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吴两晋校书六次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隋志》。“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中书令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据《晋书》卷四十四。此曹魏之校书也。“孙休践祚”，韦昭“为中书郎、博士祭酒”。休“命昭原避晋讳改作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三国志·吴志》卷二十。此孙吴之校书也。晋武帝泰始十年，参看拙著《中国目录学年表》。荀勖“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晋书》卷三十九。《北堂书抄》卷一百〇一引荀勖《让乐事表》有“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覆校错误。十万余卷”等语，则其校书规模甚大，与向《录》同。因魏《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参看《分类篇》。“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见《隋志》。此西晋第一次之校书也，始正名为“整理”，较之校雠，明确多矣。历时颇久，故后数年发现之汲冢竹书亦已编入簿中。汲冢之发掘，年代不明。《晋书》卷三《武帝纪》：“咸宁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荀勖传》：卷三十九。“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事在“咸宁初”之后，“太康中”之前。《束晳传》：卷五十一。“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有“《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又杂书十九篇，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坯，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铨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据此所载，则发现汲冢竹书之事却在太康二年，后于《武帝纪》所载凡二年。而今存荀勖《上穆天子传序》亦称系太康二年，不知《武帝纪》何所据而提早二年也？杜预《左传集解序》又作太康元年。汲冢书既“列在秘书”，编于《晋中经簿》丁部诗赋图赞之后。《七录序》又称其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著者以是断其不分类别，仅仅约略有四部之异置。参看《分类篇》。又《隋志》称其“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而《上穆天子传序》却有简单之解题，据此推之，则所谓“录题及言”者，著录书名及略作解题也。所谓“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者，不似《别录》之能批评得失，判别是非也。其书当与后来之王俭《七志》同一体制，有解题而极略，论其渊源，乃自《七略》，但其有部无类则又似《别录》。至于魏吴校书是否一准刘向之例，尚未考知。若后汉则既“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则或亦依《别录》而有详细之叙录，与向、歆殆同一系。自荀勖“但录题及言”后，此制泯灭，直三百五十年，至唐贞观初始由魏徵恢复旧观。中间南北各代，分类则悉沿四部，编目则删除叙录。其能稍作解题，虽有逊于刘向之详而不似李充之陋者，惟刘宋殷淳、王俭二家耳。参看次章。东晋一代，则有李充、徐广二次校书。《隋志》：“东晋之初，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晋书》卷九十二。《李充传》：“征北将军褚裒又引为参军，充以家贫，苦求外出，乃除剡县令，遭母忧，服阕，为大著作郎。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古今书最》《广弘明集》卷三引。有《晋元帝书目》，卷数适与李充所校相同，而说者乃谓充之编目在元帝时也！岂知褚裒于成帝咸和二年始为参军，穆帝永和五年始为征北大将军，则李充之入著作乃在永和五年后若干年。其书所以名《晋元帝书目》者，徒以据元帝所遗留之书而编目耳。收书既少，非但不分小类，所谓“但以甲乙为次”。且亦略无解题，所谓“没略众篇之名”。较之荀勖，又逊一筹，在目录学史中，又为一大变化，衰弊极矣！徐广之事，则为一般所不注意。《玉海》卷五十二。引《续晋阳秋》：“宁康十六年，诏著作郎徐广校秘阁四部见书，凡三万六千卷。”《晋书》卷八十二。《徐广传》：“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义熙初”，始“领著作”。考孝武帝宁康仅有三年，《玉海》所引“十六”当为“元”字形似之讹，广领著作在安帝义熙初，则职衔亦略有误，当以《晋书》为准也。《古今书最》有《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或即据徐广所校而编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