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文献综述
2.2.1 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Lucas之谜”
自《国富论》问世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综观前人的研究不难发现，虽然在资本的作用程度及其作用的方式上，还存在诸多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可或缺。投资是增长的核心，学者们就此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认为有效需求和资本供给不足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双重发展障碍，只有给经济来一次大推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全面、大规模的投资，才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跨越，脱离贫困恶性循环陷阱。这一理论，有时也被称为大推进理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往往导致一般的经济增长理论缺乏可操作性。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有着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而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相对较高，大量吸收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同时维持工资水平基本不变。劳动产出多出工资的部分就是利润，现代部门不断将利润转化为资本，以扩大再生产，这个过程一直会持续到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全部转移（Lewis,1954）。
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Kaldor,1956）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国民收入分配和利润率决定论，给定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储蓄倾向，通过调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平衡增长。卡尔多的新剑桥增长理论，或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在强调国民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关系的同时，强调在动态的经济增长中是投资决定储蓄，而非储蓄决定投资。
Rostow（1960）则将社会发展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阶段、趋于成熟和大规模消费等五个阶段。当投资率大于10%，社会发展便进入了起飞阶段，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重要的分水岭，一旦克服障碍成功跨越该阶段，经济便有望踏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罗斯托强调，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进入现代的成熟阶段，需要把一部分国民收入留用作投资，而不是完全消费殆尽，这样可以迅速提高该国的经济增长率。用作投资的部分要达到国民收入的15%～20%。随着现代部门利润的增加和再投资的不断发生，国民经济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部门。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应该对某些部门有选择地进行优先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集中有限资源，重点投入关联效应大的产业进行优先发展，再带动其他产业。区域间也可以不平衡，优势地区优先发展，形成发展极带动其他地区。
Lucas（1990）在《资本为什么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一文中指出，现实中，贫穷国家确实吸引了来自富裕国家的投资，可是与新古典理论预测的情况相比，这种资本的流动实在是太过稀少。印度的资本边际收益是美国的58倍，理论上资本的逐利性会诱导资本从回报率低的地方流向回报率高的地方，收益率上存在的这种差异将导致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持续流向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然而，国际资本流动的事实与上述逻辑推演的预期并不相符，迄今为止发达经济体如美国等仍是全球资本流入的首选地，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真正流向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并不多，而反向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况却经常出现。资本流动的这种在理论逻辑与现实经验之间相悖的现象被概括为“卢卡斯之谜”。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Lucas（1990）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存在三种可能的原因：首先是富国与穷国在劳动质量上存在差异；其次是人力资本有其溢出效应；最后是风险因素，其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和市场上的不完善。考虑到上述因素，卢卡斯对印度和美国的情况进行了重新计算，结果发现实际与前面的预测大相径庭，两国预期资本收益率之比只有区区1.04，这种差距显然完全不值得资本投入方给予重视。资本从富国向穷国的流动受到了多种因素的阻碍。从本质上讲，国际资本流动与借贷无异，富国将资本投入穷国，希望能在将来收回本金以及利息，这种契约要想得到实质的履行，需要一个多方共同信守的机制，唯有如此，资本的安全性才能够得到保障。而穷国在政治稳定方面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常常令投资者望而却步。卢卡斯的理论有时也会被用于一国的地区之间及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投资分析，包括分析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资本流动。
Reinhart和Rogoff（2004）沿着政治风险分析视角，对“Lucas悖论”进行了理论分析。自1946年以来的数据显示，一国人均收入越低，其政府的债务违约次数越多。贫困国家即使在外债很少的情况下，违约情况也频频出现。这些有过主权债务违约记录的国家，其形象和信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再想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就很难找到愿意借钱的一方了，大多数投资者会将投资这些国家视为畏途。解释“Lucas之谜”不能不了解知识溢出效应的两个前提条件：知识异质性和知识吸收能力（Aghion et al.,1999）。Arrow（1962）和Romer（1986）认为，厂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进行物质资本的投资，此时会生产出知识或者技术作为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具有溢出效应。知识的溢出效应与地理因素——即知识溢出主体和知识吸收主体之间的距离存在着正相关关系（Nadiri,1970）。
在比较不同国家吸引外资水平时，Gourinchas和Jeanne（2007）发现，经济增速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其资本边际生产力较高，同时也有较为良好的信用记录，理应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外国资本。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它们与增速较低的国家相比，后者却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这种现象的出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大家将其称为“国际资本配置之谜”。J u和Wei（2006）建立了一个引入企业异质性和金融发展因素的两部门增长模型，来对国际资本的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高并不意味着金融投资的回报也会同样高，两者事实上是不相等的。企业家进行物质投资时需要借助包括金融投资者的外力，才能够获得未来的回报。所以，前者的投资收益需要拿出一部分来与后者共享，两者的共享关系遵循一定的原则，市场利率既要考虑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要考虑企业家与金融投资人的利益共享原则。一个国家越重视保护产权，其金融事业的发展就越完善，就越能够为金融投资者提供有保障的回报，资本的流动就会按照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进行。
2.2.2 储蓄与投资的“Feldstein-Horioka之谜”
刘易斯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如何在现代经济部门持续维持一定的储蓄率或投资率。Feldstein和Horioka（1980）利用21个OECD成员国1960—1974年的历史数据研究发现，投资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Feldstein和Horioka（1980）在研究资本流动性的时候，对原有的方法进行了创新，借助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来对其进行检验。在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加强，所在国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相关性会因此而趋于下降。其他学者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储蓄与投资之间广泛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为了处理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在消除经济周期影响时特地选取较长时期的横截面均值数据作为样本，再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来减弱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影响，仍然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虽然研究发现国际资本并没有实现充分的流动，但学术界对这些结果并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这就是“Feldstein-Horioka之谜”。
由于大国在国际上有着更大的影响，当其国内储蓄下降时，影响范围会波及全球，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可贷资本将因此而下降，从而导致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资金需求方被迫付出更高的利率以吸引资本，从而使得资本使用成本相应提高了。国际上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到国内，从而同样降低了国内的投资水平。这就是所谓的大国效应。Murphy（1984）在其研究中对此进行了总结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假定资本的流动没有受到过多的管制，运用Feldstein和Horioka的研究方法还是会发现资本的国际流动并不充分。Summers（1988）发现，政府对投资与储蓄会及时地进行干预。当景气程度持续上升的时候，国内的投资热情会高涨，此时有限的储蓄便不够用了，政府的一般做法是削减支出，从而对国内的投资进行抑制。在投资不足时，储蓄水平会升高，这时政府会进行反向操作即扩大支出，通过带头投资与鼓励投资来降低储蓄中的存量资本。这样，国内的储蓄率就能够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保持小幅波动，而不至于大起大落。“Feldstein-Horioka之谜”对于分析农业资本的国际流动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Dooley等（1987）认为，投资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资本的使用成本发生变动，将会直接影响到投资水平和社会资本存量，从而对储蓄率也产生影响。政府的政策会影响到储蓄和投资，此外，由于经济增长存在周期性，这也将对二者产生显著影响。Leachman（1991）发现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虽不如原始数据显著，但仍为正相关。Yamori（1995）对日本47个辖区1970年至1985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储蓄和投资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OECD成员国之间的“Feldstein-Horioka之谜”不是由资本的低国际流动性而引起。Börsch-Supan等（2002）基于意大利和德国的观察，建立起世代交迭的人口模型，认为人口老龄化将降低国家间资本的流动性，这样会使得资本更多地在国内转化。Frankel（1992）认为，即使在资本流动性很高的情况下，汇率风险、储蓄的内生性以及货币制度的差异等系列因素也可能导致储蓄与投资间的高度相关性。
弱产权会导致生产能力的匮乏或者经济体回报率的不确定性，产权保护和新技术采纳制度，影响投资决策和经济水平（Alfaro et al.,2010）。具有低效率金融系统的穷国自然面临金融资本的外流，结果是资本的净流出（Ju & Wei,2006）。国际资本市场缺陷，包括不对称信息、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导致资本积累差异。穷国倾向不成比例的没收资本，一些低收入国家的非偿还的概率高达65%，使得这些违约国家借入贷款难度加大，信贷风险是穷国缺乏资本流入的显著原因（Reinhart & Rogoff, 2004）。即使在跨境间贷款合同能够完美强制执行的情况下，由于企业家更多地靠自我融资，富裕地区遭受更少的固有信贷市场缺陷。即使在相同的技术和相同的契约执行制度下，内生决定的信贷市场不完善引起的从穷国到富国的净资本流动是可能的（Gertler & Rogoff,1990）。由于中国农业在产权及其他法律属性上也与其他产业有所不同，所以这些理论在解释资本的流向上同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