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和“主观能动性”讨论埋下的隐患

一、“反右派斗争”中的不应和态度

“反右派斗争”是于1957年发起的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在1957年夏的“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处理右派的工作中，冯定参加过一些校领导的会议，他当时所持的观点是赞同批评青年学生中的错误思想，但认为解决青年人的问题主要依靠教育和引导，而不是批判和做组织处理。在这点上，冯定与江隆基副校长的观点比较接近，但当时被认为是“右”。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江隆基由于领导反“右”不力，被撤职调离北大。

“反右派斗争”还未结束，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反修防修”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在哲学界、历史学界、经济学界，不断有学者的观点被指斥为修正主义思想。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只是因为说了一句“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就被申斥为宣扬修正主义观点。冯定不完全赞同这些指斥，觉得这很不公道，但又没有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二、1959年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讨论为冯定的思想遭批判埋下了隐患

1957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偏差，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左”的狂热下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忽视了经济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左”的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也有发展。“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问题”的讨论与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紧密联系，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争论，政治色彩越来越浓，也影响到以后的学术争论，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正常的学术争论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争论中出现的不同意见“上纲上线”，视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在学术研究的讨论方面开了一个极为不好的头。

1959年3月25日，中科院哲学所召开小型学术讨论会，邀请冯定参加这次讨论会。哲学所的吴传启忽然心血来潮，发表了一个自认为的“妙论”。他说“我看主观能动性，要符合客观规律，否则不叫主观能动性。反动派就没有主观能动性……”，冯定听到这里实在按捺不住，立即予以反驳：“强调人的言行，要符合客观规律，这是对的。但不能无限夸大，竟说反动派没有主观能动性，蒋介石是反动派，他同我们打了几十年，杀了我们多少人，难道说蒋介石没有一点主观能动性吗？”这时吴传启急了，也许是一下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就信口开河指责冯定说：“你这是替蒋介石辩护、擦粉！”冯定这时拍案而起，直指吴传启的鼻头痛斥：“你是什么东西！我们闹革命、同国民党打交道时，你在干什么？”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相互指斥，弄得大家不欢而散。实际上，认为“反动派就没有主观能动性”不是吴传启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吴传启、关锋和林聿时他们“三人小集团”的一致认识。后来为了掩盖这次讨论落下的话柄，又大大小小开了多次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讨论会。北大有位年轻老师查阅经典著作后指出：“主观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征，连其他高级动物也有主观能动性，如猿猴等。反动派是人，当然也有主观能动性。”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后不了了之。从此，冯定同吴传启等三人关系破裂。“主观能动性”的讨论让关锋、林聿时、吴传启“三人小集团”耿耿于怀，他们指使其爪牙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找突破口，煽风点火，大肆讨伐冯定。