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清末以來的小說論述
■ 《新小說》與“小說界革命”
1902年，因戊戌政變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1873－1929年）在橫濱創辦《新小說》雜誌，為“新小說”的創作和理論提供了重要陣地；梁氏在他撰寫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強調：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啟超並且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他說“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12)梁啟超又在他創辦的《新民叢報》上撰寫〈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指出該誌設立“論說”欄的目的在於“論文學上小說之價值，社會上小說之勢力，東西各國小說學進化之歷史及小說家之功德，中國小說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13)陳平原在談到清末民初小說理論時說：
從“小說有不可思議之支配人道”這一現象出發，“新小說”理論家在兩個層面上展開論述：一是對“舊小說”誨淫誨盜的批判，一是對“新小說”覺世新民的讚賞。而這一切，實際上都是根源於傳統的小說關乎世道人心的古訓。只不過如今有了歐美、東瀛借政治小說變革現實改良群治的“經驗”，小說從不入流的小道一躍而為最上乘的文學。
但他也指出：
觀念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可思維方法和審美趣味並沒改變。梁啟超提高小說地位的理論主張並沒有碰到特別大的阻力，真可謂登高一呼，應者影從。除了說是順應時勢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小說應有益於世道人心這一口號帶有明顯的傳統文學觀念的印記，容易為社會各方所接受。
陳平原強調，“政治與藝術、通俗與高雅、粗人與文人、覺世與傳世，一系列的問題，互相關聯互相牽制，非這一代理論家所能解答。但是，問題被正確地提了出來。”論者並沒有真正從理論上解決問題，只是想用互相調和的辦法繞開它；文學觀念的全面變革，要到“五四”作家手裏才真正完成。使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家困惑的難題，要到二十一世紀才露出了曙光。(14)
■中國小說史研究的開展
早在二十世紀初，王鍾麒從體裁方面探討了各類小說的源流，把古代小說分為記事、雜記、戲劇、章回、彈詞五種體裁，初步考察了中國古代小說歷史發展的過程。對於歷代小說作者的創作精神，則概括為三個原因：其一，是憤政治之壓制；其二，是痛社會之混濁；其三，是哀婚姻之不自由。並藉此三者，闡發了古代小說的思想意義。還把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提升到與詩歌、歷史同樣的高度，並指出中國古代小說具有獨特的內容及與之相適應的民族形式，見解頗為精闢。(15)
中國小說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是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此書原是1920年魯迅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程的講義，1921年又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授；其後以油印本為基礎，內容從十七篇增加到二十六篇，於1923年及1924年由新潮社分上、下冊出版；1925年由北新書局出合訂本，修訂本於1931年刊行。論者認為，魯迅此書建立了中國小說史的體系，體現了唯物精神和進步思想，包含有許多精當卓越、言簡意賅的評論，其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面的。(16)必須指出，第一部中國小說史專著是張靜廬（1898－1969年）的《中國小說史大綱》，1920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比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最初的油印本早了半年。可見中國小說向來無史的局面，至五四新文化時期已經告一段落了。
此外，1920年代刊行的早期著作還有：一、郭希汾（紹虞）編《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中國書局，1921年），〈序〉中說明此書是譯自日人鹽谷溫著《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中的一節；二、廬隱〈中國小說史略〉，載《晨報•文學旬刊》第3至11號（1923年），其後未見有單行本出版；三、徐敬修編輯《說部常識》（上海：大東書局，1925年），此書列為國學常識的一種；四、范煙橋《中國小說史》（蘇州：秋葉社，1927年），此書在搜集資料方面頗有長處；五、胡懷琛著《中國小說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此書分別從實質與形式兩方面來研究中國小說，並非照搬外國小說的公式，而是考慮到中國小說有不同於異邦外域小說的特點。
對晚清小說的發展加以注意及作出研究，魯迅亦有首創之功。陳子展（署名陳炳堃）著《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及《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對晚清小說有較詳細的析述。阿英（錢杏邨，1900－1977年）著《晚清小說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是第一部以晚清小說作為特定時期文學現象的斷代小說史。
1930年代出版的中國小說史專書，還有：胡懷琛著《中國小說的起源及其演義》（南京：正中書局，1934年）及《中國小說概論》（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初版，1944年新一版）；譚正璧著《中國小說發達史》（上海：光明書店，1935年）；郭箴一著《中國小說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蔣祖怡著《小說纂要》（上海：正中書局，1948年）等。(17)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以通史形式撰寫的中國小說史並不多見，且多沿用舊的框架，情況至二十一世紀初年始有所改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