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看到这样的研究进展，除了开心和继续期待，有什么需要我们担心甚至警惕的吗？

当然有。

我必须提醒你，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类基因，不光能治疗某种特定疾病，甚至不光是能用来治疗疾病，它还是一项处在历史和科幻边缘，甚至可能彻底改变人类的革命性技术。

在前面章节里我们已经提到了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已经不是单纯的可能性了。在2018年年底，中国科学家贺建奎的疯狂举动，已经把CCR5基因被人为破坏的“基因编辑婴儿”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困惑，同样都是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同样都是试图破坏CCR5基因，为什么邓宏魁他们的研究我赞赏有加，贺建奎他们的研究我就大加挞伐呢？

魔鬼藏在细节里。

在邓宏魁他们的临床试验中，编辑修改CCR5基因，是在骨髓捐献者的一部分身体细胞（造血干细胞）上完成的，而且是在人体之外完成的。基因编辑操作完成后，才会将细胞输入患者体内。患者本人和捐献者的生殖细胞（也就是精子和卵子）并未被修改，因此这种基因操作的影响范围有限，更不会遗传给后代。就算基因编辑操作出了什么问题，影响的也只是人体的一小部分细胞；就算问题非常严重危及生命，受影响的也只是这一位孤立的患者。

而贺建奎的操作则完全不同。贺建奎宣称，他是在试管婴儿过程中，就编辑破坏了两位婴儿的CCR5基因。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其中的区别？

请允许我稍微展开一下。

首先，和邓宏魁他们的做法不同的是，贺建奎试图改变的，是两个原本就没有艾滋病、完全健康的婴儿的基因。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患者利益至上的基本医学伦理。两个原本健康的孩子，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科学家的野心，在自己甚至都无法表达意愿的时候，去接受一项不必要的手术呢？

其次，和邓宏魁他们的做法不同的是，贺建奎试图改变的，是这两位婴儿全身所有细胞当中的CCR5基因。别忘了我们刚刚提到过，尽管携带CCR5-Δ32基因缺陷的人总体健康情况还不错，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些健康问题需要注意。换句话说，贺建奎的做法，其实明确损害了这两个婴儿的健康乃至是寿命！

绝不应该对她们进行这样的低收益、高风险操作——不管这项操作有多少潜在的科学、公益，或者商业价值。

与此同时，贺建奎的试验也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基因操作，人为地、永久性地改变人类群体的遗传物质。

基因编辑婴儿可能将人为编辑过的基因传递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放眼未来，这项操作如果当真大规模进入人类世界，将对人类的基因多样性、人类的个体选择权，乃至人类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构成重大挑战。面对这些后果，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不管是法律上的、道德上的、经济上的，还是世界观上的准备。

在我看来，一个现实的方案是，在这一切成熟之前，我们需要将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局限在一个可控范围内：治疗特定的高危疾病、只能用于身体而非生殖细胞，等等。不管是“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的做法，还是邓宏魁他们开展的研究，都值得鼓励、推广和期待。

而贺建奎的尝试，至少在基因编辑技术真正成熟、人类世界对此做好充分的法规和思想准备之前，绝不应该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