意识特有的结构，即在两极对立中展现人的精神存在。这样，米佳的欲望话语和忏悔话语中有丰富的静修主义人学元素；而伊万的接受与否定上帝的“门槛上存在”的结构，则处于静修主义天梯之外，接近欧洲哲学。作者对精神现象的“垂直”描述，无疑可以使我们对陀氏“描写人类灵魂全部深处”的表达获得形象的理解。
五
本书的最后一个栏目“21世纪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与现代”的论文向我们展示的是当下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中可以见到当今前沿问题。
В．Н．扎哈罗夫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人类学》体现了作者一贯的研究风格。这首先是建立在研读作家创作手稿基础上一丝不苟的文本考证。对于构成作家创作文本的关键词语的辨析，显示了作者文本细读的功力，如“上帝”一词的大写和小写不是简单的字母区别，而是标示出两种价值体系：在基督教一神论中，大写的“上帝”（Бог）特指宇宙的创造者，而小写的“神”（бог）则指多神教中的诸神。扎哈罗夫认同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等的阐释，认为陀氏是信仰深刻的基督教作家，所以，其文本中大写和小写的“上帝”一词不能混淆，而这是苏联时期编纂的30卷本陀氏作品全集所无法体现的。文章作者从作家尚未发表的创作手稿的片段式言语中，论证作家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对人进行的观察和描述，也就是陀氏的基督教人类学：“所有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进而，作者区别了陀氏使用的两个对人进行的全人类性描述创造的词汇“普遍的人”（общечеловек）（中文也翻译成“世界主义者”，如在《群魔》中对基里洛夫的世界观的描述）和“全人”（всечеловек），两个概念区别出来的不仅是语词，更是陀氏对接受欧洲无神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以及对东正教传统信仰的肯定。这样，作家就将俄罗斯人提升到信仰者的高度：“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也许就意味着成为全人类的兄弟。”从这篇文章的考证中，我们不难理解，陀氏是如何将俄罗斯民族极大地神圣化的。
国际陀学期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化》的主编К．А．斯捷帕尼扬对陀学研究的贡献不仅是他的专著，更体现为他对这份体现国际陀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年刊所做的大量编辑工作。正是他的学术品味决定了该刊物的定位及稿件的质量。文章《“长远时间”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马卡宁》，正如标题所提示的信息，是将作家放在长远时间和世界文学的维度中所做的研究。作者将这些作家放在一起的原因是，前面两位都是陀氏所推崇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中都表现了“基督教悲剧”；最后一位则是“当今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也是最接近陀氏创作的作家之一。
高尔基当年曾说过，陀氏的创作才华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相比。的确，两位文学界的思想大师都将我们引入人性幽暗隐秘的深处，将人心这个充满欲望的渊薮、这个遍布神秘的内宇宙展示给我们。然而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既激发人的阅读欲望，也充满挑战。文章作者并没有使我们迷失在深渊中，而是如同他在著作中一贯坚持的那样，以基督教信仰为导向，带我们越过了诸多作品湍急的溪流，并攀上信仰的高峰。在把陀氏作品中的人物与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原型进行比较时，令我们惊讶的不仅是相似人物的对位，如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哈姆雷特、斯塔夫罗金与亨利五世、梅什金与奥赛罗等等，还有令人目眩的历史知识和细节考证，如哈姆雷特所上大学的专业，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等期间的历史事件等等；但在这一切之后，作者得出的是关于两位作家创作主旨的结论：基督教信仰使陀氏的作品充满拯救的力量，而莎士比亚则把人引向人内心的黑暗，那里“没有人变得更神圣”。接着，文章考察了塞万提斯进入陀氏视野时，是与塑造“正面美好的形象”相关联的。陀氏认为“在基督教文学描写的正面形象中，没有超过堂吉诃德的了”，文章进而展开其中的原因：“基督教作家比多神教作家更难表现‘属世的神圣’”。文章还分析了陀氏对巴尔扎克态度的改变——从早期的崇拜到后期的反感，原因在于发现后者的“心理世界”接近物质性的“生理世界”，这也解释了陀氏为何不喜欢人们把他称为“心理学家”的原因。
作为俄罗斯当代文学的重要刊物《旗》杂志社理论部的主编，斯捷帕尼扬显示了对当代经典作家马卡宁的精深了解，认为他将自己的创作称为“箴言”，与陀氏的表述有内在的呼应：陀氏曾将自己构思而没有写成的小说《无神论者》和《大罪人传》称为“无神论箴言”。马卡宁作品中有人转向上帝的隐蔽表达，这使他的创作在思想上接近陀氏。这篇文章在历史与当代之间自如地纵横驰骋，显示了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也让我们对“长远时间”中的陀氏有了立体的了解。
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馆长Н．Т．阿申巴耶娃的文章《车尔尼雪夫斯基，尤尔凯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1860年代关于唯物主义的争论》向我们介绍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哲学论争：陀氏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下简称车氏）的论争，是在文学作品中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的；而在哲学领域，直接面对车氏庸俗唯物论的，是哲学家尤尔凯维奇，他也就潜在地成了陀氏的精神盟友。众所周知，陀氏与车氏在哲学和社会领域持相反的观点。车氏的唯物论观点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生理和物质是人精神的基础”、“合理利己主义”等是陀氏竭力反对的，但具体以何种方式在艺术作品中展开这些论争则少有人涉猎。文章以《日常生活的生理学》这本书进入到《罪与罚》中并成为索尼娅所读书目为例，说明了这种对人进行的物质主义解释虽盛极一时，却不具有人生指导意义。文章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大到哲学观点，小到具体词汇，都体现了作家论证的原则。如“意愿”这个关键词进入《地下室手记》的文本，就是从这场哲学论争而来。
Б．H．吉霍米罗夫的文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60年代后半期创作演变的语境中看长篇小说〈无神论〉的未完成的构思》，继续向我们显示作者文本考证的功力：将作家未完成的构思《无神论》放在作家创作历史中进行考察，认为这部作品与另一部未完成的《大罪人传》，成为作家几部高峰小说《群魔》《白痴》《少年》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摇篮。
Т．А．卡萨特金娜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现实结构：人的形象与空间形象》再次向我们开启了东正教圣像画对文本精神的诠释力。通过对语词的考察，作者将《死屋手记》中澡堂场景与表达《圣经》中耶稣为门徒洗脚场景的东正教圣像画相联系，揭示出作家的信仰立场：上帝的在场可以使地狱瞬间变为天堂。文章的阐释使我们在重新审视这个场景时，不由自主地认同卡萨特金娜的表达：在阐释东正教圣像画的细节中，陀氏是非常准确的。
П．E．福金在文章《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研究对象的人的思维》中，分析了陀氏从早期到后期的创作思维历程：作家曾因对“小人物”的关注，而被归入到社会类型行列，使他对理智复杂性的探索被忽视；陀氏早期作品中的对立思维体现出浪漫主义特点；进入思想家的精英圈子后，作家接触到了“积极的现实主义”；到了后期创作《罪与罚》《白痴》等小说时，作家的注意力转向人的理智悲剧。通过对作家作品中人物理智类型的分析，文章作者得出结论：陀氏“特别感兴趣的是人思想活动的内在结构，观念、思想和愿望的等级”，由此，其对人性复杂的探索也更加成熟，直至解开“人的奥秘”。这种纵横开阖的论述让我们在回顾作家创作史时，不再将目光固着于具体的文本事件，而是概括出作家的思维特点。
美国学者的D．马汀森曾任国际陀学会主席。她的文章《伊万·卡拉马佐夫的魔鬼及其化身问题》向我们展示了西方陀学研究中文本细读的新走向，即作家笔下没有无关宏旨的细节，每个细节都对作家思想的阐释意义深远。这篇文章让我们重温伊万发生幻觉的场景，以及魔鬼与之对话的内容，并阐释了其背后的形而上语义。魔鬼讲述的化身故事，说明了他的物质性存在；“渴望化身为七普特重的商人太太并到教堂插上蜡烛”则说明他的物质性追求和对信仰的庸俗化理解；魔鬼对伊万文章的复述——他在来世走过无数里程后，来到天堂并对上帝发出赞美——说明了他对神圣存在的见证。文章作者向我们解读其中的象征、符号和隐喻，以“化身”这种直观的方式解释了抽象的形而上学，从而探讨了伊万的道德恐惧和形而上恐惧。伊万的自我夸耀和崇尚理性是其魔鬼化身的根源所在。然而，陀氏却要说明“否定中包含复活的种子”，“怀疑可能导向信仰”。在通过细节分析揭示作家创作思想后，文章作者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得出结论：陀氏在这里展示了元文学技巧。陀氏文本中蕴含的宏观理论和恢宏主题，渗透于文本的所有细节，充分显示了作家艺术创作的精确特点。
日本陀学会主席木下丰房先生是对国际陀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者。他在文章《迫切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形象在日本市场的扭曲》中，表达了一位严肃学者对陀氏文本在传播中发生扭曲的忧虑。陀氏是受到日本作家和读者推崇的作家。在俄罗斯本土以外，日本应该说是最全面地介绍和研究陀氏创作的国家之一，俄罗斯30卷本陀氏作品全集出版后不久，日本学者就将其全部翻译成了日文。众多前辈学者的努力也推动了日本文学的发展，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都受到陀氏创作的影响。然而，当今的日本市场上却存在着为迎合市场利益而扭曲陀氏文本的问题。这也令同处当代的我们深思。
另一位年轻的陀学研究者木寺律子虽然从事陀学研究时间不长，但其文章《〈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星星与花》却让很多大学者耳目一新。她对文本进行了细致缜密的阅读，并从一个过去研究中很少涉猎的细节入手，发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着墨不多的景物描写都与人物的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如米佳犯罪的时刻与阿廖沙经历的信仰危机处于同一时间；在同样的星空下，米佳几近弑父的场景中布满了红色。作者对其他几处景物描写的考察也都新颖独特，给人以启发。
本栏目的文章充分展示了国际陀学界近年的研究趋势，在作家的核心主题被详尽阐释之后，学者们对文本的分析更加细致深入，对进入作家生活、影响到作家创作的诸多因素都进行翔实的考证和深入的论证。正是这些学者的努力，使陀氏创作文本中蕴含的精神资源被不断地挖掘出来。
作为本书的编者，阅读这些文章的过程，是不断获得智性启迪和内心感悟的享受过程，非常希望把这种感动传达给读者，使我们在与大师们的对话交流中获得心灵攀升的力量。如果笔者粗略的勾勒能够帮助读者建立陀学研究的轮廓，就达到了我们编辑此书的目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书的亮点不仅在于所选文章都是著名陀学研究者的力作，还在于我们的译者都是国内陀学研究者，而且是具有丰富的陀氏作品和论著翻译经验的学者，能够忠实传达陀学研究的信息，将研究论著不折不扣地呈现给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