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张政烺的相关研究与本章问题的提出

由张政烺提出并由李学勤等先生做进一步讨论的数字卦问题，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不过，现在看来，既往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错误之处，应当得到批评和纠正。针对张先生等人的观点，特别是在楚简《筮法》公布后的今天，我们需要严肃地追问：《周易》阴阳爻画“--”“-”的产生，确实是筮数在“一”（-）、“六”（）上的集中，并最终在此两数之书写形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吗？

1．张政烺相关研究简述

易卦阴阳爻画是否由“一”“六”筮数变化而来？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关心的问题。概括起来说，张政烺先生认为，易卦阳爻画“-”和阴爻画“--”分别是由筮数“一”（-）、“六”（）变化而来的。这个看法一经发表，立即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间虽然曾经李学勤先生的折中和否定，但是影响仍然巨大，许多学者仍然相信他的论断。

张先生是如何得出他的观点的？首先他尽可能地搜集和总结了那些出土易卦材料。具体说来，他将殷周甲金文（三十二例）和战国天星观楚简所载上下连书在一起的三位和六位数字组判定为易卦。这种易卦又称数字卦。数字卦问题的提出，很快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其次，张先生观察到，在这些筮卦中只出现了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但是没有出现二、三、四这三个数字；而且，前六个数字在出土易卦中出现的次数是不平衡的，其中六、一最多，其次为七、八、五、九。另外，数字“九”和“七”在筮卦中不是同时出现的，例如扶风卜骨筮卦有数字“九”但没有数字“七”。张先生还推测了一、六出现次数最多而没有出现二、三、四的原因，认为这是筮人将三向一，二、四向六集中和转化的结果。他具体解释道：“显然是由于、、、（四）皆积横画为之，容易混乱不清”，于是不用二、三、四这三个字，而向一、六这两个数字集中，即三向一，二、四向六集中。注1这种解释当然属于推测之辞，不过长期以来学者鲜有质疑。

注1：这一推想，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帛书〈六十四卦〉跋》《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中都有论述。例如，《易辨》曰：“这次共用了32个卦例，其中筮数出现的次数极不平衡……其中六最多，一次之，二、三、四都是零。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我的看法是、、、都是积画为之，写在一起不易分辨是几个字、代表哪几个数，所以不能使用，然而这三个数并非不存在，而是筮者运用奇偶的观念当机立断，把二、四写为六，三写为一，所以一和六的数量就多起来了。……近几年来，又见到许多古筮的考古资料，总共有百十来个卦例，全无二、三、四这三个字，增强了我的信心。”参见《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8、61、43页。

最后，张先生断定阴阳爻画（“-”“--”）直接源自于“一”“六”两数的形变。在《帛书〈六十四卦〉跋》中，张先生是这么说的：“（阜阳汉简《周易》）爻题称九、六，而实际画的却是-、，和殷周古筮资料相同……盖阜阳简《周易》所根据的底本早，故在卦画上犹保留古老的形式。这说明当时正是新旧交替的时节，而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上的卦画确实是中国最早用阴阳爻写成的，其阴爻作，犹带字一分为二的痕迹。”后来在《易辨》一文中，张先生说得更为清楚：“关于阴阳爻的形成问题，我最近在《帛书〈六十四卦〉跋》中做过说明，现在不想多谈，只说两点：一、阳爻形成的标志在读音上，到爻题有初九、用九即已完成。二、阴爻形成的标志在读音上，到分裂为两段横画才算完成。安徽阜阳双古堆竹简《周易》和长沙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是现存最早的《易经》，都有爻题，一读为九，不再有数值的意义。的读音未变，字形的变化就慢，双古堆竹简尚作，保持原形，马王堆帛书作，两画皆从中间落笔，还带字一分为二的痕迹。如果没有这样多的考古材料，恐怕谁也想不到阳爻是由一字、阴爻是由六字变来的。到东汉末熹平石经《周易》，阴阳爻都写成极整齐的长短横画（--、-），流行至今。”综合起来，这两段话大抵包括三层意思：其一，张先生肯定了帛书和汉简《周易》六十四卦都是用阴阳爻而不是用数字写成的。这既说明了阴阳爻直接源自于数字爻，又说明了易卦爻画的表示法毕竟需要或者在演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其抽象化的表达。其二，他认为帛书、汉简《周易》的阴阳爻画都是由筮数“一”“六”演变而成的，两者在形状上比较相近，甚至对于帛书阴爻画作“”，他认为“还带字一分为二的痕迹”。其三，根据爻题以九、六为称，他认为阜阳汉简和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都是阴阳爻卦，而且爻题中的一读为九，不再有数值的意义，而的读音未变，其字形的变化因而就慢。

从方法上来看，张政烺先生是通过比拟《周易》理论（知识）系统来完成他关于数字卦问题的一系列论证的。这包括两点。第一，他肯定那些连书在甲金、竹简材料上的三位和六位数字组是所谓筮数，因为易学常识告诉我们，具体筮卦必定来源于筮数。而为了更加契合《周易》的筮法，张先生甚至对于这些所谓出土筮数做了四象数（少阴、少阳和老阴、老阳）的断定和分析。第二，他将这些数字依照奇偶，进而依照奇阳偶阴的观念做了简化和归类，这样数字卦就可以直接转化和对应由阴阳爻画组成的《周易》六十四卦了。同时，张先生对出土筮数所做的奇阳偶阴的归类，甚至所谓“数字虽多，只是阴阳二爻”的说法，乃是借助于传统易学的观念，且以默认数字卦与阴阳爻卦两者间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为基础的。以上，是张先生发现数字卦及阐明其内涵的两个关键性的方法论前提。

2．批评及本章问题的提出

从出土易学资料，特别从清华简《筮法》篇来看，张政烺先生等人提出“数字卦”的概念，是很恰当的。在《筮法》简中，不但有由一、四、五、六、八、九这六个字组成的卦例，而且直接就有以爻象说明爻数，或以筮数表示爻象的概念，这说明“数字卦”的概念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吴勇曾否定数字卦的存在，不同意张先生等人的提法，今天看来是不能成立的。从方法论来看，张先生以三《易》特别是以《周易》的理论系统为基础来整理和阐明数字卦问题，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以奇阳偶阴的观念来简化六个筮数，并进而转化为所谓易卦，这在楚简《筮法》中得到了证实。

不过，对于数字卦问题，尽管张政烺先生居功甚伟，成绩巨大，但是在今天看来，其陋谬之处是不能忽视的。第一，在笔者看来，既往的研究确实没有明确地区分“数字卦”和“易卦”的概念，没有很好地理解两者的关系。“易卦”包括两种：一种为具有固定、一般之表现形式（书写形式）的本卦。据《周礼·春官·太卜》，三《易》经文中的六十四卦即属于此种，这具体见于今本《周易》及秦简《归藏》等文本。另一种即为用卦（占卦），具体见于所谓数字卦。数字卦源于占筮实践，且为其服务。此类易卦的筮数通常具有特别含义，不宜仅做简化的处理。毫无疑问，这两种易卦为体用关系，然而张先生对此缺乏理会，于是将数字卦与阴阳爻画卦几乎只理解为历时性演变、生成的关系，这影响了他对四象及《周易》阴阳爻画之数字来源（构成）的判断。

第二，张先生按照《周易》筮法的要求，力图在所举商周筮例中发现所谓四象数，但是他的这一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他自己也曾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前面举的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用的数字是一、五、六、七、八，拿它和六、七、八、九相印证，六、七、八这三个数字是相同的，但是一、五和九却不容易调和。我曾试图改造筮仪，未能成功，原因是一到八出现数字太多，一比八数值差异太大，顾此失彼，无法弥缝。”在表面上，张先生所举筮卦包含了“一、五、六、七、八”五个数字，而四象却只有四个数字。后来，他又在出土筮卦中发现了数字“九”。今天，我们在楚简《筮法》中还发现了数字“四”。而今天的这一发现，也使得张先生所谓“由于、、、（四）皆积横画为之，容易混乱不清”，从而导致三向一，二、四向六集中的说法，露出了致命的破绽。笔者认为，从数量来看，三十二例出土筮卦材料还是偏少，很难说它们充分又实际地说明了商周时期的筮法问题。另外，张先生的论述在当时缺乏像楚简《筮法》这类理论文献的支撑，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堕入十分严重的经验论证和过度的观点猜测之中。从方法论来看，张先生依据《周易》系统按图索骥，试图从殷周筮卦材料中也寻找出由六、七、八、九组成的四象数，这一举措近似于刻舟求剑，其结果很可能远离历史的实际。事实上，筮数或四象数的不同，乃是由揲蓍法的不同决定的。

第三，既然张先生的集中说（即筮数三向一，二、四向六的集中）本为臆测，那么其所谓阴阳爻画由数字一、六演变而来的观点，也就变得令人难以置信了。使人感到更为不安的是张先生对于《周易》爻题九、六与爻画一、之关系的理解，特别是他将爻画一读作九，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而在笔者看来，爻题九、六的设置，乃是为了指示爻性的刚柔和阴阳，而不是为了说明爻画一应当直接读作九，应当直接读作六。为了论证易卦阴阳爻画出自一、六（书写形状）的观点，张先生面对帛书的阴爻画作，竟然颇为大胆地认为它是从中间落笔断开、一分为二的结果；后来他知道阜阳汉简阴爻作“八”字形，依然如此做解释注2，这就有点固执己见，十分生硬地涂改材料了！实际上，不但帛书、阜阳汉简《周易》阴爻画作“八”字形，而且上海博物馆楚竹书《周易》亦作“八”字形，在上下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都保持了其一贯性。不但如此，而且清华简《筮法》更有惊人的发现，卦例中的经爻（爻体）“-”其实不是表示数字“一”，而是表示数字“七”！或者说，《筮法》简的爻画“一”其实表示数字“七”（引证见后）。依此推论，如果出土易卦中的所谓数字“一”均表示“七”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抛弃张先生的相关论断，而重新思考易卦阴阳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问题。顺便指出，李学勤先生曾根据有无数字“七”的出现，将商周的揲蓍法分为甲、乙两类，受到学者们的大力肯定，现在看来这种划分也存在很大的疑问。

注2：在写作《易辨》时，张先生已知道阜阳汉简的阴爻画作“八”字形，但仍然维护它是字分裂的结果。《易辨》曰：“听有的同志说阜阳简的阴爻是八……阜阳简的阴爻显然不如此，它只可能是已经分裂的字。”（《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53页）

总之，张政烺先生提出了数字卦的概念，思考了《周易》阴阳爻画的来源问题，虽然他的研究极富启示意义，但是由于资料的不足和误用，以及在方法论上的考虑不周，导致他对阴阳爻画与筮数及其与爻形之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严重或根本性的错误。筮数本源于筮法，具体与揲蓍法密切相关。如果清华简《筮法》所谓数字“一”表示“七”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筮法》简本身的经爻就是由六、七两个数字构成的，而《周易》阴阳爻画则是由七、八这两个数字构成的，只不过在后来它们做了观念上的转化而已。简言之，鉴于目前数字卦问题疑窦丛生及楚简《筮法》等提供的新材料，早期易卦爻画的性质及其来源问题，仍是今天需要着力加以追问和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