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在奴隶社会时开始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出现的，是中国古代战争经验的理论总结。它在我国的文化遗产中统称古代兵法，其载体是兵书。中国兵书在我国的文化宝库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中国兵书虽然言兵，但并不仅仅局限于军旅之事，而是将政治、经济、科技、人文、心理等诸多要素统摄在一起的，它谈古论今，气势磅礴，精彩异常，给人以多方面的教益与启迪。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形成及其发展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夏朝至清朝前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840年）几千年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军事理论。它对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的历代王朝战争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直到今天，它的许多原理和思想仍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从产生之时起，随着社会、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它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产生时期

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我国先后建立了夏、商、西周三个王朝，这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时期。自从夏王朝建立起奴隶制以后，战争便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军队、战车和简单的谋略思想。夏朝时，生产工具与兵器逐渐分开，适合格斗的兵器开始装备于军队。商代出现了文字，军事文献随之产生。到西周时，军队已经有了军、师、旅、卒、伍的编制。周天子直接统率的军队和各诸侯国的军队加在一起，使周王朝的常备军达到14万左右。在军事谋略方面，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早期军事谋略的运用。根据记载，夏少康以武力夺回王位时，在战前就曾使用军事间谍。商灭夏、周灭商的战争，战前都重视探测对方虚实，获取情报，战争中也都运用了一定的谋略去争取战争的胜利。通过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胜寡、强可胜弱等战争规律，这些都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这一期间出现的军事文献，简单概括了当时的军事思想。比如在《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中，就有一些反映谋略思想的内容。在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和诗歌总集《诗经》中，也零星记述了一些军事理论和谋略方面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战争状况。尤其是到西周时，产生了两部较系统地记述作战经验和军事原则的兵书——《军志》和《军政》。尽管这两部兵书的原文已失传，但从《左传》《孙子兵法》等典籍对《军志》《军政》原文的引用这一事实来看，可以确证这两部兵书曾经存在。这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产生的重要标志。

当然，由于此时的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还处于低级阶段，因而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战争、军事思想受迷信的影响很大。夏、商、西周时期，人们常以占卜、观察星象等迷信活动来认识和决定战争行动，因而在军事指导思想上，“天命观”是其基本内容。

（二）成熟时期

约从公元前8世纪初到公元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成熟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各诸侯国都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图在诸雄中称霸。因此，战争频繁爆发，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激烈程度也大大增强。这一时期，军队的组织制度初步完善，改变了以车兵为主的体制，相继出现了步兵、舟师和骑兵等兵种。军队数量也增加了几倍甚至十几倍。战国时，多者已达百万左右。在兵器方面，由于冶炼铁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更加坚韧、锋利的兵器；在战略战术上也有重大的改变。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兵家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在与诸子的争鸣与交流中得到大发展，不但兵家谈兵，诸子也都谈兵，各个学派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研究军事问题，相互切磋，相互补充，促进了军事思想的空前发展。其主要标志为：

第一，在《战国策》《左传》等历史典籍中，对军事问题有大量记载，对军事理论的原则和内涵有较为充分的阐述，初步形成了军事理性认识。

第二，诸子百家代表人物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论述占有重要的篇幅，极大地丰富了关于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使军事思想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中处于显学的地位。

第三，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兵书。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武经七书》中，有5部兵书，即《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都问世于这个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它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军事思想的基础，成为后世军事家们遵循、效法和研究的对象。

（三）丰富发展时期

约从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9世纪上半叶，即我国历史上的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朝前期，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王朝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和农民起义战争、争夺中央统治权的战争频繁发生。随着政治、经济、战争的发展，军队组织和兵器装备有了较大变化，战略战术和战争指挥艺术得到了发展。

秦汉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一统的战争观，二是集中统一的建军观，三是长治久安的国防观，四是度德、量力、较智、竞技的制胜观。这些思想是秦汉时期我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发展，空前大统一的时代产物；是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结、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处在秦汉和隋唐两个大一统的历史时期之间，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和出现的新特点，使军事实践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战争频繁、南北对峙，二是军事大权往往掌握在权臣手中，三是水军和骑兵进入大发展时期。这些军事实践的特点反映在军事思想上，使军事思想更具有民族性、实用性和综合性的特色。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统一到分裂的时期，在军事上是一个战争较多、变革深刻、理论多有创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上承先秦、秦汉、南北朝冷兵器时代军事思想的传统，下开宋元明清冷热兵器并用时代之先河，是我国军事发展史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以唐朝最为辉煌。唐朝初期，兵学兴盛，出现了一大批兵书，且唐朝兵学思想与其他思想进一步融合，使兵学理论更具有总结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宋辽金元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由分裂逐步走向统一的时期，是南北长期对峙、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并且又充满着战争的时期，同时还是民族问题相当突出但又获得空前发展的时期。由于频繁战争的需要，军事思想紧密联系当时的战争实践，并注重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北宋初期，开始了中国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期。宋仁宗时编撰的官修兵书——《武经总要》中，不仅论述了“指南鱼”的制作，收录了我国最早配制成功的火药配方，还论述了现代意义上的火箭，反映了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思想。宋神宗时，颁布《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7本兵书，称为《武经七书》，官定为武学教材，其目的是兴武备、建武学、选武举。

明朝和清朝前期（鸦片战争之前）是一个在革新与守旧中军事思想继续前进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出现了十分保守的只求守城保寨的单纯防守的作战思想，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带有强烈革新内容的军事思想。尽管这一时期从哲理方面探讨战争和军事规律的兵书相对减少了，但是实用性明显增强，论述具体军事问题的兵书大量增加，更便于实际操作。明朝最为杰出的兵书有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以及茅元仪编撰的我国古代首部最大的兵学巨著——《武备志》。《武备志》240卷，约200万字，被称为“军事学的百科全书”。这些兵书进一步充实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体系，指导了当时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在军事技术方面，明朝制造火器的技术和规模并不亚于欧洲。但是到了清朝，由于清朝统治者们未能认识到骑兵时代已经过去，火器时代已经到来这一重大的时代特点，反而强调“骑射乃满汉之根本”，从而忽视了对军事技术的发展。此外，清朝统治者保守的军事思想和专制主义的高压政策，也极大地妨碍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加上统治者们海防意识薄弱，最后导致拥有“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强行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而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屈辱的近代史。

总之，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发展时期，人们大一统的国防观念进一步加强，战略思想也更加成熟，适应中央集权的建军统兵思想更趋完善，练兵、练将思想更加系统，海防思想和火器条件下的作战指导思想也开始出现。这一切为丰富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孙子兵法》简介

（一）孙武生平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月不详。他主要活动在吴王阖闾时期和吴王夫差时期，身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孙武的祖父田书任齐大夫，很有军事才干，其父孙凭，正式任“卿”，成为齐国君主之下的最高一级官吏。孙武生活在齐国时，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于是孙武离开齐国，到了吴国，在其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附近过着隐居生活。公元前522年，伍子胥为避难从楚国投奔吴国，受到吴公子光的礼遇，他向公子光推荐刺客专诸后“退而耕于野”。公元前514年，公子光使刺客专诸杀死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他任命伍子胥为行人（相当于外交大臣）。此后，伍子胥一连七次向吴王推荐孙武。到公元前512年，孙武以兵法十三篇为见面礼，见到了吴王阖闾，吴王拜孙武为将。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欲伐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且待之”。伍子胥则向吴王献“三分疲楚”之策，即把吴军分为三军，每次用一军袭扰楚国边境，“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以此战法疲惫楚军，消耗楚军实力，反复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公元前506年，蔡国受到楚军攻击，向吴国求救，吴王阖闾于是拜孙武为将，伍子胥、伯嚭为副将。面对强大的楚国，孙武“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越蔡不救，舍舟登陆，昼夜兼程，向楚东北边境疾速前进。楚国拜令尹子常为将，吴楚两军在小别山和大别山三次遭遇，吴军皆打败楚军。子常只好率楚军退守柏举地区。吴军追至，双方列阵对峙，吴军全力投入决战，大败楚军。后孙武又两次率大军打败楚国左司马沈尹戍。至此，楚军全线崩溃，吴军长驱直进，最后攻陷楚国都城郢都，楚昭王仓皇出逃。

在这次吴楚大战中，孙武指挥3万吴军击败楚国20万大军，五战克郢，立下“西破强楚”之功。公元前484年，吴军在艾陵重创齐军；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吴国取代了晋国的霸主地位。在吴“北威齐晋”时，已是阖闾之子夫差当政，夫差昏庸，伍子胥被杀，而孙武则不知所终，此事至今仍为不解之谜。

（二）《孙子兵法》十三篇简介

1．《计》篇

本篇开篇阐述慎战思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接着论述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战略基本要素（五事）和七个战术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是道、天、地、将、法和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然后，又在“兵者，诡道也”这一观点统帅下，列举了将帅进一步欺敌误敌的十二种战法，即“诡道十二法”。其目的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篇末强调了“庙算”的重要性，即战争的胜负应从这些条件比较中产生，从人事与自然的实际中产生。通过战前的各项条件的对比分析，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计》篇居十三篇之首，起提纲挈领的作用。

2．《作战》篇

在《作战》篇中，孙子阐述了中国古代军事学较为系统的后勤理论，主要阐述了两个重要思想：其一是在战略上必须速战速决，即“兵贵胜，不贵久”，以减轻战争给本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其二是在后勤供应上要“因粮于敌”——在敌国就地补充粮草，以减轻本国财力物力的负担，解决后勤补给的困难，并通过奖赏军功、善待俘虏、壮大实力达到“胜敌而益强”的目的。

3．《谋攻》篇

本篇着重论述如何以谋略战胜敌人。首先，孙子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胜”思想，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他提醒用兵者时刻不忘追求最高的谋攻原则和最好的用兵效果，要求“百战百胜”的将军有更加精明的头脑，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战”的最高标准，才是兵家追求的最理想的境界。其次，孙子论述了“全胜”的方法。在政治上通过“伐谋”“伐交”的手段，力求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不得已时求其次，从军事上通过“伐兵”“攻城”的手段，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为了实现“全胜”，孙子还主张协调处理好将帅与国君的关系，两者要做到相依无隙，紧密合作。在篇末，孙子揭示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军事规律，成为古今中外军事科学中的至理名言。

4．《形》篇

本篇论述了有关军事实力“形”的一系列问题。“形”，原指事物的形体状态，此处意为形势、客观条件，指战争中敌我双方兵力数量多少、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和军队素质的优劣等。第一，孙子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即胜利要建立在自己实力强大且不可战胜的基础之上，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第二，孙子论述了战争中的“隐形”问题。孙子认为，战争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有时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又需隐蔽自己的实力。即“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第三，孙子主张以绝对优势之“形”，胜敌于未萌，胜敌于易胜，胜敌于必然。为了确保己方在作战中的优势地位，孙子提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篇末，孙子以“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做比喻，把胜兵进攻时锐不可当的声势形象地描绘出来，总结全篇，点明主题。

5．《势》篇

本篇是孙子军事指挥理论的精华，是《形》的姐妹篇。所谓“势”，即“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是情态、气势、声势等，指在已有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作战意图，部署兵力，巧出奇正，巧用虚实，最终造成的一种对敌要害部位具有致命威慑力量的险峻的作战态势。要造成这种有利的作战态势，孙子认为关键在于对“奇正”变化的灵活运用。在奇正运用上的变化无穷，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出奇制胜。要把军队战斗力充分发挥出来，孙子认为必须善于“造势”，并通过各种方法实施机动，调动敌人，用“形之”“予之”等方法把敌人引入彀中，取得成功。这些战法的巧妙运用，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也就是说，既需要“择人”——选择优秀的指挥员，又需要“任势”——利用有利的战争态势，这样才能用力很小而战果巨大。《势》篇充满着朴素辩证法精神，在军事哲学上具有珍贵的价值。

6．《虚实》篇

本篇论述战略谋划和战术用兵上的虚实问题。第一，孙子主张要牢牢掌握战略战术上的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用兵的根本原则之一。能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便能有效地“避实击虚”，使敌既不知其所守，也不知其所攻，而我却能随心所欲，攻守自如，无往不胜。第二，孙子认为必须全面地、深入地、不断地掌握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着的情况。除了对战前情况的必要掌握之外，战争中也要采取“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等种种手段掌握敌情，这样才能“因敌变化”，“应形于无穷”。篇末，孙子以“水形”比喻“兵形”，提出了“避实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等重要命题。本篇与《势》篇，都进一步推衍了《计》篇中的“因利而制权”和“诡道”思想，全面论述了作战指挥中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

7．《军争》篇

军争，指两军相对争夺制胜条件，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本篇论述了军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孙子认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是军争的基本原则，要求战争指挥者应辩证处理好迂与直、利与害的关系，能洞察各方面的情况，才能有效争利。要有效争利，孙子认为应运用“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等一系列基本方法，并进一步提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作战原则。最后，在战机问题上，孙子又提出了“用兵八法”，这些方法在当时是正确的作战原则，但在今天的具体运用上，应历史地看待这些原则，不可机械地照搬。

8．《九变》篇

对篇名“九变”，历来解释不一。一般认为“九”是言数之极，是虚指而非实指，“九变”即无穷无尽之机变。本篇主要论述用兵时如何根据特殊的情况，灵活变换战术以获得战争的胜利，集中体现了孙子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思想。本篇主要阐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知五地，即知在“圮地”“衢地”“绝地”“围地”“死地”五种地形上的机变处置方法。二是知五危，即将有五危：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这是将帅性格上的缺陷，是不知“九变”一味固执的表现，以致“覆军杀将”，因而不可不察。三是“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善于洞察和处理好利与害的关系，有效转化矛盾，因利制权。四是“恃吾有以待”，即任何灵活机变应建立在自己有准备、有把握、有力量的基础之上，才能应对自如，立于不败之地。

9．《行军》篇

“行”的含义是指运用、使用。行军，即在执行任务中处置、使用军队的原则和方法，分处军、相敌、附众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翔实论述了在各种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处军原则。第二部分论述了“相敌”，即战场观察。孙子详细列举了32种侦察判断敌情的方法，这是对当时实战经验的总结，从征候察知敌情，从现象了解本质，再次体现了孙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第三部分论述了“附众”问题，指出治军必须以“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为原则，使将帅“与众相得”，令行禁止，团结一致对付敌人。

10．《地形》篇

本篇从宏观上、战略上阐述了范围广阔，具有一定特征的地理条件对战争的影响，指出地形是用兵之助。首先，孙子将地形分为了六类，即通、挂、支、隘、险、远，并对这六种地形条件下不同的用兵原则加以分析和阐述。其次，孙子列举了“六败”的情况，并从官兵的素质和修养上细致地分析了“六败”的原因，指出这些失败“非天之灾”，皆“将之过”。再次，在此基础上说明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将帅必须善加利用。而将帅本身应“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必须做到“利合于主”。最后，孙子总结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要求将帅全面运用自然与人事的一切条件去追求战争的胜利。

11．《九地》篇

九地，指各种复杂的地形，孙子将之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大类，详细论述了在这些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作战原则和处置方法，并以较大篇幅论述了适合于各种环境条件下的重要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治军原则，强调“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本篇与《地形》篇均论述的是军事地理的有关问题，但本篇是从战略地形学的角度出发对地形问题加以考察，并加上了环境氛围和主观人情等因素，因而与《地形》篇的客观地形有所不同。

12．《火攻》篇

本篇主要论述在冷兵器时代的一种重要的作战方法——火攻。孙子详细阐述了火攻的种类、条件、实施方法以及发火后的应变措施等内容。此外，本篇还再次阐明了孙子的“慎战”思想。孙子一再告诫人们：“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因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而应“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才是“安国全军之道”。这一思想在十三篇中是一脉相承的，更与《计》篇首句相呼应。这种重视战争而又慎重战争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这些精辟论述也成为军事思想的至理名言。

13．《用间》篇

本篇主要论述了间谍的重要性、间谍的种类以及使用间谍的方法。孙子强调战争中的“先知”，认为“先知”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但先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此外，孙子还强调用间必须“微妙”“圣智”，否则“不能得间之实”，并要注意选择“上智”为间。最后，孙子以伊、吕为间的成功事例，从历史的高度进一步肯定了用间的意义。

（三）《孙子兵法》的影响

1．《孙子兵法》在国内的影响

《孙子兵法》问世后，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在战国时期，《孙子兵法》便被视为克敌制胜的法宝。韩非在《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当时的军事家们在论兵时便常常“祖述”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兵书都曾引用并发挥了《孙子兵法》中的若干思想。《孙膑兵法》也从《孙子兵法》中吸取了不少营养。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孙子兵法》竹简本，这说明在西汉时期《孙子兵法》已经广为流传。三国时，曹操为《孙子兵法》作注并写了序言，认为：“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到宋代，《孙子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历史上，兵家对《孙子兵法》进行研究、注疏的有二百多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十家注”和“十一家注”。宋吉天保集三国曹操，南朝梁孟氏，唐李鉴、杜牧、陈嗥、贾林，宋梅圣俞、王皙、何延锡、张预等10家为《孙子十家注》，后增加唐杜佑一家，为《孙子十一家注》，而其他注本和研究著作也很多。明代著名军事家茅元仪在其《武备志·兵决评》中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对《孙子兵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孙子兵法》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毛泽东在运用《孙子兵法》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孙子兵法》进行专门研究的，首推郭化若。他于1939年开始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连载《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继而出版了《孙子今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著作问世。1972年，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是《孙子兵法》研究领域划时代的大事，从此《孙子兵法》的校勘、注释方面和军事思想研究方面，都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1977年以后，《孙子兵法》研究进入了空前活跃时期，论著极多，研究范围也从军事界延伸到企业界、体育界、学术界。可以说，《孙子兵法》的影响已远远超越军事领域，深入到政治、外交、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孙子兵法》成为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2．《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影响

《孙子兵法》的“输出”在唐朝即开始。唐朝武则天时期，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于734年把《孙子兵法》《吴子》等兵书带到日本，并于760年亲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初期，只是作为秘密图书保存，流传在学者及武将之家。到德川幕府时期，才开始兴起《孙子兵法》的研究热潮，自那时起，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不下一百六七十种，先后出现了几十家武学流派。《孙子兵法》对日本古代的各种兵法影响极大，日本古代著名兵书中的主要思想，大都出自《孙子兵法》。在日本，孙武被尊为“武圣人”，《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世界第一兵家名书”。此外，入唐留学之人还将《孙子兵法》东传到朝鲜、越南等国。

《孙子兵法》的西传，最早为1772年法国神父约瑟夫·阿米欧在巴黎翻译出版法文《中国军事艺术》丛书，其中就有《孙子十三篇》。该书出版后，在欧洲畅销，流传很广，影响巨大。此后，各种西译本《孙子兵法》相继问世。1860年，俄译本《中国将军孙子对部将的训示》出版；1905年，英国人卡托普《孙子兵法》英译本在东京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孙子兵法·世界最古之书》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同年，布鲁诺·纳瓦拉《中国的武经》德译本在柏林出版。此后，《孙子兵法》又被译成英、法、日、德、俄、捷克、朝鲜、越南、希伯来等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并受到极度的推崇。例如，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拿破仑手不释卷地披阅《孙子兵法》；德皇威廉二世在没落的侨居中看到《孙子兵法》时也曾感慨万千；德国的资产阶级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受到过《孙子兵法》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新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兵法》这本书了。”美国著名战略家、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在他的名著《大战略》中指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认为，直至今天，也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孙子有更深刻的认识。正因为国外的军事家们认识到《孙子兵法》在战争中的深远意义，所以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列为培养军官的教科书，军人的必修课。

近年来，《孙子兵法》研究更是成为国际性的“热门”话题，成果更加丰硕。而《孙子兵法》被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市场竞争，是近来《孙子兵法》研究和应用的新动向，也是人们感到新鲜的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韩国等大批军人弃武从商，以兵法治商，由于运用恰当，不少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而使不少研究者看到了《孙子兵法》对商业竞争、企业管理的指导意义，促进了《孙子兵法》的国际性研究热潮的兴起。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其《管理思想史》一书中直接指出，孙子在用人方面的论述，对今天的企业管理有很大的价值，他甚至说，你若想成为管理人才，就必须去读《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原文节选欣赏：

计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